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没有什么美国少女的形象能像高中啦啦队长那样深入人心。但无论是“完美的啦啦队长”，还是第二代“讽刺的啦啦队长”，她们都缺乏现实基础。在啦啦队长那四季常春的笑脸背后、在她那似乎流露着真情实意的欢呼底下，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更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你可以在瞬间就认出她来：涉世未深的脸孔、洁白发亮的牙齿、跃动的马尾辫。她的纯真与世故，同样让人大开眼界(这取决于你从什么角度来看)。坚持住，她正在为你欢呼。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没有什么美国少女的形象能像高中啦啦队长那样深入人心。这个形象出现在电视、电影、电玩游戏中(在《电锯糖心(Lollipop Chainsaw)》中，她是僵尸杀手)。现在，她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百老汇舞台上，先是去年的《吕西斯特来忒·琼斯》(Lysistrata Jones)(编注：此剧获得 2011 年托尼奖最佳音乐剧奖提名)，现在轮到了《放马过来》(Bring It On)——此剧于 8 月 1 日完成的首演颇为受人瞩目。
但在啦啦队长的形象不断被重新塑造的过程中，最有趣的现象莫过于现实世界中这一角色的式微。啦啦队长，作为一个不存在现实所指的文化符号，仅仅指向自己的过去。
有两个版本的啦啦队长形象经久不衰：完美的啦啦队长和讽刺的那个。从上世纪中叶开始，完美的啦啦队长就是邻家好女孩的模范——金发、可爱、甜美、完美无瑕。身处这个堕落的现实世界中，她显得那么脆弱、需要人保护(看看报纸上那些为受暴力伤害的少女贴上“啦啦队长”标签的报道)。在电影里、犯罪节目中，以及数不胜数的根据现实改编的电视剧里，我们都可以看到啦啦队长这一形象。
主创们都想要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对于这个世界来说，她太过于美丽和完美。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她已经在黑暗中摇摇欲坠——《双峰》(Twin Peaks)和《美眉校探》(Veronica Mars)都从一个堕落少女的死亡说起。他们遵循着这样的逻辑：与其让她变坏，不如将她杀死，就像对待吸血鬼和僵尸那样。
而“讽刺的啦啦队长”的形象出现在一个反文化和愤世嫉俗的时期，打破了所有这些对啦啦队长的美好幻想。这个形象从 1970 年代那些撩人的性喜剧和恐怖片开始(从《摇摆的啦啦队长》(The Swinging Cheerleaders)到《撒旦的啦啦队长》(Satan’s Cheerleaders))，并且在 2000 年的《放马过来》电影版后如雨后春笋般出现。这个版本的啦啦队长看似是对完美形象的修正，但事实上，它更缺乏现实基础。
与其说她们是对现实的模仿，不如说她们是其他电影和电视中啦啦队长形象的对比——用势利的、愚蠢的、走上歧途的少女替代全能的美少女。像 2001 年的电影《辣妹抢银行》那样有一整组不同类型啦啦队长的电影越来越多。
讽刺的啦啦队长相比她那生气勃勃的原型，似乎看起来更加泼辣，或者至少是更现代。她也许怀孕了，也许是同性恋或者变性人——就像《放马过来》里那样——但效果都是相同的。无论是在轻佻的讽刺剧中(譬如《啦啦队长》(But I’m a Cheerleader)，还是戏谑搞怪剧中(譬如《非常男女》(Not Another Teen Movie))，除了能够反映时代变化的俚语之外，我们看不到其他任何变化，他们都是像糖果一般色彩斑斓、脱离现实的卡通片。
主角受到伤害，敌对双方找到共同点，好女孩获得最终胜利，这些故事充满了陈词滥调。但对观众来说，能看到“第二代啦啦队长”出现在这些老套的故事中已心满意足。这就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观众看到那些海滩狂欢片的感受一样。
