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四世同堂》亮相央视，伴随着战火纷飞的画面，观众耳边响起的还是那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只是这一次，演绎小羊圈胡同里悲欢离合的变成了黄磊、蒋勤勤、赵宝刚、元秋等人，导演则是执导过《像雾像雨又像风》、《浮华背后》、《别了，温哥华》、《家》等片的汪俊。而这一次，这部改编自老舍经典名著的电视剧，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议。
24年前，电视剧《四世同堂》播出，深入人心，骆玉笙老人的一曲《重整河山待后生》唱得人人热血沸腾。这部根据老舍先生原著改编的同名作品，以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沦陷的北京城为背景，讲述了小羊圈胡同的几户居民，一夜之间被卷入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民族战争。
侵华日军的铁蹄，践踏着古老的北京城。这些普通的中国人平静的生活被彻底打破。他们或抗争、或出卖、或苟且偷生、或认贼作父。有人被屠杀，有人被逼疯，原本宽裕的祁家四世同堂，一向是祁老爷子的荣耀，然而接踵而来的却是家破人亡。家事、国事、天下事，都凝聚在这一条小小的胡同。
现代式解读？
汪俊之前拍了不少海岩剧，有人叫他“偶像剧”导演。2007年初，新版《四世同堂》的出品方华夏视听传媒找到他时，他正在崇州外景地赶拍电视剧《家》。
《家》根据巴金的“激流三部曲”改编，汪俊小时候看过孙道临主演的那部同名改编电影。里面的大哥觉新，让他觉得窝囊、憋屈。几十年后，在新版里，他刻意让黄磊扮演的觉新，有了反抗举动——最后两集，支持弟弟觉慧走。“反抗”的觉新，或许代表汪俊对名著翻拍的一种态度——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感受与解读角度。
然而，正是拍摄《家》时剧情造成的压抑感，让汪俊起初对题材同样“沉重”的《四世同堂》很犹豫。老舍和《四世同堂》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高度，以及老版电视剧的深入人心，也让他迟疑。“观众一开始就会以更严苛的要求审视你。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一旦摔下来，会更惨。”
顾虑很多，但几个月后汪俊还是接下了《四世同堂》。是编剧张挺描绘的那副“汉奸群像”让他最终找到了感觉，体会出新的味道来。比如，张挺在“人物小传”里这样描绘“汉奸胚子”冠晓荷：书读过一点点，美食懂一点点，皮黄懂一点点，大鼓还会唱两句。至于良心，有一点点坏；对朋友，有一点点不忠；对女人，有一点点不纯情。什么都离至正至大缺一点点。这一点点，既是自私，也是油滑。想想看，这种人到今天还没死绝，而且越来越受欢迎。
还有最后沦为日伪特务的小姑娘招弟，样子也很生动：贪图舒服，不求思考。青春美貌是她最大的筹码。对她而言，没有化妆品和漂亮衣服，那生活还不如死掉。这样的姑娘，换成现在的说法，就是典型的物质女孩。
