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107岁的邵逸夫驾鹤西游。本文回顾了邵逸夫早年奔赴南洋做电影发行，给漂泊在异国他乡讨生活的南洋“水客”放映电影的经历。在马六甲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那辆由邵逸夫和他哥哥一手操持的电影放映车上，凝聚着这家电影企业全部的商业灵感。
学徒生涯
回溯邵氏家族的前尘往事，那个后来被尊称为“六叔”的影视帝国掌门人，曾经也是初出茅庐的“六弟”。邵家做染坊生意，商号 30 余所，但是邵家的儿子们却没有继承父业，而是阴差阳错步入了娱乐业。长子邵醉翁盘下了“笑舞台”娱乐场，紧接着便敏锐地抓住了当时最时髦新鲜的电影。架上一台手摇摄影机，再找一大片空地，四周围上白布，然后拉上一群文明戏演员，这就是中国早期电影制作的草台班样貌。
“笑舞台”时期，少年邵逸夫就时常在后台帮忙管理道具，他深知，文明戏演员的表演往往靠“噱头”取胜，因此当大哥决定出资成立“天一”影片公司时，他兴奋得手舞足蹈，电影里头能玩出怎样的噱头呢？不知道，但这一定是一处更神奇的“笑舞台”。
大哥悉心培养这个机灵的小弟弟，但却绝无骄纵之意。邵逸夫做过剧院后勤，也被派去放映组，扛起摄影机跑过新闻短片，类似于今天电视台节目组的小实习生，脏活苦活累活一样没有少干。
1926 年，邵逸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故事长片《珍珠塔》银幕片尾的摄影师一栏中，这样的成就感让还是中学生的邵逸夫着实兴奋不已。那时他一定想不到，日后他的名字会出现在千余部影片的篇首。邵逸夫很快对电影摄影师的工作驾轻就熟，然而家族事业的召唤，催促他迅速成长、转型。
“六合围剿”——这可不是美好的回忆
1928 年，上海家里接到三弟邵仁枚自新加坡发来的电报，电文八个字：“局面已开，仁楞速来。”正在北京游学的邵逸夫，刚刚结束中学学业，他还在为进入大学深造做准备，接到大哥电报，马不停蹄地赶回上海。没有过多的犹豫，刚及弱冠之年的邵逸夫，很快就做了人生中几乎是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放弃学业，奔赴南洋。
年幼的弟弟即将远赴他乡，家人的内心也有不舍，但这一切也是不得已。“天一”邵氏公司，面临残酷的商业竞争，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当口。而这场发生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的商战，在影史上有一个很霸气的名号——“六合围剿”。
1927 年，当时实力最强的明星电影公司老板周剑云一纸檄文，号令影界诸侯，联合成立“六合”公司，专事讨伐以“天一”为首的中小型企业。
在“六合”公司的眼中，“天一”邵氏简直就是无良企业和烂片公司的典范，他们奉行“多、快、省”原则，影片粗制滥造，甚至将其他公司选定的题材以更快的速度翻拍出来，抢占市场。但是这家著名的烂片公司在 1927 年打了漂亮的一仗——改编中国民间故事《梁山伯与祝英台》。这部叫《梁祝痛史》的“古装片”，创下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标志性类型，掀起了中国商业电影的第一次热潮。
“天一”的商业成功招致同行嫉恨，强大的“六合”公司几乎垄断了上海的国片放映院线，他们的基本策略就是，与发行商和戏院签订合同时，明确规定：一旦购买“六合”影片，就不能购买“天一”的影片。
“六合”来势汹汹，天一公司只能慨然应战，但是“反围剿”又谈何容易？天一公司的影片要在上海放映，陡然间难度增大。与此同时，南洋市场也被“六合”占据了七成份额，大多数发行商不敢得罪“六合”。“天一”邵氏几乎面临灭顶之灾。
万般无奈，邵醉翁和兄弟们商讨对策，其结果是：三弟邵仁枚亲赴南洋开辟市场，如有发展前景，再派六弟邵逸夫前往协助。
邵仁枚来到东南洋重镇新加坡，但是新加坡的影院大门竟也对“天一”紧闭，可见“六合”的势力已渗透至此。不得已，他只能深入新加坡、马来西亚周边的小城镇和乡村，以“天一”的古装片试探当地市场的接受程度。数月以后，邵仁枚的努力收到成效，于是就有了上文中那一纸电报。
Run Run Shaw——名副其实的邵跑跑
