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玮玮
独立音乐人，擅长各种乐器，自诩忧伤的手风琴手。曾为“野孩子”、“美好药店”、“IZ”等乐队成员，也曾给左小祖咒、万晓利、老狼做过乐手。2007年至2009年为孟京辉工作室《镜花水月》、《恋爱的犀牛》、《三个橘子的爱情》三部剧作担任原创音乐和现场演出。2012年，北漂12年之后，张玮玮和郭龙共同创作完成对北漂岁月和遥远故乡的敬礼之作《白银饭店》。
白银，西北戈壁滩上的一座孤独小城，荒凉似月球。那里有一座宾馆叫白银饭店，一楼的舞池成为当地年轻人盛放过剩荷尔蒙的地方。那里夜夜笙歌，工人们穿越黑暗无垠的戈壁来到舞池或者离开它去上大夜班。它夜复一夜地把年轻人的青春躁动和对未来的迷惘统统吸到自己五光十色而烟雾缭绕的腹腔。1990年代，张玮玮和郭龙成为白银饭店的舞厅伴奏乐队学徒，夜夜在舞池旋转的灯光下看红尘又不惹红尘。然后他们走出白银，北漂，从来没有停止做音乐。十二年以后，他们给自己的过去交出总结答卷《白银饭店》，好让自己能够再次出发。
张玮玮的父亲是音乐教师，郭龙的父亲是工程师。一日他们认识了一个在监狱苦练三年吉他、后来成为白银饭店乐队队长的人。队长会唱很多监狱的牢歌，而那些很长的歌则是西北传唱多年的老歌。张玮玮说：“无数烟酒嗓子合唱出的歌声，从一扇扇铁窗里传出来，在空荡荡的院子里飘荡。这个场景，让我身上从小被父亲用竹棍逼出来的音乐细胞，彻底变异了。”
之后他们在兰州的酒吧第一次听到“野孩子”，这三个光头、灰T恤，用布包着吉他认真唱西北民谣的乐手，让他们找到方向。到了北京之后，他们跟着“野孩子”一周排练五天，周末满城转悠演出。也有抽烟喝酒跳上桌瞎闹的时候，但是更多的时候生活健康严谨：“406路，15分钟一趟，每天约在公交车站见。2点准时开始接线，把节拍器的弦拧满，走一圈正好35分钟。4点休息，抽烟，做俯卧撑，感觉就是大家在一块练功。” 那段时间大概就是所谓最好的时光，他们周围的世界还真诚有序，热爱音乐的人们还都看得清前面的路。生活就像一场现场演出，不管好坏，至少沉浸在相同的旋律中。
2003年，“非典”来了，酒吧萧条。那年张玮玮在新疆伊犁一个村子呆了半年，每天清早7点钟起床练琴，中午学冬不拉，晚上学弹拨，“把一串葡萄放到一个瓶子里面，放十年，它有可能变成葡萄酒，也有可能变成某种……物质，我们，肯定会变成葡萄酒的”。
“2002年到2006年那四年，基本把我之后所有的事情都定下来了，我的想法、我要表达的东西。过了这个点，基本就靠回首往事过日子了”。
从野孩子、美好药店、IZ乐队成员，到给小河、万晓利、左小祖咒、王娟等人当乐手，以及为孟京辉工作室担任音乐制作，他们一直被音乐推着走，却不知道到底要走到哪里。直到2008年7月，张玮玮和郭龙录制完《你等着我回来》专辑后，才知道“人肯定都会成为你想成为的人”。
《白银饭店》是一张关于过去的专辑，不是离别的黄昏就是出发的清晨，是那“时光都变成了烟”的遥远时刻。张玮玮的声音干燥温暖，反复吟唱“南方”、“船”、“码头”、“光明”等字眼，一字一句入耳的是每个人心里雾气濛濛日渐远去的过往和永远看不真切的未来。
对话
尽管旅途疲惫，张玮玮依然认真地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对于乐手和创作歌手之间身份的转变，他告诉早报记者：“文字和音符对于我来说都一样，都是从画面着手，能更简单地把感情表达出来就可以。”
“我对现在的身份充满激情”
东方早报：《白银饭店》创作的时间似乎比预期的要长很多，为什么呢？
张玮玮：这张专辑的词曲，创作于2007－2009年之间。录音开始于2010年秋天，混音开始于2011年秋天，全部结束时已经是2012年春天了。
录音推翻了三版，混音也改了好几版，之后的唱片封套内页，也全是我们自己设计完成的。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张录音室专辑，我们希望它能呈现出尽量完美的结果，而这张专辑又是独立发行，出现了很多不在我们经验之内的困难，所以一再拖延了发行的日期。
东方早报：从乐手到歌手，身份的变化对你来说有什么不同？
张玮玮：做乐手其实愉快得多，不用为太多的事情操心，可以更投入地研究自己的乐器。从音乐本质来说，做乐手更纯粹一些。做歌手要考虑很多整体的事情，这些事情很繁复，压力也比较大。做乐手时我在舞台上可以安静地自得其乐，如今在台上压力和责任要大得多。但这些变化更能激发我去发掘自己，压力有多大，动力就有多大。我对现在的身份充满了激情。
“就像练功夫的高手，反而更加朴素平实”
东方早报：你曾说喜欢“简洁”、“有力”这一类的字眼。在音乐的创作上也确实是平实但击中人心。做音乐那么多年，这种风格是怎样形成的？
