舞蹈秀·身体史
一档以舞蹈为核心的电视节目《舞林大会(blog)》，现在流行中国。知情者说，一些演艺公司正削尖了脑袋推荐自己旗下的艺人参加比赛，而不是像该节目制片人所说，他们是靠“关系”才邀请到那么多名人参加。
《舞林大会》成为中国人舞蹈经历的一个沸点，它以电视为媒介，把人们过去的身体私语，放大为集体对话。
仔细审视最近一百年来中国人的“跳舞”历程，从上海的十里洋场，到一片汪洋(blog)的忠字舞，到现在各种肢体语言的竞相登场，舞蹈在中国从来不仅仅是20世纪现代舞蹈先驱伊萨多拉·邓肯所说的那样“源于自然”，而是背后充满了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道德的因素，因而显得有些无奈和辛酸。
舞蹈是人类使用自己身体的一种方式。回望几千年里中国人的身体史，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八个汉字，就剥夺了个人对于身体的支配权，而且剥夺期长达数千年。
现在，经年累代形成的身体禁忌，在短短的三十年时间里，彻底被打破。身体不仅实现了私有化，而且也可以艺术化，甚至商品化。此时唯一可以担心的，就是：要善待自己的身体——不能以自己身体的权利，去侵犯别人的身体权利，同时，还要为自己的身体，重新找到灵魂。
新高潮
舞林大会：身体的盛宴
每个周五的晚上，要看什么电视节目呢？
曾经是《超级女生》，而现在，众多的中国观众，已经把遥控器锁定在《舞林大会》了。
这是上海东方卫视推出的一档娱乐节目，以跳舞比赛为核心卖点。“唱歌等平民选秀太多，中国舞蹈的群众基础更为扎实，这个时候推出明星舞蹈选秀，应该会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觉。”全国版《舞林大会》总导演徐向东说。
在此之前，中国电视的舞蹈选秀早有先例，只是选手都是普通人。《舞林大会》的不同之处，在于明星云集，成为一道更具特色的身体盛宴。
身体之秀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SMG）的本地春节晚会有一个最受欢迎的老项目，就是主持人轮番上场，表演节目。
两年前的一场主持人跳街舞的表演获得了上海本地8.9%的收视率。于是，在2006年春节期间，制作人小辰开始策划一档跳舞选秀节目《舞林大会》。
策划的时候，节目分为两个版本，一个是以SMG内部主持人为选手，在上海电视台娱乐频道播出；另一个以明星为选手，在全国都能看到的东方卫视播出。
结果，明星们的档期都难以确定，而且大多对该栏目没有兴趣，便只启动了上海本地版《舞林大会》。孰料，本地收视成绩极高。尼尔森公司提供的收视率报告显示，本地版《舞林大会》在上海的平均收视率为10%，6月11日晚决赛收视率一度蹿升到15.9%。
“本来是地方台的节目，却因为极高收视率引起业界的关注，”徐向东始料未及，“各个电视台纷纷来向我们取经。”
本地版的成功，让全国版《舞林大会》在9月14日正式启动。但因为明星档期的原因，9月15日晚并没有播出，而是将首播时间推迟到10月6日。而此时，福建东南卫视的《星随舞动》首先占领了电视舞蹈选秀的屏幕。和上海本地版《舞林大会》一样，福建省各个频道的节目主持人纷纷参加比赛。“我们借鉴了美国最火热的电视节目，希望也能取得成功。”节目组负责人苏先生说。
8月31日，浙江卫视也已对外宣布，他们获得了英国BBC广播公司《与星共舞》（Dancing with the stars）国际版权方的正式授权，将把这档节目引进中国。计划在9月中旬播出，和原版《与星共舞》一样，将有8位名人参加国标舞比赛。
“以前中国观众只能在网上下载《与星共舞》的视频观看，现在我们带给大家直接参与的机会。”浙江卫视真人秀工作室负责人蒋先生说。但直到11月底，该节目仍未有开播的迹象。浙江卫视工作人员马向波透露：“其他工作早已就绪，只是赞助没有到位，12月初就可以跟观众见面。”
如果浙江卫视《与星共舞》一切顺利，12月的电视屏幕上将出现三档舞蹈选秀节目同时起舞的场面，争夺收视率。
其实电视台的舞蹈选秀，早在2004年就有。星空卫视推出的《星空舞状元》，堪称中国第一个舞蹈选秀节目。当年8月初，《星空舞状元》开始了在全国五个地区的海选，但因为复杂的镜头切换需要进行严格的剪辑，所有的选播内容都无法实现现场直播，制作完成需要半年的时间，因此只能作为一档纯粹的综艺节目观看。而星空卫视也并非全国范围内播出，且评委掌握一切生杀大权，观众无法参与其中，影响力并不大。
版权之战
有名人参与的舞蹈秀，收视率大战还没完全开始，关于节目的版权之争却已经打响。
与浙江电视台合作的北京世熙传媒公司在东方卫视《舞林大会》刚刚开播之时，就发出律师声明：未经本公司授权，不得擅自制作、播出与《与星共舞》相同或者类似的电视节目。
“很多电视人习惯拷贝了。”蒋先生说，“我们要表明立场和态度，也是对英国BBC的交代。”而世熙公司总裁刘熙晨则表示，已经花费了几百万元去购买版权，对于其他电视台“抄袭”的行为，他们不排除起诉的可能性。
“我们的模式跟《与星共舞》完全不一样。”东方卫视徐向东说，《与星共舞》是由8个名人用3个月的时间进行练习，而《舞林大会》则需要60个明星、130场舞蹈，进行车轮式的比赛。赛制上，两者也有所区别，《与星共舞》逐次递减，但《舞林大会》还加入了PK、复活等赛制。“如果说我们在抄袭，只能说我们抄的是自己的本地版《舞林大会》。”
“我们对其他台的借鉴并不反对，因为我们有自己独有的明星资源和制作班底，并不担心被人比下去。何况这样的舞蹈选秀本身就很好看，多一点让观众选择，也不是什么坏事。”
不管电视台们怎么争论，观众们看到的，则是一场身体的盛宴。
徐向东：舞不可拒
全国版《舞林大会》总导演徐向东是目前这股“身体盛宴”的领军人物。他说舞蹈是中国人长久以来最有群众基础的娱乐活动，“从解放初期到现在，舞蹈永远都是大家最喜爱的一种休闲方式”，因此能够迅速火爆。
新世纪：为什么会选择让明星来比赛？
徐向东：现在平民选秀的节目太多，如果不以明星为主，谁会注意？谁会知道这个节目好不好看？
新世纪：怎么才能调动那么多明星参加比赛？
徐向东：首先是有上海本地版的《舞林大会》成功的先例，明星们自然会愿意参加。而且SMG旗下的另一档明星访谈节目《家庭演播室》有明星资源。这个节目做了5年，我们和250个明星及其家人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大家自然会配合我们。《舞林大会》全国版刚开始的时候，所有的明星都是《家庭演播室》曾经的嘉宾。随着收视率一路上扬，许多经纪公司和唱片公司也愿意自己的艺人来参加比赛。
新世纪：这些明星的费用高吗？
徐向东：我可以很坦白地说，《舞林大会》的预算总共只有550万元，给每个明星的费用都不多，但这并不影响他们的积极性。《家庭演播室》每期的预算是3万元，除去工作人员的费用剩下的只是明星和家人的路费了，大家既然一开始就是因为友情上节目，那么也不在乎在《舞林大会》中的报酬了。
新世纪：《舞林大会》的明星为什么会在台上那么投入？甚至还有人因为被淘汰而当众掉眼泪。
徐向东：掉眼泪都是其次，还有人在后台发脾气、摔鞋子，连打电话来威胁我们的都有，就因为被淘汰了。不要看许多人在台上一副很淡定的样子，但都对结果相当在乎。既然是明星，就是有今天没明天的人，每一次在舞台上的机会他们都特别珍惜。何况现在这个舞台上只有他们自己，没有别人可以伴舞伴唱，全国观众都在看着你，谁愿意出丑？谁又愿意被比下去？明星都是争强好胜的人，所以他们才会自己去请国标大师来教跳舞，自己花时间来练。
新世纪：为什么会让明星跳舞，而不是唱歌或其他形式进行比赛？
徐向东：舞蹈在中国的群众基础相当厚实，从解放初期到现在，舞蹈永远都是大家最喜爱的一种休闲方式。从最开始的交谊舞，到现在街舞、芭蕾什么的，都有很多人喜欢。舞蹈的魅力是最大的，特别是在人们看惯了唱歌选秀的时候，这样别出心裁又贴近生活的形式肯定会让人耳目一新。对于明星也是一样，他们不可能抗拒舞蹈的魅力。
新世纪：为什么比赛以国标舞为主呢？
徐向东：任何一种舞蹈的服装都不会像国标舞这么闪亮，任何一种舞蹈的音乐也不会像国标舞这么大气。明星们都喜欢闪亮和引人注意的东西，一套很美的衣服放在那里，他们不可能不喜欢。
新世纪：这个节目会继续办下去吗？
徐向东：应该说不会。我觉得这种形式一次就够了，大家以前看够了平民选手PK，明星PK也会看够的，主要是没办法找出更吸引人的形式了。就算要办也只能办明星唱歌的比赛了，就像现在上海地方台播的《绝代双骄》那样，但我们也没考虑好明星比赛大家看腻之后还能做怎样的节目。
流变
舞蹈记忆
现代舞蹈真正走入民间并形成一个以跳舞为标志的群体，是20世纪初发生在上海十里洋场的事。这个叫“老克勒”的阶层是当年上海滩最风流倜傥的人物，他们也是上世纪第一批用舞蹈诠释身体语言的中国人。一位“老克勒”在公众场合抱着一个女子舞起来，在当年是会被卫道士们斥责为伤风败俗的。当然，任何一种解放都不免遇到这样那样的斥责，好在“老克勒”们在那个年代劲吹的西风下，不以为然地继续“马照跑、舞照跳”。
上海的文艺青年们踏着老克勒的足迹，把西风之舞带到了延安，为生活清苦的革命根据地带去了一股清新的风。激情燃烧的岁月里，纷杂的舞步从来没有停止过，已然成为革命前辈们追忆似水年华时不可或缺的画面。
最癫狂的“文革”十年，舞蹈演变为另一种忠实的身体语言。集体狂欢般的忠字舞更是一种虔诚的表达，人们要用身体表达语言无法涵盖的无限忠心。作为中国人身体语言的独特样本，它记录了真实的历史。
冰冻的大地开始融化，一群特殊的年轻人在特殊的地点悄然无声地成为舞的先行者。上世纪70年代，在那些有特殊意味的大院里，紧闭的窗帘、昏暗的灯光，老式留声机下，红男绿女舞起来，那是一种先兆，预示着大院外面的中国的春天也要随之而来了。
那些为跳舞付出沉重代价的人是当年的青年先锋，今天他们已近暮年。回忆起舞出来的坎坷，也只能把所有谜底都解释为命运。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相信会有人因为跳贴面舞或迪斯科而坐牢，可没有他们付出的沉重代价，今天比比皆是的街舞或钢管舞恐怕根本没有存在的一点缝隙。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舞蹈的流变也是这样。
老克勒李九皋：
夫人是我终身舞伴
这对耄耋之年的伉俪是上海市雁荡路上的一道风景：每天下午5点准时到达位于自己家附近的洁而精川菜馆用餐，6点45分离开，回家看新闻联播。
91岁的李九皋老人和他96岁的夫人陈素仁，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间因众所周知的原因，中断了十多年），保持着每天这样用晚餐的习惯。在他们家，凡事形成习惯，都会几十年如一日地进行下去。他们居住的“上海别墅”在20世纪30年代住过一位后来很有名的女伶蓝苹，不同的是，蓝苹与唐纳租住的是一个楼梯拐弯处一个带角的亭子间。
李九皋与夫人共舞，是从1936年开始的，一直坚持到1952年。那以后，不是他们不想跳，而是他们不能跳了。这对舞林高手告别舞厅，出于一项全国性的规定：营业性舞厅一律取缔，家庭舞会原则上禁止。
