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名字，对于多数中国影迷而言是陌生的。他被称为日本现代纪录电影史上两大丰碑之一。他只有短短57年的生命，却给世人留下了高达1亿日元的借债，18部优秀纪录片，和著名的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他是一个苦行僧般拍摄纪录电影的导演，一个把身体当作胶片、把心灵当作摄影机书写纪录片的作者。他和中国导演彭小莲、吴文光、王兵等人结下很深的缘分。所以，纪录电影《满山红柿》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完成。他，就是小川绅介。
从体制出走|“就像是被自己养的狗咬了手”
小川绅介1936年6月生于东京。祖父小川铃一钦慕日本著名民俗学者柳田国男和植物学者牧野富太郎的学说。小川绅介受到祖父影响，在他的纪录电影中不断表达对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对农民的村野生活的关注。
小川绅介上中学时一度迷恋美国电影。高中时代，在国内外的红色浪潮中，小川开始阅读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卢梭的《忏悔录》等书籍，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大学期间,由于积极组织学生自治会和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小川于1957年被学校开除。于是，他尝试了送报人、消防员、电影场记员等五花八门的工作，直到1960年6月进入岩波电影公司当上签约副导演后才结束了颠沛流离的生活。但是，生有反骨的他没多久就独自创立了新世纪电影社，并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年轻电影人组成了小团体“青之会”，探索独立电影的道路。
1963年，由于无法忍受岩波公司的陈旧体制，小川走上独立拍片的道路。这段经历后来被小川戏谑为“就像是被自己养的狗咬了手，不过，被咬的是对方，咬人的是我。”
在体制外的日子里，经过1965年的处女作《青年之海·四个通信教育生》、1967年的《肃杀森林———高崎经济大学斗争记录》，以及以反抗东京羽田机场建设的《现认报告书———羽田斗争记录》等作品的磨炼，小川绅介在创作中融入了对政治理念的反思和精神家园的求索，并采取了脱离产业投资、长期跟踪拍摄对象的方式，“支持者”的创作手法得以逐渐固定。
彭小莲完结《满山红柿》|“她一定能把握自己的天赋”
已经故去的小川绅介在山形的岁月里，还留下了一颗没有成熟的果实，那就是拍摄于1986年、关于山形县红柿干加工的长达17个小时的素材。山形县上山市的红柿颜色鲜红却十分生涩，然而经过人们细致的手工劳作就能变成美味甘甜的红柿饼。这些无论怎么努力也没办法放进“日本国古屋村落”既成作品中的影像，本来打算作为《牧野物语·红柿篇》集结成片，小川却因病一放就是十几年。1988年在夏威夷电影节上，小川绅介第一次看到彭小莲。她的作品里细腻地呈现了女性内心世界和社会轮廓，这深深打动了小川，他这样评价这位优秀的第五代导演：“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个导演能好好拍一次纪录片的话，那她一定能更好地把握自己的天赋。”这成为他的遗孀和战友白石洋子女士于1996年向彭小莲发出邀请完成小川遗作的因由。
彭小莲重新拾起小川关于红柿的素材，于1999年带着曾经担纲过《饮食男女》等影片的摄影师林良忠来到山形县，进行第二次拍摄。这一次，这位中国女性故事片导演完成了70多分钟的素材。经由彭小莲之手完成的影片《满山红柿》，沿袭了小川“日本国古屋村落”系列那种诗意的关怀。影像中，摄影机镜头延时拍摄了枝头的柿子由鲜红风干变成深朱色的过程；摄影机还记下了农家院子里晾晒着一排排的柿饼，那些专门为了加工红柿而发明的器具，以及山上的风土人情，那些一辈子与红柿打交道的人———制作柿饼的人们、三代传承经营柿饼生意的佐佐木喜美子老太太，在影片中显示出鲜活的魅力。
在完成的《满山红柿》里，我们听到了小川平静的旁白，也在片头看到他的身影，仿佛他未曾离去。然而毕竟，故人已逝，小川制片公司已荡然无存。作为山形特产的红柿，虽然不至落到消失的境地，却也在大工业化生产的情势下遭受挑战。唤起人们远离精神家园的乡愁的牧野古村，那些古老的民家已不知何处。只有影片结尾，绳文太鼓的音乐响起，余韵留白，袅袅不绝。只有满山秋意中，红柿依旧；只有彭小莲完成的影像里，小川绅介力主的与拍摄对象融为一体的“在场者”纪录片创作手法仍然留存着。
成立山形电影节|“用13年的时间收割电影”
1968年三里塚居民反对国家强制征地建造新东京国际机场的斗争开始后，小川及摄制组马上赶到那里跟踪拍摄。他们租住民房，与当地人一起生活，一起面对压迫，一起团结反抗，一起为失败而忧伤，他们以摄影机为武器，完成了著名的“三里塚”系列纪录电影：《三里塚之夏》(1968)、《日本解放战线》(1970)、《阻止第三次强制测量的斗争》(1970)、《第二道防线的人们》(1971)、《岩山建起了一幢铁塔》(1972)、《边田部落》(1973)、《五月的天空———回家的路》(1977)，时间跨度长达近十年的7部影片，和那些艰苦而充实的日子一起构成了小川纪录电影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成立于1968年的“小川制片公司”，也是其间的果实。
