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7日，《中国好声音》就要拉下第二季的大幕，在去年异军突起的选秀节目很快就要完成收官的冠军之战。如果说去年很多人认为《中国好声音》的火爆只不过是昙花一现，第二季的高收视率证明了一切绝非运气。在一年的运作之后，《中国好声音》如何保证节目的水准？在全国十三档音乐选秀节目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好声音”为什么能够如此火爆？为此，《外滩画报》记者专访了幕后制作团队以及四强选手。
“所有真人秀节目的核心就是人。”
《中国好声音》(以下简称《好声音》)宣传总监陆伟说道，“你得有足够的素材，你得有高水平的制作团队，最后才有一个高水平的节目，这是收视的保障。另外一个收视的最大保障是你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学员，这个比技术上和流程上的保证更加重要，每一季你能给观众看到什么样的人是非常重要的。”
譬如，第一季里全国总亚军吴莫愁。如今，电视的广告里不停地来回播放着吴莫愁的广告，地铁里也随处可见这个在去年那档选秀节目里爆红的女孩的大幅脸部特写。
如果说《好声音》整个节目是一部庞大的精密仪器，那每一个学员就是其中的每一个零件，都是经过精心打磨的。
寻找草根声音
和已有选秀节目的海选不同，《好声音》的节目播出中直接省略了海选这个过程，这一步早在节目开始之前已经开始默默进行。最终，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盲选歌手，其实已经是由张骊、沈宁和吴群达带领的三个分组导演组经过自己的判断和筛选，飞向全国各地一个个去找来的这也是为什么有观众感慨《好声音》从一开始就有高质量，而不像有的选秀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质量良莠不齐，每次观看时都有种大浪淘沙的感觉。
找人的过程有时候比人们想象的要艰辛，导演们需要四处打听哪里有隐藏的“好声音”，除了通过业内人士介绍，他们更多地是需要去寻找一些隐藏在民间的草根声音，去探访当地的酒吧是最直接的一种方法。
刘雅婷就是这样被找到的，在深圳根据地酒吧驻唱的她已经小有名气。有一天，她发现酒吧里多了几个人，这几个人和平常的观众不一样，他们一看就是冲着她来的，坐着静静地听她唱歌就走了，一句话也没说。
之后有人在她的微博上留言，自称是《好声音》的导演组成员，要她发一个 demo(小样)过去。“肯定是骗人的！”刘雅婷没有理会。又过了几天，她接到一个电话，催促她发小样。“我已经认定了他们是骗子，懒得浪费时间理他们，但他们后来又打电话，我就说，‘想听我唱歌的话，到另一个酒吧来！’”刘雅婷给了对方另外一个酒吧的地址，就挂掉了电话。
这个酒吧离市中心并不近，没想到这几个人居然真的来了，“他们打车就花了 150 块。”刘雅婷有点相信这些人了，演出的时候，导演组拍下了刘雅婷的视频。
那之后，刘雅婷开始飞到上海试镜，她唱了三首歌，用的是自己本来的音色，唱到高音处有些沙哑。“就这么唱，这是你的特色！”导演张晓莲突然大声叫好。
刘雅婷有点为难，“我当时唱不出来，他们就硬要我唱，一直唱到第三次我依然没有唱出这种声音。”
看着漫不经心的刘雅婷，张晓莲有点生气，“你不想好好唱你就滚回酒吧唱吧！”
刘雅婷很努力地唱了最后一次。这一次，她在整首歌里都用了那个沙哑的唱腔，“他们觉得有特色，总算同意我来参加比赛了。”
整个过程，共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
故事策划导演“打鸡血”
确定的学员资料，会被送到一个个“故事策划导演”面前。