英文名字Teddy
Li的李九皋认识后来成为他夫人的Susan（中文名陈素仁）时，是上海第二大规模的外国电台——加拿大的XQHA电台Voice of Service 700KC频道的英语主播。1936年日本人打进上海，美国人和加拿大人开的公司陆续撤离。这一年电台离开了中国，22岁的Teddy Li自己开了一家公司经营美棉的进出口贸易。当时谈生意都是在舞厅里进行，既可以谈生意上的事，又可以请客商跳舞。和别人在舞厅里谈买卖不同的是，Teddy Li招待客商时，总是偕夫人同往。
出身上流社会的Susan绝非一般意义上的时尚女性。1936年她27岁，是上海飞行社第一批仅有的两名女飞行员中的一员。如果不是为了1937年1月衡山路国际礼拜堂的婚礼，陈素仁小姐不会放弃已考取的奥克兰美国波音航空学校。
放弃美国，因为她是李九皋最默契的舞伴，是他的未婚妻。她承认，只有与李九皋拍档时，才能发挥到最佳水平。在他们还未成婚时，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舞会使他们度过了所有周末，至今李九皋还能清楚地记得那些场所：百乐门，是他们最喜欢去的地方，有时候他们还会去西乐士、爱埃令参加舞会。无论在哪里，绅士李九皋有两个原则，一是同终生舞伴Susan从第一支曲子跳到最后一支曲子。
沪上敌伪当道时，娱乐活动中既没有了好莱坞电影，也没有好的国产影片——好的明星有些到大后方去了，有些不愿为日本人涂脂抹粉。而电台里以往的英美短波也被封锁，唯一的消遣就是跳舞了。上海沦为孤岛时期，有时李九皋夫妇跳完舞想回家了，正碰上日军戒严或宵禁，干脆折回头，跳个通宵达旦，待到街上解除戒严再回家。
这个阶层的休闲一直过到1949年5月出现了转机，上海市市区解放的第三个夜晚，他与夫人到百乐门跳舞时，不再与人讨论商务，而是研究讨论陈毅市长签发的公告。
李九皋说，在百乐门这些地方，他们最喜欢跳的是华尔兹、狐步和探戈，他们深爱这些表演舞。每周跳一到两次，周末跳通宵，这个习惯一直保持了16年。1952年禁舞前夕，他们在大都会跳了最后一夜，那夜舞会的终曲为《最后的华尔兹》，李九皋专门为夫人点了法国情歌《玫瑰人生》，这支曲子见证了他们相识相恋相伴的全程。
改革开放以后，“文革”时被投入冤狱的李九皋以教授身份退休回到上海，上海当年最红的百乐门又开始霓虹闪烁，许多被称为老克勒（Old Class）的老人，依旧保持着他们年轻时的生活方式，跳舞是最重要的标志。
不同于这些老克勒们，李九皋夫妇自1952年以来，再也没有踏进过这些地方。李九皋说，那些地方都变了，再也不是原来的氛围，乐曲的演奏也不似从前，最主要的还是，现在舞池里不再有他们熟悉的身影。
除了告别舞池，91岁的李九皋还是很完整地保留了一些习惯，每天早上到老城隍庙吃早茶。每晚两位“与子偕老”的伉俪会“执子之手”，到他们居所旁边用餐，等待他们的是第二根圆柱旁边的一张桌子和一份《新民晚报》。
他们看新闻联播，听英美德等国的新闻播音，了解国内外大事。
李九皋，每两周还要上一次班。他目前仍是一家国际贸易公司的高级顾问。
TIPS上海老克勒
老克勒产生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代表了中国最早也是最精致的小资趣味。“克勒”是英文“CLASS”的音译，意指一种格调，也就是那个时代的上海摩登青年一直引以为豪的“绅士精神”和“淑女风度”。老克勒擅长跳舞，无论是交际舞、爵士舞、恰恰、伦巴、踢踏舞，都十分在行。他们对舞会的音乐、服装和参加者的身份十分看重。一般在家庭举办私人舞会，就算去舞厅，往往也会包场。
全民忠字舞
“那是一个全民皆舞的时代。”提到忠字舞，北京市劲松文体协会会长何美龙这样感叹。
从22岁经历“文革”起，她就和这种舞蹈形式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候，我们这些爱好文艺的青年，为了避开‘革命’，都选择了去农村、工厂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方式，而宣传队唯一的节目就是忠字歌和忠字舞。”
在“文革”初期那样一个缺乏文艺活动的时段，唱忠字歌、跳忠字舞的意义不仅仅是宣传，也成为点缀人们生活的方式。
每当有最新指示传来，都会有自发组成的作曲团体为其谱好曲子。曲子在广播里播出来后，很多像她一样的文艺爱好者会根据乐曲的节拍编成舞蹈，组织大家跳忠字舞。当然，忠字舞最普遍的配乐还是有关领袖的颂歌。
在她看来，这种源于蒙古“安代”舞的舞蹈虽然简单和略显僵硬，但由于与一种亢奋的时代精神相契合，使得忠字舞有了不可思议的吸引力。
何美龙说，几年前的一个机缘，她曾在新世界商场的舞台上跳过一小段忠字舞，居然令在场的很多同龄人热泪纵横，纷纷在台下跟着她一起跳。这也促使她应一个出版社的邀请，录制了一盘《忠字舞：红太阳系列舞蹈》的VCD，空闲时她也会组织老人重跳经过改进的忠字舞，一起缅怀当年的青春。
天安门广场舞起来
摄影家李振盛当年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参与到这段历史当中的。尽管时隔整整40年，李振盛还能清晰地记起当年天安门广场大跳忠字舞的情景。1966年10月初，他作为摄影记者，跟随黑龙(blog)江省大专院校参加革命串联的红卫兵来到北京，采访毛主席第五次接见红卫兵。
10月17日晚，传来令人振奋的消息，毛主席将在第二天接见红卫兵。“这个天大的好消息激发出红卫兵大跳忠字舞的高潮，”李振盛对《新世纪》周刊说，“从那一刻开始，许多红卫兵汇聚到天安门前。整个广场陷入一种狂热状态，大家通宵达旦地跳起忠字舞，好像有用不完的精力。他们一边跳还一边高唱，‘忠于革命，忠于党，党是我的亲爹娘，谁要是敢说党不好，坚决叫他见阎王！’”后来，他在国外办摄影展时，国外的人见到这些夜间大跳忠字舞的照片，都很惊讶，开玩笑说舞姿很像“迪斯科”，他回答说，那就叫“文革迪斯科”吧。
“那时的广场上总是人山人海，歌声如潮。各地来京参加串联的宣传队，都要来这里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会圈出一块不大的‘舞台’开始表演，整个天安门广场能见到地砖的地方，只剩下一个个空出来的圆圈。男女红卫兵宣传队员一律身穿清一色的草绿色军装，女红卫兵们或扎着两支齐刷刷的小短辫，或梳着甩向脑后的歪把儿小辫，这是当时最时尚的‘红卫兵发式’。伴奏的乐队往往只有一支短笛、一把二胡、一只口琴，如果能有一架手风琴就算是高档乐队了。”
直到现在，李振盛还在不断地追踪采访当年拍摄的老照片中的主人公，大家聊起以前在广场上的经历，还会忍不住感慨连连。
5岁的“积极分子”
“文革”10年间，李振盛拍摄了将近10万张照片，其中以各种形式大跳忠字舞、高唱忠字歌的题材，占到将近十分之一。在他拍摄的这些照片中，有一张《跳忠字舞的小女孩》很特别。后来很多人跟他谈起忠字舞，都会提到这个因为当年的一张照片而被全国很多人认识的明星：康文杰。
1968年，康文杰5岁，那时她在黑龙江省德都县武装部的宣传队（实际相当于托儿所），性格活泼，能歌善舞，老师教的忠字歌和忠字舞，她一学就会，而且比其他孩子跳得好。当年4月，黑龙江省召开第二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德都县为了树立一个年龄最小的典型，选中了康文杰。
在康文杰本人的印象里，作报告的场景已经不是很清晰了。“只记得他们当时嘱咐了我很多东西，为了避免我记不住，他们画了一张图画让我拿在手里。”她对《新世纪》周刊回忆，“那张图画上有一个扎小辫的小女孩表示是我，小女孩头上有个红太阳表示我梦见了毛主席。”但在李振盛的记忆里，“康文杰现在所说的那张图画，其实是当时《黑龙江日报》上发表的一张《我梦见了毛主席》的素描。她当年讲用时拿着的那张纸上画有一扇门，门下画着一个顶着门梁的人，表示她梦到了身材高大的毛主席来到她家里……”可以肯定的是，当时年仅5岁的她拿着这张图画，一板一眼地在全省两千多名代表面前作了“生动报告”。
那张令她闻名全国的照片是4月28日在这次大会闭幕式上拍摄的。“闭幕式是在哈尔滨体育场举行的，那时候更名叫‘红卫兵广场’。当时，两千多名代表坐在主席台两侧的看台上，其余的看台和体育场中央场地则坐满了来自哈尔滨各界的三十多万‘革命群众’。”
李振盛回忆说，“当时听见主席台旁边突然响起一片掌声，我跑过去一看，原来是她在跳忠字舞，围坐在她身边的是解放军代表，他们被这个可爱的小女孩的天真劲儿给逗乐了，都在给她鼓掌伴奏。”
30年后的1998年12月，李振盛在《黑龙江生活报》发表《跳忠字的小女孩，你在哪里》的文章，不出一周就找到了她。李专程赶到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问她，“你5岁时就能当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现在有什么感受？”“现在想起来挺可笑的，那是一个历史的玩笑吧。”康文杰笑着回答。
首长邀我去跳舞
张善兰第一次参加中南海的舞会是在1959年冬天。那个时候，她是人民大会堂的服务员。
1959年4月，19岁的张善兰还是山东烟台机床厂的一名普通铣车工。当时人民大会堂刚刚建成，国务院派人到全国各地选调服务员。张善兰的领导找她谈话，问她愿不愿意去北京。赶了100里路回家探望了父母之后，张善兰登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当时被选调的服务员，全国大概600多人，我们山东省6个，烟台3个、济南3个。”张善兰说。
她清楚地记得她初到北京的日子，1959年4月23日。一个月的集训过后是学习业务，端盘子、端碗、倒茶……
8月份，服务员正式进入大会堂，布置厅室，为国庆十周年做准备。
准备工作在9月份就绪，从来没有接触过舞蹈的张善兰被分在服务处的舞台组，负责的区域是主席台、118厅和江苏厅。118厅是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办公、接见外宾、召开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常委会议的地方。
1959年冬的一个星期三，中南海有舞会。有首长邀请张善兰去跳舞。“当时我们的书记、组长都在场，我就跟他们打了个招呼，然后搭车去了中南海春耦斋。”
中共领导机关内组织舞会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延安时期。战争环境下，首长们工作很紧张，根据地文化生活单调，就靠跳舞来调剂一下。中央机关搬进中南海后，在紧张的工作之余，中央警卫局和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仍以插空安排舞会的方式，让首长们活动活动，放松一下。中南海舞会开始时每周一场，后来增加到两场，时间分别在周三和周六晚上。
