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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芳用养料酿造音乐 养成独一无二的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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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编辑/ 李森

和所有人的故事一样,在真正感受到生命与情感的共振之前,万芳[微博]走了一条很长的路,或者把它换算成具体数值:20年。

20年,足够让高亢的《新不了情》变成轻柔的《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那些撕心裂肺的表演欲经由时间的浣洗,褪去浮躁,变成了平心静气的微笑。

在万芳眼里,这是“人生经验的奇妙”,“我们的顽固和自以为坚不可摧的蕃篱,其实转个弯就释怀了,可这个弯要转多久,我没法告诉你,你得亲自体验。不要着急,静候也是一种积极的对策。”

至于万芳本人,她的转弯发生在回归歌坛以前,发生在某个让她感到“不快乐”的瞬间。现在,她已经准备好用自己的故事唤醒你、安慰你。

养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形状

在《万芳的音乐故事》里,她总是穿着一身宽松的素衣,头发随意散在脑后,不施粉黛,慢条斯理地对制作人、吉他手、键盘和乐队重复道,“你再试试这样的效果,简单一点,不用那么花哨或者干净,对……就这样。”

这是她为新专辑《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录制的9段短片。摄像师跟拍了整整一个月,以万芳能想象到的“最纯粹的方式”记录她的理念。类似万芳这两年中意的风格,镜头被处理得颇为文艺,带着手工作业时期的质感,不慌不忙地“告诉你每首歌是怎样养成自己独一无二的形状的”。

这种“手工时代的质感”是万芳对专辑的诉求。2010年,暌违歌坛8年的她找来相识多年的旧友林挥斌,制作《我们不要伤心了》。后者从1995年起便开始为她录音,熟悉她的小心思,也知道应该怎么说服她。8年间,林挥斌在自己的独立厂牌玩得不亦乐乎,把主流公司灌输的那套思考方式丢得一干二净,猛然扎回来,双方“已经有了各自的理所当然”。僵持的时候,他们选择用食物代替争执,一边吃,一边你进我退。某个下午,林挥斌说了一句让万芳感慨万千的话,“他说,有人是那样做音乐的”,然后用手指了指自己,“我是这样做音乐的,但林万芳你知道自己是来做什么的吗?你就是来打破这样那样的。”听罢,二人沉默无语,万芳心里明白,“他理解我要跟这个世界沟通的是什么。”

此后,他们的磨合渐入佳境,“我们拿出了许多年的生命经验,过程其实有一点麻烦,但很珍贵,因为居然有人愿意花时间、花力气和我一起回到手工的年代。它偷懒不得,要很扎实、很小心判断。”那年夏末,《我们不要伤心了》以一种拂尽了尘埃的容貌出现在唱片店,宣纸般柔软,却布满了细腻的纹理。林挥斌没有放过万芳的呼吸、琴弦划破空气等微小的瑕疵,它们悄悄藏在歌声里,像浸泡在河水中的青苔,鲜活、动人。

今年,万芳和林挥斌的默契与日俱增。“我们可以非常放心地表达,也非常敞开地倾听,但我并没有着急向他证明这一点。做我们这行的人,其实都有一颗敏感的心,所以用这张专辑听得懂的词汇去沟通就够了。它本来就没有要那么漂亮,我是在玩我的游戏,还原我的感动,并且借助技术,让这种感动不要走得太远。”

她把《Michelle的第一天》送给了朋友的女儿。去年冬天,她拜访了老友,就在那晚,小女孩儿迎来了初潮,她哭着告诉妈妈,“我不想长大。”在这首歌里,万芳用童话的语气描述了女孩的彷徨,她对Michelle唱道,“我们在彷徨的时候学习从容,学习安静……我会学着让自己放手,祝福你的失落。”

万芳把这些故事称之为她的“美学养料”。这种美学来自于对此阶段生命的尊重,“故事背后,其实延伸了我对生命的思索。跟世界沟通已经够困难了,我能掌握的,就是把这些用来沟通的管道收藏好,慢慢酿成音乐。”

