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年代百废待兴 单本剧孕育新浪潮
1979年的寻常一天，入夜的朱辛庄北京电影学院宿舍区灯火通明，一群学生将楼道尽头放映室的彩色电视机围得水泄不通。那里面，正在播放蔡晓晴执导的单本电视剧《有一个青年》，而主演，正是改革开放后电影学院招收的78级表演系学生张铁林、方舒。学生中，不时传出激烈的争论声：“我觉得应该这样拍！这个镜头不错！”谁也没有想到，这些人，未来会撑起整个中国影视圈的未来，他们中间，有78级的张艺谋、陈凯歌、李少红、胡玫、金韬、江海洋……
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电视剧刚刚起步，导演蔡晓晴电影学院毕业后于1973年进入中央电视台文艺部担任编导工作，成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影视从业者。1978年，蔡晓晴拍出新时期的第一部电视剧《三亲家》，而中国内地有史可考，严格意义上的第一部电视剧却是1958年拍摄的《一口菜饼子》。为了丰富黑白电视时期的荧屏，早期的影视工作者开始了艰难的探索，针对改革开放百废待兴的现状，蔡晓晴选择了作家张洁的同名小说《有一个青年》。在选择演员时，蔡晓晴马上想到回母校北京电影学院寻找，而校领导为这次选角也几乎贡献了表演系所有的学生——只要在北京的，全部投入拍摄。于是，我们看到了张铁林、方舒，沈丹萍则扮演张铁林的妹妹。如果你细心，甚至还会发现厂里的工人多是表演系78班的同学。
这部戏，全部的投入只有几百元，拍摄的工厂和张铁林的家全部免费借用；主角们，更是没有片酬，惟一跟钱沾边的，只有晚上拍大夜时几毛钱的夜班加餐。电视剧出来后，反响超过所有人的预料，作家冰心撰文写到：“我觉得她(张洁)笔下的这个青年，似乎是我所熟悉的‘野蛮’而又可爱的大孩子之一。这个大孩子因为得到了‘一双沉静和温柔的眼睛’的关注和指引而奋发上进的故事，看了使我安慰、喜悦。”观众的反馈是热烈的，蔡晓晴收到了全国各地的来信，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封来自澳门的信。这位在文革时期被迫来到澳门的国人在看完《有一个青年》后给蔡晓晴的信里写到：“文化大革命后，我心灰意冷的来到澳门，但看到这部电视剧，我觉得我们中国的年轻人有希望了，有奔头了，能学习了”——即使过去三十年，蔡晓晴导演在回忆这封信时，还是能记起每一句话。正是这封信，让她更坚定了在国内发展电视剧的决心。同年，《有一个青年》获得第一届飞天奖电视剧类一等奖。
《有一个青年》之后，蔡晓晴的同事姜树森又拍出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等彩色制式的电视剧。就在同一时期，上海以李莉为代表的南方影视剧行业也逐渐发展起来。李莉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1973年被分配到上海电视台，首先接触到的观念就是“电视台是党的喉舌，任何的节目都要审查，都要把政治观，”不久加入临时组建的演播组担任导演。演播组里虽然只有三十多人，但包括导演、摄像、美工、字幕、照明，对于所有人的工作，李莉笑称是“打混仗。”