李建中所做的，就是从得到每个参赛学员的大致故事后，开始讨论这些内容的真实性，“我们会去找学员外围的资料，包括网上的视频、他们的博客、微博、之前接受采访的记录、参加比赛的一些经历。先整理好这些外围资料，再和他们提供的故事进行对比，判别真实性。”
制作总监李建中今年才加入《好声音》制作公司——灿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星)。身为资深媒体人，他可以在这个节目在对学员的精细化处理时，提供更专业的帮助。
“真人秀最关键的是做到真实，先是在台下真实，这样的话在台上才能够把最真实的一面展现出来。”李建中说道。
“故事策划导演”像一个个私家侦探，他们挖掘了每一个学员身上所有的细节，梳理出学员的人生故事，而这些事无巨细的工作，都是在为台上呈现的那短短几分钟服务的。
“故事策划导演就像记者，他需要在一个半月内完成对采访对象的人物专访，最后是为了全面了解这个人的状态。只不过，我们做的所有工作都是幕后的，在台上是完全看不出来的。”李建中说。通过对学员的了解，“故事策划导演”会帮助学员确定歌单，选那些和他们的经历相关的，“因为他唱这首歌能够打动自己，将情感释放出来，就能够感染别人。”宣传总监陆伟说道。
有时候，他们也会“打鸡血”，让一些学员的情绪被调动起来，以获得最佳效果，“当某件事情被这个学员在台下反复提到，或者一提就会想要哭，那么走到台上就是对他感触最深的，我们会特地让他的情绪在其中爆发出来。”
去年，有一位叫多亮的学员。在某次上台之前，他情绪并不好。他的对接导演在台下拉住他，只说一句话，“这么些年一直在北京漂泊，如今登上这个舞台也许可以改变一切，你现在准备好了吗？”踏上舞台台阶的多亮顿时充满斗志。
改进流程
《好声音》的整个团队分为选管组、制作组、后期剪辑组。核心工作人员一百多个人。灿星董事长田明一手带着团队制作过《加油好男儿》、《中国达人秀》等节目，他对自己的团队很有信心。
“灿星的制作节奏非常快，我们有一个标准是让眼睛不能离开电视。一旦离开了几秒钟，就会丧失很多信息。《好声音》的现场有二、三十台摄像机，记录下每一个细节。每一个镜头里都是有信息量的，包括导师的一颦一笑，现场观众的反应。”田明说。
在第一季磨合之后，《好声音》的整个团队合作变得更加顺畅。与第一季相比，第二季在模式上只有少许微调，比如引进“抢人”环节，最大的改进是流程上的改进。在一个学员上台之前，幕后的制作团队有无数件事情要干。
“比如，你要拍摄一个学员从场馆外走进场馆内的镜头，要拍他走出电梯的镜头。每个学员都必须要拍，但不一定最后都会用。”陆伟表示。为了体现强烈的仪式感，摄影组会详细地拍下某个学员如何走进体育馆、如何走进电梯、走进梦想的黑屋并从主持人手中拿过话筒。
陆伟强调“仪式感”，这是他们在制作《中国达人秀》节目中得到的经验，“真人秀节目最重要的是仪式感，仪式感就是要让所有选手上台之前有一种仪式上的感觉。达人秀当时选择了上海音乐厅，是因为上海音乐厅有标志性，这个舞台本身会对选手产生仪式感。”
但轮到《好声音》，这样的仪式感无法简单地用场所来烘托，“《好声音》在外围区域的拍摄量是《中国达人秀》的四倍。”陆伟感慨。
这样庞大的拍摄量造成了整个流程的衔接困难。第一季时，摄制团队并没有太多经验，往往时间拖得特别长，“我们场内外的摄影师有二三十个人，每次必须要等到场外拍好之后才能拍摄其他角度的镜头，这需要非常科学合理的流程。”陆伟说。
第二季时，流程做了一些改变，摄影组实施了流水操作——在固定的时间内把自己需要拍的东西全部拍完，迅速地转到下一组。学员也一样，在这个区域拍摄完毕之后再到下一个区域，这样就减少互相等待的情形。“第二季的流程都是比较顺的，基本上可以做到无缝衔接，不会出现没有人拍，等着人拍或者没有东西可拍的情况。”
去年《好声音》的录制常常一录就是一整天，甚至录通宵。今年这样的情况大为减少，“流程上的革新是为了保证学员的状态，不会让学员一直处在等待状态，第二是不会让摄像有太长时间的耽搁。”