看了这些，汪俊想明白了：85版《四世同堂》经典，但不是标杆，新版想导出新意，就要挖掘原著中的当代意识，让现代人产生思想共鸣。“今天你在人群中寻找那些愚昧、自私、趋炎附势的人，多得很。是什么样的土壤产生那样的汉奸，产生这样畸形的人格？我们难道不该反思传统文化中的劣根性吗？”汪俊说，真正开拍后，他们经常停下来感叹：“老舍真绝了。人性把握得这么准。他骂得过瘾，我们也拍得过瘾。他就像个寓言家，远远地，含笑看着你。”
这一次，黄磊扮演的祁家老大祁瑞宣，和《家》中的觉新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同样内敛谦和，遇事爱权衡。但汪俊觉得，瑞宣要更练达、更成熟，反抗的行动力自然比觉新“支持弟弟出走”更强烈。因此，和原著相比，剧本中调整最明显的人物，就是瑞宣。
老舍书中，瑞宣思想是爱国的，但总处于痛苦的抉择、挣扎中，抗日的行动很少。但在新版中，加入了他的抗日行为。他利用在英国领事馆工作之便，印传单，告诉北平百姓真相：日本人打了败仗，却封锁消息。“当时老舍之子舒乙看到剧本后，认为瑞宣太高大了。” 汪俊说，“但我们觉得，印传单，是知识分子力所能及的事。是人物性格合理的延伸。”
舍弃“京味儿”，就谈不上老舍
老舍生前最爱使用的自我称呼是“写家”。因此很多人，把他称作北京的头号“写家”。老舍祖上是东北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人，17世纪，家族的先人像许多满人那样被编入八旗，来到中原。因为没有材料证实他的前辈有“扫南荡北”的经历，人们只能想象这家人在北京这座帝都，一直驻守了十几代。按老舍自己话讲：“我所爱的北平，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黏合的一段历史。”
正是源自对北京的爱，老舍作品中从里到外满是“京味儿”，一字一句都透着老北京人的作派：讲究体面优雅、闲适洒脱、幽默豁达、从容不迫。然而，正是这个“京味儿”却成了新版《四世同堂》遭人质疑的一个因素。更有报道说，汪俊有意舍弃了老北京的味儿。
这让汪俊觉得冤。“ 舍弃‘京味儿’，就谈不上老舍了。” 拍摄时，老版会用1集的长度，表现战争前和平的北平城，表现庙会。汪俊的思路是——让观众一开始就进入剧情本身。“其实我们也有庙会、杂耍、耍大刀、烙五毒饼这些情节。只是让它们融进了故事里。”
比如所有五毒饼的制作细节、地道的“模样”，剧组都是查过资料、请教过民俗专家的。“包括片中出现的灶君画、小演员的虎头帽、木马玩具，甚至馒头的颜色，我们都下了工夫研究。胡同里远远传来的叫卖声，也是我们从老资料中截取出来的。”
新版中，汪俊邀请京剧演员于魁智翻唱了老版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在他的脑子里，经常会有这样的画面：路过某条胡同，听见京剧一起，抬头看到的就是一家“四世同堂”。
汪俊也琢磨，观众觉得味道淡，可能是后期配音出了问题。“大家印象中的老北京，一开口多是‘嘿’、‘干嘛呢’这样的话，还要拖着长音。配音时，语速确实比较快，一定程度上，对这个戏也有影响。”
配音时，只有北京人黄磊、赵宝刚是自己的声音，结果出现了不少演员嘴形和声音对不上的尴尬局面。选角时，汪俊本想所有演员都找北京籍。“但像老版那样地道的阵容，现在去哪儿找？”首先定下的是黄磊，“他本身的书卷气适合瑞宣”。
