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会歌剧院
悉尼海港歌剧
日本巴赫学院众筹
全球蔓延的新冠疫情以及其传播的不确定性导致大型活动纷纷被取消。作为劳动密集型兼人口密集型产业的演出行业是率先在疫情侵袭下受到波及的行业。几乎每个有新冠肺炎传染的地区，音乐会都陷入停摆。
人类命运共同体
现代的音乐会由各个环节组成，不管是国际巡演还是本地演出，每个环节都像一台精密仪器中的零部件，缺一不可且少有冗余设计。
风调雨顺时，一台音乐会就像是一个迷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环环相扣，机器得以正常运作，看不出互相衔接、整合上的脆弱。非常时期，任何环节出错都会导致演出受到影响，轻则更换曲目或阵容，重则延期甚至取消。
疫情下，取消演出有很多种多层原因，往往交互作用，形成连锁反应，或产生蝴蝶效应。
欧美国家因为限制超出一定人数的聚集而关闭场馆，故而取消音乐会。在另一些场合下，差旅及航线减少打乱点对点移动，原有时间表不再管用，演出不得不取消。各国相继为控制疫情传播而出台的出入境限制，则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碍于演出行业强调的现场、实时和购票特性，行业停摆意味着演出下线和购票退款，再加之人员无法聚集，不管是依靠演出费和教学为生的自由职业者，还是靠排练费和工资度日的机构员工，抑或是介于两者之间，都面临收入减少的窘迫。
有些乐团为了提振士气推出没有听众的云音乐会，比如费城交响乐团、柏林爱乐乐团、东京交响乐团，免费观摩的音乐会固然能聚拢人气，但难以带来收入。可观的线上盈利，对于劳动密集型的大型演出机构还是天方夜谭。
航空母舰无米炊
虽然世界各国体制各有不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病毒让整个演出行业蒙灾。疫情是音乐会的天敌，即使是航空母舰级别的演出团体，在疫情前也不堪一击。
论预算规模，美国纽约大都会歌剧院是全球最大的歌剧院，年度预算为3亿美元，一部分来自于2.84亿美元基金池产生的分红——大部分来自于赞助及捐赠，另一部分来自高清歌剧电影在影剧院播放的授权费和演出票房。随着纽约限制群居性活动，大都会所有票房收入来源被切断，整季取消的演出预计会使大都会蒙受逾6000万美元损失。
为此，大都会总经理彼得·盖尔伯出台多项应策，自愿放弃145万美元的年薪直至恢复正常，高层管理人员降薪二成至五成，年薪超过12.5万美元的管理人员降薪一成。
另两项措施引起轩然大波。其一是员工下岗。四月份起直到复工前，乐团、合唱团和舞台工人全部遣散回家，留职停薪，但大都会还是会替他们缴纳社保。
其二是对于业已取消的演出，大都会以合同不可抗力条款为由，不支付演出费给不签雇佣制合同而签劳务合同的客席音乐家，但对已经参加彩排但演出取消的客席音乐家会报销差旅费并支付排练费，直到取消的一刻为止。
这股因演出取消而掀起的留职停薪浪潮甚至波及到南半球。
据澳大利亚的媒体娱乐艺术全国总工会统计，澳全国因为疫情取消了近30万场活动，直接经济损失达到2.8亿澳元。
其中，澳大利亚最大的歌剧演出团体——澳大利亚歌剧团，不得不取消乐季内剩余的所有演出，包括原定3月27日启幕，素日赚到盆满钵满的悉尼海港户外歌剧。去年，海港户外歌剧给歌剧团带来了6.5万人次的游客及6600万澳元的票房及周边收入。
票房收入对于澳大利亚的歌剧机构尤为重要，据《澳大利亚全国歌剧年鉴》调研，2016年澳大利亚大型歌剧院团盈利为8650万澳元，88%来源于票房。
就澳大利亚歌剧团来说，财报显示其年度预算中的2600万澳元来自于财政拨款。即便如此，歌剧团关张，演出取消，坐吃山空危机重重。歌剧团为此不得不集结董事会讨论变卖其办公所在的两处固定资产筹措资金的可能性，甚至动用基金池里的1900万澳元本金续命。
自由职业打击大
除了取消演出，澳大利亚歌剧团还冻结其近千名雇员的薪水两周，覆盖乐队演奏员、合唱团、技术、舞美等所有部门。一些乐师自发组团到悉尼萨利山表演讨薪，以求社会关注。
断粮两周就要讨薪，背后反映出西方消费观、金钱观与东方存在差异。
