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日子没看到时老了，很是想念。2008年灯节音乐界大聚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时老来了——”中国音协的一些老同志蜂拥而上，围着时老和他老伴王利军老师问长问短。前些年见到时老向他问好时，他总是笑着说：“好着呢，每个零件都正常运转。”这回见到时老，他改口说：“两个轮子代替了两条腿”，大家哈哈一笑！时老端坐在轮椅上，脸上依然泛着一丝红润。一个幽默风趣的“小老头”，93岁高龄的老革命，赫赫有名的音乐大师，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社会活动家。这就是我们的时老！
(一)
音协的老同志还记得，直接在时老手下工作，早在上世纪70年代末。1979年11月，在中国音协第三次代表大会上，时乐濛被选为副主席，分管表演艺术委员会的工作，并担任《歌曲》月刊主编(实际已于1月到任)。三个月之前，时乐濛刚从总政文工团领导岗位上调到解放军艺术学院任副院长兼音乐系主任，忙得团团转。协会工作是他的社会兼职工作，一份苦差使。
那时的时乐濛，我们都亲热地称呼他为“乐濛同志”，这次他确是受命于“为难”之中。
70年代末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浪潮席卷中国大地，随之一场音乐文化的大变革也处在阵痛的襁褓之中。人们冲破“四人帮”对音乐文化的多年思想禁锢，几个样板戏，几首语录歌，再也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这时，良莠不齐的港台流行歌曲“乘虚而入”，风靡大陆， 30年代的“时代曲”也时而泛起。许多年轻人备感新鲜，如饥似渴，如醉如痴，根本不管歌曲产生的时代背景，只以欣赏为快；而一些过来人则怒火冲天，痛心疾首，怒斥“商女不知亡国恨”，主张坚决堵塞，绝不能放任自流。
在来势迅猛的流行音乐对传统音乐的严重挑战面前，音协工作究竟如何开展？一些人感到十分惘然，手足无措。时乐濛和音乐界的有识之士却清醒地看到，要提高人们的音乐素质，提高群众对音乐的欣赏水平，再用“打棍子”的办法已经不灵了。只能从容面对，宽容对待，顺应时代潮流，千方百计引导青年人区分良莠，增强他们对一些庸俗、低下、不健康作品的免疫力。而更重要的是要调动我们的音乐家，鼓励他们对创作富有中国特色的抒情歌曲，进行大胆探索。以好作品来感染人，陶治人的情操，给人以美的精神享受。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要解放思想”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了一批勇于创新的中青年音乐家，他们施展才华，写出了一首首群众喜闻乐见的歌曲，却也招来了不少非议。如说什么王酩的《妹妹找哥泪花流》是 “小资味”的不健康情调；张丕基的《乡恋》，同样被贬为颓废的靡靡之音；李谷一借鉴我国传统戏曲民歌的气口唱法，用轻声和气声演绎，竟被斥为格调低俗的模仿……”
乐濛同志听了这些只是淡然一笑：“有成千上万人喜欢这些歌，群众该不会是阿斗吧！”他认为有争议是正常的，不是件坏事。思想观念的转变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奏效的，一些人早已习惯用教育功能作为考量歌曲的唯一标准，而大大忽视了歌曲的愉悦，特别是审美功能。每当这些年轻音乐家受到不公正对待，思想上受到打击和压抑时，他总是鼓励他们说：“不要怕，要相信群众是有鉴别能力的，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这条路没有错。”
(二)
音乐界的同仁也一直在探寻着，这条路该怎么走？于是，由《歌曲》编辑部发起，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和中国音协《歌曲》编辑部共同主办的“听众喜爱的广播歌曲评选”活动，经过周密策划，于1980年悄然展开，并一炮打响，旗开得胜。经数十万听众投票遴选出15首优秀歌曲。编印成的小册子一百多万份，短期内一售而空。成麻袋的读者来信，随信夹寄的买歌本的零钱，还有邮票，不得不动用中央电台一个班的武警战士帮忙清点。还记得当时音协机关工作人员每月都分到了“战利品”——为数不少的邮票。
此次活动群众的热情参与是空前的，评选出了《祝酒歌》(韩伟词、施光南曲)、《妹妹找哥泪花流》(凯传词、王酩曲)、《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集体词、吕远、唐诃曲)等15首歌曲。在这15首优秀歌曲中，由王酩作曲、李谷一演唱的歌竟有4首之多，实践证明群众独具慧眼，那些人的不实之词也就不攻自破。
