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以来，德国柏林爱乐乐团以其卓越的演奏和非凡的艺术家享誉世界。然而在纳粹统治时期，柏林爱乐乐团所扮演的角色一直暧昧不清，希特勒的统治给经历了那个时代的人和物都打下深深烙印，爱乐乐团也不例外。
2007年5月，爱乐乐团总经理罗森贝格决心彻查这段隐秘的历史，并请来德国历史学家阿斯特帮忙。2007年8月底，阿斯特的新书《帝国的乐队》出炉，详细披露了爱乐乐团在纳粹统治时期那段不太光彩的历史。
困境中纳粹施以援手
柏林爱乐乐团本是由一些音乐家组织起来的私人乐团，相当独立且具有民主思想。上世纪20年代德国经济大萧条时期，乐团陷入财政困境，不得不缩小规模，甚至给成员们发薪水都很困难，他们不得不向政府寻求一些微薄的补贴。1933年纳粹党上台后，信奉“音乐是政治工具”的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看中了爱乐乐团。纳粹政府收购了乐团的股权，音乐家们成为了政府的公务员，他们的收入得到保障，乐团能够继续聘请顶尖音乐家，演奏大型曲目，并维持其在德国音乐界的精英地位。
阿斯特在书中这样写着，“乐团自2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深受债务困扰，自身又具有一种精英优越感，而此时戈培尔正需要一个文化宣传工具，双方各取所需便达成了合作协议。”
乐团成员享有了罕见的免服兵役特权。在二战即将结束之时，行将瓦解的纳粹政府甚至连儿童都派上前线和苏联军队决一死战，而乐队的演奏一直不曾停歇。1945年4月11日，在距离纳粹投降不足一个月的日子，乐队还在为希特勒的建筑师施佩尔演奏瓦格纳和贝多芬(听歌)。
此外，爱乐乐团还获得了一批精良的演奏乐器。因为希特勒老是抱怨说，维也纳的乐师们所用的提琴看起来古老精致，柏林的乐师却没有。阿斯特在书中推测，纳粹政府“买了一批，偷了一批”，给乐团配备了优质的乐器。
成为希特勒宣传工具
获取政府庇佑也要付出代价。每年的4月18日至21日，为庆祝希特勒的生日，爱乐乐团不得不放下其他所有演出专门为希特勒演奏。此外，乐团多次在希特勒青年团的集会上演奏，也曾在巨大的纳粹十字标背景下和纳粹旗下其他文化机构联合演出。爱乐乐团成为了希特勒宣扬“德国文化优越性”的工具。
当时柏林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威廉·富尔特文格勒是个颇具争议的人物。他在1922年至1945年、1952年至1954年任乐团首席指挥，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指挥家之一。纳粹上台后，许多艺术家选择流亡国外，而富尔特文格勒却留在了德国，并与纳粹高层保持交往，但他拒绝行纳粹礼，也不愿迎合希特勒，只是因为戈培尔急切地希望留住这位非凡的音乐家，桀骜不驯的富尔特文格勒才未受迫害。
富氏还利用戈培尔的庇护保护乐队里的犹太籍成员。那时爱乐乐团里有少数成员加入了纳粹党，他们要求富尔特文格勒开除乐队里的四名犹太音乐家，遭到他断然拒绝。然而，在富尔特文格勒短暂离开乐团的日子里，几名犹太音乐家还是受到侮辱，随着纳粹党反犹太主义甚嚣尘上，包括首席小提琴手在内的四名犹太音乐家相继逃离德国。
艺术能否独立于政治
战后，富尔特文格勒和后来的乐团继任者赫伯特·冯·卡拉扬都成为盟军“非纳粹化运动”的打击对象，虽然两人的纳粹嫌疑先后得以洗脱，但他们的名誉还是被那段历史所玷污。正如阿斯特在《帝国的乐队》中所写，不仅是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家们，无数知名的音乐家和指挥家都曾在纳粹统治下工作，他们的困境和妥协只是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1937年夏天萨尔茨堡音乐节上，著名意大利指挥家、坚决的反纳粹主义者托斯卡尼尼和富尔特文格勒发生过一段著名的争论。托斯卡尼尼认为，只要在第三帝国当指挥就是为纳粹服务，就是政治的工具。而富尔特文格勒坚持说，音乐与政治无关，伟大的音乐能与纳粹主义对抗。然而，艺术能否脱离政治而纯粹存在？成为当权者工具的艺术是否还有价值？爱乐乐团和卡拉扬的困境不过反映了这类永恒的困惑。
如今，柏林爱乐乐团拥有来自19个不同国家的乐师，其首席小提琴手是以色列籍，现任指挥家是名英国人。乐团资助了阿斯特的工作并对《帝国的乐队》表示欢迎，在书籍出版之时，乐团在柏林音乐厅展出了这本书，半个多世纪后终于坦然面对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吴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