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提示： 1950年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系毕业后，英若诚先生来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80年代末出任文化部副部长。几十年来，他为北京人艺翻译、推荐了世界戏剧名剧《请君入瓮》、《推销员之死》、《上帝的宠儿》、《哗变》、《芭巴拉少校》，这些名剧在中国常演不衰，同时，他把中国名剧《茶馆》、《家》、《狗儿爷涅槃》、《十五贯》精心翻译，介绍到国外。他还在美国大学中辅导洋学生排练公演《家》和《十五贯》，当地反响强烈。
最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准备将英若诚生前翻译的再版，为此找到英若诚先生之子英达请他写序，现请英若诚先生侄子英宁回忆伯父的点点滴滴……
说话从不夹杂英文单词
我的三伯英若诚是英家兄妹六个里最出名的一个。在弟兄四人里，他一向以多谋善断、学识广博著称。从小就读于洋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大学念的清华大学西语系，三伯的英文水平已是路人皆知。
我翻看三伯的译作，几乎没有译作中常见到的倒装句，没有翻译电影里的语言零碎儿，通篇是上口的舞台口语。而我们看到更多译作，偏重把文中的旁征博引、联想、内涵一点不漏地介绍过来，当然从学术研究角度讲，这种做法无可厚非，但舞台演出，观众喜欢的语言是对仗工整、有来有去的对白和反驳，因此三伯认为：口语化和简练是戏剧翻译中必须首先考虑的原则。
有一次回母校演讲，三伯语重心长地说：“50年前在清华学习时，学校和老师都很重视戏剧课中的戏剧排练，除了有戏剧课外，排戏也占了课下大量时间。这使得我们不得不努力去钻研剧本，揣摩人物当时当地的心情，寻找恰当的逻辑重音和习惯重音。排戏好处甚多，被选中的剧本通常是名家之作，语言又是有针对性的，有对象的；‘规定情景’明确，语调模式清晰可循。为了演出，参加者必须把台词背诵下来。经历这样的锻炼，我承认一生受益于此。”
2000年春，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将他翻译的《请君入瓮》、《推销员之死》、《上帝的宠儿》、《哗变》、《芭芭拉少校》及译成英文的中国戏剧《家》、《狗爷儿涅？》、《茶馆》等8部戏选入“英若诚名剧译丛”出版。但三伯从来不在谈话中“不经意”地蹦出几个英文单词，即使是“OK”和“Yes”。
或许他不需要向世人证明他有西方文化的背景，也不担心别人耻笑他可能不懂外语。不过也有例外，在一次纯中国人的聚会上。总有人在讲话中甩出几个诸如“办公室”、“房子”这类英文单词，然后这些在国外呆过两年的人自己又迅速翻译一遍。三伯实在忍不住了就笑道：“诸位能不能别再自己给自己当翻译？嗯？OK?！”众人大笑，表示同意。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在讲中国话里夹杂英文单词。
演《马可·波罗》
1981年，意中合拍电视历史巨片《马可·波罗》，关于三伯出演忽必烈，早有众多报道。意大利制片人拉贝拉当时可是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因为片子已开拍将近两年，可扮演元世祖忽必烈的演员还没有找着，后来有同行向他推荐了我三伯。
拉贝拉与三伯在北京饭店见的面，形象上拉贝拉就对三伯很满意。再一开口，拉贝拉就感觉到：此人讲伦敦音的英语要比自己这个美籍意大利人讲的英语好得多，当即决定由三伯饰演忽必烈，可三伯心里反而不踏实了。
