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航标第二十期：披甲再战？崔宝珠李连杰(微博)正说“正东”二十年
出品：新浪娱乐
制作：娱乐策划部
监制：张晗
主编：魏君子(微博)
责编：瓮欣
对话：魏君子
撰稿：阿蒙
摄像：夏祺
设计：稻草人
前言
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市道极盛而衰，对于独立制片公司而言，更被逼退至“夹缝中求生存”的艰难地步。但就在此时，却有一批别具一格、兼有重要影响的独立公司在影坛留名，诸如刘德华的“天幕”、王家卫的“泽东”、杜琪峰的“银河映像”、陈嘉上(微博)的“仝人”、刘镇伟(微博)的“影艺创库”、尔冬升的“无限映画”等，虽无完整而清晰的产业链，年产量亦较有限，却能在市场与风格的界限下做到各擅所长，时至今日，不少公司仍能屹立不倒。
由李连杰、崔宝珠成立于1991年的“正东”，正是这批独立制片公司的重要成员：直至1995年，虽只推出过五部影片，却拥有明确的创作路线、特色的产业运作、及以“监制”为重的内部核心，正因如此，“正东”虽已走过二十年，仍在香港乃至华语电影史上留下一抹亮色。
然而，虽打造过《方世玉》、《精武英雄》、《中南海保镖》、《卧虎藏龙》、《霍元甲》等经典作品，崔宝珠多年来却始终低调，除了日常公事，几乎不愿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连她本人都毫不讳言称：“我在电影圈这么多年几乎没接受过访问，只有一次在香港，一位记者实在等不及了，干脆直接冲上我办公室问了我几个问题，就算是访了。”
2011年，随着李、崔再度携手《白蛇传说》，“正东”再起指日可待，未来“正东”若挂甲再战，又会否重现如当年《方世玉》、《精武英雄》、《中南海保镖》等般的经典佳作？也无疑为影迷观众津津乐道。本期《新航标》，将与读者共同见证“正东”廿载发展历程，揭秘其作为独立公司的产业模式，并探讨监制作为幕后核心的关键作用。来龙去脉，且由李连杰、崔宝珠娓娓道来——
壹。正东发迹史：港式动作片得力干将
“我现在拍电影基本就是当玩的了，但我几年当中如果思考着想做一部电影，就一定要用‘正东’的名字，没有第二个选择。” ——李连杰
【相识：《黄飞鸿》酝酿创业梦想】
1990年，在前经纪人罗大卫的鼓动下，李连杰与嘉禾签下一纸“两年拍摄四部影片”的合约，由美国三藩市回到香港，并随之接拍徐克执导的《黄飞鸿》。
当时，初回港的李连杰仍被讽为“过气小子”，许多观众对他的印象仍停留在《少林寺》、《少林小子》时期，但他80年代后期演出的《中华英雄》、《龙在天涯》却反应平平，如今等到新的机会，他自然不敢怠慢，誓要重振声威。
回港一段时日后，李连杰发现：剧组只是让他等待，却总是未定何时开机！直至某日——“徐克导演跟我说，《黄飞鸿》筹备了九个月都还是拍不了，但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就每天在等，后来换制片，请了个新的过来，一个女的，叫崔宝珠，总之这个女的一来，剧组二十天就开机了。我觉得很奇怪，印象很深，就一直观察。”
在此之前，李连杰跟崔宝珠毫不相识，但崔宝珠之所以加盟《黄飞鸿》，却与李连杰关系颇大。“我很早就看过他演的《少林寺》，希望有机会跟他合作，所以答应中途加入来帮忙做制片。”
但对李连杰而言，《黄飞鸿》并不是一次轻松的体验：非但拍摄周期颇长，某日李连杰在拍摄“竹梯大战”时，由于做了一个飞脚踢对方武师落地的动作，霎时间令自己失去重心，当即从梯上跌落摔伤了左脚踝，不得不送院治疗……自此，凡是武打场面惟有让熊欣欣(微博)代为演出，腿上打着石膏的李连杰只需拍面部特写作为衔接，特色专长无由发挥，相当难熬。
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苦等的日子，反而让李连杰酝酿起新的梦想：“《黄飞鸿》总共拍了八个月，中间我还受了一次伤，脚断了两个月，后来变成有时候拍戏，有时候就在现场等，等的时间已经梦想创立自己的公司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是90年到91年，我就开始跟宝珠姐聊天，问她港片的发行有何流程，制片是怎么做的。”