至于被老版拥簇者们称作“好嫂子、好媳妇”的韵梅一角，制片方找来了蒋勤勤。汪俊开始觉得不合适，这个“川妹子”偏漂亮了。而且第一次看她照片，刚生过孩子的她明显“发了福”，不像 “吃糠咽菜”的小媳妇。汪俊开始物色其他人。
后来蒋勤勤自己过来试装，瘦得好像变了个人。“蒋勤勤每次吃饭都坐我旁边，我眼见她，一口不敢多吃。”所以，每当有人说，新版“不够用心”时，汪俊是不认的。他记得有场韵梅挖墙救夫的戏，拍了整整一天。他让蒋勤勤一遍遍揣摩歇斯底里的崩溃感。汪俊不记得这场戏拍了多少遍。只是蒋勤勤的手，一点点，抠得全是血。尽管如此，播出时，还是有很多观众觉得在新版韵梅身上，那种旧式媳妇的婉约顺从，不够到位。
汪俊印象深的，还有活埋汉奸冠晓荷的那场。土、沙子，全要往“冠晓荷”赵宝刚身上扔，他还要张着大嘴喊救命。开始想过用红糖，坑里的赵宝刚可能好受些。但感觉不对，还是得“真材实料”。推土机挖了个万人坑，赵宝刚就被扔了下去。这场戏拍了一下午，但效果一直不好。汪俊有点不忍心了。赵宝刚却头一次越了权：“没达到，不舒服。重来。”
当年，赵宝刚就是凭借85版《四世同堂》中“祁家老二”一角出的名。之后再没做演员，走上了导演路。这次出镜，就像临时救场。“冠晓荷的演员找了两个月，一直没着落。演员都会有心理障碍。怕演不过。” 赵宝刚是在开拍10天后进的组，没事他就爱坐镜子前面琢磨。有天，他用牙签蘸胶水把双眼皮贴成了单眼皮。一双丹凤眼，让他找到了冠晓荷的感觉。可没三天，眼睛过了敏。赵宝刚就改成画红眼线。“他自己设计的，表现冠晓荷贪婪无度，想做官想红了眼。”
除了冠晓荷，剧中大赤包的演员也难找。85版，火了这对“汉奸夫妻”，让他们在人们心中烙了印，扎了根。汪俊找了不少“老戏骨”，但没人愿意接。后来找到了元秋。这位《功夫》中的“包租婆”，身上那种混不吝、很霸气的劲儿，汪俊觉得，和大赤包像。“演员总是和角色有类似的性格因素在。我们就把这一点放大。”
元秋是香港人，但学过京剧。按汪俊说法，还是有底子的。决定用她后，汪俊把老版《四世同堂》寄过去，让她从头到尾看，所有大赤包的戏，都要分析。和其他演员比，元秋不仅得通读原著，还要特别找人，给她讲民俗，讲北京胡同里的家长里短。“元秋总体完成不错，其实超出了我的预料。”
不过，找个香港人演绎老北京，总是变了味道。尤其有李婉芬版在前，很多人不由得感叹，元秋的表演“离生活太远”，少了泼辣的胡同女人身上的那股神韵和气场。当然，这也不是朝夕间，就能练成的。当年，李婉芬的功力全靠在人艺的话剧舞台上，“千锤百炼”研究了一辈子。最后才能把一个有点文化，却又藐视文化的北京女人，演得立体逼真。老舍笔下的大赤包，不是街头悍妇这么简单。
名著像个空筐
新版《四世同堂》开拍前，为了了解更多老舍当年创作的背景，剧组曾拜访老舍的女儿舒济。她很详细地描述，小羊圈就是现在离护国寺不远的小杨家胡同。老舍就出生在那里。其幼年丧父，家境贫寒。如他自述：“我还不到两岁，父亲即去世，母亲没有乳，只给我打一点面糊吃，父亲不在了，家里更穷了，天天吃棒子面与咸菜。”
汪俊后来去了小羊家胡同，但早已物是人非。倒是当年的“丹柿小院”，今日的老舍纪念馆，依然能让人感受到老舍的魂还在。“站在院子里，你恍惚看到那个热爱生命、充满生活情趣的老人——他爱猫爱养鱼，栽花种树、打拳、搞收藏、玩字画样样精通。”老舍在这个小院生活了16年，写下了《龙须沟》、《茶馆》、《方珍珠》、《正红旗下》等24部作品。而他书桌上的台历，却永远停留在了1966年8月24日，他投湖自尽的那一天。
