袁阔成的晚年生活基本淡出公共视野。他在家养猫、侍弄花草、会见学生。“60岁以后，袁先生就说要慢慢退出评书表演，把机会留给更多的年轻人。”学生张伟告诉我，“他在去世前一直都关注着评书的发展。我们几个学生经常来家里拜访，向先生求教。先生有一本理论著作《评书举要》正在编辑，马上就要出版了。”
书迷崔桂禄赶来八宝山送袁阔成先生最后一程。他今年80岁，是丰台区造甲村村民，退休前是在铁路上搬道岔的工人。他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自费印刷了60多份自己写的文章。“我收集了这两天出版的所有报纸，这篇文章就集中摘录了袁先生这辈子取得的成就。”他年轻时特别爱听袁阔成的评书，尤其是《水泊梁山》和《三国演义》两部，分别是“短打书”和“旧书新说”的代表之作。他印象里袁阔成一直是《肖飞买药》里那个浓眉大眼、帅气干练的侦察员形象。
前来送行的人，很多都已经年过花甲。崔桂禄向我展示刘兰芳和田连元的签字。袁阔成是第九代说书先生，生前是“阔”字辈里健在的最后一人，其他几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田连元、单田芳、连丽如都比他辈分要低，因此一向就有“无派不宗袁”的说法。“也是头一回见到他们本人，大家都老了。”崔桂禄叹了口气说。
站起来
第一次登台后，袁阔成就哭了。虽然他之前分析父亲的评书头头是道，自己也会说那么一两段，但是当他穿上长褂，拍下惊堂木，定睛看到台下黑压压的一片，一个字都说不出来。时隔不久，袁阔成依然创造了评书界的奇迹。曲艺行有两种关于评书的说法：一个是评书“不养老，不养小”，说的是评书演员年龄太大或太小都不吃香，年纪大了体力和气息跟不上，年纪小则因阅历不足在评人、评事、评情、评理方面缺乏说服力；还有一个是评书青年演员王军向我概括的，“凡弹弦子的都是从小坐科，凡说评书的都是半路下海”，讲的也是这种只凭一个人动嘴皮子来表演的难度，非得有一定的人生积累才能说起来叫人信服，一些评书演员也是从书友转行的。袁阔成是个例外。“他8岁开蒙，16岁登台，18岁就成了响腕儿。”
袁阔成的年少成名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1929年，袁阔成出生在天津号称“袁氏三杰”的评书世家。他的大伯父袁杰亭、二伯父袁杰英以及父亲袁杰武都是名噪一时的书坛宿将。曲艺行的规矩是门内出身算世家，但是没有门户，必须要另拜师门，名义上由别人来教，才能保证水准和质量。于是袁阔成自幼随父学艺，后拜金杰立为师。评书按照内容来分类，有“长枪袍带书”、“短打公案书”和“神怪狐鬼书”三种。袍带书的主人公多为帝王将相，达官贵人；短打书讲的是江湖义士行侠仗义、杀富济贫的故事；神怪书则离不开荒诞离奇的神灵魔怪。在书馆时代，评书艺人流转于各地茶肆说书，一辈子安身立命的活计就是一部书。袁阔成之女袁田告诉我，“袁氏三杰”和金杰立都擅长短打书。“一部《五女七贞》（又名《施公案》），‘袁氏三杰’是三种风格。”而袁阔成正是在练习短打书的过程中，打下了扎实的基本功。
短打书说的是武侠题材，所以表演起来有“大开门儿”的特点，常常动静结合。演员从小除了接受语言训练，还要有手眼身法步方面的形体练习。袁田回忆说，袁先生自小跟随一位高师傅在武馆学习武术。“姓高的老头儿干瘦，武功特别好，对学生也格外严厉。上课手里拿着小棍子，做得不到位就给你两棍子。袁先生后来把这段记忆用在了《十二金钱镖》这部评书的编排上，俞剑平怎么教弟子习武。”一个在评书艺人间口耳相传的片段是，袁阔成在唐山说《雍正剑侠图》的时候，桌子上就摆着一把宝剑。说到关键处，他将宝剑“苍啷啷”地拔出鞘再舞几下剑，引得观众一片叫好。“唱曲儿的差不多是个匠，下面就有八成上座率，评书要难，撑死了六成。袁爷说这出的时候，外面窗户根儿底下都是人。”王军说。而从第一次上台怯场的青涩少年，到两年后名震京津冀的评书名角儿，背后的艰辛只有袁阔成一人体味。旧社会里评书艺人到处闯荡江湖，说得不好，没人来听，演员就没饭吃。袁田说，北京的观众还很宽容，东北的地就“硬”，演得不好观众会往台上扔东西。“能成名，也是生活所迫。”
