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十年前曾经抱着卡带录音机听歌的中学生，不认识李春波，没听过《小芳》，不会唱《一封家书》，就像今天的年轻人不知道周杰伦一样可笑。在这个喜新厌旧的舞台上，在选秀活动、SP彩铃围追堵截的今天，你或许有充分地理由来嘲笑一些老掉牙的过时歌曲，却永远不能否认其为我们带来的真挚感动。如果遗忘是不可避免的，那让我们再一次缅怀曾经流淌过你心田的那个片刻。这，不仅仅是李春波个人的半生记忆，也是一个时代的集体回忆。
南都周刊编辑：李瑞强
百家讲坛
第三十九期
对话人 宋寻
李春波个人简介
李春波，中国城市民谣的领军人物。先后出版、发行过5张唱片。凭借《小芳》、《一封家书》在1993年和1994年流行乐坛创下辉煌的成绩，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销量突破百万，并获得全国三十多家电台音乐排行榜的冠军。他以朴素、平实、口语化的民谣风格音乐在内地流行音乐的发展中占据代表性的地位。《一封家书》之后，李春波急流勇退，淡出了歌坛，进入北京电影学院进修导演专业。2002年推出了他导演的处女电影《女孩不哭》，近期准备把十多年前的代表作《小芳》改编成40集的电视连续剧搬上银幕。
民谣歌曲的创作源于知青情结
“在90年代初，我的音乐是对知青文化的一种回顾”
“村里有个姑娘叫小芳，长得好看又善良，一双美丽的大眼睛，辫子粗又长……”1993年，《小芳》红遍大江南北。随着《小芳》的出现，《一封家书》的火热，中国流行乐坛兴起了一股“城市民谣”的热潮。《小芳》、《一封家书》等反映知青生活的作品在当年特定的环境下引起了众多人的共鸣和喜爱。从此，“城市民谣”成为了一种流行的音乐形式，而不再只是躲在乡村角落里的无名歌谣。
南都周刊：《小芳》和《一封家书》的出现，掀起了“民谣”热潮。当时中国流行乐坛并没有同种类型的音乐，你创作的灵感来源于什么呢？
李春波：没有。虽然我也想与众不同，但是并没刻意要去追求风格。我并不在乎别人说我的歌是民谣、摇滚还是布鲁斯，我也不追求这些形式。其实这不仅并不重要，而且也没什么意义，我唯一在意的是听众是否喜欢。不管什么风格，只要能打动人就好。音乐应该是轻松简单的，不用去挖掘太多含义。我想这两首歌走红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是什么风格的音乐，而是因为它朴素、真诚，引起了很多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们的共鸣吧。
南都周刊：当时为什么创作的大部分歌曲都是以“知青年代”作为背景呢？
李春波：我家里有好几个知青，我受他们影响挺多的。那一代人没有权没有势，先后经历了下乡、下海、下岗。在上山下乡的特殊生存环境里，造就了他们独立的生存意识。90年代初，我的音乐作品几乎都是对当时文化的一种回顾。
南都周刊：当时这种新颖的音乐形式出现的时候，大家的反响如何？
李春波：《小芳》出来的时候，被评论说是“词口语化，吐字方式不标准，演唱相比音乐学院出来的歌手要粗糙”。尤其是《一封家书》争议更大，很多人说：“一封信也可以成歌？太奇怪了。”但是大多数还是接受的，记得《一封家书》还没正式发行时，唱开了一个“新歌试听会”，结果效果出奇地好。唱一句，台下就鼓一次掌。还热烈要求我返场多次。所以我觉得其他都不重要，只要自己喜欢就好，表达出真情实感，就一定会找到共鸣。
广州乐坛当时处于辉煌时期
“当时的香港乐坛虽繁荣，但他们还是有一些自卑”
当《小芳》横空出世之时，香港亚洲电视台带着浓厚的兴趣，派出采访组跟踪李春波，因为他们不相信《小芳》在广州打败了所有的引进版歌曲，成为广州第一畅销带，但事实却让香港流行乐坛这帮妄自菲薄的人自惭形愧。不过，广州流行乐坛当年的辉煌是无法复制的。在盗版碟大行其道、音乐作品质量不高、歌手素质低下的今天，回忆当初，曾经显得如此美好。