当电影的调调更具有颠覆性时(像《猎鬼少女巴菲》或者《英雄》那样)，那我们就来到了奇幻王国。因为这里的啦啦队长是对完美形象的一种英雄主义的加强版本，所以她可以游走于黑暗，与吸血鬼和僵尸搏斗。也有像《美国美人》或者《欢乐合唱团》某些片段中那样的例外。这些片子的基调就有些紧张。很快，这些故事就会走向暧昧的领地，就像《美国美人》中凯文·史派西饰演的赖斯特·伯恩汉姆，终于见到了他性幻想中那个脆弱的、需要保护的少女啦啦队长安吉拉(米娜·苏瓦丽饰演)一样。然而，与其说这些设定的目标是要还原现实，不如说它们只是想要打破陈规而已。
从深层次来说，流行文化中啦啦队长的失真，反映出了一种深度的文化渴求。当我们越来越多地遭到色情短信、暴力、网络猎手等不良信息的轰炸时，我们也越来越希望我们心中那个完美无瑕的美少女能保持原真，即便我们知道这个形象从一开始就只是一种幻想。但在啦啦队长那四季常春的笑脸背后，在她那似乎流露着真情实意的欢呼底下，我们确实可以看到更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在我最近一部小说中，有一个人物是高中曲棍球运动员。当我为这个角色做研究时，我也看到场边的女啦啦队员们。她们的凶猛让我十分惊讶。这些在球场边的女孩看上去奔放自由，还相当狂野。她们充满侵略性，甚至让人有些害怕。这个发现让我写了自己的新书《勇敢的我》(Dare Me)，这本书就是关注高中啦啦队的。
在高水平的啦啦队长面前，运动员们甚至勇于去面对一次可能让他们脊骨受伤的拼抢。这些啦啦队员们从小就接受训练。最好的啦啦队可以激励运动员们如猛兽般勇敢，让他们在篮球场上可以跳到 15 英尺高，在橄榄球场上横冲直撞。
在《欢乐合唱团》和《放马过来》中，我们看到的都是竞争意识极强的女孩儿。后者中的一个场景尤其能说明问题：在一个特技动作过后，啦啦队长摔破了鼻子，脸上血流不止。但这些伤痛，以及不断激励她们的那种求胜欲在旁人眼里是可笑的，这些女孩儿关心的都是些那么愚蠢的事儿。在这里，你见不到她们黑暗的棱角，或者是，这些棱角已经被染成了红色。
然而，这些黑暗的棱角却异常鲜明。为了给小说做研究，我翻遍了各个论坛、Facebook 留言墙和一些其他网站，来了解啦啦队长们相互之间是如何交流的。让我尤为震惊的是，有数不清的帖子是用来比较“战争的伤口”的，就像拳击手和海军陆战队员那样。她们描述着自己的牙齿是怎么摔掉的，自己的脸是如何破相的，嘴唇又是怎么会撞破的。很快，就有人贴上摔断的胫骨、粉碎的锁骨或是折断的手指的X光片。
其中，有一张照片让我怔住了：在一个姑娘的肩上，有一个看上去类似于商标的烧痕。事实上，那是一个踩痕。当其他女孩儿认出了这个痕迹后，她们都有些兴奋。她们将其称之为“鞋的吻痕”。她们为自己的伤痕而自豪，仿佛它们是挂在身上的勋章。
在现实中，讽刺的啦啦队长这一形象并不是大家所熟悉的。在我年轻的时候，啦啦队是由丝绒球和常规的舞蹈组成的。一个前啦啦队长告诉我说，她最喜欢啦啦队的一点就是“和啦啦队在一起的经历，可以让你变成你想要或者不想要成为的那种人”。听到她这么说，我为之一振。啦啦队长的形象并非一个定式，事实上，她们可以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在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的是无情的冒险，而她们自己却并不只想成为一个文化符号。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去把啦啦队长钉在金色或者粉色的盒子里，去固化她们那一成不变的形象呢？如果我们能够更加真实地描绘啦啦队长——包括她的勇气、野心、愤怒、希望和恐惧——又会是怎样的呢？能不能有一部电影或者剧集能像《胜利之光》(Friday Night Lights)描绘高中橄榄球队那样真实地讲述啦啦队长的故事呢？换一句话来说，描绘真实的啦啦队长意味着什么？我们不仅要关注她们灿烂的笑容和曼妙的身材，还应该看到她们全神贯注时咬紧的牙关，和她们眉尖挂着的汗珠。她那晒黑的腿是多年努力留下的痕迹，是一种荣耀的印记。当她盯着我们时，她不仅是在说“看我！”，更是在说：“看看我都做了什么！”
(《纽约时报》独家授权刊登)
声明：本文由《外滩画报》http://www.bundpic.com(转载请保留)拥有版权或由内容合作伙伴授权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