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从童年开始，尤其是写童年记忆。我1955年出生，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大多数人吃不饱……我们村子里很多孩子在冬天太阳出来的时候，靠在墙上晒太阳，每个人衣不蔽体。我五年级就辍学了，放牛放羊，要想交流只能跟动物植物交流。当我开始写作，就想起童年往事，把童年记忆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构成了我最初的小说。”
——莫言
早报记者 石剑峰
每年在诺贝尔奖颁奖之前，诺贝尔基金会都会专访获奖者，谈他们的个人经历和成就。日前，瑞典教育广播公司的记者周宇婕(YuSie Rundkvist Chou)替基金会专访了莫言，在访谈中莫言谈及自己的童年，尤其是辍学、孤独地放牛羊对写作的帮助，谈到最初写作的动力就是为了一天吃三顿饺子，相信文学的不休。而对于诺贝尔奖金，他希望得了这笔钱，可以不再“为了养家糊口快速拼命地写作，可以慢慢地精雕细琢，可以有时间写得少点慢点”。
专访地点是在诺贝尔奖获得者下榻的Grand Hotel，瑞典教育广播公司的记者周宇婕先来到了酒店等候莫言。在之前，周宇婕已经采访过包括余华在内的多位中国作家。刚刚经历过新闻发布会考验的莫言在休息过后，依然穿着中午参加新闻发布会的西装，疲惫下楼。见到在楼下等候的中国记者，尽管很熟悉但也保持了一定的距离。跟诺贝尔基金会工作人员简单寒暄之后，他被带入酒店的专用采访房间。专访持续了30分钟。
“当我开始写作，
就想起童年往事”
诺贝尔基金会：你出生在农村，你是怎么开始写作的？
莫言：我确实出生在山东农村，但我父亲读过私塾，算是乡村知识分子，他鼓励我读书。我大哥后来也考上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这在当时的农村是很罕见的。他留下了很多书，我也读了他留下的课本，获得了很多知识，慢慢读小说读文学，培养文学兴趣。
诺贝尔基金会：你是如何开始写作的？
莫言：任何一个作家在刚刚开始时都是一个痴迷的读者，读多了就想自己写。当时，在青少年的心目中，作家位置是至高无上的，一个人能写小说是非常了不起的。当时我们村子里，还是有一些知识分子的，有从济南读过大学后回来的人。我从小对写作痴迷，我小学的作文成绩比较好。
诺贝尔基金会：你的童年怎么样？
莫言：任何一个作家的写作都是从童年开始，尤其是写童年记忆。我1955年出生，我有记忆的时候就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大多数人吃不饱，还发生有人饿死的事情。我想那样的记忆对一个孩子来说是刻骨铭心的，我们村子里很多孩子在冬天太阳出来的时候，靠在墙上晒太阳，每个人衣不蔽体。因为缺乏营养，大家肚子都很大，腿很细。我上小学的时候，调皮捣蛋，五年级就辍学了，但也没有劳动能力，就是放牛放羊，要想交流只能跟动物植物交流。当我开始写作，就想起童年往事，把童年记忆和社会现实结合起来，构成了我最初的小说。
诺贝尔基金会：为什么你在五年级的时候就要辍学？
莫言：这个时候正好是“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人人自危。我们家在解放前土地比较多，我们家这些孩子理论上是可以继续上学的，但在学校表现不好，老师不喜欢你就不让你上学，而且在学校也没有什么课可以上了。语文课读毛主席语录，孩子在学校也就是打打闹闹。我父母也认为在学校学不到什么本领，既然学校不让我读书，我父母也没有再去争取，也无所谓，所以11岁辍学回家。