在袁阔成评书的研究者张颖看来，袁阔成历经了书馆时代、剧场时代、广播时代、电视时代和当今的网络时代，所说的评书门类也涉及了短打、袍带和神怪。在成就上，新中国成立之后袁阔成说的“新书”，无论是以革命历史题材为内容的新书，还是像《三国演义》那样的“古书新说”都经常被提及，倒是他早期在短打书上的探索被学者、也被他自己忽视了。“我管这种评书叫‘中国式的传统武侠’。新中国成立后，这种题材在1953年受到了批判，我们国内的武侠就断档了，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有人偷偷从香港带回古龙、金庸的武侠小说，内地又重新知道了武侠。其实之前，内地传统武侠都是由袁阔成这样的说书先生来传播的，评书里的武侠其实比金庸他们笔下的武侠要生动得多。”
1949年后曲艺的发展进入了新纪元，千百年来个体性很强的曲艺艺人，成为被组织起来进行自觉创造的文艺工作者，承担着为工农大众服务的使命。1951年政务院发布的《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写道：“中国曲艺形式，如大鼓、说书等，简单而富于表现力，极便于反映现实，应当予以重视。”袁阔成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投身到新作品的创作当中。这种创作一开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曲艺评论家姚振生告诉我，传统评书有些程式化的语言，比如一个人一出场是怎样的面貌，处于某个情境中是个怎样的状态。“像《五女七贞》这部书他已经滚瓜烂熟了，把《智取威虎山》变成评书作品后，杨子荣刚进威虎山时候的样子群众听起来就很别扭，这哪里是杨子荣的形象，明明还是《五女七贞》里的黄天霸啊。然后袁阔成就改进，黄天霸是绿林好汉，敢作敢当，明闯太湖山；杨子荣是侦查员，暗走土匪窝，进去要编瞎话还不能有失身份。有的地方他又借鉴得很好，《五女七贞》里有个楹联，‘泰山高，高山卧虎。深水深，深水藏龙’；《智取威虎山》中有个类似的‘群雄啸聚，威虎山靠天吃饭；众豪藏身，野狼窝坐地分金’。”
在新书的表演中，袁阔成将评书这种原本在茶馆中进行的“半身艺术”发展成为可以在剧院大舞台上演出的“全身艺术”。那其实出于一次偶然——1957年，袁阔成带着作品为福建边防哨所的战士慰问演出，看到战士还要专门为他扛桌子，到处找醒木、折扇和手帕，觉得完全不需要这些道具，也能说一出精彩的评书。那成为他思考评书革新的一个契机。“袁先生希望借此机会能将评书提升为一种属于舞台剧院的高雅艺术，而不是只存在于茶肆书馆当中。”袁阔成的学生于鸿对我说，“但是你可以想象这在当时引起怎样一场轩然大波。首先在评书传统中，这几样道具有着各自的意义：醒木可以让观众集中注意力，声音也能烘托气氛；扇子经常被用来模拟武器和毛笔；手帕折叠起来就能表示书信，也可用来表演正在拭泪或擦汗。甚至这几样东西摆放的位置都有讲究。更重要的是桌子。有了桌子，演员讲话就松弛，评书就可以讲得很水，也不用学习步态、站姿和动作。所以当时很多人不是反对站着说评书，是他们不会站着说。他们上台会不知道手往哪里放，会脚下无根，会把观众晃晕。”
而短打书出身的袁阔成则在舞台上熠熠生辉。“你见过说评书的能在一台综艺晚会里做压轴节目么？新中国成立后袁先生因为正好在辽宁营口演出，因此也就编制进入了营口曲艺团。当年团里演出，袁先生的节目每每都压轴出场。”袁阔成在营口期间带过的学生李少朋这样说。为人津津乐道的一幕同样来自《智取威虎山》：报幕员说完“有请表演者袁阔成”之后，他往台上一站，说道：英雄团长杨子荣打入威虎山！然后一扭脸就回去了。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一句啊？”就在袁阔成走到边幕条那里，眼看再走一步人就看不见了，他突然一转身，一溜儿跟头翻过来立在话筒前，不带喘气地来一个杨子荣的亮相，紧接着一调脸儿就是座山雕。袁阔成潇洒帅气的台风让其他评书演员竞相模仿。“袁先生的头发挺长，是背头。那时候没有发胶固定，一个大动作，头发就耷拉下来，要用手拨一下。有个演员头发很短，动起来明明头发纹丝不动，也要用手去扒拉。”
敬畏感