但《四世同堂》，却不是在“丹柿小院”完成的。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老舍抛妻别子，只身奔赴武汉，担负起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领导责任。他的夫人胡青在日寇铁蹄下苦苦挣扎了6年，于1943年9月逃出北平，独自带着3个幼小的孩子，50多天辗转5个省，于11月间奇迹般地出现在老舍的住地。
此后一段时间，胡青一遍又一遍地回忆起亡国奴生活的屈辱与痛苦。每当这个时候，老舍总是坐在一旁，默默地听着夫人讲述。终于有一天，他说话了。他说感谢她，给他“带来了”一部长篇小说。
汪俊记得，老舍家人对老版《四世同堂》特别推崇，生怕他们这次会拍得远离老舍的精髓。“我们做了很多案头准备，不光是带着剧组参观老舍故居，学习小说背景，卢沟桥的抗日战争纪念馆也去了，所有关于那个时代的背景资料，都在尽量地搜集。”
开始时，舒乙对重拍《四世同堂》有过质疑——老版那么经典，何必再拍。汪俊说，没想过去比较，也没想过再次成为经典。他的想法很单纯，就是因为对老舍有很深的认同感。“名著就像空筐一样，不同时代，可以往里面投不同的东西。越经典的，容量也就越大。就像国外一直都在翻拍莎士比亚。”
“我们90%的情节都能在老舍书中找到出处。”但仍有观众觉得，新版《四世同堂》做得不够“忠”。对于这点汪俊倒也坦然，“翻拍，就是个见仁见智的事。我没什么奢望。但如果，我的作品可以让人们看过后，尤其是80后、90后们，有种翻看老舍原著的冲动，我倒也满足了。”
虽是见仁见智，但老舍研究界某位专家提出的看法，也是给所有的影视工作者提个醒：仅有崇敬之心，去改编大师作品，还远远不够。“就像《四世同堂》这部民族屈辱史、文化殷鉴录，演绎时不能仅抓幽默、喜感、热闹，这些简单皮毛。就如同，京味儿也不是抛几句京腔就能出来的东西。”最重要的是，要吃透原著的精髓。
那些《四世同堂》的往事
新版《四世同堂》播出，激起的，却是很多人对于老版电视的怀念
1985年，导演林汝为把老舍先生的小说《四世同堂》第一次搬上荧屏，反响空前。该剧是新中国第一部长篇电视剧。小羊圈胡同里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牵动着每个观众的心。
当年筹拍《四世同堂》，林汝为请来了活跃在话剧、京剧舞台上的邵华、李婉芬、周国治、郑邦玉、李维康等人。1985年《四世同堂》播出后，剧组受到了中央领导接见。而今，他们中的有些人——祁老爷子的扮演者邵华、大赤包的扮演者李婉芬、冠晓荷的扮演者周国治等人，却已故去。
24年过去，新版《四世同堂》亮相央视。激起的，却是更多人对老版电视的怀念。
100%的真诚
《四世同堂》的故事背景，从1937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对于那段历史，林汝为导演算是过来人。日本占领北京后，她和哥哥到郊外玩。看到铁丝网把整个清华大学校园围住。上面有木牌子，写着“对进入者，格杀勿论”。格杀勿论这个词，她就是从那时知道的。
由于生活在这里，林汝为对老北京很熟悉。“北京人讲究文明。穷也要文明。出去见人，褂子不光要洗干净，还要捶平整，见人让路。头发也得一丝不乱，就像《四世同堂》里的马老寡妇，这是待人的基本礼数。”