诺贝尔基金会：当时心里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莫言：自己心里还是很孤独的，孩子总是喜欢成群结队，其他孩子都在学校读书，尽管读不到什么书，但在一起打打闹闹很欢乐。而我一个人牵着一头牛在学校门前路过，看到同年龄的孩子在学校里高高兴兴的。而且，一个人在群体之外，不仅感到孤独，前途也很迷茫——前途在哪里，长大以后干什么？感到很绝望，没有希望。反正童年经验对我的写作至关重要。我在小说里写那么多动物和植物，那么多儿童和大人之间神秘关系，都跟我个人独特经验分不开。
回过头去看，一方面我那么小对不能上学感到很遗憾，但另一方面也感到一些庆幸，假如当时没有这样一份痛苦的童年经验，我能否成为一个作家，真值得怀疑，即便成为作家，也不会像现在这样的作家，写的作品也不会是像现在这样的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从小辍学，回到农村回到自然，对我成为一个作家还是有大的帮助。当然我不是鼓励现在孩子去辍学。我也曾经说过，尽管这段辍学经历对我的写作有很大的帮助，但如果让我重新选择的话，我还是选择幸福的童年，而不是孤独饥饿的童年。
诺贝尔基金会：这段经历对写作起到什么样帮助？
莫言：建立了我跟大自然非常亲密的关系。在校园里长大的孩子，跟一个在荒原里奔跑长大的孩子，对大自然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对动物植物的感受也不一样。你天天跟老师同学在一块，我天天跟植物跟草跟树木在一块。我对大自然的感受肯定微妙和感情化。在很长时间里，我感觉树木牛羊都是可以跟你交流的，我似乎也感觉到他们能听懂你的话。这种独特的经验，非常宝贵。过早离开儿童群体，进入成年人群体，我没有说话的权利，人家都是叔叔大爷长辈，我插话会讨人厌，我比一般孩子更早观察成人世界，比一般孩子听到更多爷爷辈讲述的乡村文化，这里的乡村文化包括中国历史人物传奇、历史事件、妖魔鬼怪，所以我的作品中有大量民间口述，都是从这里来的。另外，孩子观察世界有很独特的视角，一个成年人看世界，他可能感到没有什么新鲜的，一个孩子从低处往上仰视，他可以看到很多成年人看不到的东西，这点对我的写作非常有帮助。
诺贝尔基金会：你在童年就跟大自然有亲密关系，你看到现在中国环境有何感想？
莫言：我实际上是一个保守主义者，这样一种保守主义态度在我的作品里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我的《生死疲劳》、《丰乳肥臀》里，对这种(自然环境)过度的开发，表现了很大的控诉，甚至愤怒。我一直有一种论点，放慢开发步伐，要保留更多乡村，不要让乡村变成城镇，应该让土地休养生息，不要让土地像人一样那么劳累。
当我看到熟悉的农村到处建起了小工厂，当我看到童年时期游泳抓鱼的河流变成了臭水沟，我那种痛苦是难以形容的。当我看到村子里树木上挂满破塑料袋，那是非常可怕的。我在很多演讲里，都对这种过度的、杀鸡取卵式的开发提出了批评。
“对文学本身的
探索激励我写”
诺贝尔基金会：回到文学，你相信文学对今天的广大群众有意义吗？
莫言：文学与现实生活的关系，文学与人的情感之间的关系，很多人论述过。我认为对文学的看法，不要估计过高，因为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部戏剧改变社会现实，这样的期望值太高了。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有发生过一部文学作品诱发战争，但那是特例。大多数文学发生的作用，非常微妙。文学通过艺术、审美的方式，慢慢的，像春雨润物一样发生作用。期望过高，希望文学能改变社会，会增加文学家太多的负担。但也不要把文学贬得什么都没有，好像文学就是写着玩，让人们哈哈一笑的，也不是这样。文学的宝贵品质就在于他研究人的灵魂，歌颂真善美，揭露批评黑暗的假恶丑，通过人的变化让社会更好。
文学与人的关系，就像头发与人的关系，如果满头黑发当然很好，如果像我这样头发很少，也活得很好。如果有很多小说，很多诗歌，很多作家和诗人，当然很好，但是这些东西少一点，大家也能活下去。但一个人死亡以后，埋在地下，过了多少年被人挖出来，你会发现他的一切都化为泥土，只有头发还存在。社会上很多东西都发生变化，不再存在，但是文学还在。
