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电话给何勇，铃声响了一下他就接起来，起初的回答非常简单，后来慢慢多起来，但停顿时能感受到他费力思考的过程。他说，“现在还是需要每天吃药，在努力减肥。阅读能力下降了，看了一年的微博会抑郁，但是我需要保持自己的味觉和嗅觉。”
“Sting给了我很多力量”
东方早报：年末来上海唱两场，体力和感情上都准备好了吗？
何勇：最近每天都在和乐队排练，到时候除了老歌还会唱新歌，也准备了几首翻唱歌曲。
东方早报：《垃圾场》是你1980年代生活和思考各方面的总和，那些缤纷的音乐、力量、思考跟充沛的情感从何而来？给你养分的1980年代和让你成名的1990年代对你来说是最好的时代吗？
何勇：1980年代很自由，空气很好。那个时候我刚接触西方音乐就很喜欢，然后慢慢做自己的音乐。出版物也一下子多起来。我有过一个大量阅读的时候，比如现在得诺贝尔奖的莫言的作品那时候刚出我就都翻完了。我整天和那些画家、诗人朋友一起，大家都处于兴奋时期。
东方早报：之前你说过有段时间不看书也不听音乐，现在呢？
何勇：那是以前，现在会看书听音乐，但是阅读能力在下降。这一年我都在看微博，微博看多了肯定会抑郁，因为很多负面的东西会让我烦躁。但是我需要知道比如上海在发生什么事儿这样的信息，需要保持我的味觉和嗅觉。
东方早报：你的音乐里的那些金属、朋克、Rap、摇滚的因素在当时非常超前，当时的你孤独吗？还是做音乐的人会有一个相互扶持的圈子？
何勇：我们做摇滚基本是各做各的，当年确实很前卫，但是这些年慢慢被认可的范围越来越大。
东方早报：如果没有1996年的那件事，你会和崔健走相似的路，一直关心社会，坚信音乐的意义就是时代的真实记录吗？
何勇：这个还真不好说。我们都关心社会，因为我们活在这个社会里。但是过去和现在对这个理解和期待不同了。我现在就是想活得健康一点，虽然也还不是那么健康，但是至少希望能符合自然规律，因为自然规律告诉我真的喝不了那么多酒了。这个规律会把人束缚住。我也有了孩子，我不希望自己的孩子老问我，“爸爸为什么老是白天睡觉晚上活动？”
东方早报：《垃圾场》的时候你就像一个男孩子，现在那个男孩子还在不在？
何勇：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也不知道在不在。前一段时间我去听了艾尔顿·约翰和Sting的演唱会。特别是Sting的那场给我很多感触。他们都可以算是我的父辈，但是还在唱，依然有那份感觉在，给了我很多力量。
准备明年出新专辑
东方早报：怎么走过抑郁的那段时间？
何勇：就是扛，吃药，没有特别好的办法。还有就是家人，最后能依靠的就是家人。
东方早报：这些年有信仰吗？有过破碎的东西和重塑的东西吗？
何勇：破碎的是爱情，重塑的很难说，一直在变化，这些年慢慢明白了很多东西不会和理想中的一样，所以我不确定，比如明天太阳会不会升起来我并不很确定。信仰有，但是目前还在纠结这个问题，还没有想明白。
东方早报：2008年的《再见，乌托邦》里，你拍着胸口说“这里的东西出不来”，现在的表达顺畅吗？和当年比呢？
何勇：当年在别人看来，我的表达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出来，但其实并没那么顺畅，很多歌憋了很久才写出来。现在表达对我来说更加困难，新专辑还有一些歌词没写出来，搁了太久了快写不出来了。当年拍这个片的时候我的状态很不好，朋友要帮忙我就答应拍了，现在回头看很糟糕。
东方早报：新专辑什么时候会出，似乎准备了很久了？
何勇：的确很久，比《垃圾场》久很多。明年吧。
东方早报：有过后悔的时候吗？
何勇：有过，也会希望有后悔药吃。但是肯定不是因为1996年演唱会说了什么被封杀，是自己生活上的问题。后悔自己很多方面的能力在退步，会糊涂。
东方早报：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西方摇滚是要反抗，甚至想要创造一个不那么肮脏的世界。你们当年有没有这样的野心？
何勇：那些都是标签式的东西，我们没有。我们很单纯，一穷二白，就是想表达，表达的东西也很简单，都在歌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