张善兰把去中南海跳舞叫“执行任务”。1960年初，大会堂开始组织女服务员练习跳舞，每逢周三和周六去中南海“执行任务”。除了人民大会堂，其他“执行任务”的女孩子主要来自部队文工团，比如总政文工团、战友文工团、空政文工团、煤矿文工团、全总文工团，这些单位轮流派人去，每次去五六个或七八个人，人民大会堂每次派去的人要多些。
舞曲都是些老歌、老曲，如《喜洋洋》、《步步高》、《浏阳河》、《南泥湾》、《梁祝》等，舞蹈也就是三步、四步、探戈。
“对于那个时代的我来说，去中南海跳舞是一项光荣的任务，因为去‘执行任务’的人都是领导挑选的各个方面比较好的，那些去不了的人都挺羡慕我们的。”张善兰说，“去执行这个任务，也不像有些人想象得那么神秘，陪首长跳舞就是为了让他们从繁重的公务中解脱一会儿，放松一下身心。”
中南海舞会一直持续到“文革”，张善兰也一直跳了近十年。
“‘文革’开始后，中南海的舞会就不再办了。”张善兰说。
在张善兰身边曾经和她一样执行过任务的服务员，有的则在那时被调回本省，分到工厂或饭店，张善兰一直在大会堂工作。1976年，她被调到人民大会堂局办公室，负责内务，但她的职务二十几年始终没有变过，科级干部，直至1994年退休。
TIPS交际舞
交际舞，又称为交谊舞或舞厅舞，它是一种适用于社交场合的舞蹈，是人们用以进行交际活
动的一种社交方式。它包括华尔兹和狐步舞，显示出一种高贵、典雅的风度。这也符合人们跳舞的目的：交际。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的建议，支持举办交际舞会，鼓励在工作之余学会松弛和娱乐。改革开放初期，交际舞走入民间，以集体舞的形式成为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青年的主流生活方式。
贴人贴面不贴心
郭祥是一位翻译。1986年外语学院毕业时还不会跳集体舞，更别说交谊舞了。他说周末同学们都去跳舞，而他是跑出去找人下棋，“能连着下三天三夜”。
这样一个一直坚守自己“本分”的人，连自己都没有想到，有一天竟然被人领去跳了贴面舞。而且从那以后，“由于生意上的关系，再跳多少次，心里也不害怕了。”郭祥今天这样归纳自己的“贴面”经历。
第一次，那是毕业没多久，因为帮了一个外贸公司朋友的忙，被人请去吃饭。没想到饭后朋友说去跳跳舞吧，郭祥不好意思说自己不会，况且没有人相信外语学院毕业的男生不会跳舞。出于情面和好奇心，郭祥第一次走进舞厅，地点是温州。
“第一次跳舞竟然是贴面舞，还是跟一位小姐跳的，那场面真把我吓坏了。我从来不会什么三步四步，但是没想到贴面实际就是两步，小姐的手往肩上一搭，跟着她马上就会了。”郭祥说他也没想到跳舞这么容易，而且自己竟然这么快就能开窍。“你知道舞场也是生意场，咱也不能当笨人不是？总想装得像行家，跟着人家的脚步，就上去了。”
舞厅里的灯一会儿灭一盏，一会儿又灭一盏，郭祥说：“你可别以为像《魂断蓝桥》里头那样浪漫，现在的人直接就是放纵。一曲终了时，灯全灭了，人们再也挪不动脚步，灯要等好长时间才再次亮起来，那是第一次看到人们全在黑地里乱摸”。
老实孩子郭祥为之“吓了一跳”，但并不完全因为他和小姐跳了贴面舞。他刚考上大学的1983年，上影厂当红小生迟志强因为跳贴面舞出了事。
迟志强当年获刑时26岁，“流氓罪”加上“严打”，被判了4年，后来因为表现好，提前两年出狱，他的一进一出在当时非常轰动。而起因相传是在高干子弟组织的家庭贴面舞会上，跳了贴面舞，并由此引发了一桩情事。
对于贴面舞的传闻郭祥当年只知道这些，事实上，贴面舞的“舞龄”应该上溯到19世纪末年，发源于欧美。那时候贴面舞叫“情侣舞”，它代表亲密爱情，与淫秽无关。1970年代末期，中国的特权子弟首先跳起了贴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高干住宅区警察不会来管。但即便如此，舞者仍然会用厚毛毯遮住窗子并且黑着灯。
后来去舞厅的次数慢慢多了，郭祥明白了其中奥妙：小姐也是要在他的身上摸的，但那个地方非常固定，就是口袋。后来郭祥被客户提醒：“这是暗示你该给钱了，给了钱就可以该干吗干吗去了。”那次，朋友为了郭祥的“被摸”，付了1
00元。
“其实我不喜欢跳贴面”，郭祥至今一再强调自己不喜欢和陌生人脸碰脸，即便是贴面舞，也有很多人不贴着脸跳的，“贴面”只是个称谓。
郭祥后来经一位舞场老手提醒才知道，如果小姐腰摆得厉害，就是直接的性暗示。这句话曾经使他迷惑：跳舞还有腰不动的吗？但是随着自己经验的积累，他明白了，没有暗示的腰是自然的扭动，如果腰和臀一块儿明显地动，那就是摆动的暗示了，而摆动是在说明她的迎合和吸引。
“做这行也不许说话，任何要求都会通过动作暗示客人。”
和小姐们聊天，这些姑娘们一般会和他说些真话。郭祥说这是因为自己始终是个本分人的缘故。“我向来认为舞蹈是一种美的语言，自己上学时不敢跳舞，是怕跳不好被同学笑话，可是它现在却变成如此直接的身体话语：要钱、给钱，然后干别的。”
刚开始知道人家姑娘不是为自己的风采所迷倒时，郭祥还有些失落，现在想通了，自己不再有魅力，但是钱还有动力。
TIPS贴面舞
贴面舞在中国盛行于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顾名思义，就是男女双方脸对脸跳舞，其舞曲比较长，一般长达半个小时，甚至更久。由于跳舞时灯光昏暗朦胧，男女双方贴得也很近，很容易被色情业加以利用，所以在1984年，有关部门曾发出通知，严禁开办营利性舞会，并对舞厅灯光应如何安置等细节有明确规定。这项规定重点所指就是贴面舞。
能霹雳，就不迪斯科
阿吉是位设计师，她曾为联合国在中国举行的大型国际会议做总设计师，这样一位清新女子，如果不是她自己说出来，谁也想不到她小时候还先后被训练成“武林高手”和“舞林高手”。
初中时期因为受美国电影《霹雳舞》和香港电影《霹雳情》的影响，阿吉和一群男生跳起了霹雳舞。《霹雳情》的主题歌是小虎队唱的，那真叫风靡一时。在1982年，跳霹雳的女孩子很少，一般每个学校里跳霹雳舞的男生都会成为众女生小声议论、心底下暗恋和个别大胆者追逐的偶像。
阿吉在初中就能跳得一身好霹雳——这都归功于她小时候的武术基础。著名的好莱坞华人武术指导陈虎，是她童年的武术伙伴。因为练过功，高踢腿、劈大叉等动作她能毫不费力地完成，一块跳舞的男生也对她刮目相看。
与男生舞星有大队人马追逐形成反差的是，并没有男同学来追捧阿吉，阿吉说：“反正感觉男生不把这个作为选择对象的标准。也许是怕我太能踢了？”
阿吉在成都上初中，这座城市的风气很开放，学校一点都不限制学生跳舞，相反，只要学校有活动或对外演出，都会让这支自发的霹雳舞组合去表演。这一自发组织中，“跳得最好的男生是隔壁班的班长，另一位跳得好的男生是学习委员。那时候真是玩也玩了，跳也跳了，学习也都没落下，喜欢表演的男生还没少风光。”阿吉说自己胆子小，从来不敢上舞台表演，但是在底下练得还是很上瘾的。
那时候跳霹雳舞的伴奏带还是盒式录音带，全是美国曲子，影响最广的就是迈克尔·杰克逊的音乐。中学生没有钱，买不起原声带，只要听说哪里有带子，就去翻录下来，一有好东西，“大家就到某一位同学家里去跳，而不是像现在的孩子那样在人多的地方跳、在大街上跳。我们的表演欲并不是很强，那时候也没想到给各种动作取名字，所以今天只能叫出‘拉强’、‘太空步’、‘擦玻璃’这几个动作”。
除了从电影里学来的，其他动作都是一个人发明出来，问别人会不会，然后大家讨论一番，怎样更好看或者更有难度。于是发明者开始练，他练完了，其他人跟着练。如果两天不一块练舞了，一见面大家都会把自己发明的新动作拿出来秀一把，再看看别人发明了什么新技艺。每次练舞都不会从头到尾跳完一组舞蹈，而只是把发明出来的动作轮流来做。阿吉说这就是他们80年代初的中学生玩的最酷的游戏。
“中学时同学跳迪斯科的比较多，但是跳迪斯科不会很出众，因为难度不高。跳霹雳的人狂出风头，就是因为难度更高，也更好看、更像舞蹈，表演性更强。”舞林高手阿吉如此总结她学生时代同时风行的两种舞蹈。
在1982年迷上霹雳舞是因为潮流，几年后不再流行，也就不跳了。阿吉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准备高考了。
TIPS迪斯科、霹雳舞
迪斯科来源于美国黑人民间舞蹈和爵士舞，跳迪斯科需要随着音乐的快节奏，扭动身体的各个部位，特别是腰胯部位。迪斯科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于中国，甚至有人用它代替做早操，有人将其演变成迪斯科太极操，成为老人健身的方式。霹雳舞对应的英文名为“Breaking”，是一种难度较高的街舞，对舞者的力量和身体协调性的要求很高。其中常见的一种动作是，舞蹈者肩背着地，保持平衡，用双手推动身体并旋转。霹雳舞的热潮始于1987年美国电影《霹雳舞》的引进，很多青年就是通过电影学会跳霹雳舞的。
街舞男孩
在成为职业的街舞艺人之前，刘涛为自己设计的道路是成为一名职业足球运动员。1998年夏，正值初中三年级的他获得了参加北京市青年运动会的机会。为了备战，他和队友来到位于昌平的一所足球学校集训两个月。“那时候，白天训练和上文化课，晚上的生活比较贫乏，很多队友都靠打牌消磨时间。”单调的生活显然无法满足年轻好动的他。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接触到了街舞。
那是一个很炎热的晚上，在校园内散步的他走到操场时，看到几个穿着很Hip-Hop的孩子在跳舞，“动作很像机器人”。与他们攀谈后，刘涛才知道，他们跳的是街舞中的Poping，一种模仿机器人的舞蹈。“就是利用关节的振动，或者肌肉的绷紧与放松，做出连续微细幅度的动作，就像是机器人运动一样”。
这让他大开眼界。“即兴、不受拘束”，刘涛这样形容街舞给他留下的最初印象。
随后的日子，他开始跟着他们学习起来。每逢周末，他们还会偷偷从昌平跑回市区，找一家播放Hip-Hop音乐的迪厅寻找现场的感觉。“我们学的是那种比较韩国化的街舞，一般在迪厅里跳。也有朋友跳那种原汁原味的美国街舞，涂鸦、街头表演这些行为，在他们身上发生得比较多。像在中日友好医院和中医药大学之间的一条巷子的墙上，就有几十米的涂鸦。我们跳韩式街舞的，街头气息没那么重，但在造型上更夸张一些。”刘涛买的第一件街舞服装是一套ROCAWEAR的黑色牛仔套装，花去300元。“价格不算低，但喜欢嘛，家里也比较惯着我。”除了买衣服以外，他还喜欢不断变换发型，“几乎韩国当红舞蹈组合的发型都模仿遍了，有一段时间，每个月花在买衣服和做头发上的钱得有一两千吧”。
刘涛喜欢用一个比喻来形容跳街舞的感觉，“就像上了发条的玩具，是一个从紧绷到松弛的过程”，“但这种松弛不是指身体，而是说心态比较轻松”。街舞要求对身体有很强的控制能力，“比如跳‘Wave’，在一个时间里，你只移动身体的一个部分，好像被计算机程序控制住一样”。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在把街舞当成踢球之余的一种爱好。2002年左右，刘涛放弃了留在北京国安俱乐部二队的机会，决定把街舞作为自己的职业。这对于曾经支付大笔费用送他去阿根廷训练一年，并希望他在足球上有所作为的父母而言，无疑是一种打击。为此，父亲和奶奶几乎两个月没理他。为了避开失望的家人，他也暂时搬到了朋友家住。但一段时间后，母亲看到了他跳舞的视频，开始觉得儿子对于街舞的执著可能并非那么“不务正业”。而此时，在北京街舞圈小有名气的他已经开始有一些商业演出的机会。他的第一次商业演出是在一家商场的庆典上，当时他和几个朋友跳了三段舞，短短10分钟时间，每人得到100元的报酬，而到了2003年最火的时候，这个价格可以涨到400元。