15首歌曲的推出在全社会激起了热烈反响，久唱不衰，有的至今还在各种场合传唱，经受了历史的考验。这些歌曲的音乐语言新鲜，旋律优美，时代感强，颇富民族性，且风格多样，是作曲家在新时期开始探索和寻求具有中国特色歌曲语汇和技法表现手段的丰硕成果。具有开创性的划时代意义。
乐濛同志功不可没。《歌曲》编辑部的同仁宋扬、钟立民、张宁、温弘之、冯世全、舒小模等，均倾注了他们的心血，请不要忘记他们的名字。也正是由于他们的辛勤付出，才创造出1983年底《歌曲》发行量高达37.5万份的另一个奇迹。
(三)
那时，人们普遍认为，80年代的中国音乐形成了以通俗音乐、新潮音乐和严肃音乐为格局的“三足鼎立”的多元并存的局面，有人形象地把前两类音乐称之为“两个冲击波”。乐濛同志领导的表演艺术委员会的工作，就是在这样纷繁复杂的情势下开拓前行的。
1984年，以弘扬民族音乐为主旨的 “中华之声”音乐会应运而生。5月，中国音乐家代表团赴重庆，面向厂矿、高校等基层单位巡回演出。由时乐濛任团长，刘诗昆任副团长，盛中国、郭颂、王玉珍等领衔主演。代表团一到重庆，市委领导亲自迎接，并联名要求宴请时乐濛。时乐濛1950年曾在重庆市任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这些老战友、老部下，如今均身居要职。音协表委会负责这次活动的冯卉，竟被当时热情接待的场面所震撼，她深感乐濛同志的威望和人格魅力。代表团深入到重钢、天府煤矿等大型企业为职工演出，并在万人广场为重庆各高校学生义演，轰动了整个山城，人们奔走相告，说“延安精神又回来了！“中华之声”音乐会，为处在冷落境地的严肃音乐打了一针强心剂，大长了民族音乐的声威！
时老于1979年至2002年，20多年来一直兼任音协两个部门的主管领导，不但分文不取，还自备小车，自带饭票。《歌曲》稿件他按期终审，表委会活动他积极参加。对工作要求严格，原则性强，又不失灵活性，讲求实效。方方面面，千头万绪，无论是专业音乐，还是群众音乐活动；各种音乐会，各类音乐比赛；只要时间能安排开，他都热情支持，有求必应。人们都说时老好像长了三头六臂，音乐界的重要活动，准能见到他的身影。他常说：“音协就是音乐家的家，为他们服务是应该的”。乐濛同志办事极为认真，也特别专注。一次到外地出差，一有时间他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写东西。正在冥思苦想，突然电话铃响了，他拿起电话：“喂，找谁？”，“找时乐濛！”“好，你等着”，他放下电话，开门就喊：“时乐濛，时乐濛——电话！”喊声惊动了隔壁的同行，“你找谁？乐濛同志”，“啊啊，原来我就是时乐濛，哎！”这才恍然大悟。乐濛同志就是这样的可爱，和他在一起工作，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那时，音协表委会的四员大将：李航、高泽顺、冯卉、李妲娜，在乐濛同志的指导下，工作有声有色，他们深感有这样的领导腰板硬，好办事。
(四)
人民大众需要严肃音乐，也更渴望有多种风格的音乐，如轻音乐、通俗音乐等等。1989年，时老支持王酩等人创办了中国轻音乐学会。时老德高望重，任学会主席理所当然，但他一再推辞要让年轻人当。最后没办法，时老说：“好，我挂名，王酩当常务副主席，听他的。”
对待年轻人，时老几十年来一直给予满腔热忱地扶植。施光南、王酩、王立平、谷建芬、王世光、张丕基、郭成志、付林、姚明、温中甲、徐沛东、刘青、王佑贵……数不胜数，当年这批中青年作曲家，几乎无一不在他的羽翼下沐浴阳光。许多词作家、歌唱家也不例外。毫不夸张地说：音乐界老老少少都是时老的朋友。
当王酩历练才华、倾注心血，以优质丰产的作品奉献大众时，有人却撰文给王酩戴上“音乐承包商”的帽子，而加以歪曲。时老知道后不紧不慢地说：“音乐界三王(指王世光、王凯传、王酩)的人品没得说。”见到王酩时，他说：“莫名其妙，想必那位作者是把帽子扣错了！”王酩听了，一脸苦笑，却轻松了许多。时老的幽默在音乐界是出了名的。
记得在1985年5月中旬，中国音协在京丰宾馆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一天，大会发言，与会代表解放思想，各抒已见，十分踊跃。发言渐渐“升温”，“火药味”也变浓了，出现了“抢活筒”的局面。主席台上的领导也有些坐不住了，这时时乐濛机智地接过话筒：“同志们，请安静！”他操着一口河南普通话，用文化大革命中说对口词的腔调喊出“东风吹，战鼓擂，现在音乐界谁怕谁？”语惊四座，全场哄堂大笑，紧张气氛顿时松驰下来，大会得以正常进行。与会者啧啧赞叹：时乐濛不愧为“和稀泥”的高手，富有哲理性的语言艺术举重若轻，妙哉，妙哉！