第一季《好声音》的录制现场曾辗转于华东师范大学体育馆、源深体育中心、松江大学城体育馆和上海八万人体育场四个场地。但在第二季录制中，自始至终都在宝山体育馆。“场地的频繁变更，会带来很多不确定性， 舞美、音响等都要重新调配。所以我们在这一季选择了固定的场地。”田明说。
改变乐坛生态系统
《好声音》的火爆模式能够维系多久？
从以往国内电视节目的规律来看，一档节目的生命周期大概四到五年，过了这个时间，就很难再像之前一样能保持很高的收视率。
田明给出的答案是“好声音不会死于他杀，而是死于自杀。”
“真人秀节目的生命力需要有一个强大的产业作支撑。比如说美国，美国偶像已经做了十几季了，他们同样能够继续下去，是因为有一个强大的唱片工业作为支持。像《好声音》这样的节目在中国就必须要有一个非常强大的音乐产业支持。”陆伟说。
改变整个华语乐坛的生态系统，是田明真正的野心，他希望《好声音》不是一个简单的节目，而能成为一个生态系统，“我们着力产业链的打造。我们跟中国电信有‘100 个城市，100 个演唱会’的协议，现在规模还在不断扩大，有望在二三线城市拓展。我们还跟合作伙伴计划打造‘好声音 KTV’，做成一个互动选拔的媒体终端，会配备好声音的录音录像设备。我们还有 LIVE HOUSE的规划，做好声音授权，未来还可能推出音乐手机、电影电视剧，做成更大规模的产业链和文化娱乐实业品牌。” 除了制作团队，还有专门的部门来负责《好声音》的产业拓展、品牌授权、广告代言、演艺经纪等。
第一季《好声音》结束之后，灿星已经在做一些平台的尝试。他们找了很多词曲作者为第一季学员出专辑，截至目前已有九位学员出了个人专辑。此外，他们还在规划一个新的原创节目《中国好歌曲》。《好声音》是选人，《好歌曲》则是选歌，“把歌手和歌曲两者结合起来，这对目前缺乏动力的音乐产业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支撑，能真正推动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共同搭建华语流行音乐的门户和平台。”田明说。
灿星不想做未来的华谊或滚石，这一季《好声音》的学员，他们只选择其中八位签约，而其他学员都是自由之身，让其可以自由地与音乐公司签约。“我们希望搭建这个平台与唱片公司、艺人公司合作，资源开放，互动双赢。我们想要改变整个生态，做大规模，让所有人受益。《好声音》不只是一个节目，而是一个平台，这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目前也在一步步做。”
除了《好声音》之外，田明还在谋划另外一档大型功夫真人秀节目——与央视合作的《中国好功夫》，制作团队是从湖南卫视跳槽到灿星的张一蓓团队。“好声音是针对音乐产业而做的，我们想用功夫动作演艺选秀的形式来选拔下一代动作演员，面向影视产业。”《中国好功夫》将是一档全新的国内原创节目，田明希望能够通过这个节目，实现向海外输出中国的节目模式。
离开宝山体育馆时已近深夜，但舞台与后台通明的灯火宛如另一个白昼世界，所有人依然忙碌。刚加入灿星时，即便是在报社值过夜班的李建中也有点不适应，这是一群不需要睡觉的团队，永远在天亮时互道晚安。陆伟也很感慨，“这个团队从 2006 年成立到现在有七年了，但仍然还像在创业之初一样有动力，大家都在往一个方向和一个目标努力。”
专访《中国好声音》第二季四强：
李琦：90后也有正能量
9 月 13 日，江苏师范大学新生开学典礼。体育馆里，一群大一新生从悬挂在正前方的LED大屏幕上，看到了一位校友的视频。画面里，这个留着蘑菇头发型的年轻人，站在舞台上唱歌，而台下，四位几乎同时转过椅子的评委正在激烈地争抢他，纷纷抛出橄榄枝。这个人就是李琦。
出生于 1990 年的李琦，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他的脸会出现在自己母校的开学典礼上。