1979年，上海电视台为庆祝建党58周年决定拍摄单本电视剧《永不凋谢的红花》。李莉接到该任务时是五月，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做准备。由于讲述的是革命英雄张志新的真实经历，李莉和编剧用了大部分时间完成和修改剧本，真正的拍摄，只用了一个星期。70年代末的电视剧正值起步阶段，对于时间长度并没有规定，《永不凋谢的红花》全部时长为60分钟。那时的上海电视台，刚出资引进了美国最先进的录像机，但由于设备巨大，拍摄外景时，只能动用转播车，李莉形容当时的拍摄是摸着石头过河，同事们先用演播车拍下来，发射回电视台，再用录像机接收，一盘两英寸宽的录像带的重量和现在相比也无法想象。作为国家行为，摄制组职员和演员也并没有任何费用，如果加班，2毛钱的加班费就是全部的收入。该剧在播出前，上海市委宣传部长亲自督导审查，提出修改意见，李莉带领幕后人员在播出前一天加班修改，才让该剧顺利播出。
1981年，《渴望》的导演鲁晓威与潘霞拍摄单本电视剧《庄严的大门》，正在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读书的胡玫得到一个实习机会担任场记，随剧组来到深圳。给胡玫印象最深的就是成片的农田，并没有几栋像样的楼房，剧组拍摄地深圳沙头角都长满了一人高的芦苇草。铁丝网的另一端，每天都有无数警察拉回偷渡客。胡玫说，自己那时最奢侈的爱好就是去边境买几只两块钱的口红和成堆的丝袜，觉得见了洋货，心里美得不行。2010年，胡玫借某颁奖典礼的机会再次回到深圳，她说，自己只看到了曾经的那条铁轨，所有的一切，都变了。胡玫还在《庄严的大门》贡献了自己的荧屏处女秀，客串了一回演员，主要戏份就是被人拽到悬崖上暴揍一顿，在顺着丢下去摔死。电视剧播出后，电影学院所有人都聚在一起看胡玫的表现，但演员名单里却没有胡玫的名字，问起原因，胡玫不好意思的说：“觉得自己演的太恶心了，不敢写真名，就起了一个叫王文的艺名。”
同一年，胡玫的同班同学金韬也在湖南电视台完成了自己的导演处女秀，自编自导的单本电视剧《相约在明天》。电视剧是用胶片拍，完全按照电影的模式来。拍完后，金韬拿到了生平第一笔酬金，60块钱，相当于他两个月的生活费。湖南台台长特批金韬坐飞机返校，金韬笑着回忆那段经历：“那个时候，坐飞机是天大的事情，我很兴奋，一星期只有两班啊，但最后还是错过了。”
80年代突飞猛进 名著上马南北斗艳
80年代初开始，单本剧从黑白向彩色制式转变，电视剧在集数上也出现了较大的增长。1981年，王扶林导演完成了第一部内地长篇电视剧《敌营十八年》，初剪版本为10集，后剪成9集在春节播出，掀起极大反响。而就在同年，国家领导提出指示：“一定要将内地的名著搬上电视荧屏。”中央电视台授命完成拍摄任务，两部名著《西游记》和《红楼梦》先后在1982、1983年投入拍摄。
《西游记》的总导演杨洁，当时并没有拍摄过电视剧。谈到自己的经历，杨洁用曲折形容：“老实说，我并不是科班出身，我的学历是三天小学，一个礼拜中学，也没上过电影学。但我热爱文艺，从小喜欢电影，近乎痴迷，后来几经折腾也没有离开文艺部门。”1958年就进入电视台的杨洁形容当时的心情是孤注一掷，就是想拍电视剧；如果不让拍，甚至决定调动工作。经过小半年的准备，《西游记》于1982年7月1日开机，第一个镜头是在扬州。因为要突击乌鸡国国王的戏，全组连轴转工作了23个小时，杨洁对那一天印象深刻，咬了一身包的她发誓再也不找串戏的演员。
即使到了2010年，每年寒暑假，《西游记》仍然在各台热播。已经审美疲劳的杨洁笑称每一次看都煎熬一次，因为看到的问题太多了。制作该剧，除了制景上的难度，最难的就是特技制作。为此杨洁带剧组跑去香港向同行求教，结果却无功而返。“他们只给我们看了一个镜头，就是一个鬼魂从墓里出来，飞到天上去，其他不给看了。”带着这一点点的收获，剧组开始集思广益，硬是把“过江龙”、“猴子翻跟头”，“哮天犬追猴王”等镜头自己研究出来了。但限于当时的技术瓶颈，钢丝承重的问题仍然解决不了。“现在再粗的钢丝都没问题，后期可以修掉，但当时我们只知道人要飞起来就得吊钢丝，但钢丝粗就会穿帮，细的话人就会掉下来，我们主演都摔过。所以，钢丝要越细越好，颜色要抹得越多越好，但挂钩的地方比较粗，这挡也挡不住。”杨洁的经历由《西游记》开始也由《西游记》结束，1982年到1985年，《西游记》拍完了前十一集。1988年2月1日起，前25集全部播出。1998年起开始补拍后16集，前后跨度达17年，成为中国电视剧史上拍摄时间最长的一部。