经由“三里塚”系列，小川确立了两个创作原则：第一，长期驻扎拍摄的方式，与拍摄对象融为一体；第二，“支持者”理论，摄影机要站在拍摄对象的立场。这两个原则在后来的“牧野时期”得以再次发扬。1970年代前后的日本，在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运动蓬勃发展的形势下，作为社会运动之一的电影迎来了一个创作高潮。“三里塚”系列和日本另一位纪录电影导演土本典昭的《水俣病患者及其世界》无疑是这个高潮中的里程碑式作品。而小川和土本因此成为日本现代纪录电影的两位开创者。
1973年，小川邂逅了居住在山形县上山市牧野村的诗人木村迪夫。为了拍出贴近真正农民生活的电影，小川摄制组自1974年起搬到木村的隔壁，历时13年拍出了“日本国古屋村落”系列纪录片，这就是《牧野物语·养蚕篇》(1977)，《牧野物语·山顶》(1977)，《日本国古屋村落》(1982)，《牧野村千年物语》(1986)。在山形县上山市的岁月里，小川生活得像个地道的老农，种稻、插秧、养蚕、采摘、和老乡拉家常、和大家一起讨论乡村事务等等，就是他的日常生活；走在路上，他会认真地和每一个人打招呼，完全没有一个社会精英的架子；在小川的租屋内，每天都会有不少当地人聚集起来喝酒直到天亮；摄制组的成员插秧时，蜻蜓居然能停在他们身上久久不去，这是很有经验的农民身上才出现的现象。这段乡村生活，被他诗意地称为“用13年的时间收割电影”，也是他纪录片苦行的第二个高潮。
1989年，小川绅介着手筹备国际纪录电影节。同年10月，在山形县山形市建制100周年之际，命名为“山形国际纪录电影节”(YIDFF)的电影节正式开幕。这是全日本第一个、也是全亚洲第一个国际纪录电影节。融入与亚洲其他纪录片导演的交流，成为小川纪录片苦行生涯的第三个高潮。小川绅介通过它结识了来自亚洲各地的纪录电影作者，并积极帮助一些年轻人进行创作。然而，就像是决定将自己献祭于毕生追求的纪录电影艺术般，1992年年仅57岁的小川因病辞世。山形电影节每两年举办一届，迄今举办了八届。在挖掘新晋纪录电影导演、促进亚洲纪录电影导演的合作与交流、提高亚洲纪录片创作水平等方面，山形电影节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存在。
三里塚8年，牧野13年，长期的住宿拍摄生活，以及小川竭力追求的“由拍摄者和被拍摄者共同创造的世界”，也许是今后很难再有人能够达到或超越的精神高度。因此，连大岛渚都曾经发出如此感叹：“小川制片公司能够存在于日本，实在是一个时代的奇迹。”
彭小莲：没有一点个人发挥
早报：小川夫人曾特意跑到上海来邀请你前往日本完成她丈夫未竟的遗作。为什么她选择了你，而不是和小川在一个团队中，跟随他多年的同伴？
彭小莲：因为小川导演很信任我。我不是他们团队中的一员。1991年夏天我应小川的邀请，从美国跑到日本拍片，可惜最终没有完成。他要求很严格，一开始他给我主题，让我出去自由取材。我拍完回来给他看，他脾气很急，勃然大怒，足足骂了我两个小时。我在一边老老实实地听着，然后再出去重拍，这下他才满意。
早报：拍摄过程有什么困难？
彭小莲：1999年夏天，我在中国拍了个广告，挣了点钱。第二天一早就搭6点的飞机，下午3点到了日本山形。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小川拍的《满山红柿》的素材租回来。因为小川欠了很多钱，洋子(小川夫人)不得以把那些胶片都卖了。其次是山形的物质条件太匮乏了，在那里没什么吃的，成天就想着能吃上大鱼大肉。夏天还能吃柿子，那个柿子真的太好吃了，又甜又糯，要卖到100美金一包。到了冬天，开始剪辑的时候，连柿子都没得吃了。
早报：你和小川拍的内容分别占多少？
彭小莲：之前小川拍的素材大约17个小时。我拍的素材大约有70多分钟，最后剪出来23分钟左右。
早报：在拍摄过程中，和小川夫人有什么矛盾吗？
彭小莲：原本小川夫人跟我说完成的影片大约60分钟，我想这部片子怎么也应该剪到90分钟左右，她担心90分钟的纪录片会把投资人吓跑，最后我还是坚持剪了90分钟的片子。当然，我也有妥协的时候。小川夫人一定要我把我自己在拍片的镜头录到片子里。我觉得一点也没有必要，就说那就拍点剪辑的镜头好了，可是钱已经没有了，没办法拍，最后折中了一下，我把我的声音录进去了，就是片尾听到的“Action”。片头出现的则是小川导演和大岛渚导演。
早报：你是完全遵循小川导演的构想去完成《满山红柿》的吗？有没有一点个人的发挥？
彭小莲：没有一点个人发挥。拍的时候我想的一直是小川会怎么处理这个镜头，一直提醒自己不能丢小川的脸。他在我心里是神一样的人，怎么敢乱发挥呢？我在2001年年初完成《满山红柿》，同年年底拿了日本十佳纪录片；2002年的柏林国际电影节的时候，放映了五场，票都卖完了；《纽约时报》对这部纪录片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把关于《满山红柿》的剪报带到小川的坟上，深深地鞠了一躬，告诉他我没有辜负他。早报记者 程晓筠 支菲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