南都周刊：10年前你的《小芳》打压了不少香港流行音乐，你觉得是偶然还是必然呢？
李春波：必然。就算没有《小芳》，也会有别的音乐。这也是源于当时内地流行乐坛的迫切需要。
南都周刊：那时候，你一张专辑的制作费大概是多钱呢？
李春波：10万左右。相当于高成本制作。
南都周刊：1993、1994年，正好是广州乐坛辉煌的时期，音乐环境和氛围都相当不错吧？
李春波：当时的音乐环境确实特别好，氛围很浓。大概在1992-1994年，圈里流行举办“新歌试听会”。其实就是许多音乐人聚集在一起，互相展示、切磋音乐作品，还会有乐队现场弹奏。大家会很中肯地给予评论，提出建议。那时候，音乐人跟媒体人的关系也特别融洽，就像朋友一样，彼此离不开，跟现在完全两样。私下里，媒体对我们的作品也是褒贬不一的，但是一旦以铅字的形式呈现出来的，大部分都是正面的内容。电视台好像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兴起播放MTV。广州音乐人还会定期和香港音乐人开研讨会。
南都周刊：“研讨会”是什么样的内容呢？那时候香港音乐人对内地的音乐是什么态度？
李春波：所谓“研讨会”就是两地的音乐交流，大家互相学习嘛。我见过的香港音乐人，都比较资深和老牌。像黄霑、谭咏麟、梅艳芳这些人，态度很谦虚，也很会说话，而且也对当时内地的原创音乐大加首肯。不过我感觉他们多多少少还是有一点瞧不起内地音乐人的，时不时会表现出一些高人一等的姿态，毕竟当时的香港乐坛多繁荣啊。但是他们自信的同时，又有一点底气不足。粤语歌虽然能火，但是大部分都是翻唱日本的，本土的东西还是太少，所以自卑是难免的。
南都周刊：据说你当年的卡带能卖出一百多万张，演出更是不计其数？
李春波：是的。那时候我每天的安排就是早上五六点起床，然后坐飞机去一个地方。一般在上午之前到达，下午媒体采访，晚上开始演出。12点左右完，然后吃消夜。一般一次行程是七八天时间，一天一个地方。每场的演出费基本上都是几万块。那时候全国各地都搞过“南国歌星演唱会”，每次都是拉一大帮广州的歌手过去，毛宁、杨钰莹、甘萍什么的，大家以前经常在一块儿演出。
高峰之后即是低谷
“我预见到了未来，所以选择淡出”
《小芳》、《一封家书》大火之后，李春波淡出人们视线，转行做起了导演。春风得意之时，舍得放弃风生水起的事业，重新开始，确实不易。至于真正原因，版本甚多，真假难分。
南都周刊：当年为什么突然淡出歌坛？
李春波：有远见吧，呵呵。当人的事业发展到了高峰期时，紧接着一定是走下坡路，这是必然的规律。事实也证明广州的音乐环境后来也变得越来越不好。
南都周刊：因为这个原因舍得放弃自己的事业？相信你很清楚这个圈子改朝换代的速度。
李春波：当时也有人劝过我，说如果不出现的话，时间一长大家未必想得起我。但是我还是坚持走了自己想走的路，如果人们真的忘记了我，那么说明这个行业并不适合我。
南都周刊：有人说广州音乐人比较现实。
李春波：毕竟像唐朝乐队那样执着的音乐人只占极少数。诱惑是很难抵抗的。
南都周刊：那你的意思是曾经被诱惑过？
李春波：哈。那是肯定的。我以前是弹贝司的，唱歌后就没弹了。因为弹贝司不足以养活我，但是唱歌可以使我生活得更好。其实这未必是坏事。现在我不是还能继续做音乐吗？
记者手记
李春波本人就像他的音乐一样亲切和蔼、平易近人。一身运动行头和手臂上鼓起的肌肉，让这个40岁左右的男人看起来健康而且精力充沛，难怪他说现在的生活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任何一个歌手都千万别把自己当成单纯的歌手，而我，首先是一个普通的人。”这是李春波的信条，在生活中寻找和发现、思考和经历、快乐和悲伤。而音乐，只不过是他所热爱的表达方式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