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提起徐枫，大家首先想到的身份是最知名豪宅楼盘“汤臣一品”的老板。当年“侠女”的巨星光环或成云烟，凭《霸王别姬》荣膺金棕榈大奖的制片人头衔则随着转战房地产久未现身影坛。直到7月青海的FIRST青年电影节，徐枫担任评委会主席，再度以电影人身份推动新锐力量，几天马不停蹄的评奖和活动让人感叹年过花甲的她精力雄心未减。
“汤臣”是华语影坛成绩彪炳的制作公司，演员出身的徐枫几经磨练了解到如何做一个好制片，比如大胆提拔新人和启用已经跌到谷底的影人，曾经跟随大师胡金铨的经验则让她深深意识到通俗和艺术达成统一的必要性。从《好小子》系列到《滚滚红尘》、《霸王别姬》，从台湾到内地再到戛纳，徐枫和汤臣不仅推动了两岸电影合作的立法，也多次在国际影展获奖，并取得极佳的市场收益。1998年，徐枫本人获封戛纳电影节“最佳制片人”。
眼下，徐枫虽然主攻房地产业，但对电影一直未能忘情，此番领衔评审First青年电影节，又眼见压抑已久的台湾电影崛起，难保不会再战江湖的计划。而在此时回忆徐枫和汤臣的制片之旅，似乎别具航标意义。
出品：新浪娱乐
制作：娱乐策划部
监制：张晗
主编：魏君子(微博)
责编：陆姝
对话：魏君子
撰稿：阿蒙 魏君子
摄影：孙慧
“汤臣”缘起：从演员到老板
1980年11月3日，在第1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徐枫凭《源》打败了林青霞(微博)和张艾嘉，摘取她人生中第二座金马影后(第一次是1976年第11届的《刺客》)，此外，该片还让她夺得第26届亚太电影节“最佳女主角”，正是演艺事业的巅峰。
但令不少影迷意外的是，《源》却成为徐枫引退幕前的最后一部影片，因在金马奖颁奖半年前的5月，她已宣布与年轻企业家汤君年结婚，其后四年，她都过着贤妻良母的家庭生活，直至1984年成立“汤臣电影事业公司”，她与电影的缘分才得以延续下去。
为做好自己从未尝试过的制片人之职，徐枫非但对“汤臣”投入无数精力，还邀她的妹妹徐杰和弟弟徐彬加盟其中，事实上，两人对电影都绝非外行，徐彬曾在国外修读电影专业，徐杰更在70年代就成为演员，而在1980年始，她还陆续参演了《名剑》、《失业生》、《彩云曲》等几部港片，而后来“汤臣”得以成就佳绩，实得归功于徐家这“一门三杰”。
但作为背后的支持者，汤君年虽支持妻子重返影圈，起初却对徐枫以自己的公司“汤臣”之名发展电影事业“有所保留”——
我主演的最后一部电影是《源》，拿了金马影后，我结婚以后就不拍了，这样就过了四年，期间我先生叫我去帮他管钱，因为有一家百货公司没半个月就要盖两百多张的支票，我想光盖图章也不好，算算到底有多少钱吧，结果用计算机算十次每次的数字都不一样！我连公司的会计都不如啊，非常沮丧，那时候还是有很多人找我拍戏，我就跟我先生讲，我干脆还是继续拍戏吧？我先生跟我讲：有时候你想拍的电影人家不一定找你，人家找你的片子不一定是好片，很被动。后来他被我缠得很烦，就给我一笔钱，要不然做电影公司老板，高兴拍什么戏就拍什么戏，要不然就买房子，买珠宝、买股票都可以。他很了解我个性，认为我一定会买房子，但我想了四个月，如果做其他三个事呢，我从此跟电影就绝缘了。我最后跟他讲，我决定做电影公司老板。
我先生吓一跳，但说过就得照做，我请胡导演帮电影公司取名字，他取了一个“庆丰年”，说“嘉禾”(也是胡金铨取的名字)是不停的种稻子，你呢就庆丰年，又有徐枫的音，又是我先生汤君年的“年”。可是台湾有一家电影公司叫丰年(罗维的公司)，三个字有两个字跟人家一样，那就不可以，所以我就求我先生说叫“汤臣”(汤君年自己的公司)，他开始不同意，你拍两部戏就倒闭了，“汤臣”不可以随便用，我气死了，我影片都要开拍了，没有名字怎么行？我就求他，最后他勉为其难给我用了。
初战告捷：《好小子》大卖
“汤臣”的创业作是朱延平执导的《丑小鸭》，由曾志伟及恬妞合演。
但让人好奇的是，徐枫虽先开拍《丑》片，但早在1984年1月，她便买下了曾获《联合报》中篇小说奖的《杀夫》版权，更一度声称这是“为公司创业作奠基”的作品，何以在其后改由商业片先行呢？其实，这正是反映出徐枫早期为“汤臣”制定的拍片策略：先拍商业题材，再拍艺术题材，前者既能提供更多拍摄后者的机会，也能有效减少后者的风险，如此循环，实行“以商养艺”。
1984年7月21日，《丑小鸭》在台公映，票房超过700万元新台币，翌年再于香港公映，一周内收入也有200多万，算是可观；在此期间，徐枫又将改编为同名电影，尽管该片在主题意识上引发争议，却在上映后赢得不俗口碑，更在其后参加多个国际影展及放映活动，由此可见，徐枫的“以商养艺”策略，已为“汤臣”的日后发展打下了一定基础。