与内地电视剧刚刚起步不同，香港TVB正值繁荣盛年，1980年周润发版的《上海滩》和1981年徐小明监制的《霍元甲》先后引入内地后，都掀起了空前的收视盛况。面对冲击，1983年，为鼓励内地电视剧制作，和飞天奖齐名的大众电视金鹰奖第一次颁奖礼在昆明举行，获奖作品有蔡晓晴执导的4集电视剧《蹉跎岁月》和山东电视台的8集电视剧《武松》。蔡晓晴后来对我们提起，《蹉跎岁月》的热播她完全没有想到，该剧甚至面临了被毙的危险。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即后来的广电总局)主管宣传的领导在审查完后给出的评价是——基调过于昏暗，建议不播。而当时剧组将需要几人扛的云台摄像机“折腾”到四季青一户农家拍摄的做法也被指责为——高射炮打蚊子，劳民伤财。在这样的压力下，台一级的领导将该剧放到了一个一般的时间段播，没想到却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1984年，北京电视台电视剧艺术中心成立，旧版《四世同堂》的导演林汝为回忆说：“当时中心选在北京西三环立交桥下的一栋民房里，旁边的一栋被农民租给了出版社。中心惟一的财产的几台摄像机，在没有桌椅板凳的房间里，所有人开会都是坐在窗台上。在这样的环境下，林汝为个人筹集5000块，找来老朋友姜昆，李文华，在四季青的一个西瓜棚里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大能人》。同年，林汝为打报告给中心领导，要求拍摄老舍名著《四世同堂》。林汝为的爱人当时甚至劝她离开这个什么都没有的地方，如果领导不批准投拍，就调她一起去使馆工作。五天后，局党组召开会议专门论证此事，后又召集导演、编剧开会，最后拍板决定作为北京电视台艺术中心成立后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作品。拍摄《四世同堂》时，每个人每天有1.5元的补助，作为国家的投资行为，这是演职人员的全部额外收入。提起那一代演员，林汝为只用了一个词形容——“敬业”。演祁老太爷的那位演员有非常严重的肺心病，拍完一年他就去世了。当时他每天必须吃一种药，否则呼吸就很困难，但拍摄一些情绪激动的戏时，他就不吃药，任自己上不来气。
《四世同堂》最后播出版本为28集，在单本剧到多集剧发展的历史上颇有代表性。1985年8月16日至9月9日，该剧在中央电视台播出，恰逢抗战胜利40周年，获得了第六届飞天奖特别剧奖。
同年，黄蜀芹导演在延安拍摄电影《童年的朋友》时接到来自上海的长途电话，邀请她拍摄《围城》。当时黄蜀芹对这部名作丝毫不了解，甚至认为这是一部打仗的作品。“我真不知道《围城》是什么，就这么愚蠢的问的，后来我趁天气恶劣不能出工的机会，去延安市买了两本绿色的小书《围城》，发现这个故事和我爸妈的心路历程一摸一样。我爹妈就是那一代留洋回国的，跟陈道明演的那个人物一模一样，我为什么叫蜀芹，我是爸妈在四川怀孕，上海租界生下的。”1989年9月，黄蜀芹携文学剧本首次拜见钱钟书、杨绛，1990年4月，该剧开机，全部录制完成历时100天，每一集拍摄十天。
