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7月挂牌的深圳实验话剧团眼看就要迎来一周岁生日，但是这个生日却过得有点尴尬，因为一年来这个剧团没排出任何作品，所拥有的只是挂在深圳群艺馆的空牌子。是缺钱、缺人还是缺剧本？本报记者昨日分别采访了与实验话剧团相关的人士——深圳市群艺馆馆长刘兴范以及原计划为深圳实验话剧团排出第一台戏的中国国家话剧院导演田沁鑫。
田沁鑫“档期不合”
中国国家话剧院女导演田沁鑫，计划中将与深圳实验话剧团以成立“田沁鑫工作室”的方法进行合作，并为深圳实验话剧团量身订做出第一部作品，不仅希望一炮打响，而且也希望在今年8月底出炉，献给深圳特区的30周岁生日。而今，这部计划中名为《提速200公里》的打头炮之作，剧本没成型，演员当然也没定，而田沁鑫的档期也被其他事情填满了。
“合作机制是由深圳这边决定的”，身在北京的田沁鑫在电话中对本报记者说：“我作为中国国家话剧院的导演，负责把这个戏搞好，我认为深圳这边也很努力，但有时事情是需要过程的。”她说，一年来都保持跟实验话剧团的联系，剧本也讨论了很久，“《提速200公里》打算以发生在一列京九线火车上的故事为题材，一群到深圳的乘客们，在他们当中有寻找亲生父亲的少年，有大款和他的情人，有高级女白领，有海归和农民工，也有一个仿佛知晓一切的神秘人。萍水相逢的众人在火车上相识、交谈，结果列车到达深圳后，所有人都发生了惊人的变化。”田沁鑫说，“这是剧本的大纲，具体细节也差不多了，但因为资金一直没到位，也就没办法进行下一步的事情，包括演员怎么定，舞美，服装等等，原本这一年我的档期是留给这个戏的，现在没弄出来，我也挺遗憾的。”
田沁鑫现在的档期很满，她只好暂时放下深圳这边的工作室，先去忙其他的事情：“国家话剧院最近在做一台戏，而且接下来又要到纽约去弄个音乐剧，时间上冲突了。”她告诉记者，“没办法继续跟进深圳这边的戏了，其实我很期待排出一个深圳故事的，因为我早年来深圳做过广告人，这些年来来往往很频繁，深圳的变化都看在眼里，感触很深，当年我们一帮中戏毕业的朋友，希望深圳能成为东方的巴黎，艺术之都。十多年过去了，这个心愿我还一直揣着呢。”
“实验”二字难操作
一年前，深圳实验话剧团在位于福田区梅华路的市群艺馆挂牌成立时，馆长刘兴范充满了摩拳擦掌的干劲和跃跃欲试的热情。当时他对本报记者说“我们希望能集合国内最强大的力量，打造最具实力的话剧团队”，而且“这个剧团将比国内其他剧团采用更活跃的、更自由的体制，摒弃以往传统的话剧团体制，采用与百老汇模式一样的签约制。”
但昨天记者再次在群艺馆见到刘兴范时，问起实验话剧团一年来的“悄无声息”到底是何原因？刘兴范有些无奈地说：“最大的原因就是缺乏资金，原本获批的拨款目前还不到位，所以剧团没有办法运作起来。”他说，也想过市场化的尝试，“融资的想法是有的，但是很困难，因为群艺馆是个公益性的事业单位，实验话剧团挂牌在群艺馆名下，也就成了同样的性质，这样一来，通过市场来获得的商业收入就成了‘不允许’的，因为融资了单位的性质就发生改变，走市场了就跟这个公益二字背道而驰。”
这个说法听起来有些矛盾，在全国院团都在想法子走市场的时候，深圳实验话剧团走市场反而不行？他解释说：“群艺馆并非专业演出机构，而定位成一个群众文化艺术的服务机构，怎么走市场？如何走市场才不违背它的定位？这一直是实验话剧团的难题。其实建立之初，是想领全国之先，做一个特别新的体制，是一个经过改制的，官办的，非传统的事业单位，在群艺馆的名下灵活地实行单独的体制，但是我们还徘徊在该怎么做的问题上，因为没人告诉我们怎么做。”