袁阔成扬名于书馆，辉煌于舞台。真正让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制和播放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有书友这样回忆：“那时候，中午放学后立刻赶回家，12点半准时打开收音机，静心听袁先生的评书半小时，之后再去上学，连午觉也免了——就这么坚持了一年。它造就了不睡午觉的一代人。”《三国演义》是袁阔成评书的巅峰之作，充分展示了评书的价值和魅力，也体现了袁阔成的功力和造诣。“在曲艺界，评书的地位最高。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相声和评书，相声的主要功能是娱乐，评书除了具有娱乐性还有知识性。过去有的人没文化，又求上进，他会专门去听评书，既能增长知识，又能帮助他形成对一些东西的看法。所以说评书的要被尊称为说书先生，他承担了一种教化民众的使命。”于鸿这样说，“袁先生最常说的就是，评书是一门严肃艺术，你做起来要充满敬畏感。”
在袁阔成之前，还没有人完整地说过《三国演义》。王军告诉我，说书人管《三国》叫“红脸”，主要人物是关公。一般的说法就是从过五关斩六将开始，说到赤壁大战，华容道，也就算完了，说不到走麦城。还有个俗语叫作“穷《三国》、富《东汉》、吃吃喝喝《济公传》”，意思也是《三国》的人物众多，枝蔓繁杂，是块十分难啃的骨头。
1980年，在弘扬民族文化的背景之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决定要录《三国演义》。调听了全国部分电台有关《三国演义》的现有录音后，他们选择了和营口广播电台合作，请袁阔成来录制。参与全过程的营口广播电台编辑李程向我回忆，从上世纪60年代起，她和袁阔成就陆陆续续合作录过诸如《舌战群儒》、《群英会》这样的小段儿。袁阔成相比全国其他评书演员，还有几点优势：一是年龄，刚过50岁的袁阔成正值评书演员的黄金年龄；二是口音，虽然袁阔成落户营口，但他生长在京津，是一口标准普通话；三是伴随他评书的舞台表演，袁阔成早在50年代就接触了广播评书，有着丰富的录制经验。“你在书场表演中的一个精彩亮相，会带来观众的一片喝彩和掌声，可在广播中，因为听众看不到你的表演，这短促的几秒钟亮相，听众就会以为你把词给忘了。所以这就对演员的功力及适应性提出了较高的要求。我说书就是抓住一个‘魂’字，我始终认为，说书不把书魂给说出来，那怎么能打动听众呢？”
再也没有一部书能在前期准备上媲美《三国演义》的录制。因为是一项用于宣传的政治任务，边录边播的过程里又得到了中央领导的关注，没有人考虑投入的时间和精力成本，在乎的只是它能否成为传世的经典之作。全书分成三部来录，一共持续了6年的时间。最后分成365集来播出，根据评书录音整理出来的文稿长达180多万字。李程告诉我，当时袁阔成就住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附属招待所里临时为他辟出的一间工作室——二楼拐角处临时搭的小单间，屋子里除了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床、一个小床头柜，再容不下半件家具。夏天到来，在如此斗室之中开电风扇对着吹十分难过，袁阔成的解决之道是转战地铁。人们于是可以看见这样的景观：一名中年男子，一手捧着《三国演义》的相关书籍，一手扶着把手，在南礼士路站和北京站之间来回穿梭。李程说，那时市场经济刚刚兴起，以袁阔成的名气，不乏收到很多机构的演出邀请，袁阔成为了能全心全意录制《三国演义》，全部都拒绝了。袁阔成曾回忆：“我的压力很大，因为之前从没有一部广播评书有如此容量，加上又是面向全国听众播放，如果失败了，可能一辈子无法翻身。”
袁阔成颇费心思之处是如何运用现代意识去“评”这部名著。评书的特点是“千斤评四两说”，做出恰如其分的点评的前提是根据大量的资料。在第一部播出后，袁阔成收到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震的来信，说他和他孙子听评书都入迷了。