1987年，上海电视台拍摄了第一部有广告盈利的作品——由李莉执导的19集电视剧《家春秋》。在当时电视剧完全由国家拨款的体制下，这无疑是一个创举，上海电视台也成为全国第一家有广告盈利的电视台。同年，阎建刚导演也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无帆的海》。三集电视剧，单集1000块投入，全组在新疆最艰苦的戈壁滩拍。“你一听费用就知道是什么情况，男主角是陈宝国，完全零片酬。我们跑到沙漠里，全组的交通工具是一辆三轮车，所以无论拍什么，都是我们自己把要的工具推到现场去。”而那一年，毛卫宁导演也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都市芳草地》，用现在的话讲，那是一个空前豪华的卡司，男主演张国立，摄影王晓玲，副导演孙淳。那时，所有人都刚刚大学毕业，梦想一点就着，谈到那段经历，毛卫宁说：“那个时候，我们的所有电视剧从业人员都是很纯粹的，我们特别希望通过这样新生的艺术形式、传播媒介，把我们对生活的感悟和看法传递给观众。为了达到这样一个目的，那个时候的我们可以牺牲一切也可以放弃一切。”
1988年，日本留学的沈好放学成归国，在这之前，他在日本NHK和TBS电视台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而面对日本论资排辈严重的情况，沈好放还是决定回国发展。对于当时国内的拍摄环境，沈好放觉得属于国际领先。“我在日本也参加过一些正规的电视剧拍摄，他们的摄影棚比咱们正规，但是用单机拍摄我觉得他们设备跟咱们差不多，可以说是同一个起跑线。我参加过日本的次声博览会，他们好多摄影器材之类的东西都是免费提供给我在日本的留学学校，那可以说是世界最高级的。可是在之前我们用的设备很一般，当时我们因为是在中央电视台，所以回到中央电视台一看所有的设备都比那个时候高级，虽然达不到次声博览会的水平但是基本上接近。后来我们拍《小楼风景》的时候，用的都是奥运会用的机器，也是非常高级。这些年来，我觉得咱们国家整个在设备的投入上、技术的更新上，一直跟着世界的潮流，没有断过。”同年，沈好放独立执导了自己的第一部电视剧《樱花梦》，反映日本留学生的生活，演员是现在绝对一线的陈道明，斯琴高娃。
1988年，山东影视剧制作中心的《武松》、《宋江》等水浒系列连续三年获得飞天奖电视剧一等奖，从凑钱买摄像机到成为新中国影视行业的一支有代表性的力量，山东影视中心的文化精品理念得到了国家的肯定和支持。导演张新建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进入山东影视中心，84年正式独立执导。85年拍摄《宋江》时，张新建也第一次拿到了外景补助，到1988年拍摄《孔子》时，张新建的个人劳务费由省领导特批，每集达到50块钱。《孔子》从筹备到拍摄完成历时四年，现在看来完全不可思议，“主演《孔子》的王绘春提前八个月进组，上课、学习技能、跪拜，拍摄最长的一个镜头2个多小时，为保证帝王端坐时头上带的冕珠子不动，剧组想尽一切办法。”在张新建看来，那时候对于历史的严谨程度简直称得上苛刻。
90年代高速发展 创作先锋技术革新
从90年代初开始，国产电视剧逐渐转移到大投入、大制作上，1990年拍摄50集电视剧《渴望》，《三国演义》则耗资1亿7000万，拍摄时长近四年。在总导演王扶林的率领下，蔡晓晴、张绍林、孙光明、张中一、沈好放分五组展开拍摄，共动用了7个部队的战士做群众演员。谈到那段经历，沈好放记忆犹新：“那时候非常苦，中央电视台有一个栏目到现场采访我们，我们拍摄现场是一个断裂的鸿沟，很深的，底下停满了军队的卡车，3千多个战士都是坐着卡车来的，还有救护车等等。他们看到那么大的场面认为是在拍摄，就下车往那跑，结果到了一看，如果没有向导根本就过不去，结果还没有到他们的人就晕了。”