然而，“创立公司”在《黄飞鸿》拍完后，仍是李连杰“遥不可及”的梦，其一固然是遭嘉禾合约束缚，其二亦因未能再与他相谈甚欢的崔宝珠合作，面对嘉禾与罗大卫的压榨，他只有逆来顺受，并盼着合约早日到期。
1991年8月15日，《黄飞鸿》在港公映，反响甚大，李连杰也得以名声再起，但此时他心里却五味杂陈，尤其在同年5月与嘉禾合约到期，却因种种原因无奈延约半年，其后还要被“外借”给“金公主”拍《笑傲江湖之东方不败》，何时才有自由？
【携手：困扰压力下艰难前行】
1991年12月底，李连杰好不容易熬到合约延长半年期满，却抵不过罗大卫的一番游说，答应多给4个月时间参演《黄飞鸿之男儿当自强》。
当时，由于《黄飞鸿》重掀古装武侠片热潮，李连杰一时间成了“大侠”代名词，其约满嘉禾的消息又不胫而走，故众多片商纷纷开出高价企图拉拢，很快李连杰便跻身香港影坛的“当红巨星”。岂料，由于罗大卫得嘉禾撑腰对其剥削未止，李连杰非但未如合约注明般取得其余三部影片的酬劳，甚至《男儿当自强》拍摄期间的赔偿费用也没谈妥，不甘受辱之下，李连杰遂得好友蔡子明之助，引出“罢拍”事件，闹得满城风雨……
不久后，“罢拍”事件告一段落，李连杰为蔡子明的真诚打动，继而与之签下经纪人合约，预备在影坛另展身手，但1992年4月16日，蔡子明惨遭枪杀身亡，李连杰的大计再被打乱！
一番挣扎，李连杰很快恢复平静，并拨通了久未联系的崔宝珠的电话：“我就跟她说，我想创立公司，你能不能帮我？因为我对香港社会不了解，对制作后期所有都不了解，要搞一家公司，没有一个打理的也不行，结果当时我和宝珠姐一拍即合。”
但电话那头，崔宝珠却有些出乎意料：“ 真正开始跟李连杰合作开公司是在他跟嘉禾合约到期之后，因为有段时间很多电影公司都在拉拢他，希望他跟自己签约，但他最后可能觉得还是自己做公司开戏比较自由，所以就打电话给我，问我有没有兴趣跟他合作。一开始我也意外，因为《黄飞鸿》第二、第三集我都没有参与，所以没跟他联系，彼此也不熟，但后来蔡子明出事，他一下子就成了自由身，就想到这一步了。”
无论如何，两人还是决定：说干就干！新公司取名“正东”，全名为“正东制片有限公司”，并着手联系片商、发行商洽谈合作事宜。
然而，“正东”迈出的第一步却远比两人想得要艰难，崔宝珠尤觉焦头烂额：“我们合作‘正东’之初是遇上很大困难的，最主要是李连杰做这么多年演员，现在突然转为做老板、做监制，所以当时圈里很多人都怀疑我们俩行不行，我们在卖片花的时候打‘正东’的旗号，也没能给片商带来什么信心，毕竟‘正东’当时还是新公司，所以在预售方面很不顺利；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年香港很多投资方也好、宣传发行公司也好，其实都是片商，我找他们合作他们反而说：‘宝珠你们不要自己做公司，干脆把李连杰签给我们吧！’可以说，‘正东’成立之初是遭排挤的。”
对此，李连杰同样深有感触：“一个演员嘛，帮自己公司拍戏，自己做老板，别人没钱赚，大家都不高兴，有很大压力，那个时候香港也挺乱的；而且当时很多人都希望我即刻‘死掉’，因为你离不开某些大的公司和利益集团，再加上我一连拍了《黄飞鸿》系列三部和《东方不败》，人们认为我很难突破，走在香港街上人家都叫我‘黄师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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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正东公司LOGO对于许多影迷来说相当熟悉
【发展：《方世玉》打造成功经验】
为令“正东”得以生存下去，崔宝珠与李连杰决定“化繁为简”，将希望全然压在创业作《方世玉》身上，并盼藉此挤入市场主流。
