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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年前，匈牙利布达佩斯国际声乐比赛上，没有正式演过一场歌剧的胡晓平却过关斩将，击败了70多位各国选手，夺得了该届赛事唯一的一等奖和歌剧特别奖，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东方人；她又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位在国际重量级歌唱赛事中夺魁的中国歌唱家。曾是纺织女工的胡晓平迅速成为中国最知名的女高音歌唱家，然而在事业正红之时，她却于1986年赴美深造，逐渐淡出了国人的视线。
当年美丽的“绣花女”是否别来无恙？面对记者，胡晓平平和谦逊。我们从她的双眸里，能品出20年海外生活经历所赋予她的澹定和从容。
重回上海定居
问：年底频频出现在上海舞台上，是暂时回来，还是不走了？
胡：两场音乐会，一场在圣诞，是“晓平合唱团”的新年演出。另一场则是跟老朋友潘寅林和上海爱乐乐团在元旦登台。我演唱的是可以发挥我能量的《燕子》《笑之歌》《圣母颂》。我一直有个心愿：想让上海观众知道，我胡晓平这么多年没有一天抛开唱歌事业，也没有忘记他们。
其实，两年多前我就回到上海，如今大多数时间都在这里居住。当然，多伦多的学生舍不得我，我还会不时去一下。但是，我决定把发展重心放到国内。每次回到上海，总觉得这里的一切令我心动，声乐苗子多、嗓音条件好，自己的所学和多年积累的经验不传授给他们，真有点可惜。我已经在上海买了房子。
当年获奖是“意外”
问：很多人说到你，脑海中映现的还是当年那个高大年轻的胡晓平。
胡：呵呵。我是工人出身嘛。我到现在还乐于称我是纺织女工。
我对声乐产生兴趣的时候正是“文革”时期，起先靠自己摸索。1968年，我爸爸被下放到砖瓦厂“战高温”，著名声乐教授高芝兰先生的女儿在那里当工人，这使我有机会去见高先生，并被她收为学生。那时，我还是国棉25厂一名纺织女工。1971年考进上海乐团。
那时很多别人不愿意唱的东西，哪怕是一句词，我都乐意唱。排歌剧的时候即使让我上G角，我也不在乎。合唱、重唱、独唱，哪部分需要就把我搁哪儿。可能正是这段经历反而让我在歌唱上成熟起来。在匈牙利得奖后，乐团团长送给我一幅字———“吃亏是福”。
问：从普通演员到走上国际比赛舞台，当年的路肯定比较艰难吧？
胡：上世纪80年代初，法国指挥大师皮里松到上海乐团排演《创世纪》。他从北京、广州到上海一路选女演员，听了我的唱就挑中了我。皮里松骂起乐队来毫不留情，却给了我很多指点。之后他到各地巡演都点名要我主唱，也是经他推荐，我才有了去国外参赛的想法，并最终被选派到匈牙利参赛。
一到布达佩斯，我就傻眼了。各国选手中，不少人舞台经验老到，而我在国内连一场外国经典歌剧也没有演过，领队老师在选派的学生中也最不看好我。不过，这样我倒没了压力，反而成了进入第三轮的唯一一名中国选手。决赛规定男女搭档演歌剧片断。赛前我发高烧，打点滴。偏偏由于选曲一致，我碰上的男搭档是夺冠大热门———前苏联一位已演过200场歌剧的男高音（布达佩斯国际声乐比赛大奖只有一个，不分男女组别）。比赛时，当《绣花女》第二幕音乐响起，他扶着我的肩膀时，我竟感觉到他的手抖得厉害；在高音C部分，他竟然唱破，没声音了。我要唱的角色是病怏怏的18岁女孩“咪咪”，病中的我几乎不用表演，就把这种状态准确地表达出来。结果，评委会决定把大奖颁给我这个没有演过一场西洋歌剧的中国人！这是破天荒头一次。
再艰难也不能趴下
问：为什么在发展势头最好的情况下去国外留学？