在新生开学典礼前一天，他接到了音乐学院院长的电话，对方告诉他这个事情，并叮嘱道，“现在学校很器重你，你红了是件好事，要多多宣传一下我们学校。”放下电话后，李琦很高兴，在他的印象中，出现在开学典礼上是成功校友的专利。结果这一天，23 岁的他因为一档音乐真人秀节目，顺利挤入了“成功校友”的行列。
“因为我传播了正能量吧。”他还不忘履行自己的义务，“记得把我们学校写上去啊！”
因为《好声音》这档火爆的电视节目的影响，进入四强名单的李琦的知名度水涨船高，他不再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大男孩。7 月 12 日，当他参加《好声音》的盲选片段播出后，他那个只有 1000 多个粉丝的微博开始不断地跳出新粉丝的提醒，接下来，他的粉丝数每天都以数千的数量增加，两个月之后，他的微博粉丝数已经达到五万多。
李琦有点发懵，“我这么一个小城市的小人物，突然间被全国人民都认识了，这种感觉真是太可怕了。”
李琦是江苏徐州人，父亲是个司机，母亲承包了几个企事业单位的食堂。家里并不算富裕，但父母对他十分慷慨，有求必应。中学的时候，他学习一直不太好，上了高一后，一点音乐基础都没有的他想去学音乐，父母也答应了。
在一次课堂上，老师让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人生态度，李琦上去后说的是“我要把每一个明天都当做世界末日来过。”他希望他的每一天都可以很精彩，无拘无束。
采访当天，他穿着一件黑 T 恤，下身是一条同色的哈伦裤，这是他自己搭配的，节目组有服装师，但他还是更喜欢穿自己的衣服。
尽管没有专门学习过音乐，但李琦喜欢唱歌，他参加了大学举办的所有校园比赛，次次都拿第一，在学校里也算小有名气。大四那一年的 9 月 27 日，他做了一件让自己“特别骄傲”的事——在江苏师范大学举办了一场自己的个人演唱会。
“我和一群兄弟一起搞的，就想给自己的大学留下一点纪念。大家租设备借场地，通过人人、微博四处打广告。”回忆起这一切的时候，李琦脸上兴奋得放光。那场演唱会一共花了五万元，钱是他母亲出的，虽然刚承包了一个幼儿园的食堂，家里还要还房贷，但是听说儿子想开演唱会，母亲一下子就把钱放在了儿子面前，“开！”
最后那场演唱会来了五六千人，一大片空地站得满满的，母亲带着一群幼儿园的小朋友、所有的邻居、五个姨妈和李琦的外公外婆站在最前面，穿着写着他名字的 T 恤，用力地挥舞手里的荧光棒。
和很多想成名的年轻人一样，爱唱歌的李琦对选秀节目有所期待，毕竟现在唱片行业里活跃着的年轻歌手，几乎清一色都是从选秀节目出来的。这是一条捷径，让你迅速站在人们的视线之中，最快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在参加《好声音》之前，李琦已经参加过不少选秀节目，比如江苏卫视的《绝对唱响》、云南卫视的《完美声音》等，但他并没有在那些选秀节目中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绝对唱响》到了南京赛区之后我就被干下去了，《完美声音》的名次虽然不错，但播出平台不太好，没人看，参加完了之后，也没人认识我。”
他有点懊恼，去年在他参加《完美声音》的同时，一档新的音乐选秀节目正在全国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攻势，收视率也不错，“我顿时觉得自己浪费了时间，应该去参加《好声音》的。不过当时第一季招募，其实没多少人知道。”到了第二季，李琦就四处去打听有什么渠道可以报名。
结果他一路唱进了四强，对于一个本来只指望在节目中露个脸的年轻人来说，这个成绩有点让他喜出望外，“我的命真好，我运气太好了！”他四处对人强调自己的运气，一脸的兴高采烈。