但说到“汤臣”真正的告捷之战，还要数到当时在全台湾风靡一时的“好小子”系列。事实上，“好小子”能在全台青少年群体中掀起一阵学跆拳道和双节棍的热潮，与徐枫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是分不开的：《好小子》第一集就让曾执导过台湾第一部3D立体电影《千刀万里追》的张美君出任导演，期间张因肝癌病逝，徐枫又随之邀朱延平接手完成，而那首唱到街知巷闻的主题曲，则是出自陶大伟(陶喆(微博)父亲)之手，后来在1989年的大陆春晚上由程琳翻唱，更为国内百姓熟知；到了《好小子》第二集，除让为成龙(微博)电影做“御用”执行导演的陈志华执导，还得台湾“军教片之父”丁善玺出任策划；第三集《苦儿流浪记》一听片名便知是煽情题材，为此徐枫特意让执导过感动全台湾的电视剧《星星知我心》的林福地出马，至于编剧则是初出茅庐的蔡明亮；至于第四集《跨越时空的小子》，虽然在幕后阵容上没前三集那么引人注目，但为此片配乐者，却也是刚在台湾歌坛大红大紫的童安格…
“好小子”除制作上汇聚行业好手，市场上的反应也相当成功：1986年3月28日，《好小子》在台公映，戏院连场火爆、走势一路攀升，最终票房达到1000万元新台币，非但高踞全年台湾“国片”票房第三位，甚至比《法外情》、《最佳福星》、《僵尸家族》、《最佳拍档之千里救差婆》及《奇缘》等多部港产片收入都要高，这对本已不景气的台湾电影市道而言，堪称一匹最大的黑马，难怪后来徐枫自己都说：“这是一个奇迹”；同年4月23日，《好小子》在新加坡大卖，成为影片第一个走红的海外市场；4月25日，就在《好小子》下档一周后，日本东映电影公司又以20万美元保底分账的方式向“汤臣”取得影片在日本的发行权及在欧洲、非洲及拉丁美洲的代理发行权，“汤臣”则拥有其中的六成分红；5月19日，《好小子》又在马来西亚12家戏院首映后爆满，受欢迎程度不逊新加坡；直至1987年1月24日，当《好小子》在日本公映后，更因热度不衰而令档期一直延至三月，这对台湾本土商业片而言，实为空前纪录，正如朱延平所言：“回忆一下，台湾的演员能够卖到全天下，卖到美国、日本、韩国，我看就是他们三个(左孝虎、颜正国、陈崇荣)了。”
《好小子》的成功令“汤臣”欲罢不能，又先后推出《好小子第二集》、《好小子第三集之苦儿流浪记》、《好小子第四集之跨越时空的小子》、《好小子第五集之万能运动员》、《好小子第六集之小龙过江》和《好小子第七集之打通关》，直至《打通关》三人变一人(只有左孝虎演出)，“好小子”系列的商业光环才在其头上褪去。
但无论如何，“好小子”系列非但是“汤臣”在海内外市场上的首次成功，也可谓台湾商业片发展历程中的一大代表，就连90年代朱延平拍出更卖座的“新乌龙院”系列并捧红释小龙(微博)及郝邵文两个童星，“好小子”亦称得上是其“前身”。
刚做汤臣的时候，我在办公室挂了一张世界地图，台湾的娱乐记者问你为什么挂世界地图？我说总有一天我拍的电影会在全世界的电影院里面上演，他们觉得我说的是天方夜谭，根本不可能，因为我1984年成立电影公司的时候，我们台湾电影环境已经很差了，海外市场基本没有了。
我就不服气，我的《好小子》在全世界卖了大概两百多个国家，那时台湾电影在新加坡都不能卖，我就去新加坡找国泰的总经理，因为我以前是演员他们也认得我，他们说：徐小姐，你想怎样？你是想把这个片子卖给我们吗？我说我不卖，就租你的院线来上演，怎么分法？因为卖给他会杀我的价，他说好啊，那就谈一个价钱这样，统统谈好了，我唯一的要求是要给我们一个好的档期，抽成宁可给他们多抽一点没关系，结果预演两场已经爆满到不得了，接着正式上演的时候，来了六七部车子接我们去记者招待会。到正式上演，在新加坡票房打破当时所有包括成龙、《第一滴血》这些中外影片的纪录，唯一没有打破的就是李连杰(微博)的《少林寺》。
《好小子》后来拍了七集，我气死了，根本没有道理，拍到第三集我就爱跟他们讲不能再拍了，但之后我就住到香港了，台湾公司坚持要拍到第七集，因为卖钱嘛。
提拔新人：不在乎谁红谁不红
上世纪80年代，港产片在台湾影市大行其道，一度让大批本土片商趋之若鹜，纷纷组院线及成立发行公司，将源源不断的资金用于抢购港产片，结果也直接导致后来香港电影几乎摧毁了台湾本土电影的市场空间。