从公式里找到各种可能性

万芳一直记得15岁的某个瞬间。从她的描述中,不难想见那个瞬间的明亮,以及那种明亮是如何射穿了她日后的道路。

那时的万芳,不过是一个爱唱歌的中学女生,喜欢听收音机,遇到心仪的便“赶紧把歌词抄下来,然后唱唱唱”。一次课间休息,她闭着眼不自觉地哼着新学的曲子,渐渐,有同学围了过来。她们围坐一周,在微风中轻轻点头打着拍子,万芳睁开眼睛的一刻,发现“她们的表情好专注,有各种不同的心情在脸上闪烁,我突然想到,如果有天能让更多人像这样听我唱歌该有多好。那真的是影响了我几十年的的画面,包括我决定和唱片公司签约,都是因为这个瞬间”。

高中毕业后,万芳在民歌餐厅驻唱,来往的客人里渐渐有了为她捧场的熟脸。1990年,她参加了人生的头一场歌唱比赛,她走上台,对着麦克风讲完第一句话,喧闹的餐厅忽然安静了下来,“当我让大家安静下来的时候,我才知道我生命的意义就是这样。”彼时,滚石唱片在台湾风生水起,并开枝散叶地成立了多个卫星公司,音乐田便是其中之一。老板姚凤岗慧眼识珠,用过来人的身份劝慰还在犹豫的万芳,“这个行业很复杂,没错,可任何行业都一样,想保持你的单纯,就看你的生命观会不会随波逐流。”末了,他推波助澜地添上一句,“从你的表演里,我看到了流行音乐的文学性。”

无独有偶,2007年“万芳的房间剧场”,也为她带来了“流行音乐的文学性”的评价。说话人是台湾“女歌节”的策展人钟适芳,她邀请万芳参与两年一届的“女歌节”,在这个以世界音乐为主的音乐节上,万芳获得了启迪,她开始尝试用“比较软性的方式对世界提出一些疑问”。带着这个概念,“万芳的房间剧场”逐渐变得有灵气,在许多原本意想不到的场所,比如一艘海面上的小游艇上,她和60名观众一齐赏月,弹琴,点蜡烛,听风翻动海浪的声响,在摇晃的微醺中调制出柔和而有力的音符。

在成为唱片工业的一环之后,万芳有了自己的代表作,收获了切实的利益,同时学会了骄傲和计较。但每每扪心自问,那种“不笃定、摇摆,却还是尽量配合,最后让自己不快乐”的情绪便扑涌而来,“自觉到了不快乐,就是改变的第一步。”2000年,约满后的她钻进中国广播公司,成了调频FM96.3的一名DJ。当时,百废待兴的中国音乐网找来伍思凯[微博]、齐豫、周华健、林志炫[微博]等歌手担任驻台主持,宽容度奇高,而万芳在她的节目里和听众分享了大量私藏CD,彻底跳离了流行音乐语境,以田野录音、原生态采样为篱,构建起了一个感性中蕴含了坚实主见的小众王国。如此,“我从一种公式里找到了适合我的各种可能性。”

促使万芳回来的契机是一次演出,内蒙古女歌手乌仁娜携同三位伊朗音乐家亮相2009年的“女歌节”。“这三位伊朗音乐家是父子,父亲已经70多岁了,属于国宝级的大师。你知道吗,从表演开始,这位大师的眼睛就没有离开过乌仁娜,他们没有节拍器,什么是节拍器?是他们的呼吸。当下我的眼泪一直流一直流,因为他不是在创造某种精致的、包装的、有距离感的关系,他如此靠近生活——明明是国宝级的音乐家,却在音乐面前如此谦卑,我的骄傲和计较一下子垮了。”

当晚,万芳回家打开电视,赶上了台湾金曲奖重播,“也许不容易,可我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我有余地。如果说我汲取了养分,可以带到这个环境中来,让更多人也得到滋润,那或许就是我的使命吧。”

所以,她换了一种身份,从“情绪的万芳”变成了“象征着人类共识的万芳”。她不必再替某一类人发声,或是激烈地宣布爱情的浓厚;而是娓娓道来,不经意却力道均匀地低吟“原来我们都是爱着的”。原来,我们需要的只是三个单词:Love, After 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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