在塑造人物方面，袁阔成竭力避免对大众熟知人物的标签化塑造。比如曹操在戏剧舞台是个大白脸、三角眼的形象。袁阔成就试图呈现曹操复杂的人物性格——他创造了建安风骨，写下了不朽诗篇，是个了不起的文学家；他扫平群雄，统一北方，为全国统一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是个有才能的军事家；他错杀了吕伯奢一家，同时把吕伯奢本人也杀了，气得陈宫离他而去。后来，曹操为报父仇，血洗徐州，杀了杨修，杀害了华佗，他又是个残暴的统治者。有读者来信说他把这个善惊多疑、奸诈残暴的统治者刻画得入木三分，袁阔成却还嫌自己挖掘得不够。“他说，后来他才知道曹操很喜欢书法和绘画，如果补充些这里边的细节，对人物又是一笔很好的刻画。因此评书又是门遗憾的艺术，很多东西就是，‘哎呀当时怎么就那么说了呢？’”张伟记得袁先生曾有过如此感叹。
在语言运用上，李程发现袁阔成尽量做到不用传统评书中的套话。“老书中说到最后，都会来句‘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文分解’，而袁先生每次到此都是要说上几句文采斐然的话来代替，既总结当前这回，又能设置悬念。”像李程很喜欢的《灞桥挑袍》一回，结尾就是两人共同琢磨的：他（曹操）明白不刮春风，难下秋雨；正是今天在灞桥上有赠袍之意，才有后文书的华容道放曹之情。“另外老书中说到两件同时发生的事情，会说‘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按下这件暂且不说，再说另外一件’。这也是袁阔成不会去因循的。”有用心的听众做了总结：“袁阔成会巧妙地加一个过渡，比如连接‘周郎点兵’和‘孔明渡江’两件事情，他就会说：周瑜点完兵还在想着孔明去哪儿了。那孔明去哪儿了呢？他已经上船了。”
王军记得，有一年春节期间给袁先生拜年，两人聊到《三国演义》的成就，袁先生还不忘感谢当年电台评书编辑的付出。这里面既有营口人民广播电台的李程，还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主任陈开和编辑袁枫。“袁先生说，将这样一部重要作品改编成评书，编辑和他都饱含敬畏之心。那时编辑逼着他写人物分析，写录制心得，大家在一起逐字逐句推敲。”袁阔成讲了一段录制时的插曲：正好说到“连环计”吕布刺死董卓之后，李傕、郭汜要给董卓报仇。编辑让袁先生形容一下李傕、郭汜的形象。袁先生说：“一提这个咱来本事了。坏人好办啊。我是张口就来。说这俩人啊，这脑袋长得跟倭瓜酸似的……编辑一听糊涂了，什么叫倭瓜酸啊？“倭瓜，知道吗？”“知道啊。”“七楞子八瓣的，够难看了吧？再把它搁酸了……”编辑一听：“这不行。这词儿不行。得换。”于是在评书编辑的苛责下，袁阔成对评书艺术的理解进入了更高一层的境界。
就在去年初，北京高速交通台开播的时候，袁阔成受邀为台里录制节目。那次张伟也陪在他身边。“大概3分钟一条，一共就3个，讲的是《孟子》和《庄子》里面一些名句的释义和典故。进了录音棚他就跟我说，让我听着，说得不好就重新录。录完一遍后，他问我怎么样，我说‘还行’。他就说，咱们这个行业，只有‘好’和‘不好’，没有‘还行’，我们就重来了几遍。他从头到尾坐在那里腰板儿都是直直的，脚都是绷着劲儿的。”时隔30多年，广播电台已经不是一家独大的传播平台，所录的内容也不是《三国演义》那样的鸿篇巨制，但袁阔成的态度未有毫厘改变。
向前看
还是上世纪70年代在营口曲艺团的时候，袁阔成就思考过评书的传承问题。李少朋记得，那时他自己还是个中学生，刚刚迷上摄影。“袁先生说的《肖飞买药》很受欢迎。因为那是新书，又是站立全身表演的形式，加进了许多动作，就有很多人想学习。袁先生想着让我把每个分解动作都拍下来，制作成教材，告诉大家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遗憾的是那时李少朋还是个孩子，胶卷用起来也很昂贵，想法最后没能够付诸实践。那时起袁阔成就对评书的发展有个隐忧：它没有正规教材，还是按照旧社会拜师学艺那样师徒之间来口传心授，不同师门之间也有看法，水平衡量上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些都会成为评书继续发展的障碍。“袁先生看到了这些问题，却总觉得自己从小是在书场长大的，文化水平有限，有心无力。”