《好声音》的另一位学员塔斯肯有点听不下去，告诉这个年轻人，“你不要觉得你运气好、命好，你要想想你之前做了什么，你付出了多少，你要把它归功于这点，运气只是很小的一部分。关键你做了这些事情，你得到了回报。”
他的导师张惠妹也曾指出他的缺点，“太随性”、“没有企图心”。但他觉得这些并不是问题，他觉得能影响其他人的感觉让他已经非常好，有一个大他四岁的朋友在政府机关工作，对他说，“李琦，要不我来跟着你干吧，能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感觉太棒了。”
李琦希望能夺冠，但是这更多是为自己的导师争一口气，他更希望自己可以为 90 后代言，“90 后一直口碑不太好，但90后也是有正能量的，并不是全是脑残。”
张恒远：曾经让父母很没面子
贵州凯里黄平县是一个很普通的小县城，全县经济以农业为主，那里的人大部分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偶尔头脑灵活点的会做点小生意。
近年来黄平县没有出过什么明星，唯一一个被公众知晓的，是一个叫阿幼朵的苗族歌手——张恒远的父亲以前手机桌面用的就是她的照片。“她是我们那里的大明星，提起来谁都知道。”张恒远笑嘻嘻地说。
但今年 7 月之后，阿幼朵在黄平人心里的地位，已经迅速被另外一个人代替。这个人就是张恒远。
身为《好声音》的四强选手之一，张恒远还没来得及消化自己已经成为明星的事实，他站在镜头前有点局促不安，不知道该怎么摆造型。他觉得自己还是那个刚走出贵州来到深圳的年轻人，一切都没有变。唯一不同的是，那个时候他特别迷茫，不知道自己该去哪里；而现在，他至少知道了自己可以一直唱下去。
张恒远父亲的手机桌面如今也换成了儿子的照片，而此前，他从来没觉得这个儿子是他的荣耀。小学一年级和三年级各留过一次级，师范中专念了一年不到就休学，这是张恒远留下的“辉煌纪录”。
因为学习实在太差，张恒远去考了音乐学校，没想到居然考上了。他进入学校开始学习美声，但他更喜欢充满个性的摇滚乐。为了配合摇滚乐的感觉，他甚至留起了长发，放假回到家，他的造型把母亲气得半死。
“当时我妈还说等我晚上睡着了，就一把剪了我的头发。我说你要是剪了你会后悔的，你有可能就会失去我这个儿子。”张恒远回忆当时的场景，有些不好意思。
从学校毕业后，张恒远没有去找工作，整整两年的时间他都没有上班，呆在贵阳“玩乐队搞原创”，常常入不敷出，生活窘迫，只得开口问家里要钱。
“在老家就是不想上班、不想做任何事，生活也不能自理，没钱吃饭。我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得自己能养活自己才行。”18 岁的张恒远决定去深圳靠唱歌赚点钱。他带着 400 元出门，坚持了两个星期钱就花光了，无奈之下，他只有再次开口问父母要了 1000 元，“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们拿钱。”他保证道。
张恒远的父母很头疼，他们都是教师，儿子却如此“不争气”。张恒远的父亲曾最怕亲朋好友问起自己的儿子。身为小学教师的他，认为男孩子就应该正经找一份工作，踏踏实实、规规矩矩地生活，“他们觉得我这样让他们很没面子，让他们丢脸了”。
有时候，实在招架不过亲朋的询问，张恒远的父亲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他在深圳做音乐”。
在深圳做音乐的张恒远日子并不好过。他起初借住在一个朋友家，后来身上的钱花得一分不剩，就去琴行教人弹吉他，还在地铁的过道里卖唱，只是每次刚唱了两首，保安就闻讯赶来要撵他走。
“当时遇到一个叫周成的湖南人，是搞设计的，他给了我50块钱，他说他以前也喜欢搞音乐，但是没有像我这样坚持。”这句话给了张恒远很大鼓舞。