刘涛说他并不是一个善于表达自己的人，他的朋友基本上只限于跳街舞的伙伴，“大家在一起很默契，排练的时候甚至可以不用语言交流，几个动作就能把要想的感觉传递出来”。但在朋友圈之外，他与其他人打交道并不多。只有在跳舞时，他才可以完全放开自己，“可以卖酷，可以幽默，甚至可以搞笑但又不失绅士风度，这就完全体现在你的动作、节奏和表情里。在跳舞时，不用说话也能传达出自己的状态”。
TIPS街舞
街舞是一系列舞蹈的总称，包括Hip-Hop（嬉哈）、Poping（机器人舞）、Breaking（霹雳舞）、Locking（锁舞）、Free Style（混合舞）等。它依托美国黑人的街头文化，与涂鸦、滑板、街头即兴表演等密切相关，有着深厚的服饰、音乐文化背景。传入亚洲后，日本和韩国都根据自身流行文化的需要对其进行过改进。中国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起开始出现街舞，目前盛行的街舞主要是美国原味的街舞和韩国歌舞组合式的街舞。
性感现在是褒义词了
在遭遇肚皮舞之前，温可馨是一位签约歌手。这个从小梦想着当艺术家的武汉女孩，当时拒绝了父亲为她安排的银行工作，到北京当“北漂”。“一生平淡无奇没什么意思，还不如出去闯闯。”
2000年，温可馨去埃及寻找音乐灵感和素材，不经意间在一艘游船上第一次邂逅了肚皮舞。当身材绝佳的埃及肚皮舞娘抖动着胯部、舞动着腰肢，款款向她舞来时，她感觉沉睡的身体突然被一种神秘的热情唤醒，灵魂中爆发出想要舞蹈的欲望。
当时肚皮舞在国内还是一片空白。温可馨开始频频去埃及、土耳其等有肚皮舞的国家“旅游”，随身携带一部摄像机，到处去拍肚皮舞娘的演出。有的地方“不许带任何照相和摄影器材”，她就装得可怜兮兮地说：“我是近视眼，必须借助DV才看得清楚。”靠这并不高明的谎言，她记录了肚皮舞的“第一现场”。
拍回DV后，温可馨慢慢肢解舞娘们的动作，对着镜子反复揣摩和练习。腰间配饰细碎闪光，随意舞蹈中，纤腰灵巧抖动，手臂轻盈挥洒。身体变得柔软放松，手臂好像是天使的翅膀，腰肢仿佛是随音乐而舞的蛇，下身是水中自由游弋的鱼……温可馨陶醉了，萌生了把肚皮舞带回中国的念头。
可当时更多的中国人并不了解肚皮舞，民族的保守性排斥穿得这么暴露的舞蹈。肚皮舞被看作具有挑逗甚至色情意味。“其实肚皮舞本身是非常健康的，和娱乐场的艳舞不同。有的舞者有错误，见穿得衣服很清凉，就将之跳得很挑逗，而本来是没有挑逗意思的，展示的是肢体技巧。舞蹈的内涵在于舞者自身的演绎，怀着艺术、神圣的眼光，就不会有色情。”
温可馨把肚皮舞纳入公司的舞蹈培训，一边学，一边教别人，“就是现买现卖”。刚开始，因为穿得比较暴露，又在大庭广众之下跳，她还有些放不开。“真佩服那些敢去娱乐城跳舞的女孩子的勇气。”后来她慢慢克服了心理障碍，在跳的时候不断鼓励自己说：“我就是皇后，我跳得最好。”于是越跳越有自信了，最后决定放弃唱歌，专门开班授舞。
“很多人觉得我不务正业，好好的歌手不当，怎么就迷上了这么不雅观的舞蹈。”她去工商局注册，但只要加肚皮舞三个字就不批准，最后批下来的是“温可馨舞蹈家俱乐部”。
“我经常被质疑，最气人的一次是介绍我的时候，说我是跳脱衣舞的。”因为社会的不理解，温可馨在公众面前总是特别健康和时尚，不敢有一点妖艳之色，就怕招致更大的反感。她还把跳舞所穿的服装做了一些改良，加些羽毛等装饰，使之显得不那么暴露。
来学习的人中，有看好肚皮舞市场的健身教练，她们准备学完后回去开班授课。有纯粹为减肥健身的，想舞去身体的赘肉。还有些人是为了表演，人数虽然不多，但最狂热。
2003年左右，肚皮舞在中国开始火热。中国第一家肚皮舞专业俱乐部创始人、中国第一位肚皮舞教练、肚皮舞皇后……一个个头衔落在温可馨头上。赚的钱从开始时抵不上房租，到能够交房租，再到最后可以把整幢房子买下来。“肚皮舞肯定会在中国红，这是国际总趋势，如果不是我，也会有别人会将之传进来，只是我把这个时间提前了。”
温可馨的加盟店一家接着一家地开。有段时间，来跟她学跳舞的女孩为了有更多的练习时间而在排练厅打地铺。“那都是一群特别有钱的女孩子，穿着一身名牌，但她们就是主动要求打地铺。一个人，两个人，打地铺的人越来越多，某个早上，我一打开排练厅的门，满地的美女睡着。”
多数人以为肚皮舞只是女性跳的，几种肚皮舞的来源也和女性相关。一种说法是：肚皮舞是宗教舞蹈，古埃及有个女子婚后不能生育，于是在神像面前扭腰摆臀，做各种生育的姿势，人们看见后觉得美就争相模仿。其二是说土耳其王室女眷为了取悦君王，披衫蒙面，带有挑逗性地跳肚皮舞，跳完把面纱放在地上，国王捡起了谁的纱就会宠幸谁。其三是说中东国家认为跳肚皮舞活动骨盆，翻滚腹腔，有利于胎儿的产出，所以女性代代相传。
“其实肚皮舞不只限于女性，国外肚皮舞跳得最好的是男性。中国女性跳肚皮舞都刚刚开始，就更别说男性了。”不过已经有男性在跟温可馨学肚皮舞了，不久的将来，男性会在舞台上找到他们的位置。
温可馨喜欢别人叫她“温老师”，认为“舞蹈是人类肢体灵魂的工程师。”她的时间都被肚皮舞给占据了，错过了很多女孩子应有的享受。“我爸爸是个教授，特别喜欢钻研。大年三十，他却埋头做他的算术。我当时想不通，认为爸爸是个书呆子、疯子，哪有这么痴迷的人。现在我想通了，觉得大年三十看节目是挺浪费的。我要研究我的舞蹈，研究怎么让肚皮舞上春晚。”
她认为跳肚皮舞有三个好处：减肥健身，提高气质，有益生育。“中国妇女还没有完全放开，虽然跳肚皮舞本身就是一种放开的表现。不过可以看得出来，女人对美的追求开始从被动变为主动，开始健康、性感、大胆地展示她们的妩媚和性感。”
“性感现在是褒义词了。” 温可馨说。
TIPS肚皮舞
肚皮舞是非常女性化的舞蹈。其特色是，随着变化万千的快速节奏，摆动腹部，使劲舞动臂部、胸部。跳肚皮舞必须在平滑的地板上，赤足舞蹈。由于其专门针对腰、腹、臀等容易产生赘肉的部位，迎合了瘦身美体的需要，近年来受到广大女白领追捧。
身随心动
两种极端行为直冲着国人神经最敏感的部分而来：青年九吉血淋淋的“人体悬挂”，“国学辣妹”在孔夫子面前花枝招摇摆POSE。他们共同的主题是：身体。
与意识同步，中国人的身体在寻找单属于自己的语言，这使得一种又一种新奇的体姿成为流行，与之相关的流行舞蹈、台步、办公室文化、聚会方式、封面女郎的姿态不停地变换。终于，人们不满足于模仿而开始原创，实验主义遍地开花，从芙蓉姐姐到国学辣妹，她们先让国人吓了一跳，而后恍然大悟地扑上去狂欢或者恶稿一通。
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在寻找摆脱那种两千年不变的大一统的体姿，现在终于小见成效。舞台上的身体在狂舞，生活里的身体在寻找极端，这不是李银河教授所倡导的那种身体的自由，它是人们对原本身体的探寻。
喜欢极端艺术的九吉身上N多穿刺，让第一次看到他的许多人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人体的改变是一种自己意识上的转变，人们互相通过改变自己的外貌来获取心灵上的快感，达到一种常人所不能达到的境界。改变的方式有很多，但是我选择了这种。”九吉解释他探寻极端艺术的原因，本意是多刺激身体可以更了解自己。在北京7
98工厂的那次公开尝试只是小试牛刀，大部分时候他是躲起来一个人尝试，“如果不喜欢，那么就走开不要围观。”九吉在那场风波后说。
身体是每一个人最直接的切身问题，承载生命的血肉之躯，然而，当我们看到身体这个词汇的时候，所想到的往往与血肉之躯无关，而更多是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比如人的本性或者民族性甚或文化的象征。怎么看待自己的身体，这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自从有书写的文明开始，哲学家便开始反复探究。比耶稣还早诞生五百多年的两位大贤，分别为中国人做了解答：孔子曰修身，老子说养性。
老子总共只写了五千个字，而孔子则根本没有亲自动笔，全由他的弟子记录。从圣人还存在开始，世人便开始揣摩圣贤大意。而后，一个作为中国人思想行为举止决断的标准被创造出来：中庸。中庸到了后来，就是大一统，以为数不多的几位圣人为表率，号称全体国民向圣贤看齐。而民众多数并不谈论哲学，也不一定识字，因此圣贤的哲理慢慢地变成了各种礼仪和细节，通过身体来表达对圣贤的理解与向慕。于是圣贤之言变成了束缚身体的工具。而圣人的境界又怎是普通人所能到达的，所以中国人愈谦卑而愈痛苦，对身体的束缚也越来越紧。
这情形，被一个从来没有来过中国的洋人马克思·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阐释得非常清楚：中国人的传统思想体系缺乏近代“理性化”的能力，所以总是难以“脱魅”，难以走向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并以此种精神培育近代民族国家。因此，中国充满了文人的对身体洁净与思想洁净的盲目崇拜，却真正缺乏培育一个现代政治国家的基础。
构建这样的一个思想体系用了2500年，而解构只用了100年。现代西方思想携坚船利炮汹涌而来，作茧自缚的国学哪能招架，革命说来就来，咔嚓一下辫子就剪掉了。接着的五四运动，孔子成了后人的替罪羔羊。思想换了，自然身体马上变样，不穿长褂穿西装，见面不作揖而是握手，只是一夜间的事情。
而后，中国人又思考了几十年关于如何放置身体的问题，其中若干次，不外乎是由一种大一统的标准转向另一种大一统的标准，直到思想没有了一统的标准，这也不过是一二十年的事情。
现在，失却了标准的国人常常被欧洲各国或者邻邦嘲笑为不识礼节，所谓“站没站相，坐没坐相”，丢脸现形难以避免，以至于在2006年夏天，中央政府要亲自制定一个三年计划，以改善国民体姿，复兴国学也在不少学者的倡议之下。但兴也许会兴，复却不可能，自从孔子和老子死后，后面的人都一直在根据自己的需要即兴发挥和篡改他们的思想，自称白居易第x
x代孙的女孩跑到孔庙热舞，那舞除了身体也许还有思想，但和孔子却没有什么关系。
裸奔、暴走、悬挂、热舞，2006年，中国人的体姿五花八门，没有思想附体的身体，下意识地在寻找思想。
从孔子到朱熹：身体的苦修
修身还是养性？孔子与老子思考后发生了分歧。
老子说，“含德之厚，比于赤子”，真正符合他所说的“道”的人，是不为外物所役的赤裸之人，所以他主张无为以迎合人本性，即人的内心可以自足。而孔子认为人先天是有缺陷的，需要进行后天的修炼才能到达理想境界。亚圣孟子这样评价人：中道为上，狂狷次之，而“阉然媚于世”则属下品之人。最终，儒家成为正统。从此，我们的肉身沉重。
孔孟的修炼
