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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著作：《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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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景迁著作：《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
“历史”和“叙事”
“历史真相”和“历史叙事”之间的关系，一向是历史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所谓“历史叙事”，简单地说，就是探讨“历史真相”的行为；最常见的，便是历史学家们的著作。
意大利历史学家克罗齐有句名言：“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在他看来，对“历史真相”的认识，取决于认识者或研究者自身的感受和理解。“没有叙事，就没有独特的历史话语”。
随着后现代主义历史学的兴盛，对“历史叙事”的重视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影响很大的美国历史学家海登·怀特提出，历史“是以叙事散文话语为形式的语言结构”。怀特认为，若想探讨“历史真相”，就必然需要借助想象的步骤，将散乱的“历史真相”的碎片置于一个完整统一的故事之中。因此，一切“历史叙事”中，必然会包含虚构的成分。美国历史学家伊格尔斯更干脆断言：当代史学“所关心的并不是‘说明’（explanation）而是‘解释’（explication），亦即企图重建作为它的文本的各种社会表现的意义。”
也就是说，基于历史学家个人的经验和认识基础上的合理的想象和虚构，已被一部分西方史学界接受为“历史叙事”的方法之一——这与国内史学界仍提倡的“无一语无出处”的史学标准，显然有着巨大的差别。
只有在这个理论背景下，才能理解史景迁的著作为什么能在西方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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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路子”史学：史景迁和他的著作
近年来，一些海外汉学家的著作，如魏斐德的《洪业——清朝开国史》、孔飞力的《叫魂》等，总能让我们耳目一新。
在美国，与魏斐德、孔飞力齐名的，还有史景迁，他们被称为美国的“汉学三杰”。顾思齐先生曾将“汉学三杰”作过对比：“史景迁以叙事和文笔见长，孔飞力以方法和视角见长，而魏裴德以选题和史料见长”（顾思齐：《本土视野的美国“汉学三杰”》。《南方都市报》，2005年5月25日）。
史景迁，1936年生于英国，1965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曾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著有《曹寅与康熙——一个皇室宠臣的生涯揭秘》（1966年）、《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1974年）、《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1978年）、《胡若望的困惑之旅》（1988年）、《追寻现代中国——1600－1912年的中国历史》（1990年）、《“天国之子”和他的世俗王朝——洪秀全与太平天国》（1994年）、《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2001年）等十几部史学著作。
著名史学家汪荣祖先生说：“史景迁英文写得好，他以生花妙笔写中国故事，使人读来轻松愉悦，以至于心思随其笔锋起伏，吸引了广大的西方读者。”但他同时指出：史景迁的“作品作为历史文章毕竟缺乏分析与论证，也少见他对历史问题提出独特的解释。因而虽多引人入胜的故事，却少扎实的历史知识”（汪荣祖：《史景迁论》。《南方周末》，2006年12月14日）。的确，史景迁的历史故事讲得挺好，甚至可以当成小说来读，还不止一次上了畅销书的排行榜，但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史学论文。为此，即使是西方主流史学界，也将史景迁的研究视为“野路子”史学。“据说钱钟书当年访问耶鲁大学时也曾在私下戏称史景迁为‘失败的小说家’。史景迁自己也承认，他所写的东西，确实让某些同行感到惊愕”（康正果：《耶鲁汉学家史景迁》。《文汇报》，2003年1月29日）。
皇帝的“回忆录”：《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
我觉得，最能体现史景迁写作风格的，当属《中国皇帝——康熙自画像》。
“在遥远的北部荒疆，生活着一群野鹅，这群小有名气的野鹅，在严冬来临中国之前，飞离北疆而抵达中国。边境上的卫士常以它们作为严寒即将来临的标志。我也曾抓到一些，把它们蓄养在畅春苑的水边，它们因之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中国皇帝》一书中，史景迁就以这种优美的文字开头。
这确实是一部奇特的史学评传。它以七十多岁、已在位五十多年的康熙皇帝总结自己的一生的方式，从“游、治、思、寿、阿哥（王子们）、谕”等六个角度，叙述了康熙丰富的一生，这使得该书读起来像是“康熙回忆录”。但是，坦率地说，该书除了研究角度奇特之外，既无新观点，也无新材料，并不具有多高的史学价值——这个评价，也可适用于史景迁的所有史学著作。
专制统治下的政治迫害：《皇帝与秀才——皇权游戏中的文人悲剧》
《皇帝与秀才》是一部研究清代文字狱中“曾静、张熙案”（或称“吕留良案”）的著作。对一般读者而言，阅读该书，正可以了解一下专制统治下如何实施思想钳制和政治迫害的具体过程。
我很羡慕史景迁有机会到台湾中央研究院，阅读该院所藏《明清档案》稿本的电脑文档，这让他在史料占有上超过我们。
但是，史景迁显然没有经过严格的史料辨析的训练（这是他所有著作的通病之一），在该书中，他大量引用《大义觉迷录》的内容，却没有注意到《大义觉迷录》中的史料与《清代文字狱档》第九辑、《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实录》、《起居注》等史料之间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这直接影响到他对“曾静、张熙案”分析的深度（此事说来话长）。同时，史景迁也没有版本学方面的知识（这是他的另一个通病），在该书中，他引用的大陆版《大义觉迷录》，是1999年中国城市出版社的版本，据我所知，这是所有版本中较差劲的一种。他可能不知道，大陆早在1983年，就由中华书局出版过该书，收入《清史资料》第四辑。
不过，最让我诧异的是，史景迁几乎无视中国史学界的研究成果。例如，在该书中，他仍然将“阿其那”、“塞思黑”解读为“狗、猪”，而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早就指出：“阿其那”汉义为“驮”，“塞思黑”汉义为“褥”（王钟翰：《释阿其那与塞思黑》）。
结论
无疑，史景迁的史学著作，文字优美流畅，细节清晰生动，而且，他经常采用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在历史与现实间来往穿梭，这对一般的读者而言，自然具有极大的阅读吸引力。
但是，将史景迁恭维为“美国史学大师”，我却实在无法赞同。要我说，从史学的角度来看，史景迁的史学著作，只是一般般而已。
黄绍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