美澳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稳定又没有在本土经历过大型现代化战争，工薪阶层因此养成了“月光族”消费观，活在工资条里，也没有存钱理财的习惯。虽说停发一两个月工资，生活就无以为继尚属个别，但大都会歌剧院乐团的一名演奏员确实因为停工没有工资，付不起寸土寸金的纽约房租，飞回哥斯达黎加老家避难。
另一方面，欧洲和亚洲强大的国有艺术院团由于有着公有经济体制保障，在应对灾难和不确定性面前表现出强大韧性，存款和理财习惯也让个体在极端环境下尚可勒紧裤带度日，表象上很难看出他们的生活因为演出取消而大打折扣。
因此，通过调查问卷摸底音乐从业人员的损失，成了媒体及行业协会的工作重点，调查报告未尝不是职能部门制定纾困方案的参考依据。
率先受到疫情冲击的中日韩三国自然走在前列。
中国香港乐评人洪思行联合线上媒体，发起了音乐界从业人员在疫情下工作状况调查报告，搜集到163份回馈。
163人中，93.3%为自由职业者，有27%的受访者认为2月至3月间的损失超过港币3万元，近半认为损失超过港币2万元。关于生计问题，大部分人回应为靠积蓄度日或改为网上教学，不少人表示利用赋闲在家的时间网上进修，自我提升。逾七成受访者表示不会转行，近三成表示会考虑改行。
中国台湾的网络音乐杂志《听写》发起了针对音乐从业人员的调查，共收到989份有效问卷。被调查者中，87%为自由职业者，13%为全职工作者，因取消活动损失人民币1万元以内的占七成，损失人民币2万元以上的占7%。
日经产经新闻援引日本传统文化交流协会支援、大学教授武井涼子发起的调查报告显示，千余名受访者中自由职业者占八成，九成的收入会在3月减少，逾八成表示收入至少缩水10万日元，六成会靠积蓄度日，16.8%会赊账度日。
韩国因为疫情取消了逾2500场活动包括演出和展览，直接经济损失达到523亿韩元，其中受到波及的活动近八成发生在首尔。由韩国艺术文化联合会发起的调查覆盖了130万名会员，报告显示，九成受访者1月至4月的收入与去年同期相比缩水。
在英国，根据旗下拥有3.2万名会员的英国音乐家总工会统计，演出取消已经造成了音乐从业人员损失1400万英镑的收入，针对4100名会员的调查结果显示，九成受访者的收入已经开始缩水。
融资众筹想自救
收入减少尚可缩衣节食，一些蒙受损失的音乐家纷纷展开自救。
2020年本来是铃木雅明创建的日本巴赫学院的30周年团庆。乐团为此雄心勃勃地规划了欧洲巡演，始于波兰卡托维兹，随后辗转至欧洲大陆继续巡演，谁知刚刚行进至德国科隆站前，就被告知里昂、马德里、杜塞尔多夫的演出因为疫情扩散不得不取消。
日本巴赫学院为提振士气，与科隆爱乐大厅联合，将科隆站演出的巴赫《约翰受难曲》改为无观众的云音乐会，但临时行程更改意味着巡演日程大乱，必须提前收拾行囊，蒙受经济损失。
一位热心乐迷为此在美国支付平台发起众筹，募捐声明写道：“三月份，日本巴赫学院开启原本规划长达一个月的欧洲巡演，谁料演出取消，这对不远万里飞赴欧洲的音乐家和行政人员都意味着经济上的重大损失。特此发起众筹，是为补偿乐团的部分差旅损失，所得款项都会捐赠给学院，用于差旅补助。”众筹标的为一万美元，目前已经筹集到两千余美元。
不可抗力索赔难
取消演出的关键环节是场馆，没有场馆支持，任由表演团队怎么努力，也无法演出。
有些音乐家想到合同条款中的不可抗力因素，试图向场馆索赔，或者以条款为据向保险公司索赔，但在现实中很难达成。一方面是因为触发不可抗力的条件极为苛刻，必须同时满足方可索赔，另一方面是因为演出取消的理由千奇百怪，很多无法被纳入不可抗力。
比如，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及哥伦比亚特区，正值樱花盛开的季节，很多人不顾政府建议坚持踏青赏花。特区警方碍于法令不能驱赶人群，又不能无缘无故关闭国家公园，故而采取职权范围内的旁敲侧击战略，比如，封锁通往赏樱处的街道，关闭附近的停车场，停运前往该地的地铁和公交，并用其他约束关停周边咖啡馆和饭店，达到限制人流赴公园赏樱的目的。
环顾欧美以及日本，大家取消演出的依据大致为政府限制聚集的法令或建议，而非直接关停场馆或乐团的行政命令。
在日本，演出取消的依据仅仅是首相安倍晋三的若干次发言，首相的发言只是作为建议而非命令，却导致了瑞典哥德堡交响乐团巡演紧急取消的乌龙事件。
这种由政府或官员发布的公告，甚至是官员的建议，有时在西方并不被视为带有强制性和约束性，只是因为伴随着巨额罚款，才会被人认真对待。