20世纪的好几位儒学研究者均指出，儒学便是“心性之学”，比如牟宗三、狄白瑞等人。身是承载心的场所，修身便是修心。《大学》里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皆以修身为本。”
这种修炼无处不在，孔子在对弟子的劝谕中说，“君子不可以不饰，不饰无貌，无貌不敬，不敬无礼，无礼不立”。中国人的身体被服饰礼仪层层包裹。
孔子对于身体的规范，有着诸多详细的讲解，比如士大夫应有的站相：“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如有循。”这和赵忠祥的绝招“挺胸、收腹，一只脚向前迈小半步，重心放在这只脚上，这样看上去最精神”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总之，君子无论站坐卧，言行举止，都要足以成为别人瞻仰的典范。
这样的繁琐礼仪，已经让人忘记了身体本来的索求。《身体形态》的作者，美国社会学家约翰·奥尼尔曾区分出了五种身体：世界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消费身体和医学身体，这种划分完全不适合中国人。台湾法鼓人文社会学员黄俊杰教授，把儒家的身体观分为三种：作为思维方法的“身体”；作为精神修养的“身体”；作为政治权力展现场所的“身体”。
孔子对于礼仪的苛求，曾有记载，以至于老朋友跑来看他，样子比较猥琐，他就忍不住喝斥为“贼”。为免被大人呵斥，中国人从此按照孔子的要求站卧。到孟子、荀子，这种礼仪被进一步解释为更高的层次。荀子认为，礼仪是修身外在的规范力量，而孟子认为，修身是一种内心的反省，可以借以体察自己的心性不足。
至此，中国人的饮食起居，皆称为修行的一种，人们在手舞足蹈展现自己喜怒哀乐之前，要率先追问是否符合礼仪。在一个没有标准的年代，孔子唯恐讲得不具体不生动，而未能预料到在他死后，在一个过于严格的由圣人制订的标准下，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做到，从而让修行者非但未能达到身心合一的状态，心反而受身之累。
模糊的身体标准
在中国传统，身体本身的美丑，是不作为评论人美丑的标准的。荀子说：“相形不如论心、论心不如择术。形不胜心、心不胜术。”所谓不以貌取人，就从这个时代开始。
但与荀子的教导有所差别的是，春秋战国之后，乃至秦汉魏晋，文人们都乐意记载或者是刻画美人，以美人象征自己高尚的心灵，屈原大夫的许多作品便是其代表。
但细观这些美的描述，关于人体的美从来没有一个具体的标准，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身体仍然是架构在意识之上的模糊形态。文学作品中对于美人，尤其是美男外形的描述，即使在相当的时代也不尽相同，既然没有标准，就只好说“增一分则太高，减一分则太矮”。
经过强大的秦汉，到魏晋的多乱，孔子的教化显然不适用于乱世，道家又卷土重来。率性而为的竹林七贤诞生在这个时代，面对客人坦腹高卧的东床快婿王羲之也出自这个时代，士子率性而为，成为一种风气。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时代，人的心性能够与礼相抗衡，重人性而轻教化。中国艺术的历史上，对身体的审美也在这个时代到来，美丽的敦煌飞天和石刻出现了。
魏晋多样的社会与文化，催生了生机勃勃、雄浑华丽的隋唐文化，这种雄浑之风却在宋朝戛然而止。
家礼时代
“内无妄思，外无妄动。”诞生于公元1130年的大贤朱熹，以私塾先生对黄口小儿的姿态，教导国民仪态要端庄，要符合先贤所制定的规范。
所谓“内无妄思”，即是意念存天理而去人欲。所谓“外无妄动”，即是在容貌、服饰、态度、动作上都要整齐严肃，“坐如尸，立如斋，头容直，目容端，足容重，手容恭，口容止，气容肃，皆敬之目也”。
在唐朝之前，儒学是士族之学，但自从唐朝开科举之后，普通人也能凭借教育跻身士大夫行列，儒学遂成为全民之学。而朱熹，则把儒学的修行与礼仪彻底推到整个社会的所有阶层，《朱子家礼》成为家礼兴起的象征之作。
在以后的几个朝代，明和清，朱熹的训导一直都被作为至理名言而存在。天理既存，孔子所描绘的“君礼臣忠，父慈子孝”的理想社会，完全成为社会阶层较低的人对高一阶层的盲目遵从，程朱等人的理念成了治国利器。无论是宋，还是后来的明，以及清，每一时代的统治者都不断深化和巩固这套“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礼仪一重再重，天子的超然地位一再被强调。渺小的个人所需要做的就是服从与隐忍，大一统时代到来。
朱熹以及他时代的贤者们，以为从此可以一劳永逸地让中国人心性只能朝着圣人既定的路走，却不知将整个民族的心性拴在了一个死结之上。自宋以后，中国的服饰越裹越紧，整个民族的身体日见文弱，女子缠足逐渐流行，带来舞蹈的衰落。大唐时，士子皆佩刀剑，而到了宋朝，士子就改佩香囊了。
“文妖”张竞生
即便在孔子还没诞生之前，中国人也没有像古希腊人那样，对自己的身体多加注视。璀璨的商周青铜器文化中，既有动物也有器物，但是鲜见人体雕塑。自黄帝起就有了医治人体疾病的中医，却从来没有人在三千多年里把人切开来仔细研究人体构成，以至于今天被人称为无用之学，要一刀切掉。
在中华文明里，身体一直是一个器物，它承载人的思想而使其成为人，而有了思想的猴精猪精在《西游记》里也抛却了皮囊的限制，而上升到人甚至仙佛的地位。
真正让中国人的身体成为身体，有了它自身本能的反应，应该从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三大文妖”开始，这三人是：编纂《性史》的张竞生，主张在美术课堂中公开使用人体模特儿的刘海粟，以及谱写“靡靡之音”《毛毛雨》的黎锦晖。
张竞生，是中国第一个公开讲述人体除了疾病以外的另一课程——性学的大学教授。他一生充满传奇，其贡献不仅仅是开启中国现代性学之门，更是以此启发国民心智，以脱掉肉身上的沉重负担的思想。在他的世纪，他所提出的观点，比如节制生育、“爱情四定则”、女子也应该享受做爱的快乐，等等，在当时不啻石破天惊，因而被诬为“文妖”，不断受到迫害，志向不得舒展。他一生以自己为实验，企图在自己身上实践自己的观点，却总是不遂人愿，直到人近半百才相对稳定下来。他的理念，称为革命绝不为过。
张竞生其实是一位革命者，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南北和议时，他是孙中山指派的民国代表团的秘书。中华民国成立后，他本来有官职可享，却以为出国留洋更为重要。1912年10月，张竞生与宋子文、杨杏佛、任鸿等人以官费生出国，在法国先后读完学士、硕士，1919年获里昂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回国后的张竞生，满脑都是西方理念，他先受聘在潮州的广东省立金山中学任校长，在学校内推行招收女生、提倡游泳等观念，又向军阀陈炯明上书建议推行“节制生育”。陈炯明多子女，怀疑其有嘲讽之意，他的教育改革被认为“不合国情”，被迫辞职。
1921年，蔡元培正在北京大学推行“兼容并包”的治校方针，聘请张竞生为哲学教授，他在课堂上讲授西方哲学史的同时，也向同学们传授性心理学和美学知识，同时组织“审美学社”和“性育社”，终于光明正大地讲起性学来。
1923年，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文章，提出著名的“爱情四定则”：一、爱情是有条件的；二、爱情是可比较的；三、爱情是可变迁的；四、夫妻为朋友的一种。此文一出，激起社会喧哗和一场文剿。1926年蔡元培有事，他在北大的教书生涯立刻宣告终结。
此后他转战上海，以“性育社”的名义出版了《性史》一书（性育丛书第一集），公开谈论性话题。这本书出版后，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致函警察厅，怒斥该书，说“诲淫之书，以此为最，青年阅之，为害之烈，不啻洪水猛兽”，此书遂被禁。不仅如此，此举还令他与上海的另两位名人刘海粟和黎锦晖相提并论，被称为“三大文妖”。
其时，刘海粟创办上海美专，于1920年起，陆续为人体写生课聘请女模特，在上海不仅引起轩然大波，还被军阀孙传芳下了通缉令。幸好当时在五四运动期间，他这企图与西方教育接轨的行为被看作运动的一部分，他的课室在被砸过几次后，又重新开张了。
至于黎锦晖，在今天他相当于罗大佑之类的著名音乐人。在20年代，上海像样的唱片公司都以在入口放他的大幅照片为荣，这位音乐人是“金嗓子”周璇的领路师傅，大上海许多靡靡之音均出自他手。黎锦晖于1921年来到上海的时候，满腹都是革命理想，所想的是推广白话文与平民音乐，后来不想却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先驱，今天听《毛毛雨》，大概想不到这首曲子是当时批评的“黄色歌曲”之首。
“文妖”的时代已经过去，前人的深意早已被历史摧变成灰。正是有他们的革命，才有今日的众生狂舞。若让张竞生看到今日的《遗情书》等事件，或许他会觉得毫不意外吧。
李银河：身体权三原则
李银河拿起一份报纸，“看，又有一个办黄色网站的人被判刑了。”
“我认为这种做法太‘中世纪’了，就像伊朗把同性恋判死刑差不多。在全世界范围内，你看西方国家，已经很少有淫秽品法了。他们禁止的是儿童淫秽品，专指某一类的淫秽品。而对于一般成年人来说，只要他们是自愿的，传播和使用淫秽品是符合国际公认的原则和法律的。而我们的淫秽品法，则属于‘中世纪’的遗留物。这个问题很大，公权力侵犯了私权利，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公权力不应该干涉私权利
新世纪：你在谈到一夜情、换偶、多边恋、同性恋、虐恋、使用淫秽品的时候，常常会说他们有权利这么做。你认为一个人在什么范围内、多大程度上，享有支配自己身体的权利？
李银河：大家在考虑性权利的时候，只要不违反三个原则，就都是权利范围。第一是自愿，第二是在私秘场所，第三是在成年人之间。只要不违反这三个原则，就都是人的权利、当事人的权利。
新世纪：你说的这个权利，指的是当事人的私权利？
李银河：对，这都是他的隐私，公权力不应该干涉。
新世纪：那么，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银河：我觉得就是一种规制的关系。一个社会，总有一些公共的权力、公共的秩序来规制人，这就是公权力。而私权利就是人们的隐私，它不涉及到公众，只要他不违反这三项原则，不侵害他人、不侵害社会，公权力就不应该来干涉。
新世纪：然而有些时候，私权利的行使也会触及大众。比如木子美，作为一个成年人，她有权利在私秘场所做任何她想做的事，但是当她把这些东西公布在网上，是否就侵犯了那些不愿意看的人的权利呢？