为了离音乐更近一点，他去本色酒吧帮忙打灯光。本色酒吧是深圳一个知名场所，此前从《快乐男声》走出来的陈楚生，也曾在本色酒吧驻唱。
打了半年灯光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酒吧总监发现这个年轻人唱歌还不错，就让他试唱一首歌来听听，他唱了《子曰》。随后，总监帮他找了一个鼓手，一个吉他手，组了一个乐队，干脆就让张恒远在本色驻唱。他决定在 10 月 7 日的冠军争夺赛上演唱这首歌，因为如果没有这首《子曰》，也许就没有现在的张恒远。
乐队很快就红了起来，轮到张恒远的演出时间，本色酒吧就会有三四桌客人过来特地听他唱歌。那个时候他有点飘，在当时的女朋友劝说下，他参加了《快乐男声》的选拔。“她一直和我说，我一定会红，我不应该呆在酒吧里唱，应该出去选秀，当了冠军就会大红大紫的。”在每天这样的洗脑之下，张恒远有点心动。但很快，他就被淘汰了，“我觉得我还是没能沉下心来唱歌，为了别的目的去唱歌，不能唱好。”
《好声音》导演组找到张恒远之前，他已经抗拒所有的选秀节目。但看了第一期的内容后，他决定试一试自己声音的魅力。
结果，所有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了，原来老张家的儿子唱歌这么有出息。在黄平老家，每天都有人去家里道贺，张恒远的父亲有点茫然，他从来没想过那个叛逆不听话的儿子，有一天会成为他的骄傲。
张恒远有一个 15 岁的妹妹，妹妹如今在学校也是名人，每天都有同学跑来恳求她，“能不能告诉你哥哥我们喜欢他？”还有人要张恒远的签名。他在电话里一本正经地要求自己的妹妹，“低调点，别吹牛。”
27 岁的张恒远很少在微博和微信朋友圈里发有关比赛的东西，他觉得没有必要把这些展示给大家看。他被导演组视为最乖的学员，因为他从来不迟到早退，永远是最配合的一个。
前几天和朋友在一块吃饭，“兄弟，我们之前怎么样，以后还是怎么样，我不会有太大变化的！”张恒远拍着对方的肩膀保证道。
萱萱：为父亲站在台上
7 月 19 日，在《好声音》播出自己盲选片段的那天晚上，沈阳女孩戴潆萱做了一件事，她在自己的微博上发了一张小时候的照片，并写道，“可能今天我的生活会发生一点改变，有好的有坏的，记得真实。”
“我希望用这个来警戒自己，告诉自己不能忘记最开始出发时心情。”9 月 13 日，宝山体育馆的后台，萱萱(戴潆萱参加《好声音》时用的名字)对记者说道。
萱萱的微博名字叫“萱萱小眉毛”，她的眉毛长得很有特点，眉尾是向下掉的，因此她不笑的时候，整张脸看起来有点孩子气的苦恼。事实上她对自己的身材也挺不满的，“看起来会不会太胖？”她一边打量着身上的衣服，一边抓着身边的人反复问了好几遍。
但站在舞台上的时候，她的这种苦恼突然就一扫而光。9 月 20 日，在那英组的冠军之战中，她以高分战胜了人气很高的姚贝娜。她的导师那英说萱萱的歌声让她“看到了当年那个 21 岁的自己。刚来到北京，就一无头苍蝇，辨不清真假辨不清好坏，就知道唱。”
萱萱爱唱歌，高中毕业之后她考进了沈阳音乐学院，开始了专业的音乐训练。尽管学的是美声，但她更偏爱流行音乐，尤其是经过美声的训练后，她的流行唱法有一种特殊的发音。她不知道自己的发音方式是否正确，只是偷偷在私下唱歌。如果没有她的父亲，她也许也会如一只无头苍蝇一样四处冲撞，无法找到自己的舞台。
“我能自信地站在这里全是因为我爸，他为我做了很多很多。没有他没有我的今天。”提起自己的父亲，萱萱有点激动。
萱萱的父亲叫戴启文，这个喜欢拉二胡的普通工人，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的爱好，退休后，他终于如愿成为沈阳市总工会民族乐团的首席二胡手。正因为此，戴启文在女儿身上，倾注了自己的音乐梦想，他希望萱萱可以比自己幸运，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我从小爱唱歌，但我爸的想法是唱歌一定要站在舞台上，自己在家里唱，怎么样都没有用。”