诺贝尔基金会：你开始写作的时候，最初有什么动力？
莫言：我曾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过，我写作的动力就是过上一天三顿吃饺子的生活。这个说多了我也感到厌烦，但真问起来，我必须这么说，我写作原因并不高尚，并不像别人那样——为什么写作，因为要改变社会，用文学塑造美好心灵。像我这样的，出生在农村、经历过贫苦生活历练的作家，最初的写作动力就是这样的——为了吃穿，为了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拿起笔来写。实际上是功利的。通过写作，自己的变化发生了之后，其他的想法就产生了。但最初的动机不高尚，甚至是低俗的。
在我们乡村有一些乡村知识分子，也有1960年代回到乡村的大学生，他们也知道文学。有一个邻居对我讲述作家的腐化生活——一天三顿吃饺子，在我们农村一年只有在春节才能吃上一次或两次饺子，他居然能一天三顿都吃饺子，这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国王也不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因为他是作家。我就问他，如果我将来能写书，是不是也能过上这样的生活。他说，当然会。所以我就这样相信了。
现在我能一天三顿吃饺子，半夜也能吃。但最初低俗的愿望早已满足，现在是什么在激励我继续写作呢？我想是因为我心里有话要说，我想把心里话通过笔告诉读者。对于社会上很多事情，我有责任要写。还有我对文学本身的探索，激励我写。大家都在对小说艺术进行创新，到我这一代还有创新可能性吗？我觉得还是有的。形式还有无限可能性，对小说艺术的痴迷追求激励着我。
“有了这笔奖金
可以做更多事”
诺贝尔基金会：哪些是你写作反复的话题和角度？
莫言：饥饿和孤独，这些尤其是早期小说中的重要话题。这两个事情对我影响最深最重。还有让我一直坚持不懈的，是对人的灵魂深处奥秘的探索。人为什么有好坏，这是难以理解的。所以想通过我的笔和写作，找到答案。
诺贝尔基金会：这像是心理学问题，找到答案了吗？
莫言：没有，有时候我很宿命很迷信，我们讲人的好坏来自后天教育，但经过我长期的观察体验，发现好像也不是后天(造成的)，是天生这样的，有一种天生的思维方式——有人天生损人利己，但有人天生忍辱负重。这只能归于上帝，让人更加丰富，所以创造了圣人，他们无私利他，甚至献出一切，这样的人不是教育的结果，大部分人就像你我，有自己善良的层面，在内心有灰色地带，有时候会有利己，也有低下的层面。有一部分人跟圣人相反，他们天生没有道德感。我们这样的人有最基本的道德底线，做了伤害人的事情会内疚，但天生的恶人没有道德观念和底线，他们做了很多坏事，却也心安理得。所以把这些原因归于上帝吧！
诺贝尔基金会：那你有信仰吗？
莫言：我是多神论者，万物都有灵魂。我在放牛时，天上的云地上的动物，一草一木都是有灵魂的，最早我是个泛神论者，这在乡村很普遍。在我家附近曾是蒲松龄故乡，从我爷爷奶奶那里听到很多蒲松龄讲的故事。后来我进了大学，学了马克思的无神论，各种各样的宗教信仰是人类的财富。我有信仰，尊敬所有向善的东西，但我并不信仰某一个宗教。
诺贝尔基金会：诺贝尔奖金对你有什么意义？
莫言：我在中国接受记者采访时曾开玩笑说，我得了奖金就在北京买一套比较大的房子。后来有人对我说，你也买不到太大的房子，因为北京房价太高，只能买100平方米的。没有诺贝尔奖金，我也能过得很好，能满足我基本的生活需要，有了这笔奖金可以做更多事情，第一可以不必为了养家糊口快速拼命地写作，可以慢慢地精雕细琢，可以有时间写得少点慢点。另外，也可以帮助我故乡需要我帮助的人和亲戚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