相比之下，“汤臣”尽管规模有限，电影策略却相当清晰，且呈现出多元发展的理念，如红透一时的“好小子”系列，便是徐枫成立“汤臣编剧小组”开发类型题材下的产物；同时，“汤臣”亦坚持反“买片”主流而行，将资金集中于拍片业务，并控制作品产量，不盲目跟拍滥拍，将艺术与商业题材双向并重，实现“贵精不贵多”；此外，“汤臣”更在海外市场上主动出击，除将影片行销日本及东南亚等地，又在市场对台湾电影并不看好的环境下赴戛纳卖片，推动本土制作的发展；而在1989年5月，当台湾当局宣布废止制订于1951年的《动员戡乱时期国片处理办法》及其子法《附匪影片公司厂商及附匪影人审定办法》等受限于政治的电影条例后，“汤臣”更审时度势，开启赴国内取景拍片及培养内地电影工作者的新方向。凡此种种，皆让“汤臣”成为8、90年代台湾电影工业的一抹亮色。
在“汤臣”电影策略的优势，当然也在于提拔过多位本地新人，并将她们推向台湾以外的电影市场：“好小子”的左孝虎、颜正国和陈崇荣自是代表，而同样由“汤臣”出品的《老少江湖》(1985)及《黄色故事》(1987)，也分别是吴大维和周华健的银幕处女作，连70年代的“琼瑶片”女星吕秀菱，也因出演“汤臣”出品的影片而令事业更上一层：1987年，“汤臣”将改编自郭良蕙同名小说的《心锁》改编为电影，并将之发行入港。尽管全由台湾影星饰演角色，但因该片在台公映时因激情戏尺度过大被列为“限制级”，从而令香港观众好奇不已，纷纷前往戏院一睹，最终，《心锁》票房超过430万港元，非但是台湾文艺片在港最高收入，身为女主角，在香港影坛名气本仅属“新人级”的吕绣菱也自然一炮而红，其后更受多位香港片商邀请参演港片。
除演员外，“汤臣”同样发掘了不少幕后人才，如王小棣(国民党高官王升之子，与“汤臣”合作后第二年凭《稻草人》获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蔡明亮、邱黎宽、叶鸿伟等，都在其后成为台湾影坛的名手，这正是徐枫的慧眼所在：不在乎你红不红，只要愿意去演绎适合你的角色，便会实现本应属于你的价值。
那时候哪会做什么老板什么制片人，一开始，我是先拍一部商业片，再拍一部艺术片，艺术片就赔钱，商业片就赚钱，这样一部部下来，我拍了八年，拍到《滚滚红尘》才搞清楚怎样做一个好的制片，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公司真的提拔了很多新人，王小棣第一次做电影导演就是《黄色故事》，那时候蔡明亮是我们公司的编剧，王菲的台湾经理人阿宽(微博)(邱黎宽)，现在大家叫她“宽姐”，她第一次进入电影圈就是做我们的场记；而且，张曼玉第一次演剧情片，也是《黄色故事》，导演是张艾嘉、王小棣和金国钊，影片是三段式的故事，我说要用张曼玉，他们说张曼玉不会演戏，只会一个表情，但最后我坚持用她，因为有三个导演一直在磨她，她进步很快，不久张曼玉在我的《滚滚红尘》特别演了配角，就是林青霞的同学，你看她演得多好，还得了最佳女配角奖。而且，周华健的第一部戏也是《黄色故事》，王杰的成名曲《一场游戏一场梦》也是这部戏的主题曲，他当时就是靠这首歌红的嘛，还有《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我们用的新导演叶鸿伟在世界上拿了11个还是13个奖项，其中三个最佳影片。
我就说电影是我来拍，就不在乎是谁红谁不红，这个我不在乎，拍《丑小鸭》的时候，恬妞真的已经跌到谷底了，可我还是用她，我一点不怕，我不管人家红或不红，只是觉得这个角色适合谁。
徐枫投拍的《滚滚红尘》拿奖拿到手软内地合拍：推动两岸关系法
1990年6月8日，“汤臣”又迎来其电影事业的另一个转折点：改编自大陆作家叶蔚林小说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成为获选“79年度国片制作辅导金获选企划案”的八部影片之一，并得台湾“新闻局”颁发的三百万新台币辅导金作为资助，这也是“汤臣”首个入围的电影项目。
有了“政府”支持，徐枫对新作自然是信心十足，随之携剧组赴大陆取景拍片，但她怎么也没想到的是，在影片完成后，竟足足被当局留难了两年，原因是内地演员艾敬在片中饰演戏份吃重的五个女子之一，且尚有部分配角演员来自国内云云。结果，在1991年5月29日，“新闻局”以“违背国家政策或政府法令”为由裁定禁演《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更取消了影片的辅导金资格，对此，徐枫与《五》片导演叶鸿伟皆公开向“新闻局”宣战，先后召开新闻发布会、申请将影片复查、及对外声称控告“新闻局”的裁定结果属于“违宪”等，但在近一个月后的6月18日，“新闻局”还是对复查《五》片给出了禁演的回答，令包括徐枫在内的一众影片主创气愤不已！