礼数，是林汝为提到老北京时最常说的词。而且，也是她最终选择京剧演员李维康，扮演片中好媳妇韵梅的原因。“她上有两层公婆，下有小叔子、孩子，还有丈夫，都要做到孝顺好、爱护到。要勤快，能干家里所有事。”
为韵梅这个角色，林汝为试过不少相貌合适的演员。但年轻演员对生活在基层的老百姓，基本情况不大了解。“30年代的礼节作派，一时间，教不了她们。”于是，她想到了京剧演员。早年时，林汝为拍过戏曲电影《长坂坡》，三位来自梨园的主演俞大陆、袁世海、刘秀荣让她体会到京剧界的规矩“大得很”。“师哥师姐在场，小辈是不能坐的。怎么站，怎么说话，都有讲究。京剧界请一位，礼节不用教，自然会流露出来。”
于是，林汝为托人找到了中国京剧院演员李维康。“她第一次到我家时，刚从欧洲演出回来，剪了个分头。”这让林汝为有点含糊，是老舍笔下的人物吗？那一次，也是李维康第一次和祁老爷子的扮演者邵华见面。“见了爷爷，她不敢坐。说多少遍就是不敢。”林汝为一定要她坐，李维康才侧着身，轻轻倚在沙发扶手上。“就这一下，我就比较放心了。经过试戏，她也十分好。”
《四世同堂》第一集，有一场戏，是全家坐在一起吃饭。这也是剧中，四辈10个人，唯一一次全部出现在一个场合。林汝为说：“这是小说没有的情节。我们请示了老舍夫人，总要有一次集体亮相。夫人特意安排了饭桌上的座次。只有小重孙能和老太爷并排。其他人，都要按长幼依次坐好。至于韵梅，是不能上桌的。这些当年的礼数规矩，一定得遵守。”老舍夫人对片中服装，也有过建议。“旗袍开禊，要在膝盖下开一尺。这才符合当时那个年代。”
在林汝为看来，做艺术片，就得下真功夫。“衣服什么地方会破，什么地方该打补丁，各行各业都不同，不能胡来。用什么颜色、衣料、样式，符合人物所处时代、人物性格、与其他人物关系，都要认真做好。”
老舍原著中的祁家小院，是有棵枣树的。搭景时，美工组工作人员却搬了棵杨树来。导演组认为，“枣树是北方人个性的表现。到处是疙瘩，所有的枝子都棱棱角角的。杨树的线条却是圆的，柔和的。”因为买不到枣树，剧组后来愣是花50块钱，买了棵死的，栽上了。“这有利于拍摄效果。”
拍戏时，林汝为不仅要求“细”，还要求“巧”。比如，京剧演员李维康初上荧屏，开始时，总觉得说不出词来。林汝为递给她一把芹菜。一边择菜，一边对词。手一解放，李维康马上进了状态。“大家仔细看会发现，韵梅所有镜头，手里都在忙活着做事。”
《四世同堂》里，扮演李维康女儿小妞妞的演员米乐，其实是个男孩。演女孩，他就得穿死裆裤。林汝为记得，有天中午，大家正吃饭。只有妞妞夹着俩腿来回扭。结果是，小米乐屎全拉裤子里了。
李维康一看，饭盒一放，跑过来。“和孩子她爹，演员郑邦玉，把米乐抱离休息室，带到暖和的摄影棚。又擦又洗。那疼孩子的眼神，都是真的。”裤子是戏装，下午拍戏还要穿。“夫妻俩”忙完了孩子，还得洗裤子。当时是12月，他俩又找还热乎的照明灯，把裤子烤干。“俩人干得特别自然。忙完了，回来接着吃。”
妞妞儿要死，韵梅给她找衣服的那场戏，开拍前林汝为告诉正在化妆的李维康要加上几句内心独白，刚念到：“妞儿，你别走，你走了，妈老了，谁是妈的贴心人哪。”李维康就说：“林导，您别念，您给我写个条吧。”林汝为直接把纸条给了她。她怕激动一直撑着，直到实拍才打开看。“效果特别好，一条就过了。她真是从心里，当成自己的孩子。拍的时候，浑身都在抖。”