李银河：把东西公布在网上，我觉得属于她的言论自由。它本身是一种言论，不是行动。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是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的。作为一个公民，她想说，你也没有办法去限制她。也许你会骂她，但你不能把她怎么样。而且，她并没有强迫你看。如果她强迫每个人看，那你就是不自愿地接受，这样就违反了自愿原则。她把东西放在那儿，你可以不看。
身体没有完全的自由
新世纪：当一个人行使私权利的时候，是不是也要顾及其他？因为毕竟身体不只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政治的和文化的。
李银河：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规范，人们恐怕只能遵守他所在的社会的规范。当然有一些规范是不合理的，比如说现在世界上还有八个国家，同性恋是要判死刑的，你要是刚好生活在那个国度里，你就只好忍气吞生吧，你这部分个人权利就没办法伸张，你的人身自由、你的性倾向、你的性权利就被非法地剥夺了。
绝对的自由是不可能的。在任何社会，公权力都要规范一些私权利。有这三项原则来规范私权利，我认为是比较合理的。如果再多增加，就有点“侵权”了，公权力太大，侵犯了私人领域，比如宣布同性恋非法。
多数人的价值观不能成为标准
新世纪：打个比方，如果以身体为出发点，向两端扩散，一端过于强调身体体验，而没有给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留有余地，另一端则把身体完全作为一个承载社会、文化的工具，而无视身体体验的多样性与偶然性。你的身体观念是在哪个刻度上？
李银河：在对身体规范的程度上，总是不能够彻底的、完全的自由。规范的尺度，我当然是比较尊重把个人的权利最大化，把公权力缩到最小。
新世纪：缩到多小？
李银河：缩到那三项基本原则。每个人的观念有所不同，有的人觉得同性恋不可以，就把刻度往这边挪，把公权力扩大。有的人认为换偶不可以，公权力就又大一点。有的人认为虐恋不可以，公权力就又大了。
新世纪：中国人的身体观念经历了哪几个阶段，目前大多数中国人的身体观念又是怎样的？
李银河：我没有特别研究过身体。直接谈性的话，倒是有三个阶段。从远古一直到宋，中国人的性观念在我看来是比较健康的。福柯在对比中西方性观念的时候说，古中国、古印度、古埃及，人们都有性爱的艺术，西方只有性爱的罪恶。罪恶的观念，从来不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宋明理学以来，是性的“中世纪”，越来越禁欲反性，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改革开放以后，进入现代。
中国人性观念的这三个阶段，好像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其实并不是完全回到起点，它有点螺旋式上升的意思。古代人虽然对性是肯定的，但他们没有个人权利的观念。我们的性观念加入了“权利”这个新的元素，这是一个现代元素。
考察中国人的性观念，这里面涉及两个问题，一个是他本人的性倾向，第二个是他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在异性恋当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是支持同性恋权利的。我最近做了一个调查，样本量400人，91％的人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应该享有同等的就业机会。
新世纪：这个数字可以说明，大多数人都开始能够尊重不一样的性倾向者了？
李银河：对，而且认为同性恋和异性恋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新世纪：你说你在为少数人的行为辩护，也就是为少数人主张他们的权利，这样做的意义在哪里？
李银河：我正在做一个项目，“公众对少数人的歧视”。因为他们是少数人，就容易受到歧视。然而多数人的价值观不能成为制定法律的标准，少数人愿意这么做，没有侵害到别人，没有侵害到社会，就应该允许他们这么做。这个权利，如果不提出来，他们就永远没有，社会的能见度就更低，他们更被歧视，更被压抑。
保障少数人的权利对多数人有什么好处，好像不是太直观。所以我在呼吁少数人权利的时候，好像与多数人没有关系，其实是有关系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一些人，受到大家很不公正的对待，对于这个社会其实是有隐患的。
沉重的肉身
在倡导“存天理，灭人欲”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下，肉身在中国文学史上，向来也是一种禁忌。所以一部《金瓶梅》一直以来都被列为禁书，被小心翼翼地上了锁，无法以完整版本示人。
在当代文学史上，身体在叙事中，仍然像是一位陌生女子，不可随意触碰。在1949年之后，身体在文学中，时而是种完全的禁忌，像木乃伊一样被浑身包裹；时而又被部分遮蔽，若隐若现；时而又无所顾忌地完全裸露。“在一个文化禁忌与肉体享乐激烈交替的时代，肉体保守主义与肉身激进主义正在相互撕咬。”文化批评家张柠在《文化的病症》一书中写道。
身体的觉醒
在“文革”结束之前，文学中没有身体，只有被意识形态所左右的大写的“人”。
王安忆是当代作家中较早的身体觉醒的写作者。80年代中期，王安忆发表了《荒山之恋》、《小城之恋》、《小鲍庄》、《岗上的世纪》等多部作品。这些作品基本已摆脱了政治性的写作，把笔触落在了“人”身上，而小说中的“人”也不再是时代符号式的人物，回归了活生生的人，被欲望所俘获的身体在文学作品中再次生动起来。《小城之恋》中，两位男女主人公恰是年轻的舞蹈演员。处于青春期的青年男女在耳鬓厮摩的肢体训练中，身体的本能欲望势必无法阻挡。在王安忆的这几部作品中，身体终于挣脱时代、挣脱思想的禁锢而独立强大地存在。所以，王安忆的这一系列作品在8
0年代引发了一场巨大的争议，王安忆的创作也被贴上女性主义写作的标签。
王安忆的写作无疑在80年代首先打破了身体的禁忌。之后，“身体”这一被叙事文本抛弃已久的元素又逐渐被正视。莫言的《红高粱》、《丰乳肥臀》等作品中，“身体”已是构成作品的重要元素之一。女性圆满阴柔的躯体之美以及充满爆发力的原始欲望在这些作品中被大肆地渲染。身体已经成为负载生命的所在——这一天生的然而却被长期遮蔽的事实，又重新被莫言找了回来。当《丰乳肥臀》发表后，不可避免地又再次遭到多方的非议。
另一位在文学中打破身体禁忌的则是生前鲜为人知、死后却声名鹊起的王小波。王小波的代表作品《黄金时代》、《红拂夜奔》、《万寿寺》等，则把肉身的欲望集中地放大了。《红拂夜奔》中李靖拖着硕大的生殖器在长安街上无拘无束地闲逛，肉身被赋予了自由与反抗的意义。评论家张柠(blog)把王小波笔下的人物称之为“肉体的激进主义者”。的确，身体在王小波的小说中，更像是一种武器，用来抵御和反抗压抑人性的一切束缚。
90年代，陈染(blog)、林白的女性主义写作，已经把写作从时代中抽离出来，直接面对个体，而且着重描述女性个体的生命体悟。她们把身体欲望和内心细腻的感受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完成了女性对自身身体及欲望的私密探索。
而贾平凹的《废都》在1993年发表后，则在社会上激起了轩然大波。“此处删去多少字”这种故意为之的留白让评论家和读者都大受刺激。身体与性被有意重点地强调出来，套用卫道士所惯用的意淫手法，狠狠地了人们一个耳光。也因为如此，这部作品也一度成为禁书。
21世纪的身体写作
2000年前后，1970年以后出生的女作家卫慧(blog)、棉棉(blog)分别推出了《上海宝贝》、《糖》，发出了21世纪的身体尖叫。评论家们把“身体写作”这个直白的标签贴在了这两位“美女作家”身上。
显然，批评家认为“身体写作”不仅摒弃了最后的遮羞布，而且还用身体代替了头脑。实际上，新世纪以来，身体在文学中出现了灵与肉的分离，身体更像是摆脱了灵魂的躯体，在城市中寻求感官的刺激。而此时，身体更像是作为一种可供销售的商品而存在。
“身体写作”比任何以往的叙事文本更加凸显身体的重要性。而正是这种“过于”强调身体的做法导致了争议。当然，也有人对“身体写作”给予了慷慨的肯定。王朔曾这样评价棉棉：“一个女子，年轻女子，有一副好身子，自己又深知这身子的好处，娓娓道来，这是顺天理得民心的事儿，依我之见，也是小说有必要存在下去的理由”。
而无论是褒是贬，身体在21世纪已经不被遮遮掩掩，完全可以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了。
也是在2000年，一个自称为“下半身写作”的诗歌团体出现在诗坛中。“下半身”比“身体写作”更加绝对，把注意力只集中在了下半身，而实际上，强调的就是生殖器官。“下半身”主张的“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第一次毫不掩饰地把“身体”推到至上的位置。
文学中的身体，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被推崇备至。而身体，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在文学领域中，迅速地被商业势力所利用。正如文化批评家张柠所指出的那样：“市场、商业文化、时尚符号体系，就这样联手把‘叙事异端’剿灭了。”
沈浩波： 我的诗歌
刺穿你的身体
沈浩波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口若悬河，说到激动处，各种手势就来助兴。他说：“你看，我就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的人。不可能我写诗的时候是那样的，而平时是这样的。我的身体决定了我的诗歌是什么样的。”
沈浩波，“下半身诗歌社团”发起人，2000年，他喊出了被认为是最极端的流氓主义宣言——“下半身万岁，万岁，万万岁”。
新世纪：在2000年前后，出现了卫慧、棉棉的“身体写作”，你们的“下半身诗歌社团”也成立了。在文学领域中，“身体”被强调了出来。
沈浩波：在文学中，并不是你写到了身体，你就是有“身体”，也可能是塑料的身体，是可复制的。当年卫慧的《上海宝贝》写到了身体，但那是个假身体，是脱光了还要戴上名牌的身体，是以法国香水为标志的身体。其中重要的是，有来自身体里的欲望，所以是肤浅的饥饿的欲望成全了这部小说。但其中的文学的身体性是非常肤浅的。棉棉的小说比她要好一点，有撕裂的疼痛感，这个身体更有力量。
诗歌是文学身体性的最好载体。每首诗就是一个身体，而每个身体跟诗人都是相通的。好的诗歌创作需要有好的身体在其中，诗人一辈子是用诗歌把整个生命又重新活了一遍。当读者读到你的诗时，他能感受到诗人的身体和生命，或者说是生命所附着的身体。他很快能感受到你是个怎样的人，是个野蛮的人，是个有力量的人，是个温柔的人，是个宽厚的人。