徐枫的懊恼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新闻局”第一次禁演之前，《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就已率先入围意大利都灵影展，其后又分别参加多个海外电影活动，更夺得包括法国南特电影节“最佳电影”在内的多项荣誉，可谓“汤臣”在《霸王别姬》之前最受海外瞩目的作品之一。但这样一部在艺术荣誉上拥有出色成就的影片，居然没法在台湾地区公映，甚至连参加影展，也不获当局支持，如为东京国际电影节推选影片时，“新闻局”却宁愿选叶鸿伟的旧作《刀瘟》也不让《五》片出征，就是一例，而若非徐枫改弦易辙，决定让《五》代表香港参赛，叶鸿伟也无法在影展上夺得分量颇重的“青年导演银赏奖”了..。。
到了1992年，徐枫的坚持不懈终于得到了回报：先是该年5月，经“行政院陆委会”及“新闻局”共同协商后，为参与台湾电影的大陆演员及编导演员确定了“不能超过二分之一”的比例；11月16日，“新闻局”又以“大陆演员比例符合规定”为由，取消了对《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的禁演令，并发给准演执照；12月11日，《五》片终于在金马奖上以开幕电影的身份重见天日，且取得不俗的反响，而此刻对徐枫而言，总算是了结了一件心事。
《五》片冲破禁令面世，固然是徐枫等人坚持抗争下的一次胜利，但对整个台湾电影行业政策的推动作用，却并未就此停止，最终促成了包括“两岸电影关系法”在内的多项法令的出台，从而让台湾与大陆电影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变得更加清晰，追根溯源，徐枫实为一大功臣。
在“汤臣”成立以来，我们做了很多的第一，比如台湾的两岸电影关系法是因为我们才成立的，缘起就是我们公司拍《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这部戏去大陆拍，但不能用大陆的演员，我们就找台湾的五个女孩子去，但其中一个开拍之前生病了，怎么办呢？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台湾”新闻局”，说我们的演员生病了，没办法，我们只能用大陆的演员，因为影片要开拍了，我们跟你报备可以吗？“新闻局”也没有给消息，我们觉得：也跟你讲了，你没反对就代表你赞成喽，那我们就开拍了。可是等我们要上演的时候，“新闻局”说不行，我就去找“新闻局”局长，就是现在的台中市长胡志强，他不给我演就抗争，后来台湾也说这个不合理的，就开始改变法律，就有了两岸电影关系法，影片如果在大陆开拍，用多少的大陆演员，用多少的台湾演员，有多少的工作人员。
同样是赴内地取景的影片，“汤臣”于1990年制作的另一部《滚滚红尘》名声却无疑比《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大得多，且与《五》片不同的是，《滚滚红尘》是以香港及台湾影人为台前幕后的主创力量，并采用“台湾资金、香港制作、大陆外景”的模式，由“汤臣”投资给导演严浩的“东熙影业有限公司”摄制，再由嘉禾负责影片发行。
本来，《滚滚红尘》小说在众多片商眼中不过是冷门题材，因此并无兴趣投资开拍，但在林青霞的亲自推荐下，徐枫还是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将之搬上银幕。结果，《滚滚红尘》在台公映后非但以1400多万(新台币)票房成为全年最卖座的华语文艺片，在香港影市收入也超过600多万，成为严浩从影以来在港票房最高的作品，而更令人咋舌的是，影片还在第2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上获得十二项提名，并最终夺得其中包括“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改编剧本”、“最佳女主角”等在内的八项大奖，迄今仍是金马获奖数量纪录的保持者，由此可见，徐枫在选材眼光上的精准和自信，已然成为“汤臣”制作在商业及艺术上取得双重成功的良方，难怪她会说：“拍到《滚滚红尘》才搞清楚怎样去做一个好的制片。”