每个人都有故事
林汝为说，《四世同堂》剧组，每个演员都有大段故事可讲。就说赵宝刚，他当时还是个业余文艺青年，本职是首钢工人。林汝为为了剧中祁家老二瑞丰这个角色，找了几十个演员。“一拍试装照，全叼着烟卷，怎么坏怎么来。”林汝为觉得不对。“祁家老二不是坏胚子。他也想这个家好、自己好。只是这好，不是做人的好。而是吃好、喝好、享受好。所以，按结果来表演过程的办法不成。”
有天，剧中牛教授的扮演者，向林汝为推荐了赵宝刚。林汝为不光自己看，3个摄影师也要轮流考察这个人。有看身材，有看做派。林汝为觉得外型挺合适，瘦瘦的，模样清秀。她问赵宝刚：“觉得你能演吗？”赵宝刚说：“我什么都能演。”
一句“都能演”，林汝为让赵宝刚念剧本、研究人物一个月。“过几天，挑几段老二的戏，你演演看。”之后一段时间，赵宝刚经常找助理导演：“林导到底要考哪段？”得到的回答从没变：“从头到尾，你全得仔细琢磨。”
一个月后，赵宝刚进了组。和其他人一起，给自己的角色写小传。林汝为记得，“每个演员身上，都有一叠卡片，写人物分析。”之后，林汝为让赵宝刚减肥。赵宝刚那时不过110斤。就是因为瘦，之前他才有就机会参演科教片《我得了肺结核》。但老舍小说里形容老二，是小干瘪脸。赵宝刚为此，减到了102斤。“但他个子高，为了贴近人物，演戏时，不仅穿平底鞋，还得弯着身。”
《四世同堂》剧组，祁老爷子的扮演者邵华，就像老师一样，要管着赵宝刚的戏。林汝为第一次看邵华表演，是在电影《南征北战》里。“演得特好”。林汝为就觉得，祁老爷子非他莫属。可让她唯一担心的，是邵华的口音。“很多观众都没发现，老爷子其实是上海人。他当时保证，学北京话。”
《四世同堂》剧组，邵华是出了名的认真。“所以化妆对他的意见最大。”林汝为回忆，每次给邵华贴了山羊胡，化妆都告诉他，说话动作要小。可老爷子总是一手拿着原著，一手举着剧本，和导演讨论。没多久，胡子就松了。
不过有时，邵华也很配合化妆师。贴上老人斑，怕一动嘴，掉下来，他干脆不吃饭。“老爷子不让我吃饭，也是常有的事。”林汝为记得，在儿子天佑死后，她给祁老爷子安排一场站在院里对天发问的独白戏。开始邵华想不通，为什么不是晕倒，不是找日本人拼命？他拿着原著问林汝为：“老舍没写，你为什么这么改？”
“我就问他，您读过屈原的《天问》吗？这感觉不是一样嘛。不是你的《天问》吗？”林汝为一说，邵华马上明白了。拍的时候，一条就过。“这些演员都是学者。他们演戏，靠的是平时的观察、思考和积累。”
《四世同堂》拍摄完成一年，邵华去世了。“当时拍戏时，他就有严重的哮喘。完全是药顶着。”可林汝为记得，每当第二天要拍老爷子激动的戏时，他就偏不吃药。就是要喘，让情绪爆发出来。“有场戏，是瑞宣被放出来。他一进门，看见爷爷跪在地上，给祖宗跪着。那天，邵老就是没吃药。李维康和婆婆站在旁边看傻了，忘记接戏。老艺术家那是在用生命演戏！”
让林汝为心里敬重的，何止这些。扮演白巡长的黄少泉，是青艺的话剧演员。开拍头一晚，剧院领导跑到景地，告诉他：“你妻子今天去世了。”“之前一个月，我们一直培训。他怕给大家添麻烦，瞒着。” 黄少泉被剧院领导接回家前，对林汝为说的是“抱歉”。
林汝为连夜修改拍摄计划。“一个礼拜，不沾白巡长的戏。”可第二天晚上，黄少泉就回来了。“他说老伴上午就火化了。”林汝为心里不安，“这几天，你就歇歇，帮忙看看戏。” 黄少泉说了句：“不用，我们在青艺，遇见什么事，都得上台。”
完成的戏，未了的情