张玮玮：这是慢慢形成的，我们的音乐启蒙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那时接受的音乐大部分是西方的摇滚乐，受到的影响很庞杂，也比较表面化。直到到了北京，和很多优秀的音乐人合作，加上时间的清洗，才明白真正的力量不是摆在表面的。就像练功夫的高手，反而显得更加朴素平实，因为懂得了集中自己的力量。这是个长久的期望，还需要更多时间来磨炼。
东方早报：你的文字和歌词很美，这些词就像一组指向昏黄过往的诗，基调有点悲伤，暗怀乡愁。有特别想回去的原乡或者某段特定的时光吗？
张玮玮：我们西北人对故乡都很眷恋，因为那里的生活相比如今的城市更简单也更有趣。我是个比较念旧的人，回忆过去是我的主题之一。但乡愁倒谈不上，我的故乡是一座解放后才兴建的工业城市，我对那里有爱有恨，我更愿意把它想成一个故事。我的父母是年轻时离家去那座城市的，我也是年轻时离家去了别的城市，这里面的哀愁是宿命的，是超越地域的。
东方早报：你说写《白银饭店》的时候就好像在闭关，旋律先出来，然后慢慢地把词磨出来。在做其他音乐的时候，比如为《恋爱的犀牛》配乐的时候，也是这样的创作方式吗？
张玮玮：我是乐手出身，所以最先考虑的总是音乐部分。我写歌词都是依靠音乐的气氛，去想象一个画面，然后用文字去描述那个画面。为话剧配乐是用音乐，和演员剧情、舞台上的每一个呼吸去做配合，去寻找某种化学反应。我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文字和音符对于我来说都一样，能更简单地把感情表达出来就可以。写歌词或做配乐，我都是从画面感着手，所以两者对我来说差不多。
东方早报：你一直在唱民谣，对你来说，什么是民谣？为什么选择民谣这种形式来唱歌呢？
张玮玮：这个问题很不好回答，我试着说一下。民谣对于我来说与来自民间的语言和音乐有关，它不复杂，可以随时开始，有强烈的生活质感和亲切感。民谣是一个朴素的、随身的，不用跟随时尚而变化的歌唱形式。好的民谣不仅是过去的、乡村田野的民歌，它更是当下时代、城市生活的记录者。我们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每天被迫接受那么多信息，用这种朴素的方式唱出自己在城市生活里的烦恼和快乐，是坚守自己内心情感、与人沟通的很好的方式。
“‘野孩子’至今仍是我的力量源泉”
东方早报：你和很多音乐人都是很好的朋友，也曾说过很多身边的音乐人像是大山，高山仰止。有很佩服的或者对你的触动很大的人吗？
张玮玮：我曾经在一支兰州乐队“野孩子”里拉手风琴，这支乐队是我音乐、人生的启蒙老师。我曾经认为我永远也不可能超越他们，至今他们也是我衡量音乐的标准。前年我们重组了这支乐队，并每年秋冬在云南集中排练，这支乐队至今仍是我的力量源泉。
东方早报：很多包括你在内的一批音乐人都经历了在1980年代大家特别带劲特别单纯做音乐、谈理想、扎堆在一块“杀”时间的生活。然后时代变了，大部分人离开了，剩下的因为有这段时间的给养变得更加出色。时代虽然不能复制，但是好音乐跟好的文学作品一样都是要认真生活过才能出来的，而现在的年轻音乐人已经没有了当年纯粹又不浮躁的环境，他们还有希望经过时间的沉淀变得优秀吗？
张玮玮：每个时代都会滋养出各自的精神世界，这个不用担心。青春都是激情的，也都是浮躁的，每个人都会经过应该经过的一切，找到真正的自己。从前的歌声在流浪的山野，我们的歌声在变化的时代，今后的歌声也会在这些庞大城市里长出来。各自的心声听似不同，但无非是每个人心怀里的情感，它没有轻重高低的区别，都是珍贵的。
“彻底地表达自己，没有顾虑”
东方早报：你的一个身份是独立音乐人。一般挂上“独立”二字，都会有两种感觉同时出现：很牛，很难。对你和你的其他独立音乐人朋友来说，现在生存的景况怎样？整个大环境健康吗？
张玮玮：独立就是要独自屹立嘛，你选择独立，那该面对的就要面对。就像我做这张唱片，没有人帮我租录音棚、策划、做设计、做推广。但这些困难的反面是更大的自由，编曲怎么做，设计用什么样的纸，哪天发行，都是我自己决定。我的动力来自于自己，也止于自己，这是最幸福的事情。我在为自己而努力，在彻底地表达自己，没有顾虑。
目前我周围的音乐人都还不错，经济比以前好一些，生活还是自由自在的，并且充满了创造力。演出的场地、观众也都越来越好，整体环境在稳定地向着健康前进。我周围没有人如丧，都在如来。
东方早报：你说《白银饭店》是对一段过往时光的交代，交代完了就能继续往前走了。有没有想过，接下来的创作要往什么方向走？
张玮玮：去年春天前期录音结束，这张专辑实质上就已经结束了。巡演结束后我会去云南休息，并开始新的创作。下一张是我与北京诗人尹丽川合作的专辑，她负责词，我负责曲和演唱。我们曾经有过一些电影音乐的合作，留下了一些乐曲动机，我会把这些乐曲重新发展并录音，目前预计会是双张唱片。更长远的计划是，我打算放弃吉他，重新拿起手风琴，用手风琴来弹唱未来的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