中国轻音乐学会初创阶段，各方面条件较差。“有困难，找时老！”这几乎成了王香珠、许有仁俩位老大姐的口头语。有一次学会研究工作，一个电话把时老请来了，人员还没到齐。迟到者进门就检讨：“时老，对不起，来晚了！”时老却说：“不晚，不晚，还早着呢！”打这以后，谁也不好意思再迟到了。时老就是这样的宽厚待人。开会有时赶上吃饭时间，就近找个小馆，要上几碟小菜，时老呷上几口二锅头，一碗面条就打发了。边吃边聊，问题就解决了。人们尊敬时老，更亲近时老；他是良师，也是益友，确实是和我们平起平坐的“老哥们”。
10年前，王酩走后，时老语重心长地对张丕基、郭成志等人说：“王酩不在了，这杆旗不能倒，你们要把它举起来”。如今中国轻音乐学会在时老的关怀下，已更名为中国大众音乐协会，又上了一个台阶。
斗转星移，改革开放赢得了今日中国的辉煌，也赢来了中国音乐艺术的大繁荣局面。时老在推动当代中国音乐的传承和创新的进程中辛勤耕耘，特别是对通俗音乐的健康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历史功绩不可磨灭。
当这篇文字即将完稿的时候，传来了时老病危的消息，我们立即赶往301医院南楼，到特护病房看望。护士正在为时老输氧、输液，医疗仪表上的几项指标在均匀地闪动，似乎一切都较为正常，只是他老人家紧合着双眼，好像是有痰吐不出来，很难受的样子……时老夫人告诉他说我们来了！好像他心里明白，却说不出话。我轻轻地握着他的手，感到了他的温暖，更感到他生命的力量。我们饱含着热泪，深情地呼唤着：时老，挺住！时老，加油！
沈尊光
2008年6月6日 北京
(沈尊光：中国音乐家协会作曲家、音乐评论家)
音乐的天空一颗巨星陨落，2008年6月16日15时，音乐大师时乐濛与世长辞。
附：时乐濛简介
时乐濛 著名作曲家，音乐活动家。1915年12月20日生，河南伊川人。1928年考入开封师范学校。自1934年始，先后在开封梁苑女子中学、郑州扶轮第一小学任音乐教员。1938年赴延安。1939年入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音乐系，学习指挥、作曲理论，从师于冼星海、吕骥等。毕业后，历任鲁迅文学艺术学院音乐研究会研究员、鲁迅文学艺术学院学生合唱团指挥、部队艺术学校音乐教员、西北文工团音乐教员。1944年后，组织上派他到敌占区搞武装斗争，随军辗转豫鄂等地，历任指导员、教导员、县长、军区组织科长、宣传科长等职。1949年2月，任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文工团政委。新中国成立后，任重庆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川东军区文化部副部长、战斗文工团政委等职。1953 年调任总政文工团艺术指导，历任歌舞团团长、总团副团长等职。 1979 年后，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兼音乐系主任。
40年代初开始音乐创作，参与了《周子山》等秧歌剧的音乐创作。1952年总政治部授予时乐濛“中国人民解放军作曲家”称号。50年代后，创作有各类歌曲作品五百余首，其中《三套黄牛一套马》、《歌唱二郎山》、《团结战斗》、《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等，影响广泛。同时，创作有《千里跃进大别山》、《祖国万岁》、《黄继光大合唱》、《长征大合唱》 等大型合唱曲12部；《英雄们战胜了大渡河》、《小河淌水 》、《就义歌》、《红军想念毛泽东》等合唱曲30余首；歌剧音乐《两个女红军 》、《杜鹃山》；舞剧音乐《湘江北去》；电影音乐《探亲记》、《万水千山》、《五彩路》、《泪痕》；器乐曲《湘江乐》等。曾主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 《东方红》、《中国革命之歌》 的音乐创作。
1983年10月17日，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办了“时乐濛作品音乐会”。专著有《时乐濛歌曲选》、出版有《时乐濛传》。
时乐濛系中国音乐家协会第三届、第四届副主席，曾任中国轻音乐学会主席、中国音协《歌曲》杂志主编。荣获中国唱片总公司金唱片奖、20世纪华人经典作品奖，荣获中国音乐家协会颁发的金钟奖终身荣誉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