很多观众觉得，老版《四世同堂》中大赤包这个角色，就是为李婉芬量身定做的。“其实我在写剧本时，就觉得只有她能演。”林汝为当年看人艺的话剧《骆驼祥子》，觉得虎妞李婉芬“气势压人”。“还听过她的一次朗诵，念的也是《骆驼祥子》。她理解老舍是非常深的。”
《四世同堂》开拍后，有一场戏是冠晓荷姨太太尤桐芳和大赤包打架。李婉芬的架势，“桐芳”招架不了。第一天，没拍成。第二天，林汝为特意找了一大杯高度西凤酒给“桐芳”壮胆。“我告诉她，一点点喝，一直喝到拍摄地八一厂。”这场戏并没有写好的台词，全靠演员临时发挥。“李婉芬的词，她根本(桐芳)接不上。最后拍时还是急了眼，成了肢体接触。”
2007年，北京电视台做过一期节目——《四世同堂》再聚首。当时，李婉芬已经去世多年。而冠晓荷的扮演者，周国治也刚刚离世。节目中，所有演员都在怀念他们。尤其是扮演 “女儿”招弟的叶蓁楠，说起他们，更是难过。
《四世同堂》后，叶蓁楠去了大连，改行做了主持人。1994年，获得了全国主持人“金话筒”奖。她回忆说，去中央台参加颁奖晚会时，导演要求获奖的主持人每人出一个节目。这把她难为坏了，离开北京那么多年，文艺圈里的朋友关系都淡了。“这时我想到了李婉芬老师。中央台的导演认为不可能，那么大的腕儿，陪你玩儿？” 叶蓁楠不信。“他们不明白，那是怎样一段情。”
叶蓁楠来到史家胡同的人艺宿舍，李婉芬一见她，高兴地大叫：“哎呦，我这闺女来看我喽！” 叶蓁楠说明来意后，李婉芬说：“没问题”。马上给周国治打电话：“小荷，咱们闺女出息了，得了‘金话筒’奖。中央台让孩子演个节目，咱俩陪孩子演个《四世同堂》片段吧，就帮孩子一个忙。”
颁奖礼上，叶蓁楠演的是招弟唱《红鸾喜》那段。两位“父母”完全是配角。“他们是真把我当了孩子。”“再聚首”那天，叶蓁楠特意穿了黑衣黑裤。
除了邵华、李婉芬、周国治三位演员，《四世同堂》中另外一位重要人物，主题歌《重整河山待后生》的演唱者骆玉笙老人，也已经故去了。当年，《四世同堂》拍完后，林汝为把主题歌歌词也写好了，可让谁来唱，大家一下子犯了难。
林汝为之前看过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剑阁闻铃》，“感觉那个好呀，骆玉笙演唱皇帝、贵妃的真爱，那气势与深度是惊人的。”当剧组最终找到骆老时，她很诧异：“现在都时兴找歌星唱，找我老太太干吗？”
到北京后，骆玉笙提出先看看电视剧的样片，看完她非常激动，当即试唱了一遍，当唱到第三句时，一旁的赵宝刚躲出去哭了。第二天早晨正式录音，《四世同堂》剧组差不多所有的演职员都跑去听。此前10个多月的拍摄，大家的情绪早已蓄得满满的，听到骆玉笙用她特有的嗓音一字一句地唱出来，落泪的，不只赵宝刚一人。
演唱《重整河山待后生》时，骆玉笙已经70多岁，可这段唱词的每个字、每句话、每个韵，她都仔细推敲过，她会跟作曲商量，“这一句有点儿靠近梆子，这一句又靠近昆曲了，这两句才是典型的京韵大鼓味儿。这一句这么甩腔是不是更好一点儿？” 林汝为感慨：“这是对艺术的何种执著！”
当年，在《四世同堂》再聚首的录制现场，林汝为想把几位离世者的照片放大，摆在其他演员身边。“我们想和他们重新坐坐。”最后，照片还是挂在了他们后面。或许，一部戏成就的一段情，如今，很难有人真正能懂了。本刊记者/罗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