从此，邵逸夫成了真正意义上的 Run Run Shaw(邵逸夫的英文名)，走街串村，和他的哥哥两人，用放映车载着全副家当，能租场地就租场地，租不到场地就在空地上搭好帆布帐篷，贴上简易的影片片目，从早到晚，迎接一批批的观众。南洋地处热带，多雨，多蚊蝇，再加上颠沛流离的生活，邵氏兄弟俩算是尝尽了人生的艰辛。
这位年轻的电影发行人，第一次面对他要服务的客户：不是上海滩衣冠楚楚的绅士贵妇，而是漂泊在异国他乡讨生活的南洋“水客”，他们目不识丁，所有的文化储备均来自于童年记忆里的戏文，你若给他们看一出明星公司的鸳鸯蝴蝶派大戏《空谷兰》，他们连字幕也无法读懂，但像“梁祝”这样的故事，他们早已耳熟能详，不识字也看得津津有味。
在打拼初现成效后，邵氏兄弟和南洋的商业伙伴黄毓彬合作，组成了一个南洋的电影发行网，打赢了这场战役，而六合公司却因人心不齐而作鸟兽散。
其后的故事在影史中已有记载：“……他们从巡回放映电影，发展成为开设游艺场和电影院。刻苦耐劳的经营，耗费 30 余年，终于在星岛创立庞大的电影娱乐事业，拥有 100 多家电影院和若干游艺场……”杜云之在《中国电影史》里写道。即使到了耄耋之年，邵家六叔仍是无法忘怀这段陈年往事。
邵逸夫和他的兄长在南洋的电影发行事业，还对这个家族企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37 年上海被日军攻陷，当年那些熠熠生辉的电影企业——明星、联华瞬间成为一片焦土，而唯独邵氏兄弟们，因为在南洋和香港打下了扎实的根基，所以早在战争爆发前便成功地实现了战略转移。他们成为老上海电影仅存的一脉香火。
“天一”这个品牌虽然消失了，但是邵氏父子、邵氏兄弟继续着中国商业电影的传奇。上世纪五十年代末，邵逸夫接过了兄长们一手打拼的电影事业，在香港缔造了一个足以被世界所铭记的媒介传奇。
媚俗与媚雅之间的选择
纵览邵氏家族企业经营史，我愈加坚信，邵氏兄弟——堪称中国商业电影史上的最大赢家，恰是最没把电影奉为神物的一些“俗”人。
尽管今天豆瓣上聚集着众多邵迷，将整套天映修复版的“邵氏出品，必属佳品”奉为经典，但我仍坚持邵氏骨子里的精神乃是：用最少的钱，最短的时间，拍出最卖座的影片。曾著有《邵氏电影王国秘辛》的杜云之说：“邵逸夫只是一个精明干练，有气魄的老式的资本家，而不是一个为了实现崇高理想而努力的伟大制片家。”邵逸夫自己也曾坦言：“我们生产的电影没有政治，只有纯粹的娱乐。那些工作后疲惫的人们，他们想看的只是娱乐片。”
商人没有赋予电影以艺术光环，或是政治抱负，或是道德诉求，反而能以较为纯粹的态度看待它。在马六甲崎岖的乡间小路上，那辆由邵逸夫和他哥哥一手操持的电影放映车上，凝聚着这家电影企业全部的商业灵感甚至是全部的商业机密。
首先，人们为什么要看电影？因为电影给人愉悦以及精神的抚慰，ok！那么就尽可能地拍出那样的电影——“只要开心就好！”(仿 TVB 台词)，神话、传说都可以，但别先去想什么“文以载道”！
其次，电影拍给谁看？给大多数人看。电影是诉求平等性的艺术，它不仅仅是金字塔尖的精英们的餐后甜点。成功的商业电影可以凭借视听语言，让那些无力“读”懂文化的普通人，能够在影像中“看”懂他们所处的文化环境。而这些人，以往恰恰被自诩为“有文化”的电影人所忽略，但他们却构成了邵氏最坚实的观众基础。
邵逸夫一生的事业，其实都没有脱离当初那辆放映车的轨迹，神话、传说、稗史，是邵氏的金字招牌，当年粗制滥造的《梁祝痛史》，凤凰涅槃，成就了李翰祥导演轰动宝岛的黄梅调影片《梁祝》，在邵逸夫的事业年表中，这算是极为绚烂的一笔。
而今天邵迷们赞叹不已的邵氏影片华丽的布景、精美的服装化妆，端庄大气的调度与娴熟的镜头语言，其实是翻拍数遍的结果，它们是从一堆烂片的土壤中长出的美丽花朵。谁曾想当年上海滩的烂片公司，最后却成了老上海电影传统的唯一继承者呢？
邵逸夫先生已驾鹤西游，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他都是一个传奇。他是商人，更确切地说，他和他的兄长们是售卖文化商品的商人，文化商品是世态人心走向的风向标，文化商人在试制类型产品的时候，其实在进行着和社会学家差不多的事业。借由这项终生的事业，邵逸夫和他的兄弟们证明了他们比大多数象牙塔中的学者更有能力体察金字塔底端的人群的所思所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