和一般的父母不同，戴启文为女儿四处联系各家酒吧和餐厅，希望对方能够提供一个机会。在很多家长看来，酒吧和餐厅这样的地方犹如洪水猛兽，其中鱼龙混杂，是断然不愿意自己的孩子涉及其中的，但在戴启文眼里，这反而是最好的舞台。“可以唱给不同的人听。”
最开始，萱萱也很抗拒，一方面是羞涩，另一方面是自尊心，“我不喜欢那样，我觉得那些我在乎的人喜欢我就足够了，那些不喜欢我的人，他们凭什么可以坐在下面评价我？”她不想在公众场合唱歌，因为总有人会对她指指点点。
戴启文努力说服女儿，“有没有在舞台上演出过，这种台风和眼神是不一样的，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他甚至试图用激将法，“你在家里唱，你唱给老师和同学听，唱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唱歌就是唱给别人听！”
就这样，在父亲的半强迫下，他们找到了一家烤肉店，对方起初不愿意，戴启文告诉他们：“实在不行，我们就中午来唱，一分钱不要。”但唱到第三天，她就被不适应她的特殊唱法的经理赶回了家，“这唱的都是什么啊！”回到家的萱萱沮丧极了，但戴启文认定女儿的声音是有前途的，“不用在乎他们，等以后我们唱出名了，再回到这家烤肉店吃饭，让他们知道他们是多么没有眼光！”一句话让萱萱重燃斗志。
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后，萱萱开始了自己的北漂生活，她得到过一些不大不小的演出机会，也曾参加过《快乐女声》和《花儿朵朵》等选秀节目，均没有得到太好的成绩。最后，她考上了国家大剧院成了群众演员，唱的是美声，总算有了一个稳定的落脚之处，但她依然希望能证明自己在流行音乐上的可能性。
在戴启文的坚持下，萱萱报名参加了《好声音》第二期。“我觉得我一定要来，我特别希望在这个年纪，自己的歌声能被肯定，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检阅我自己的好机会，也许就成为我人生的一个站点。”
当萱萱站在台上，唱了那首《残酷月光》，站在台下的戴启文紧张得全身发抖，放佛歌唱的是他的一生。“我爸没我淡定，因为我爸为我付出的心血比较多，我对自己没什么期望，无所谓。这么多年，他一直希望我站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我终于实现了。”萱萱说。
金润吉 ：转身最快的朝鲜族歌手
在《好声音》四强学员里，金润吉是唯一一个成名歌手，也是最年长的一位。
他今年已经 30 岁了，但在一群 90 前后的选手里，他嘻嘻哈哈地和大家打成一片，丝毫看不出来有什么年龄差异。
采访这一天，金润吉穿着一身豹纹，这是他喜欢的服装风格，“花一点，夸张一点，和我的音乐一样。”金润吉自称从小就是一个狂野的人，“表面上不爱说话，到台上就变了另外一种人，马上就疯起来，像绿巨人一样。”
这两天，他正陪着导演组在他的家乡延边图们拍摄四强的花絮，这是他16年后再次回到家乡，重温童年时的一点一滴，包括喝过的山泉水，邻居家偷摘过的果子树，一切都没有变，站在山林之间，改变的只有他自己。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问我自己是谁，在舞台上阿润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希望能在《好声音》这个舞台上慢慢找到自己。”1997 年，17 岁的金润吉离开家乡去了延吉上延边艺校，他在那边认识了不少志同道合的好兄弟，他们都喜欢音乐，都为音乐着迷。