胡：那一届布达佩斯国际声乐比赛的主席也是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的著名教授，1986年他为我争取到了去曼哈顿学习的奖学金。当时我已在国内外广为巡演，包括在美国21个城市开独唱音乐会，“布拉格之春”音乐节上我还与卡拉扬、明拉·弗莱尼同样成为演出嘉宾。可是，我当时最渴望的就是能够到一个很好的艺术环境中，真正地学习歌剧和声乐。
到了美国以后，我跟随著名声乐教授、曾是世界十大歌唱家之一的卡莱里（Gabor Carelli）学习了3年，收获很大。我甚至被要求做很多教师都做不了的示范演唱。同学们说：你哪里是学生啊，你应当做老师。
1991年，考虑到家庭和孩子的安居，我选择定居加拿大，成为专业声乐教师。但我从未放弃自己的演唱。上世纪90年代后期，我到匈牙利举行音乐会，当再次与匈牙利国家歌剧院合作演出“波西米亚人”，并担任主角咪咪时，那里的乐评家和观众认出了我，给予了极为热情的回应。我还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维也纳等地举行了个人演唱会。
问：在国外的生活顺利吗？
胡：陌生的环境，语言的障碍，还不算什么。最糟糕的是在迁居加拿大的第二年，丈夫跟我离婚了。一个人带着儿子，我得在痛苦中撑持住这个家。那时慕名上门求教的学生很多，我常常一天要上10个小时的课，有时候早上7点就有学生来排号了。心里遭受着感情挫折的煎熬，课上却要给学生最好的情绪，那段日子很难熬。我一开口示范，学生常常惊讶。有一位学生流着眼泪跟我说，胡老师，你教我们太可惜了呀，你唱得那么好！但是我没有选择，只要不趴下，我就是胜利者。
我收了很多独唱专业的学生。20年前，我和学生在多伦多成立了一个“晓平合唱团”。从初创到现在，合唱团在大型演出时可排出60人的阵容，加拿大到处有他们的踪迹。
问：作为母亲，你幸福么？
胡：儿子十分懂事，小时候我唱歌和教学生的时候，他就在旁边学，连唱高音E都跟，结果嗓子跟哑了。现在26岁的他在美国从事IT业，他跟我说，我不满足于在大公司做一辈子，我希望有自己的公司，这样以后才有能力赚钱来实现助困济贫的梦想。我觉得很欣慰。明年要演《杨贵妃》
问：隔了这么长时间回来，觉得习惯么？
胡：一开始确实有些不习惯。国内专业界目前的环境太浮躁。学声乐的学生认为跟过名教授、名歌唱家就会离名利更近。一些声乐名师的私心太重，声乐圈过分讲求“嫡传”、“来历”，弄得人才选拔渠道太窄，这都是不好的风气。卡莱里大师当年知道我想跟几个老师，马上高兴地支持我，毫无门户之见。我希望能为学生指一条路。
问：现在在国内收学生吗？
胡：不仅收，而且经常还免费教。每次看到那些好苗子没有经济能力求学，我总是不忍心。有不少各地音乐学院毕业的学生散落在社会上，其中不少基础很好，还做着音乐的梦。我要告诉他们，我就是这么走过来的。他们应该树立信心，对音乐不离不弃。我也试图帮助他们中的佼佼者找到参加比赛和表演的机会。
问：听说你要在宁波大学成立“胡晓平音乐中心”？
胡：宁波是我的家乡，宁波大剧院造得很漂亮。宁波大学请我做客座教授，还想设立音乐学院，“胡晓平艺术中心”算是一个前哨站。
在上海，我和以前乐团的一些老团员们成立了胡晓平文化传播公司。当年的“战友”，转眼都老了。人生很短，想做些有挑战性的事情。另外，我一直保持练声，朋友们都说，你天赐的声音不能就这么浪费了。所以，我还会不时地站在舞台上。
问：最近的艺术计划是什么？
胡：明年计划把2005年在多伦多、温哥华成功演出过的交响清唱剧《杨贵妃》引进来，我在其中演杨贵妃。考虑再加入芭蕾、布景等元素，做成一出好听好看的歌剧。我觉得歌剧应该跟大众贴得更近，我们现在做得不够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很多演员的声音不够美，观众的接受度才低。歌剧不都是“咿咿呀呀”，只有让最美的声音流入观众的心田，他们才会爱你的歌，爱你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