最好的诗歌是无所遮蔽的，是把衣服脱掉的，而不好的诗歌是浑身裹满修辞和语言的花样。很多人没有把衣服脱掉的自信，因为他的诗歌身体是不健全的。就像一个蹩脚的舞蹈演员，要依靠华丽的衣服，而好的舞蹈演员穿什么都一样。
新世纪：为什么是“下半身”，身体应该是完整的。
沈浩波：下半身的“下”是形而下，不是指身体的下半部分，强调的是向下。我们在表达任何东(blog)西时，如果凌空高蹈，是很无力的，因为没有具体的附着物。只有依托在身体之上，在生命现场，行而上的东西才能变得有力量。而向下和身体是一致的。“向下”还有一个意思是去掉那些虚伪的崇高，这个世界不存在崇高，也不存在崇低。
新世纪：“下半身”似乎让很多人难以接受。
沈浩波：“下半身”的出现，具有强烈的身体侵略性，所以带来了很大的反响和人们的强烈的愤怒。“下半身”是文学身体性的一次爆炸。我们的诗歌都很粗鲁，很直接，每首诗歌亮在读者面前时，都是一具很坚硬的身体，是带有侵略性的，有时甚至是带有性的侵略性的，使人有被强奸的感觉，这就是来自诗歌强烈的身体性。我的诗歌刺穿了你的身体，那是因为你的身体不够强壮。
比如说，我的那首《一把好乳》，很多人都受不了。但我并不是要挑衅你们啊，那只是我在我生命的一瞬间看到了，感受到了，所以我那么写了，而且是用一种充满身体感的语言写出来了。“一把好乳”这四个字就充满了身体感和爆发力。
新世纪：你是认为之前的文学作品缺乏身体性，因此提出“下半身”？
沈浩波：文学发展到现在这个阶段，身体性显得非常重要。以前，身体性在文学中是缺乏的，但不是没有。比如《诗经》就是彝族人在跳舞，充满了身体性，李白的诗也非常具有身体性和旺盛的生命力。当代文学有身体的很少，王小波的小说虽然也写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智慧，没有身体的快感。这个时代的文学不好，就是因为没有身体性。现在，身体性在文学中更加清晰了，成为我们一种自觉的追求。
新世纪：实际上“下半身”强调的是生殖器，是性。
沈浩波：我个人的作品是充满性的意味的。我20多岁时，满脑子想的可不就是性嘛，这是青春期的写作特点。性是最本能的身体需求。当然这不代表只有性才是身体。比如我写的认可度最高的《文楼村纪事》，写的是艾滋病人，同样也充满了身体性。每句话都充满了直接的粗糙的生命感受。而我认为文学的身体性在这个时代是最高级的，因为是最真实最纯粹的生命。
新世纪：当时提“下半身”，是想对抗什么？
沈浩波：当时是有对抗的意思。因为当时的诗歌主流是学院派的，华美，带有很多修辞，强调技术，我认为是苍白的，没有生命的。所以我们强调有生命的身体。哪怕我死了一万年，你读我的诗，也能看到我的身体，感受到我的身体状态，活生生的，有血有肉，大汗淋漓的。
新世纪：“诗歌从肉体开始，到肉体结束”应该怎么理解？
沈浩波：写诗和写小说不一样。写诗和做爱一样，是一种生命的爆发。每写完一首诗就像是在身体里开了一扇小门，里面有火光。写完了一辈子，你的身体就是一座教堂，里面有钟声，咚咚咚，充满生命的仪式感。灵即是肉，肉即是灵。
新世纪：你认为“身体”是当代诗歌的出路，是唯一的出路？
沈浩波：我觉得是。诗歌天然地具有身体感。分行的，多像身体。
新世纪：不少人批评你的诗歌是耍流氓，是色情，你怎么反驳？
沈浩波：不用反驳，你说我是耍流氓，那我就耍流氓了，怎么着吧？你也可以用你的诗歌来侵犯我。
镜头里的中国人体
上世纪初，刘海粟、徐悲鸿所在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因选用人体模特和展出人体素描，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同样也是在上世纪初，在发起五四运动的1919年，北京大学教授刘半农、吴辑熙、黄坚三人说服了一个人力车夫的妻子做人体摄影模特，拍下了中国第一张人体摄影作品。
因为文化的差异性，古希腊时期就已司空见惯的人体艺术在20世纪初的中国却犹如洪水猛兽。当女画家潘玉良对着镜子画下裸体的自己时，多少人骂她无耻。在中国的绘画史上，除了被隐秘收藏不可登大雅之堂的春宫画外，裸露的人体从来不是艺术的表现对象。
1839年，法国人达盖尔发明了摄影技术，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诞生了。而我国接触到摄影技术是在清朝末年。当年的慈禧老佛爷被这种“摄人魂魄”的东西吓了一大跳。在摄影技术诞生后不久，热爱人体艺术的西方人就让活色生香的人体走进镜头，创造了一种更具真实性的新艺术。
在1919年北京大学三教授拍摄第一张人体摄影作品时，北京大学举行了一个摄影展览。1930年在上海，一位叫郎静山的摄影家出版了《人体摄影集》，同时他的人体摄影作品还在国际摄影沙龙中展出，这应该算是中国人体摄影作品第一次为世界所知。与郎静山一起被称为“南郎北张”的张印泉也是中国人体摄影的先行者。他的《力挽狂澜》以裸体的船工为拍摄对象，展现了低层劳动者的生活。在当时，拥有照相机的人本已是寥寥无几，而拍摄人体的摄影师则更是屈指可数，他们是新文化运动之后人体摄影的勇敢实践者。
1949年后，人体摄影在中国基本上被禁止。当时连美术院校的人体素描课程的开设也需要有最高领导人的书面指示。美术创作中的人体艺术基本上属于禁区，人体摄影更是不可接近的雷区。而在“文革”中，“人体”则会带来牢狱之灾，关乎性命。
即使是“文革”结束已近十年的80年代末，人们依然谈“人体”色变。一位叫秋平的摄影爱好者以自己的妻子为模特拍摄了一张少妇对镜梳妆的人体作品，准备参加“国际和平青年摄影大赛”。可是当他把照片拿到冲印店冲洗后，冲印店却把照片交给了公安局。为此，他被要求做深刻的书面检查。
而秋平的遭遇并不算是最糟的。在他之前，已有人因为拍摄人体照片而身陷囹圄。面对如此的环境，一些摄影家不得不用迂回战术来试图突破被禁锢的领域。他们先从儿童裸体开始试探，然后转向表现母爱题材，比如成宇秋的《人之初》；接着是劳动中的男性，比如肖萱安的《纤夫》；最后，逐渐接近女性人体，比如陈勇鹏的《人的历史》。这可真是难为了那些摄影家们。可见在整个80年代，人体摄影的发展是如何的小心翼翼和举步维艰。
1988年，一个被命名为《艰巨历程》的大型摄影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此摄影展被视为新中国成立4
0年来摄影事业的回顾与见证。以全裸女性为表现对象的《人的历史》在摄影展上显得尤其惹眼，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这是中国摄影史上一次巨大的突破，全裸的女性人体第一次在官方的摄影展中，堂而皇之地与公众见面。
同年，在全国摄影艺术展览中，一幅表现女性唯美身体的作品《太阳与人》一举夺魁。这表明，摄影家们已突围成功，打破了人体摄影被严密封锁的状况。
同年，北京、上海两地举行了《首届中国油画人体大展》，使人体艺术成为大众文化中的话题。
也就在这一年，中国出版界掀起了人体摄影热，推出了各种人体摄影作品选，一场人体摄影大普及迅速地展开了。一时间，书店中充斥着各种良莠不齐的人体摄影选集。单单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世界人体摄影》前后就印刷了8万册，出现了排队抢购的空前盛况。
人体摄影似乎在不同寻常的1988年，突然走向前台，享受到了温暖的阳光，而实际上这正是摄影家们不断碰壁又不断坚持的结果。
而进入90年代，人体摄影在打破坚冰之后，走向更深入更活跃的探索，呈现出多元化的局面。不过虽然已经历了近百年人体艺术的探索，来自民间的争议却将仍然继续下去。
眼前的汤加丽年轻美丽，但却不是让人惊艳的那种，显得有些纤细和柔弱。但就是这样一位“弱女子”引爆了那场关于人体摄影的巨大讨论。
“不要脸，无耻，肮脏，坏女人，什么难听的都被骂了。”回首当年，汤加丽似乎仍然心有余悸。在2001年，汤加丽的身体像一枚投向人群的炸弹，引发了一场骚乱。在那一年，刚刚二十出头的汤加丽推出了第一本人体写真集《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之后，她的生活变得热闹、痛苦、不可控制。
“写真是拍给自己的”
汤加丽从小学习中国古典舞，她说，跳舞的人对自己的身体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感知和认识。因为，每天在舞蹈训练中，她都要面对镜子审视自己。“跳舞，让我觉得身体是可以支配、可以掌握、可以塑造的。”舞蹈中的身体，有一种惊人的魔力。“舞蹈给我一种底气，在舞蹈中，我充满自信，而在平时，我就可能会丧失那种自信。”悲伤的时候随着音乐，跟着情绪，跳上一段后，就能得到解脱。
《汤加丽人体艺术写真》的出版，无疑是汤加丽的人生转折点。“当初，我拍摄人体写真时，根本就没想到要出版，纯粹是拍给自己的，青春不留白，想给自己留一个纪念。”出乎意料，汤加丽强调自己其实是个很传统的人，并不是人们所认为的那么开放。
第一次拍摄写真是在一间空旷的大屋子里。只有三个人：汤加丽、摄影师和化妆师。与汤加丽合作的第一位摄影师是男性。“当时，屋子里放着音乐，我挺紧张的，有点放不开，不太敢面对摄影师。后来，我渐渐习惯了周围的环境，我面对镜头时，就想象自己是在面对镜子，慢慢进入状态。”拍摄中，汤加丽的心情复杂难以表述：有些羞涩，有些胆怯，又有些好奇。
“照片出来后，我呆住了，第一个反应是：这是我吗？我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审视过自己。”经过几个月的拍摄，图片已经累积到了可出本写真集的分量了，也有人想为她策划出一本写真集。为了能够自己掌握写真集的质量，汤加丽决定亲自去寻找出版社。“我找到了人民美术出版社，这是个非常严肃的出版社，是中国最权威的美术出版社。我是很严肃地在做这件事情。我不是为了赚钱，如果真为了发行量，为了赚钱，那我应该去找更大胆更市场的书商。”
出版工作很顺利，因为出版人体写真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80年代也曾出现过人体写真集的出版热潮。出完书后，汤加丽回老家呆了两个月，其间风平浪静，什么事情也没有，家里人也不知道她出版了写真集。“我原本也没想过会有什么反响，因为当时市面上的写真集有不少，我只是一个普通的舞蹈演员，有何德何能去引起那么多人的关注呢？当然也曾想过，在业内可能会引起一些反应。我本以为自己只是扔出了一颗手榴弹，但没想到却变成了原子弹。”汤加丽说。
几个月后，汤加丽的名字出现在了各种各样的报纸、网站、电视上，她被冠予了“中国人体写真第一人”称号。批评和谩骂之声充斥在周围。
“曾经想到过死”
“听到那么多骂声，我觉得很委屈，一开始就想站出来解释，想告诉别人，我不是那样的女人。那一个星期之内，我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在接受媒体采访。但是没有用，我的话常常被曲解。然后我就什么也不想说了，可是，即使我不说了，各种非议还是依旧存在。事态已经不受我的控制了。”