《滚滚红尘》跟《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开拍只隔了大概几个月，也是去大陆拍摄，不过《滚滚红尘》大部分的演员都是香港台湾的。为什么拍它呢？因为有一天青霞打电话给我，说有一个剧本是三毛和严浩写的，可是都没有人投资，想寄给我看看有没有兴趣，。那时候青霞还和秦汉在一起，因为他俩在一起，所以就跌到谷底，人家都不愿意找他们两个拍戏，这样一个题材也没有人愿意投资，加上他们两个演大家没兴趣。我就特别喜欢大家不想拍的题材，我觉得这个题材特别能够感动我，三毛写的这个剧本特别好。青霞在《滚滚红尘》里面，她对秦汉的感情，就说不用演嘛，都是真的嘛。
当然，“汤臣”与其他电影公司在合作模式上并非只有如《滚滚红尘》这一条途径，而是懂得灵活变通，发挥不同合作者的优势。如1986年，“汤臣”便首次投资港产片，出品由舒琪(叶健行)执导的《老娘够骚》，合作者包括“德宝”的岑建勋及“星辉”的胡珊，而在此前，《杀夫》亦是由“德宝”发行入港公映；其后，“汤臣”还分别跟邵氏及艺能合作了许鞍华的《今夜星光灿烂》及黎大炜的《飙城》，而区别只在于当中所负责的部分轻重与否，对此徐枫回忆：“汤臣跟其他公司合作蛮灵活的，《今夜星光灿烂》是跟邵氏合作，反而大部分是我们在负责，可是《飙城》就大部分另外一家公司(艺能)负责，总之各种可能性都有。”
初闯戛纳 识陈凯歌(微博)于微时
1988年5月17日，陈凯歌带着他的第三部影片《孩子王》来到法国，参加第41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与此同时，徐枫也携汤臣影片再度踏上戛纳影展，但这次与《侠女》 不同，不是参展，而是卖片。也正因如此，才有了接下来徐枫和陈凯歌的戛纳相谈，和后来对邀他将李碧华的小说《霸王别姬》拍成电影而耗费的长达200小时的说服，换言之，如果徐枫没有坚持与陈凯歌合作，即使《霸王别姬》最终仍能由其他导演拍成，或许也不会成为这部连西方人都惊叹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新高峰”的名作了。
1988年去戛纳卖片，我带了大概八部电影过去，还带了法文翻译、英文翻译，人家说我疯了。那时候侯孝贤才有一个《尼罗河的女儿》入围“一种瞩目“单元，他开玩笑说我是“另一种瞩目”。我租了个摊位，花了好多钱，头一个礼拜都没有人理，压力很大，我都快疯了，因为都把徐枫去戛纳卖片当笑话，第二个礼拜才有人来买，原来大家都是第一个礼拜先观望第二个礼拜才出手，也卖了一百多万美金。侯孝贤没钱，我就把英文翻译、法文翻译借给他用，很多台湾来的影人，中午下午都到我的摊位休息。那次张艾嘉也在，问我要不要看大陆的电影《孩子王》，我说要看啊，就这样认得陈凯歌跟吴天明他们。
看《孩子王》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很多人都离席，最后基本没什么人看了，真的很残酷，大家都回头跟我讲闷，包括侯孝贤，他跟我说：“有够闷！”你想想，侯孝贤够闷了吧？他都说闷！不过，虽然大家没看懂，但是我觉得我看懂了，它讲的是中国年轻人没希望，中国的小孩没希望。我看完以后第二天就约了凯歌，我就把《霸王别姬》的小说给他，我那时候已经决定要把《霸王别姬》给他拍，可是我跟他讲了好久，因为他是真的不大看得起《霸王别姬》，他觉得这是通俗小说，可我觉得他就应该拍通俗小说。我跟你讲，陈凯歌绝对不是一个他想拍什么就给他拍什么的导演，真的绝对不可以！我当然也不想控制我的导演。但他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他拍电影是需要一个很好的团队，每一个人对他都很重要，不是有谁就可以，
为什么选陈凯歌拍《霸王别姬》？我有时候很怪，很难解释我的感觉。你说《滚滚红尘》前面严浩拍了一部什么《天菩萨》，又闷又不叫座，拍得又不好，对不对？为什么《滚滚红尘》我还敢找他，还敢给他拍，这是我的一个直觉。凯歌也是，他拍完《孩子王》，后面是《边走边唱》，更不成功，我也可以不给他拍吧？但是有句话是不是可以这么说，当他最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压得越低的时候，他反而会跳得更高？当然这是又很大风险的，真正的商人绝对不会这样做的，但问题是我不是一个商人嘛。
1991年，陈凯歌携《边走边唱》又一次来到戛纳参展，在此之前，他已开始与徐枫筹备《霸王别姬》。尽管《边走边唱》并未像三年前《孩子王》那样恶评如潮，却依然是一无所获，不过当时许多片商和记者却发现：在《边走边唱》的每张宣传海报旁边，都多了一张《霸王别姬》的概念海报！殊不知，这都是徐枫在向公众“预告”：我和陈凯歌合作的这部新片，将会拥有更多的关注！
正是这样的直觉和信心，终令《霸王别姬》在两年后折桂戛纳，徐枫的电影梦想，也由此得以实现。