2000 年，艺校毕业的金润吉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他要和朋友一起去北漂，和当时怀有音乐梦的年轻人一样，他相信可以在北京找到一片更广阔的天地。
初到北京，他身上没有什么钱，又没有收入，只能寄住在一个小时候认识的朋友家，白吃白喝了半年，“现在想想非常感激”。艺校的两个同为朝鲜族的同学金泽男和权赫，成了他的音乐伙伴，一起练习唱歌。最难忘的是深夜，一群人在大马路上跳舞、练歌的情形。“那时候没钱，没地方排练，又怕扰民，只能深夜在街上打节拍。”长安街附近的一条小胡同，就是他们的深夜据点。
《好声音》每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学员们都住在酒店里，有时候大家会一起喝喝啤酒，谈天说地，身为兄长的金润吉会和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说到最后，大家抱头痛哭。“来这里的每个人都不容易，特别是北漂的艰辛，大部分人都有被骗的经历，也发生过和合作者音乐理念不合的时候，那些特别压抑的日子，如今提起来，都是眼泪。”
为了生计，金润吉等三人常常在一起四处演出，串夜场，甚至为了扩大知名度去上一些地方台的电视栏目。也是在一次电视节目中，金润吉等人认识了歌手李殊，他们的活力给李殊留下了深刻印象，回家后，她向自己的丈夫、国内最早的音乐制作人之一阿罗提到了这几个小伙子，阿罗很感兴趣，特地见了他们一次，之后便决定签下他们。
“阿罗老师是我们的恩人，他给了我们很多机会，我们第一次上春晚，就是他安排的。”
那是 2004 年，这个在各个演出场所频繁出现，凭一首《阿里郎》已经小有名气的组合第一次收到了春晚的邀约，兴奋不已。
但当时的导演组并不知道他们这个组合的名字，只知道他们唱过一首《阿里郎》，便在演员名单上大笔一挥，写上了“阿里郎组合”。等金润吉几个人到了现场，被吓得够呛，节目表从上看到下，都没找到自己的名字，还以为临时被取消了。“后来想想，这个名字也挺好，一听就是我们朝鲜族象征的名字。”于是“阿里郎”的名字就确认了。
在春晚之后，“阿里郎”的知名度大大提升，他们被誉为“内地第一音乐组合”，但这时候，他们在音乐理念上的矛盾也开始凸显，“做一个组合的话，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落差会很大，最后变成每个人唱每一句都要去磨合，大家都很累，我觉得做组合真的非常累。虽然有兄弟和你一起做音乐，玩音乐，很开心。但每个人想法不一样的时候就很苦闷。”
在不断的摩擦之下，金润吉想挑战一下自己的声音，他从小就喜欢黑人音乐，“我希望把黑人音乐的发音再调整一下，让它更摇滚化一点，变成我自己的音乐，这是我创作的理念。”
但他没有机会尝试，“阿里郎”永远都是三个人，没有人会邀请他一个人去。
第一季《好声音》开播的时候，他想去参加，但是错过了。到了第二季，突然有一天阿罗问他：“阿润，我可以推荐你去这个舞台，你想不想挑战一次？”
他激动得掉了眼泪，“谢谢老师，这是天给我的机会。”
盲选时，他站在台上唱了自己改编的迈克尔·波顿的经典歌曲“When a Man Loves a Woman”(当男人爱上女人)。“这不再是阿里郎站在台上，这是对我个人挑战，我之前从来没有独自唱过一首完整的歌。我感觉自己像新人一样紧张，甚至比新人会更艰难。”
金润吉害怕没有人给他转身，那他也许就失去了站在舞台上证明自己声音的机会，但很快，他就为自己发出的第一声感动得全身起鸡皮疙瘩。五秒钟后，他刷新了《好声音》历史上最快的转身纪录，那英为他拍下了面前的转身按钮。
“我从小有一个目标就是拿一个格莱美奖，这是一个很遥远的梦，可是为了这个梦想，我会挑战。因为只有树立一个大的梦想，你才会用最大的力量去挑战。”金润吉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