三伯是个认真的人，办事总力求完美。因为他深深懂得，在《马可·波罗》里，他是代表着中国和英、美、意、日等各国的演员合作，如果演得不好，就不仅是个人有辱的问题，而是有损国家形象。
为此，他在仅有的3个月准备时间里，日日夜夜看资料、读剧本、研究人物。他看了《元史》、《蒙兀儿史记》、《马可·波罗游记》、《元史通俗演义》，并通过《元世祖本纪》以及带有“起居注”性质的资料，详细考证了忽必烈的思想言论、为人处世和衣食住行、起居坐卧。
来到了摄制组，在第一次与各国演员见面的时候，三伯流利的英语让剧组所有人无不叹服，《马可·波罗》一炮打响，先后在各国放映，意大利《微笑与歌声》杂志，经过读者投票，一致同意把那个年度最佳男演员奖——“银猫奖”给了“忽必烈”
童心不泯的三伯
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无数次提到：是你三伯供我上的大学。在英家的七个兄妹中，大的三个兄长分别负责三个小的弟妹上学，三伯对口支援对象就是排行老五的我爸爸。上世纪90年代初，当我从长春来到北京闯荡时，父亲就郑重其事地叮嘱我：要孝敬你三伯，他身体不好，你多替我照顾他。
来到北京，我们这辈的英家新人刚刚起步。三伯家的我哥哥英达正筹备情景喜剧《我爱我家》，四伯家的我哥哥英壮也并肩作战。他们都终日藏在香山脚下的招待所里策划。撰写剧本，很少能够回家一趟。我正好比较清闲，于是，就成了三伯最好的小伙伴了。
说是小伙伴，主要是三伯不摆长辈架子，他和蔼、平等地对待一切人，包括我这个小他三十余岁的侄子。三伯性格开朗、豁达，他的肝病其实很严重，几次都处于生命危险的边缘，但他却始终勇敢地笑对。一次次在协和医院抢救，当时的情景非常吓人，但他一旦清醒过来，就永远是一张真诚的笑脸。
住院、出院对于三伯早已是家常便饭。因此，每次出院他都对护士、医生笑笑：“不说再见了啊！”高干病房里的医生、护士都喜欢这位乐观老人，他的病情并不比其他患者轻，但他却比所有的病患者投给医务人员的笑容都多。
当然，也有让医务人员着急的时候。有一次看望三伯，快要告辞时，催促我的电话打来了：“6点半，在新侨饭店东门。”
“新侨吃饭去？”
“对呀，您不能去了吧？哈哈。”我气他。
“去，怎么不能去？后天就该出院，我完全可以走动走动了。”
我指指窗外的护士：“怎么逃过她们的监视？”
三伯微微一笑：“有了，你去缠她们5分钟，我化装后溜走。”
真不愧是演员，居然想出这个主意！一条围巾半裹着他癯清的脸颊，一顶帽子实实地扣了前额甚至眼睛。换了一件从来没在医院亮过相的外衣，在我掩护下他步履坚定地从护士眼皮子低下穿过。5分钟过去，我回头看看，三伯已经消失在电梯口，便结束与护士小姐的攀谈，迅速跑到楼下。
两小时后回来，吓坏了的护士和医生团团包围住三伯，生怕他再失踪。卸了装的三伯只好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我很得意，但英达兄得知后狠狠地批评我一番，不能怂恿老头儿冒险，一定要遵医嘱，而且这样也给医院造成麻烦和尴尬。
吃文化去！
别看三伯几次属于“垂危病人”，吓得大家心惊胆颤，奇怪的是他的胃口一直很好。他喜欢吃肉，而且全然不在乎胆固醇的高低、多少。我和英达、梁欢都曾试图以人造肉来替代，但三伯口刁得很，立即以洞察一切的口吻指出：“你们在合谋骗我，我要的就是肉的感觉、仅从营养需求上讲，我每天的输液就足够了。”
三伯对于北京的老字号饭庄情有独钟，他时常喜欢光顾那里，如鸿宾楼、功德林、全聚德、同和居等等。吃固然为主，但他更看重的是那里的文化和氛围。每到一处，他都会滔滔不绝地给我讲述这些老字号的来历、特点、变迁过程。他讲的时候，我眼里却总是浮现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上演的《茶馆》和《天下第一楼》的场面。