刘兴范说，剧团建立这一年，起初是按照设想来的，比如没有预先招聘团里的演员，就是因为原本就打算轻装上路，不“养”固定的演员，有戏排就临时招募演员，按照之前设想的签约制来执行，就是说不管是幕后工作人员还是演员，都是以单次签约的形式进行合作。这样做，有利于节省成本，同时可以集中最优秀的人才，打造真正的精品文艺。“我觉得实验话剧团是生不逢时，全国都在进行文化体制改革，这么一个新成立的剧团，左右为难”，既等不到政府拨款，又不敢进行商业运作，这是刘兴范的为难。
走市场需要慢慢来
内地有国家话剧院的孟京辉工作室、田沁鑫工作室，台湾有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这些不论是官办还是民办的话剧团体，都在市场运作上取得了成功，深圳实验话剧团为何不能借鉴？刘兴范说：“香港的经验值得学习，他们是政府资助，剧团是个铁打的营盘，演员都是流水的兵，而国家话剧院也不是传统体制，也都是工作室制度，制作人李东和田沁鑫这对搭档也很努力地在帮我们，本来就是想做一个新模式的剧团出来。”
不过，记者也提出某些由政府出资的所谓文艺精品，一走商演就赔钱，这是否也是让政府不愿拨款的原因，刘兴范认为：“赖声川和孟京辉卖座，那因为他们就是走市场的，单凭创作过程中的有的放矢，就能在商业上成功，本身舞台精品就不容易做，像美国百老汇音乐剧每年有一百多台，能有一个成功就不错了，所以不能说深圳做一部戏就必须马上卖出钱来，难道卖不出钱来就是无能吗？”刘兴范作为深圳颇有名气的导演，去年曾经参与客家题材舞台剧《大围屋》的主创工作，他的看法是舞台精品要慢慢来，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有能在市场上叫座的硬作品。
深圳一直是话剧实验地
实验话剧最近20年才在广东发展起来，广东省艺术研究所所长吴惟庆认为，深圳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说：“上世纪80年代，广东没有实验戏剧，甚至基本没有小剧场戏剧，实验戏剧只出现在戏剧人戏剧学子相对集中的北京、上海。直至90年代，随着一批具有现代戏剧观念的戏剧人南下广东，才出现了一批包括实验戏剧在内的小剧场戏剧。”
上世纪90年代初，《泥巴人》(编剧：熊早)分别在深圳(导演：熊源伟)和广州(导演：王佳纳)排演，是广东戏剧人首部自编自导的小剧场戏剧，这两台同名剧目同时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93中国小剧场戏剧展演，引起了强烈反响，剧本被全国10多个剧团搬演，也拉开了广东小剧场戏剧活动的帷幕。
“这期间，实验戏剧主要出现在广州和深圳这两个大都市，尤其是在深圳。这一方面得益于深圳这座新兴的移民城市‘移’来了一批戏剧人，另一方面更主要的是深圳从1995年起，建起了广东第一间有戏剧专业的艺术学院，有了一个实验的基地，他们可以进行摒弃任何功利目的的戏剧实验。”吴惟庆说，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深圳排演了一批引人瞩目的原创实验戏剧，其中包括无场次戏剧《我爱莫扎特》、荒诞剧《希望》、行为戏剧《历史与雕塑》、实验戏剧《故事新编之铸剑篇》、《故事新编之出关篇》、《故事新编之奔月篇》三部曲等剧目。他认为，深圳的实验话剧探索对近年来的整个广东戏剧实践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尽管对实验戏剧见仁见智，引起了很多争议，但是，有争议便是受关注，很多观念在争议中升华，客观上已极大地动摇了传统的旧观念，促进了话剧的变革和向前发展，不仅批量地产生原创小剧场戏剧，大剧场戏剧也从中汲取了很多新的戏剧观念而得到了发展。”(深圳商报记者 于 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