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一次和我的先生一起领奖。曾经很多人问起我的信仰，我想说的是，越剧是我的宗教，舞台是我的佛门。我们俩视舞台和戏剧为我们的佛教，这值得我们俩一辈子去同修。” 在东方早报与绿城·苏州桃花源主办的2013年“文化中国”年度人物大奖的颁奖礼上，越剧表演艺术家茅威涛[微博]对艺术、对婚姻的一番感悟让现场很多人颇受震撼。她的丈夫、中国当代戏剧界极具个性的“大腕”导演郭小男的一番回答则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两人在精神追求上的契合，“一定是两个很强势的艺术灵魂的碰撞才能出好东西。只有这样的碰撞才能创造出文化。”
茅威涛和郭小男是“文化中国”迄今唯一一对同时获奖的夫妻。事实上，在对越剧艺术乃至整个当代中国戏剧的探索中，分别是演员和导演的两人，一直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去年，两人不仅合作了一部充满学术探索意味的《江南好人》，也共同为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年轻一代创作了《步步惊心》，在对越剧乃至中国戏剧未来的命题上，这对生活和艺术上的伴侣，始终都是中国戏剧领域的“急先锋”。
从“神交”到合作的“知音”
茅威涛和郭小男早在合作之前就已有“神交”，上世纪90年代初，茅威涛就因为《陆游与唐琬》、《西厢记》中的表演声震剧坛，粉丝遍天下，成为中国越剧界乃至戏曲界的领军人物。而上戏毕业后留日归来的郭小男则因为一部石破天惊的淮剧《金龙与蜉蝣》震惊中国剧坛，完全改变了传统戏曲的舞台样式和演出面貌，成为当时中国戏剧界最受瞩目的新锐导演。
一次在飞机上，茅威涛偶然读到了郭小男对《金龙与蜉蝣》的导演阐述，当时正努力思考越剧变革的她，顿有“知音”之感，在她看了演出之后，茅威涛更确信了自己的预感，“《金龙与蜉蝣》有太多让我意外和震撼的东西，比如最后一幕，金龙的孙子坐在龙椅上，大幕开到椅子两边时，忽然就戛然而止，我们一度以为出了演出事故，最后才发现原来这是导演的处理。还有蜉蝣从椅子下面滚出来等各种舞台调度，既是戏曲的，又那么现代。我当时就想，这个人，就是我要找的。”
1996年，郭小男和茅威涛合作了他们的第一部作品《寒情》，并因此“定情”。此后，两人先后合作了《孔乙己》，《藏书之家》、等众多作品，几乎无一不是对越剧传统和两人自身创作的超越。今年，郭小男和茅威涛更是尝试把德国戏剧大师布莱希特的《四川好人》搬上越剧舞台，在这部德国理性戏剧和中国抒情戏曲的嫁接之作里，茅威涛甚至第一次尝试出演女性角色。而在郭小男的追求里，《江南好人》(《四川好人》越剧版)和过去的几部作品一样，要彻底突破越剧“才子佳人”的话语模式，直捣道德与人性的终极追问与关怀，提升越剧的社会意义与哲学担当，并以能为当代观众所接受的全新艺术形态呈现。
探索中国戏剧未来的战友
别人眼中这对艺术上的最佳伴侣和战友，生活中“爱吵架”却也是出了名的。在排练场上，经常会看到郭小男和茅威涛互不服气，相互“掐架”。茅威涛笑言，“经常吵着吵着，就会发展到说‘离，明天就离’。”
不过，吵归吵，两人都明白这不过都是艺术上的各持己见。茅威涛坦言，“其实我事后会发现，是我们演员跟不上导演的思路。而且导演特别不喜欢我在排练场上提反对意见，因为我既是主演又是团长，一旦起了这个头，戏就没法排了。”现在的茅威涛早已学会了用更好的方式表达和导演不同的想法：“我会偷偷让别人去和导演说，这样他也更容易接受。”
尽管两个艺术个性鲜明的人经常“火星撞地球”，但他们最终的追求却如此一致。尽管他们的每一次探索、每一部作品都会招来各种争议，但茅威涛说，自己就是在“骂声”中长大的。“即便是《西厢记》这样的戏，在当时也是大胆得不能再大胆的尝试，那个360度的旋转舞台曾招来过无数‘欺师灭祖’的骂名。其实，我们是在寻找一种在世界戏剧语境中对话的可能性，希望越剧像其他艺术形式一样，关注当下、关注人的审美和心理，获得更旺盛的生命力。”
对郭小男而言，除了帮助茅威涛和她的越剧艺术走向当代，他自己更有着庞大课题。在黄佐临(著名戏剧导演)、胡伟民(著名话剧导演)的“写意戏剧”的旗帜之下，郭小男正在探索传统戏曲和当代戏剧结合、属于东方艺术精神的“中国戏剧”。而茅威涛，既是他的实验基地，也是他最忠实的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