沈好放笑言那个时候最难管的就是战士们，“那个时候战士们可淘气了，班长、连长训他们，再淘气明天就让你到现场拍摄去，吓得马上就听话了，他宁愿训练也不愿意到现场拍戏。而战士天生有先前冲的念头，像我们拍攻城，那个竹梯子，旁边做梯子的人说导演你能不能跟演员讲一个梯子只能上六个人，多了就不行了。后来我们快拍了，就跑到战士眼前喊，一个梯子就能上6个人，都知道了吗？知道了！回来到监视器那准备开始，战士有天生的一种冲劲，就开始往前冲，不知道梯子上爬了多少人，梯子折了，人就往下掉，有的竹尖刺穿了战士们的膝盖，但是好在没有生命危险。”1996年，中央电视台开始拍摄四大名著的最后一部《水浒传》，由张绍林导演，截止98年播出，内地用将近20年的时间完成了四大名著的拍摄工作。
91年以后，中央电视台已经有两套节目播出，而在王扶林，蔡晓晴，李莉的带动下，一批新兴的血液也补充进来，他们被称为改革开放后的第二代导演。都晓回忆起当时的经历，第一个念头就是完全体制内。“那个时候没有什么竞争，全国就那么二三十个导演，每年有十部电视剧就不错了，观众是被动选择的，播什么，大家就看什么。电视剧也是国家出钱做，导演基本拿工资，好一点的话有野外补助。”而那时，导演并没有绝对的权威，灯光、化妆资历较老，基本想怎样就怎样。而为了能指挥整个团队，才24岁的都晓不得不做起“贿赂
行当。“我记得我拍第一部戏的时候，我带了十几条希尔顿烟，哪个兄弟累了甩给他们抽。因为我那时候很年轻，才24岁，所有人都比我资历老，我得用一种方法工作。从那个体制下走过来的人都知道，那个体制走下来很累，包括现在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还保留着这种体制。”导演高希希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拍摄第一部作品《白云深处》时，为了让自己看起来更加成熟，他不仅买来鸭舌帽，更蓄起了胡须。在那样的年代里，虽然电视剧拍摄有了更大的自由，但思想的把控仍然很重要，都晓入行之初拍摄了探索性的作品《苍茫村庄》，刚出来就被领导毙掉，停两天开会整顿思想，在当时是司空见惯的。
1990年《渴望》拍摄时，赵宝刚兼任导播。他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电视剧却只有上下两集，汇集了郑晓龙，冯小刚几位现在的圈中大腕。“那个戏叫《怯懦的誓言》，我自己去找的投资，找了个剧本，拉来他们两个，本来觉得一部上下集的戏三个导演有点多，于是就说我们三个人的名字一人取一个，叫郑小刚，郑宝刚，叫郑刚刚也不对，叫郑小宝更不对，怎么都不对，最后没辙，就挂了三个人的名字。这个在中央一套播的，得了建国40周年优秀短片电视剧奖。”这之后，《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东边日出西边雨》、《北京人在纽约》，这几个人的名字总是排列组合着带给我们新鲜的感受。
从90年代跨入2000年间的十年，是电视剧技术革新的黄金时代。在这中间，中国的技术革新一直处于世界先列。91年入行的导演都晓称在拍摄之初，剧组所使用的照明灯只有1200W，而现在即使用18K的灯，还有人觉得不够亮。而摄像机的发展，也经历了从80年代的云台摄像机，到台式录像机的转变。都晓说：“我做导演已经第二代摄像机，最早是台式录像机，前面一个大机器架着，要五六个人抬着的录像机，那是最早一批的。后来我开始做的时候已经是分体式的，一个摄像头，下面一个背包机，录像机已经缩减到半个桌面那么大，已经是小的了。我们后来经历了一体化，摄录一体化机器已经非常好了，那时候模拟机器出现，当然后来是数字的，高清的，现在已经上了高清900，高清750已经是比较低档的机器。这种技术条件不断的进步，确实给创作带来很大的方便。”《宰相刘罗锅》的导演韩刚99年远赴乌克兰拍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时候，570的机器已经属于高档，剧组携带两台拍摄，而99年的乌克兰，全国居然只有一台570设备。