徐枫透露《霸王别姬》拍摄过程《霸王别姬》：不是一个人的功劳
1975年，胡金铨的《侠女》入围第28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为此，他特地带上乔宏及徐枫飞赴法国参展，而这也是徐枫第一次走上戛纳的红地毯。
最终，《侠女》夺得了“最高综合技术奖”，由此成为影史上第一部在戛纳斩获殊荣的华语片，但恩师现场领奖一幕，在当时只有25岁的徐枫眼里，却萌发了更大的远景和梦想：“1975年胡导演上台的时候，我看到所有的奖都是一张纸，只有最佳影片(即“金棕榈奖”)是一个奖座。我那时候就告诉自己：总有一天一定要拿到这个奖座！可是也很奇怪，因为那时候我只是一个穷演员，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当时也没有想过有一天会当老板，有一天会当制片人，真的没有，结果经过18年，我真的拿到这个奖。”
近十年后，徐枫以成立“汤臣”宣告自己从演员转型为制片人，当时，她心里有一个最大的梦想，便是要拍一部“伟大的中国电影”，而为了实现这个梦想，她又足足用了近十年，才终于盼来这部《霸王别姬》。
1993年5月24日，《霸王别姬》在第46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上为中国电影赢得了第一个“金棕榈奖”，其后，又在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上成为第一部获得“最佳外语片”殊荣的中国电影，迄今为止，依然是华语电影史上首部和唯一一部同时在美国及欧洲重要电影节上夺得最高荣誉的影片。自此，“汤臣”之名进一步蜚声国际，影响力迈向巅峰！
《霸王别姬》跟《滚滚红尘》一样，我已知道会有很大的成功，就这么简单。在要开拍的前几个月，陈凯歌就跟我讲，他说徐枫，我其实知道要怎么做，可是我不知道要不要这么做，我只告诉他：“你这么做绝对不会后悔。”后来《霸王别姬》在戛纳拿到金棕榈奖以后，他去威尼斯当评委，有一天我跟他从自动扶梯下来，一堆记者跑过来带着照相机拍他，我就问他，凯歌，你后不后悔呀？他愣了一下，然后哈哈大笑。我的意思说你现在功成名就，你后悔吗？
《霸王别姬》不是一个人的功劳，是所有参与《霸王别姬》人的功劳。凭良心讲，没有李碧华的小说，后来芦苇的改编，凯歌的导演，哪有后来的电影版的《霸王别姬》呢？还有葛优和那些小演员，连蒋雯丽里面的两场戏，到现在你能忘记她吗？还有《霸王别姬》所有的工作人员，摄影顾长卫，我们的录音师、副导演，这些是你在幕前不知道的，没有他们，哪来的《霸王别姬》呢？
《霸王别姬》开拍一个月我才到北京，因为开拍以后就是宣传，然后跟片商联络，这些是我的工作，对不对？我不会说开拍了以后，我还跟导演讲这个那个，去指挥他，控制他，我不会，因为这个就是导演的事嘛，我就是制片人。当然也会跟戛纳联络，快拍完的时候，选片人过来看我们的片子，当然觉得非常好了，那就入围了，也不会说我跟戛纳影展有什么渊源什么。因为讲真的，人家不会说因为跟你熟就入围你的电影，最要紧是你把片子拍好，片子拍不好你再熟也没用。
程蝶衣是张国荣演艺生涯中一大经典角色虞姬的命：从尊龙到张国荣
凡是看《霸王别姬》的观众，都必定会为张国荣在片中饰演的“程蝶衣”深深折服，尤其片中的虞姬扮相，更是叫人难以忘怀的经典。
事实上，在影片筹备之初，徐枫眼里的程蝶衣正是非张国荣莫属，正如徐枫所言：“张国荣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演员，演戏颇有个人风格再加上她的外貌十分俊俏，举手投足间有其妩媚动人之处，是扮演虞姬的最佳人选。”
1991年6月，徐枫向记者表示，张国荣已口头答应接拍《霸王别姬》。岂料，其后由于种种原因，张国荣饰演程蝶衣一事变得越来越玄，加上此时以《末代皇帝》走红全球的尊龙毛遂自荐，徐枫的取舍天平最终向对方倒去…
程蝶衣真的是张国荣从艺以来最好的一个角色，本来最早找的就是他，我们都跟他谈好了，可是他的经理人谈条件，不是片酬的问题，是这个那个琐碎的事情，很烦，但这个时候尊龙就托了好多人，包括我在香港、台湾影圈的朋友告诉我说他想演，希望怎样怎样，都没谈条件，我想既然张国荣那边那么麻烦，尊龙又那么想演，那就尊龙吧。
因为那时只见过尊龙一次，时间又很短，就觉得很好，可是不久刚好参加台北的亚太影展和金马奖再遇到尊龙，就吓了一跳：他是长得很俊俏，但仔细一看，他的脸其实有很多的线条和棱角，根本不适合扮旦角，这时候在影展的各种宴会上又看到张国荣，我就想：哇，完蛋了，这部戏真的玩完了！