英国剧院协会和伦敦剧院协会根据首相约翰逊的发言关闭了旗下所有场馆，但据哈伯特刘易斯律所的剧院法资深律师内尔·阿德曼指出，首相的发言只提到“强烈建议”剧院关张，并没有立法或行政命令跟进配合，这便会让人在向保险公司索赔时遇到障碍，因为保险公司只认条文不认人。
在涉及演出的合同里，场馆关闭的不可抗力因素，指的是由于场馆在硬件上有缺陷而取消的状况，比如失火、洪灾、地震、战争等。即使是流行病，保险条款也仅仅适用于场地方员工因为流行病传染导致场馆的关闭，大多数场馆关闭均不满足这两大不可抗力条件。保险公司也会有额外的流行病不可抗力因素条款，但通常不包含在基本款中，很少有人投保。
英国商业保险公司协会就在一份声明中说，“标准的营运险是大部分商业机构购买的保险，投保内容不包括由政府强制关停的条款，而是在硬件上损伤导致无法运营。一小部分企业购买了包含传染病条款的保险，但需要有政府强制关停的法令才能奏效。”即便如此，保险也只赔偿最多四周的运营损失。
纾困计划忙出招
由于触发不可抗力因素的条款过于苛刻，加之西方政府关停演出行业的公告宽松模糊，音乐产业从业者的自救，便只能大量依靠政府的纾困计划。
好在，中国的香港和台湾，以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德国等地都在由政府牵头，由行业协会出具参考意见，制定纾困细则，定向补助企事业单位或个人。但由于病毒来势凶猛且变幻无常，在某些实行议会制的资本主义制度中，政策的制定往往计划赶不上变化，制定纾困计划反而变得很被动，而且过程会因为党派拉锯而冗长，比如美国。
中国台湾文化职能部门为应对疫情对艺文活动、艺文场馆、艺文产业造成的冲击，以“防疫为重，纾困并行，振兴在后”为原则，朝“艺文纾困补助、纾困贷款利息补贴、行政调控、振兴措施”四大方针，出台了《针对受严重传染性肺炎影响发生营运困难产业事业纾困振兴办法》，预计投入人民币4亿元预算，包括减轻营运困难补助、提升补助及贷款利息补贴等短期纾困方案约1亿元，后续振兴措施3亿元。
中国香港艺术发展局推出预算总金额为港币5500万元的“艺文界支持计划”，以加强支持中小型艺术团体度过艰难时期，帮助艺术工作者面对严峻生计问题。另外，香港民政事务局另有从政府防疫抗疫基金里拨出的港币1.5亿元用以支持艺文界，主要用以补助艺团及艺术工作者2月至4月取消或延期的重点工作，包括演出、展览、排练、前期及后期工作等。
韩国艺术文化联合会希望，政府能针对疫情完善事关振兴计划的立法，尤其是《文化与艺术振兴法修正案》，设立紧急基金关怀蒙受损失的音乐家及组织。
英美政府正在缓缓出台纾困方案，半官方的基金会承担起救急重任。
由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担任荣誉主席的英国音乐家慈善总会，为疫情下蒙受损失的职业音乐家、以音乐为主要谋生手段的退休人员、需要高度音乐职业技能的从业人员、音乐家直系家属提供纾困，但在职人员需要存款不足1.6万英镑，退休人员存款不足2万英镑方可申请。
德国音乐理事会秘书长克里斯蒂安·霍普纳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自由职业者在疫情下受的打击最为沉重，德国政府应该为他们提供每个月1000欧元的补助，且持续六个月。他说，德国音乐从业人员平均年薪（可理解为基本工资）为1.3万欧元，很难存起积蓄。
德国每个州的州政府正在根据各自情况制定计划设立专项基金，萨克森-安哈尔特州会为每位受到影响的音乐从业人员发放每个月400欧元的补助。
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出台了针对机构的纾困计划，设立800万澳元专项基金，其他措施包括政府所有的场馆场租减免，2017-2020年获得财政拨款的机构将自动获得拨款至2021年12月而无需另外审批。维多利亚州作为澳大利亚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设立了 5亿澳元的基金，其中部分用于艺术工作者。（唐若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