盛况危言：导演年龄断层 未来青黄不接？
20世纪90年代到2000年，是内地电视剧蓬勃发展的黄金时期。自国家颁布了黄金时间只能播内地剧，一部电视剧最多只能有四家上星播出等一系列政策后，内地电视剧正在形成自己的优势和特点：高希希的温情，康洪雷的军旅，杨亚洲的平民，胡玫的历史，尤小刚的秘史，黄力加的生活，李少红的女性……每一个导演，都以其自身的特点丰富着我们的电视剧荧屏。导演康洪雷提到，导演就是一个筑梦的工作者，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的童年之梦、少年之梦、青年之梦，这些就成为他们创作的巨大根基。高希希在拍摄完《三国》后，也问了自己的妻子和母亲一个问题——你说我是继续当导演好，还是选择去创造一笔巨大的财富好？最后他发现，导演是自己热爱的工作，除此以外，他什么都不会也不愿意做。
2008年5月12日，电视剧导演委员会成立，2010年1月30日第一次年会召开，导演委员会已经扩大到205人。面对未来，无数导演表达了自己喜忧参半的态度，喜的是内地电视剧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电视剧生产和收看平台，它的作用正在被看到和承认。忧虑的是，年常量1万4000集的市场根本消化不了，收视率根本不应该作为检验电视剧好坏的标准。
在导演圈内，提起收视率总要在前面冠以“万恶”两字，这个电视剧购片的晴雨表甚至决定着导演的题材选择，而大多数所拍摄题材，并非出自本意。杨亚洲谈及此，感慨颇深：“在我的创作现实生活中，收视率高的东西我从骨子里不喜欢，我觉得他们拍得很差，甚至说有个别拍的很垃圾，但是他的收视率却很高。有很多那些拍的非常好的，闪耀着人性光芒的东西，却并没有让更多的人看到和知道。所以怎么样把中国电视剧的精品，通过艺术的，通过科学的包装手段让更多人看到，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们媒体，是我们创作者，是我们主管部门应该做的事情。我特别相信一个国家电视剧水准的高低，一定是跟广大观众欣赏水准高低成正比的。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是被动的拍，观众喜欢看什么我们就拍什么。我再强调一点，做到这一点很容易。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创作者和我们观众那种互动的，彼此之间正确的电视剧文艺批评，能够像娱乐报道一样在我们网上、媒体、报纸上大量出现。”沈好放也表达了对目前只重视收视率的国内现状的担忧：“收视率真是一个怪事。收视率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现在是需要就拿收视率说话，不需要就不拿收视率说话了，这个有点太可笑了。这个弄得有一点商业的操纵感太强，不好。但是因为现在咱们国家的电视摆在这儿，我们干导演知道，每年那么多好戏一部一部往上走，确确实实每年有很多都可以留下来今后再回过头来看的好戏。你反过来再一想，还有一大批拍了就过去的，收视率很低的怎么办？难道还要过一时间有人拿DVD看吗？不可能。”只重视收视率的状况导致了电视剧同质化倾向和跟风的严重，面对这种状况，和我们对话的21位导演当中，除了表示要调整自己去适应市场，多数无能为力。