然而，在1991年底，尊龙方面给徐枫传真过来的合约却让她怒火中烧，甚至令到从不说脏话的她当场冒出一句“去你的！”但随后转念一想，自己本来就认为让尊龙饰演程蝶衣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如今对方还提出这么复杂又苛刻的条件，终止合作反而成了“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徐枫遂决定换掉尊龙。
但此前张国荣已经辞演，现在又和尊龙谈不拢，纵观华语影坛，还有谁能真正胜任程蝶衣一角呢？就在这时，陈凯歌突然传来消息：张国荣将会参演《霸王别姬》！这对本来已因遭遇一系列麻烦事而无心处理演员事宜，而转为实行“导演制”授权陈凯歌解决的徐枫而言，无疑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惊喜。
通过了解情况，徐枫才知道：原来张国荣一直希望能演这部戏，陈凯歌又不止一次来香港与他沟通，加上得到黄百鸣(微博)帮助，将他和“永高”要签的合约延期半年生效，才为他赢得更多商谈重新合作的机会。
程蝶衣成为张国荣的囊中物，让徐枫心里顿感天时地利人和皆已具备，终于，在1992年2月24日，《霸王别姬》正式在北京开拍。
后来回到香港，尊龙的经理人又来谈其他条件了，但第一个条件就是“我的狗要坐全世界最好的航空公司的头等”，我就想“全世界最好的航空公司”是哪一家自己真的还搞不清楚，但最重要是第二条，他说他的狗一定要跟他同时出关，不可以在海关，因为狗一般要在海关留三天，需要做检疫嘛，我当时火就上来了，这刚好了，我只能够专心把这部电影拍好，绝对不伺候演员，所以就决定不必再找尊龙了。刚好，张国荣那边又过来谈，他自己也快疯掉了，因为他已经想到可能是他经理人哪条筋不对。所以这个角色呢，该是谁的就是谁的，这就是《霸王别姬》的命运。
1992年7月27日，《霸王别姬》宣布杀青，1993年1月1日在香港公映，当时，影片尚未参展戛纳。
事实上，在以荣誉实现梦想之前，香港已先为徐枫获得了可观的商业收入，而这亦与张国荣颇有关联：当时，正值黄百鸣独立组建的“东方院线”将开，而张国荣则是“东方”旗下的首位签约演员，因此，在来不及另拍新片的情形下，黄百鸣遂选择以《霸王别姬》作为院线的开线作，并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宣传，从而令影片在每日映四场，共映十九天的安排下实现票房攀升，最终票房达到千万港元；而当《霸王别姬》夺魁戛纳后，电影拷贝的海外卖价更比在香港公映前高出4、5倍，作为拥有影片全球发行权的“汤臣”，更因此大赚利润，如此成功的战绩，也同样是《霸王别姬》的命运。
十年之隔：从《风月》到《美丽上海》
1994年1月26日，徐枫与陈凯歌签订了五部片约，准备进行更广泛的电影合作，而就在四天之前(1月23日)，《霸王别姬》获得了第51届美国电影金球奖“最佳外语片”。
此时，《霸王别姬》已令陈凯歌变得更野心勃勃，因此特地找叶兆言写了一部小说《花影》并改编为电影，这便是后来的《风月》。然而，当陈凯歌将这个故事讲给徐枫听时，她却对此不置可否，因为只“听”都无法接受，何况是拍出来？
不过，面对陈凯歌的坚持，徐枫终究还是心软了，遂答应投资《风月》，为此，“汤臣”足足花了4000万成本，比《霸王别姬》有过之而无不及。
凯歌要拍《风月》，他讲故事给我，讲了好多好多次，一直在说服我投，我都跟他讲我不拍，我说我搞不清楚(戏里)为什么郁忠良的姐姐要对他这样子，然后郁忠良又为什么要对她这样子，他又为什么要对那些人，我说我都不明白，观众怎么会明白呢？有一次他又跟我讲，我说凯歌，我觉得你的内心世界很复杂。那时候正是做《霸王别姬》的后期嘛，也快做完了，后来我先生跟我讲，凯歌想拍什么你就给他拍什么嘛，为什么老要管他拍什么呢？真的就因为我先生一句话，我最后才拍了。我先生大概也是烦我，为什么呢，因为他那边也很多事情需要我来做，他可能觉得我花太多时间在电影这方面。可是我后来都没跟凯歌谈，没有像《霸王别姬》跟他谈得那么多，因为这是他要拍的题材，你知道吗？ 《风月》太折腾，拍了两个多月换女主角，真搞死我了。
除电影本身拍得一波三折，《风月》自问世以来也一直饱受恶评，先是在国内被禁至今无法上映，而在香港又因被排在凯声、美丽华两条西片线公映，上映近月仅收入200余万，与《霸王别姬》的千万票房相去甚远；后来，徐枫又将《风月》送去戛纳影展及金马奖参赛，结果都是颗粒无收、鲨鱼而过，最终，在票房反响、艺术口碑及奖项荣誉上，《风月》都成了“汤臣”成立以来最大的滑铁卢！