后来，每逢邀三伯外出吃饭，我都换成这样的句子：“走，咱吃文化去！”
跟三伯出去还真长见识。我特别喜欢他与朱旭在一起的聚会。朱旭老师对艺术的追求也是孜孜不怠。他们老哥俩儿碰到一起，寒暄三句后，就直奔主题。讨论国内外最新的戏剧和回顾他们演过的一系列剧目。我在一旁津津有味地聆听，这比当初在吉林艺术学院上学可有益得多。我有时把对表演的困惑提出来，他们就耐心地给我一一解答。
比如谈到导演与演员的关系，他们认为：再大的演员，在一个新的戏里，都不可避免地会被紧张情绪所纷扰。导演首先要让演员镇静下来、稳定情绪，及时找到感觉并尽快适应，而不能加剧和延长他的紧张情绪。
这些话，后来对我当导演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实践中，我清楚地认识了这一点。一个演员水平的高低，往往体现在他是否能迅速适应角色和找到感觉。两位老艺术家对于台词也非常讲究，这句话如果这样说，就不如那样讲，往往是他们讨论不完的话题。细微到对于每一个动词的使用，他们都不放过。
我在创作《东北一家人》剧本时，就牢记住他们关于台词的探讨，对每个人物在每个场合该怎样表达，我往往预设几个方案，经过比较，用排除法先后删除。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对艺术的认真、执着态度。能够在浮躁的时代耐住寂寞，真心想留下些作品而不单是赚多少钱。
为我坐阵
每次英达的情景喜剧开机或封镜，三伯总是要到场的。组织本来配备专职司机给他，但他很少动用，一般都是由我接他进出。香山拍摄基地远离市区，只要身体允许，他肯定要求我接他去现场观摩。他不是那种长辈，以权威的口吻指手划脚，而往往一言不发地坐在一隅，沉默地旁观。
每部戏剪接完，英达兄肯定最先把样带送给三伯“审查”。认真看完后，三伯会一丝不苟地提出不足之处。去年五月下旬，公司的一次创作例会后，英达把我留下，郑重地告诉我，《东北一家人》续集的拍摄，你必须独当一面，不但要创作剧本和现场导演，还要现场切换和亲自参加后期制作。
他说：一位合格的电视情景喜剧导演是不能瘸腿和偏食的，每个制作环节都要熟悉和胜任。英达兄的话是有针对性的，在前40集《东北一家人》拍摄期间，我除了创作剧本和现场导演之外，其它的各项“活计”都放手交给别人去做，除了懒的原因，主要是我觉得写好剧本加上把握好演员的表演，这个戏就算基本成功了，其它的都是“细枝末节”，何必重视？
可是当《东北一家人》成片出来之后，我才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电视节目最后还是要用镜头说话的，镜头的切换和组接决定了作品的节奏和风格，称职的电视导演对电视技术的掌握和熟稔至关重要。
三伯在关键时刻鼓励了我，他说英达也不是天生就成为导演的，你已经有了相当的积累，应该独当一面了。三伯的一席话，使我感到如同他站在我的身后，即使他不能常来现场，但我心理上却是踏实的。上了切换台，我对电视情景喜剧有了更多的认识。编剧的巧思和设计、导演的追求和心中的节奏，是通过手指的不停跳动流淌出来的。每抓住演员一个精彩表演的瞬间，我都会有巨大的成功感。现场切换使我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每天都有新感觉。它给了很大的乐趣和满足，它使我在旷日持久、疲于奔命的80集拍摄期间变得相对轻松和愉悦！
游玩忘我
去年，三伯随老干部度假团去庐山，主办者要求至少有一名家属陪伴。英达兄正在国外脱不开身，就派我替他照料。在庐山上游览，三伯兴致勃勃、不知疲倦。我劝他先休息休息，再去那“无限风光“的“险峰”。老头儿心里想去，但又担心体力不支，便表示：算了吧，不上了。我看出他不是真心想打退堂鼓，便提议一起乘滑杆上去。