“最痛苦的时候，我曾经想到一死了之。”回忆起那段痛苦的时光，汤加丽似乎仍隐隐作痛。因为这本写真集，汤加丽在歌舞团的工作也弄丢了。由于压力太大，她还去咨询过心理医生。
“这件事情让我体会到，在中国，每个人的身体并不完全是属于自己的，还属于家庭，甚至还属于社会。”《汤加丽人体写真集》也因为社会上引发的那场巨大争论而大卖。首印5000本，后来又加印了5万多本。
又一颗炸弹
两年后，汤加丽又投掷了一颗炸弹，她的第二本写真集出版了。
这次是汤加丽有意为之，是处在低谷状态的一种反抗。“我始终觉得我没有错，所以我出了第二本。我就是想告诉别人，我没有做错。这也是对社会舆论的一种抗议。”
这一次，摄影师换成了女摄影家石松。汤加丽是个敏感的人，体会到了和不同性别摄影师合作的细微差异。“和女摄影师更好沟通，合作起来也更放松，而女摄影师的拍摄更注重身体本身，更细腻，更包容，而且在造型上甚至更加大胆。而男性摄影师会有一种性的回避。”
在汤加丽自己看来，第一本写真集更强调动态，更具张力，更强调肢体的语言，更强调艺术设计。而第二本则更加柔美，更女性化，更生活化，更注重身体本身。
在整个事件中，很少有人用平常的心态来对待汤加丽。“有人骂我骂得很狠，把我踩在脚底下。而有人却把我捧到天上去，说我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铲除了旧的思想观念，是女权主义。也有很多人开玩笑跟我说，你嫁不出去了。”其实，汤加丽则更期待人们有一颗平常心。
“每个人的身体是独一无二的，包括孪生姐妹都不一样。所以我的身体是我的。而每个人的身体都有其自然的变化，衰老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要享受每一个阶段。人体摄影，首先表现的是人体，而摄影在记录人体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提升了‘人’，表现了人内心的东西。”在出版过两本人体写真集后，汤加丽对“身体”、对“人体摄影”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身体的悖论
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2005年著有《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985）》一书，从身体的角度阐释了晚清以来的中国人如何从“常态”变成“病态”，又如何在近代被当作“病人”来加以观察、改造和治疗的漫长历史。
新世纪：您的研究是从身体切入的?
杨念群：我不是做医疗史本身，我是看医疗进入中国之后，其实关心的是一个现代政治的问题。它怎样改变了中国人的政治观、中国人的政治生活、对周边世界的看法。我考虑的是中国人最切身的身体变化之后，所以从身体政治谈起。
有位人类学家朋友谈起，西医传教士进入中国后，对中国最大的影响不是坚船利炮，对中国人的身体加以改变，才是最大的影响。从华佗之后，中医外科几乎消失了。切开中国人身体对中国人个人的影响是比较大的。我在耶鲁大学访学时，看到30多幅油画，一看都是很令人震惊的病人，有的瘤子和一个人的身体一样大，还有一部分表现的是切了瘤子之后的中国人是怎么样的。通过中国人身体的改变，让人看到一个人从病态变成一个新生体。
新世纪：新生的过程使中国人开始逐渐接受西方医学。
杨念群：另一方面也是一个政治干预的过程。中国人观念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是不能改变的。现在把你的身体改变了，使你更健康。传教士在这个图画中传递的一个信息就是，身体是可以改变的，虽然你受之祖先父母，但是你病态。这里有个很重要的界线。以前是不允许被改变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中医讲究养，把它养大，人死不了，只要不破毁它的外形，其实它内部的东西已经溃烂了。病态的东西切离你的身体，后现代的说法是他者。原来的瘤子是他者，他者离你而去，一个健康新生的人留下来了，那就是你。
新世纪：在《再造“病人”》中有一段话很有意味：“村民生病，先求‘香头’，也就是巫医，不得已才请中医，最后才请西医，常有延误不治者。这是因为‘仙方’较之大夫看病要便宜得多。”最有意思的是最后一句。前面递进关系似乎是说，村民还是相信西医的，后面的总结是说，西医收费最高，所以求医者少。
杨念群：我觉得医患关系不是简单的信仰问题，而是效果问题。有时是一种心理的不舒服或者很难把握的状态不好。西方可以通过牧师告解，也就是心理医生。在中国历史上，承担这种责任的就是巫医。我2
002年在秦岭调查时专门调查过一位“黄大仙”，她是一位对人性了解至深的中年妇女，非常机敏，能看明白来者复杂的心理和周围的人际关系。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是一个人际网络里的关系。
新世纪：她更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尤其是乡里乡亲具有地缘关系的人。
杨念群：你不能把她看成一个医生，只能把她看成一个方地上解决你生活问题的顾问，我感觉黄大仙们不会消失，以后还会更兴盛。西医承担不了这些。赤脚医生转为乡村医生后，变得如狼似虎，也承担不了这些。
新世纪：您的书名不是叫“制造病人”而叫《再造“病人”》，给人的感觉仿佛中国人的身体在历史中被反复蹂躏，这些身体不止一次地被定义为“病人”。你是不是觉得历史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
杨念群：是，我觉得是。比如我们本来不认为缠足是病而是美，他们不断地制造，反复把这些与民族性格、社会发展、封建的伦理关系挂上钩以后，小脚就成了一个象征，代表着旧社会和不健全的人格。
新世纪：缠足可不可以这样理解，从天足到金莲，已经制造了一次“病残美”，西方人又把这种“美”当成了社会病。像康有为、梁启超所说，一半人小脚怎么打仗？
杨念群：对，东亚病夫的概念由身体延续到群体，再延续到国家，以前没有国家的概念，梁启超说我们没有国民性，我们应该培养有国家意识的民众，原来只有皇上、天下的概念。缠足被当成“病”以后，它由“美”变成了对身体的破坏，身体的破坏和残缺导致没法打仗。因此，民族又变成残缺的民族。
这套话语制造出来，就是对“病人”进行不同和不断的定义，不仅是人个体的问题，同时也隐喻了中国人在旧社会是如何成为病态的。另一个隐喻是这种欺压使中国人成了“东亚病夫”。还有一个隐喻是，西方文化进来了，改变的过程使病人摆脱了东亚病夫的状态，变成一个新人，但同时这个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同时又是一个重新变为“病人”的状态，因为我们重新跌入不自信了。我们传统文化中不是病的部分也被当成病了。对西方的迷信，对科学的迷信，对科学主义的迷信等。这也是一个悖论，当我们在西方影响下，成为一个健康人的同时，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又重新生病了。用句时髦话，叫“自我认同”越来越困难了。
身体的“三化”时代
“舞林大会”火了。
起了这样一个名字，不火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在拥有高度的身体自我意识的今天，按照一个既定的美的标准来展示自己，已经为高度自我意识的人们所鄙夷，这样一个新的身体展示舞台兴起正是人们所需。
中国人曾经长期对自己的身体视而不见。佛教有一个关于如何洗浴的复杂过程，在逐步走到深水的过程中，把衣袍逐步卷起来，使自己始终看不到自己的身体，以免受到诱惑。这种意识在中国根深蒂固。在1923年，从法国留学回来的张竞生在中学里推广学生游泳，结果被鉴定为不合时宜，许多家长以有伤风化等原因抗议，推广过程中又出了意外事故，一名学生溺水而亡，此项改革遂宣告作废。
在辛亥革命后，对身体的自我意识启蒙完成后，中国人在很长时间内仍然羞涩地遮掩自我的身体意识。对身体不能光明正大地注视，导致许多可以明目张胆地偷窥身体的产业流行一时，比如体育、人体摄影，身体的艺术化成为革命的先驱，开启了身体私有化之门。
尽管电视转播更加清晰，许多人仍然喜欢到足球比赛现场，在那里能感受到冲天的肢体热浪。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的足球比赛曾经像古典音乐会一样冷静，组织者总是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观众对双方进球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这曾经令外国人觉得是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而很多人为此相当骄傲，认为此“礼节”是国民素质之一种。但很快随着门票变成自己买，观众掌控了肢体的摇摆权。在许多类似的聚众场合，中国人的热情终于爆发出来，许多看似粗糙但能提供肢体宣泄而又不会被人认为“有病”的新事物迅速流行，霹雳舞、摇滚乐迅速像健身操一样在8
0年代迅速火起来，选美也变成一项一窝蜂的事业。
二十年来，在通过对时尚的一系列改造以获得身体外观包装的个人特征后，中国终于迈入身体的私有化时代，“我的身体我做主”，对身体的个性装饰和个性表达，令这个时代喧哗不已。一位游学欧洲一圈回来后正好赶上芙蓉姐姐出名的博士，对此乱象欣喜不已：“欧洲就像走时准确的钟表，在那里哪有个性化，还是我们的国度好，什么现象都能并存。”
商利的驱使，让身体从自我解放走向商业化的道路，模特职业很快在80年代成为一个流行职业，然后“美女经济”成为一个流行词汇。今天，生活中充满了太多的身体符号，杂志封面上的女郎窈窕妩媚，电视广告里的模特身材火辣，小说和诗歌的“身体化写作”从个别的实验变成一窝蜂，甚至演变成极端的行为或者行为艺术。身体商业化带来的审美疲劳，催生了“审丑”时代的到来。
今天中国的时尚显得粗砾甚至接近于丑陋，和美的标准相去甚远，在迎来了芙蓉姐姐、后舍男孩、恶搞经典后，一些人认为，中国进入了“审丑”时代，传统的审美观受到了挑战。对于大众而言，追求精美意味着放弃了“本我”而迎合世俗，因此，丑在一个方面反而具备了个性化的特征，对丑的追逐，其实是内心的身体个性化渴望。
通过互联网，人们可以不接受任何一种标准而展示自己，抛弃了标准，这才是真正的自由的身体。而在更大的展示舞台上，那些标准比较少的、更突出个性的电视选秀节目，就成为人们的首选。从“超女”到“舞林大会”，自由的身体、不甘寂寞的身体在舞动，每一个人都有一种跻身为主角的错觉。可以想象，在不久的将来，舞林大会一窝蜂地兴起，而后又因为太多而被真正追求个性的人们所鄙夷抛弃，重新寻找更理想化的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