对此，徐枫总结的失败原因可谓一针见血：“陈凯歌完全听不进去别人的意见和建议，我告诉他前面有老虎会咬人，他不听，非得咬了他才跑回来告诉我：‘老板，真的有老虎会咬人。’”但不管怎么说，亏本的结局已然酿成，上千万的损失几乎让“汤臣”在《霸王别姬》里赚来的钱都付诸东流，加上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就在1996年，徐枫宣布暂停“汤臣”的所有制片业务，自此，又是近十年的漫长岁月…
直至2004年，徐枫方重返电影圈，以“上海汤臣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之名与上影集团合作《美丽上海》，这也是徐枫从1996年至今唯一一部参与的电影作品。
《美丽上海》上映后，反响口碑并不差，还在第2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上获得“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等奖项，更获邀参加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等影展。但徐枫仍是那个性情执着好胜、对自身要求极高的徐枫，面对十年来首次投拍的《美丽上海》，仍毫不讳言地表达出尚未满意的遗憾。
《风月》之后，我差不多有十年没拍戏，直到《美丽上海》，因为我看到彭小莲的剧本，觉得这个剧本真的写得很好，可是这影片拍了一半，我先生都不知道我在拍电影。那时候他身体就已经很不好了，他是2004年走的嘛，我唯一后悔的是没有多跟彭小莲沟通，因为我一般制作电影，一定事先要用很多时间跟导演沟通。《美丽上海》拍完以后呢，虽然非常感人，可是我就觉得没有拍出剧本的深度。当时三大影展都要我去参加，等于要入围影展，但我觉得如果没经历过文革的人不会觉得它动人，外国影评人也不会被感动，所以马可穆勒就讲，你真是的，入围就很开心了，你还要求那么高。我说去就要得奖，入围的虚名有什么好啊。
徐枫谈制片心得制片心得：不要只想参展和赚钱
徐枫从影多年，无论身为演员抑或制片人，皆有着无可比拟的突出成就，而早在1991年11月，法国南特影展就为徐枫举办过一场“特别回顾展”，目的是“推崇她全力推动新电影的贡献”；1992年的8月底至9月初，纽约林肯中心电影学会又在其管辖的“华特列影院”为她举办了一场名为“侠女——徐枫电影回顾展”的主题影展，而这非但是该影院首次为中国影人举办影展，林肯中心电影学会的主席更以“以前是演技派影星，今天是一位出色的制片人”评价徐枫；1994年，徐枫成为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审之一；1998年5月，徐枫更在第五十一届戛纳影展上获颁“最杰出制片人奖”，成为九位获奖者中唯一的亚洲人及女性，足以证明她在电影领域的杰出地位。
徐枫的制片人生涯并不太长，却取得不少同行皆望尘莫及的成就，原因在何？归根结底，是为她拥有属于自己的一套制片心得，而这番心得，亦正是由昔日“汤臣”的电影策略中延伸而来，在其背后，更代表着徐枫制片之旅中每一个成败经验。
我说人是会死的，电影是永存的。我先生就讲，电影拍得再好，像《乱世佳人》这种电影十年才演一次，对不对？建筑是每一分一秒都在那边，是百年建筑。他说服我不要花那么多心思在电影上面，
说真的，我希望能拍一些比较有意义的，不敢说传世之作，起码观众出了戏院之后还会记得，还可以讨论。一般做电影的商人吧，他们无所谓，可能我自己是穷演员出身，然后接着做制片人，也可能是我从小跟着胡导演，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不希望自己是一个“电影商人”，而是一个“电影人”，能够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作品，很多人说“徐枫拍电影就是希望能够去参展”，其实是错误的，如果我拍一部电影就是为了去参展，对不起，你一定什么展都参不了；也不要说我拍一部电影一定要卖钱，对不起，你可能什么钱都卖不了，我拍一部电影就是要把它拍好，什么都不管，拍好你才有机会参展，也可以卖钱，对不对？就像我说，我做演员的时候，每拍一部戏，我都告诉我自己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部电影，拍完就没有人找我拍电影了，所以我一定要把握这个机会。(阿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