三伯在我的鼓动下，坐上了颤悠悠的滑杆。顿时，周围的人都对我投来异样的目光，似乎责备道：一个健康的年轻人，居然靠别人抬上去！我在这样的眼神中无地自容，只好又跳下来，白白支付了价格不菲的滑杆费。
三伯站在庐山之巅，久久不肯下山。他快活得像个年轻人，与我们一大群青年人说说笑笑，所有的人都为他的情绪所感染和鼓舞，他的生活态度使他能够永远保持着活力。
97年冬天，四川举办艺术节，开幕式请三伯出席，也需要家属陪同。那次，也是我陪他前往。三伯在来成都前出院没有多久，身体还很虚弱。家在川北德阳的大姑，便特意从德阳赶到成都。兄妹相见一场，自然有说不完的话。没想大姑该回家时，三伯提议送到德阳。
大家只好依从。大姑说若是你能来德阳，我本来可以不必跑到成都，以逸待劳只在家等你就成了。三伯说这也得看健康而定，既然身体还成，就索性再看看妹夫和外甥吧！两辆军车无所顾忌地冲上不断维修改造的国道，三伯一路观看风景，一边不断劝戒司机别搞特殊化，应遵守交通规则。
到了德阳，姑姑家中没暖气，室内比室外还阴冷。我们怕三伯感冒，就簇拥着他坐在户外的阳光下，三伯不断地给在场的人讲着笑话。姑夫和表哥都纷纷赶回家来，陪三伯去德阳的景点参观，直到下午才高高兴兴返回成都。
当晚，我问三伯累不累，老头儿居然说不累！他就是这样的人，总是对生活充满乐趣，绝没有年老体衰的迹象，至少从心理上如此。
讲究品位
三伯对于生活细节的讲究，在我们年轻一代看来有时感到好笑。因为从小就受西方教育，再加上担任文化部长期间对外交往较多，所以生活和观念都比较西化。
比如，他非常重视仪表形象，即使在家里，也像出席什么盛大晚宴似的，永远是衣冠整洁、西服领带且头发一丝不乱。
他生病时不喜欢朋友看望，原因就是那时他的样子很憔悴、疲惫，他不想给他人留下这种样子。有一次生病卧床不起，得知要来人，他挣扎着起来换上西服、打好领带，正襟危坐在桌旁坚持。好不容易客人告辞，他立即躺倒在床上。
我们劝他不必太拘泥这些细节，但固执的三伯认为：如果病得起不来就不要见人，见人就一定保持优雅状态。
“三高音乐会”在北京是一次重大的文化活动，云集着京城的艺术名流们。陪三伯赴会前，他特意换上庄重的深色西服，郑重地系在领结。我也不得不穿上西服、打起领带。我对此有些不以为然，但三伯做这些时却非常严肃。
对于国际名牌服装，三伯自然了如指掌。他选择服装绝不马虎，一点儿不肯凑合。名牌服装打折的时候，我送他一套西服。他当即穿在身上，感觉果然不同凡响。我们取笑说：“老头儿真爱美！
在我的父母没有来京居住前，三伯家就是我的家。如果我有些日子没有去看他，他一定会找到一个理由把我叫来：“英宁啊，我的电热杯怎么坏了，你什么时候来给我修修吧。”
冒险精神
关于三伯冒险的故事，曾经听父亲给我们讲过。他说60年代初，三伯在信托商店(跟如今的旧货市场差不多)看中了一台老式摩托车，买回来后经多方修理，居然还能跑起来，就是车屁股后喷出的一串串黑烟和震耳欲聋的马达声，令人心烦和担忧。在当时，这也算是不可多得的一辆“帅呆了”、“酷毙了”的机动车。
事情坏在修车师傅最后扔下的一句话：“这车玩命跑，能超过50迈！”于是，三伯就当真朝这个目标努力了。在人少空旷的地方开练，把油门踩到30迈时，车身已开始乱颤、左右摇摆，当车速达到40迈时，更是上窜下跳。难以把握。遇到这种情况，一般人都会保持理智，不再冒险尝试了。可我的三伯不是别人！紧要关头方须显英雄本色。只见他伸缩腿弓、轻舒猿臂，猛地加了一把油门……
刹那间，车的主体结构基本解散，人也像子弹般地射了出去。肋骨折断2根，脑震荡昏迷了3日。众人焦虑万分地守护着他，待他醒来后，竟然心里还没有放下那档子事儿，第一句话就向大家证实：“我摔出去的时候，速度绝对达到50迈了！”
此话虽然充满激情，但我知道，用不着谁来规劝，三伯终身不敢再尝试驾驶任何型号的摩托车了。英宁 口述 伊夫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