但袁阔成一直是一位开明的老师。过去要想学评书需要拜师，行“摆支”的礼仪，然后到师父家要端茶倒水做饭三年，师父教活儿的时候还有可能故意不教关键的地方。“袁先生就说，都新社会了，还弄那套磕头上香的干吗呢？我就很羡慕那些大学教授，没人叫他们师父吧？都是恭恭敬敬地喊一声‘先生’。”张伟说。于是大家都叫袁阔成一声“袁先生”，袁阔成没有收过徒弟，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袁阔成的三女儿袁田是家里五个女儿中唯一说评书的，也叫自己父亲为“先生”。她告诉我，因为在曲艺团的环境里长大，从小吹拉弹唱都可以，也参加过宣讲团和报告队下到基层去做先进事迹报告。因为是女生的缘故，父亲还是觉得她走说评书的路子没有优势。“等到三四十岁的时候，组织还是担心袁派评书没有正宗接班人，就希望我固定来做评书演员。这样袁先生就开始给我细抠动作，一个《灞桥挑袍》，刀口伸多长、什么角度、什么位置，反反复复练习了十多遍，这样我才开始系统接触袁派艺术。”
袁派艺术早已随着学生的增多，扩展到了更大的人群。原“曲苑杂坛”和“电视书场”制片人汪文华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之一。1976年，汪文华作为军队选送的代表，参加全国曲艺比赛。她在北京西苑旅社见到了崇拜已久的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并要拜他为师，袁阔成婉言谢绝了。也许是汪文华那次比赛表演的天津快板有着扎实的基础，或者是后来她又三天两头地给袁阔成写信，1977年春上，袁阔成托他的女儿给汪文华写了一封短信，让她来自己家中相见。“当时他教我的就是怎么表演《肖飞买药》。我回到休息处，找烧锅炉的老师傅、值班的战士、服务台的服务员，挨着个给他们表演，看他们眼睛直不直，该乐的地方乐不乐。一个星期后，那位烧锅炉的老人没牙的嘴里率先发出咯咯的笑声，我知道自己的劲儿使对了。”经常需要下基层慰问表演的汪文华觉得这种形式的评书演起来太方便了，又很受战士们欢迎。后来汪文华退出了表演行当，成为了制片人，致力于传统曲艺的发掘、保存和传播。“我就说服他录了电视评书《西楚霸王》。袁先生那时候60多岁，他说精力不济了，录起来很累。我就小心翼翼地说服他，等着他状态好就随时录。他虽然嘴上说累，但是特别配合。大家都知道，那会是一份宝贵的影像资料。”
张颖记得，他在做袁阔成的新书研究时，找到了一张袁先生18岁的时候在唐山和两位朋友的合影。他把照片复制了一份再由袁田转交给袁先生，得到的结果很意外。“她说袁先生生气了，嘴里嘀咕着‘他们都不在了，可是我还在’。袁先生不是个喜欢怀旧的人。他怀着极大的热情、义无反顾地拥抱着新社会，因为旧社会的艺人太没地位了，年纪大了老无所依。”王军对我说：“袁先生是个一直向前看的人，他一直在求新、求变。每一部书都要说出独特的风格，绝不会让听众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每一部书都有不一样的语言和风格。他时刻紧追时代，曾经说过股票评书，说过旅游景点评书，说过讲述‘神舟五号’上天的评书《飞天传》，还号召大家向周杰伦学习……如果让袁先生多活几年，再让他的身体更健康一些，说不定他真能也去说动漫评书。”
于鸿是在近两年才由别人引荐认识袁阔成，并跟随他学习的。他自己喜欢中医药，创造了一个“杏林评书”的门类，专门来讲药材和名医的故事。“袁先生一直都说三个题材没有人讲，评书要发展，应该有人来填这个空白：一个是中医药故事，一个是宗教故事，一个是童话寓言。所以我对这个感兴趣，他也觉得很兴奋。”于鸿一直也看到评书发展的各种问题。“我总说，我们曲艺人都应该和相声界学习，他们现在里面有很多派系，但对外发声的时候是一致的，是很抱团的。这点评书尤其差，因为评书就是一门单打独斗的艺术。你看两个评书演员在一起，说的好着呢，但是一扭头儿，就是互相瞧不起，所以评书界对外发声就不协调。先生曾经是一杆大旗，所以在他走后我也会担心。”但对于评书的前途，他和袁先生一样，总是乐观的：黄金时代虽已过去，但评书还是会以小众艺术的形式存在。因为评书是语言的艺术，而语言是人们交流思想感情的工具，只要语言存在，评书就有发扬光大的可能。（感谢吉锦和陈连升对本文采访提供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