此次对话中，又一个我们很少关注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目前活跃在国内一线的电视剧导演，普遍以中国第五代为先导，年龄在50开外。40多岁如孔笙，已经被称为年轻导演，对此现象，张新建表达了深深的担忧：“我们这批人基本上属于50年代生人，中国去年是1200集电视剧，这次开导演工作委员会，导演方面的人才，不光是导演，包括整个电视剧制作、导演、摄像、制作、编剧，包括演员等等方面，明显后劲不足。我们60年代导演比较优秀的也就是那么几个，70后的现在也有，但还没有造成那种轰动效应，这样会使年轻导演在电视剧市场占有的份额越来越少。电视剧制作的品质能不能在一个比较好的水准基础上往上发展，这是比较可怕的事情，这是全国性的问题。我觉得80、90后非常的优秀。他们身上有很多潜质都是我们不具备的，我真的觉得非常得好。但是肯定会有很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的。我们山东电影电视剧影视制作中心，我还属于副主任，我都为我们单位着想，得赶快提几个人才。将来这帮老同志还有人养老，刚拍完《生死线》的孔笙他是最年轻的，年轻也是60年生人。”
青黄不接的情况如若继续，中国在未来可能面临导演稀缺的尴尬境地。这种问题的形成与各制作公司越来越大的投资，越来越大的成本压力成正比，年轻一代能否扛起收视率的旗帜，答案还是未知。对此问题，年轻一代的导演乔梁比较乐观，在他看来，80，90年代生人有很多有才华的优秀青年，而这些人，在日后的锻炼中会逐渐的成熟发展，总有一天，50年代的人要退出历史的舞台，生活阅历需要时间的积累，未来的内地影视圈，会成为80，甚至90年一代施展才华的舞台。
最新关注：网媒抢占市场 产业未来乐观？
随着影视行业的发展，一股新生的网络视频力量正在悄然崛起。对此，很多导演预言，不用多久，网络媒体的作用甚至会超越传统媒体。这其中一直亲力亲为推广自己的新文化理念的赵宝刚首当其冲：”网络平台买卖电视剧，早期是不要钱，后来是3千、2千，再后来是5千、8千，到去年2万块是最高的。我就告诉你我，今年这一部戏卖了15万元一集的网络版权。15万元的版权，凭什么他会花15万版权买一集戏的网络版权？就是说明我的这个新媒体理念得到了新媒体的认可。他会在网上带来无数的效应，这里面都是有记录的，《奋斗》、《我的青春谁做主》都是排在前位。《我的青春谁做主》点击率十天是2千多万次，创电视剧点播之首。正因为有了这些数字，才可能去拿这个价钱去购买这个电视剧。而且未来可能像你们新媒体会拿出更多的资金去购买电视剧。我估计2、3年之内，如果发展迅速的话，有一些剧就可以跟传统媒体持平了。”
就在赵宝刚新戏《婚姻保卫战》网络版权高唱凯歌时，新版《三国》也传出消息，单集20万叫卖网络版权的价格让很多电视台惊诧，这几乎是一个小型电视台的购片价格，从零开始的网络平台正在蚕食着传统媒体的领域，从分一杯羹到未来逐渐做大做强挑战传统媒体，网络的野心似乎很大。
中国电视剧的行业，从单本电视剧到每年一万四千集的产量，30年似乎弹指一挥间。对于国产电视剧的未来会怎么样，或许我们可以用康洪雷的豪言壮语做展望：“我们正在以一个旋风般的速度席卷全世界！我非常自豪，我天天盼着中国成为世界电视剧制作基地的那一天，我想这个时间不会晚了，应该很快就会到来。因为中国观众是最多的，也是最懂、最权威的。中国咱们有13亿人口，就算是6亿人每天有两三个小时花在电视剧上 ，世界有这样的国家吗？没有。中国电视剧是最有对世界电视剧说NO和YES的权利。所以我一直期盼着这一天，世界电视剧无论是制作、发行和播出都在中国这一块广阔的土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