“成立了‘正东’后，我们就开始考虑想些题材来拍。最开始想到拍一个轻松喜剧的动作片， 曾经看过石燕子版的方世玉，觉得方世玉是一个很活泼小子，李连杰也演过《少林寺》里的小和尚，觉得让他来演方世玉同样合适，其后觉得元奎很合适做导演，就这样延伸开来做出第一部片。”
当然，《方世玉》定角李连杰并非一帆风顺，当崔宝珠向其他人提议时，出现了很多怀疑之声。“但当我向别人提议之后，其实还有些人会犹豫，因为当时李连杰演了黄飞鸿，那种老气横秋的形象已经深入民心，如今让他重新演小子，观众会接受吗？但我们仍坚持让他来演。”
为打响第一炮，“正东”对《方世玉》可谓不遗余力，邀请了元奎当导演及动作导演。为了加强幕后班底还请了许鞍华当策划， 两大精英，为《方世玉》质量提供了保证，《方世玉》的编剧有几位，开始是许鞍华推荐的蔡康永(微博)，中段加入了刘镇伟，”虽然当时还在拍《东成西就》，刘镇伟还是答应停工十天，以“技安”之名加工赶急地写出剧本，“他蛮喜欢用历史开玩笑的，尤其最后字幕出来，什么医生黄飞鸿，联络韦小宝，乱搞歪解一大堆。”
值得一提的是，李连杰在《方世玉》中更首次出任监制一职，崔宝珠反而成了“执行监制”。但虽做监制，李连杰却并不乐意用真名，而是化名“李阳中”出之。
“李阳中，中，是金庸先生取的，一个人说，我取中间的名字，金庸配尾。中国人做大事，要有字，我出品人或监制就用李阳中。”而后，无论是“正东”出品的《方世玉续集》、《太极张三丰》、《精武英雄》、《中南海保镖》，抑或是与其他公司合作的《倚天屠龙记》、《黄飞鸿之铁鸡斗蜈蚣》等，“李阳中”都为李连杰乐此不疲地沿用下去。
1993年3月4日，《方世玉》正式上映，短短一个月时间票房竟超过3000万港元，比李连杰过去在港公映的任何一部影片都要卖座，为“正东”打造了第一个成功经验。如今李连杰谈起《方》的成绩，仍不无自豪：“《方世玉》最后卖了3000多万，算是有幸地能够生存下来，证明我们可以开创另外一条路子。”
【转变：“保镖”“精武”另辟蹊径】
1993年至1994年，“正东”一口气推出三部影片，公司运作日趋成熟。
但此时正值香港电影市道极盛而衰，类型风潮渐成过眼云烟，古装动作片亦难幸免，而李连杰被唤了三年“大侠”、“宗师”，在形象上更遭遇瓶颈——1993年，他担纲主演的《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票房仅一千万左右，续集因此不了了之。
若欲扭转颓势，则转变风格尤为明智，李连杰首先便想到了时装片。然而，时装动作虽是可行之策，李连杰却有些犹豫不决：“徐克导演说过一句话，李连杰是一个古装人，不应当拍现代电影，他拍现代电影麻烦。我俩合作的第一部电影就是现代电影(即《龙行天下》)，拍完了以后没脸见人，就给封到保险柜箱里了，直到《黄飞鸿》卖了钱以后才拿得出来上。所以我跟徐克说：不单是我，你也是，大家几乎都是活在古代人的想法里，因为我们拍现代不像杜琪峰那样熟悉精确，我们就是一套衣服可以穿三年那种，而且基本上是如果换一套衣服见记者，稍微化一下装就得待在屋里想‘四十分钟能不能出门’那种，完全不能作为偶像。”
正当李连杰为是否开时装戏有所迟疑时，崔宝珠却给了他一剂强心针。“之前‘正东’已经拍了几部武打片，但都是古装动作的，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变，觉得‘正东’拍古装片已经拍够了，再拍下去可能观众也会厌，所以《中南海保镖》恰好是‘正东’转变到另一阶段的分水岭。”最终，两人携手启动了《中南海保镖》。
“其实我们真正心中的《中南海保镖》是不能拍的，这是一个人的真实经历，牵涉太多的政治和历史，也许30或者50年后会允许拍吧。所以最后《中南海保镖》改成了一个很商业的故事。”但如今看来，《中南海保镖》却是90年代少有的以香港编剧和导演，去将大陆军人塑造为“超级英雄”的尝试，可见李连杰始终在贯彻他成立“正东”的野心——“我觉得电影不是个人的创作，但你们会看到我会用李阳中这个名字做监制，我喜欢找好的编剧、好的导演、好的动作指导，把他们组合起来，去完成我想表述的故事。”
在《中南海保镖》拍摄期间，“正东”又紧锣密鼓地筹备民初功夫片《精武英雄》。“古装完了，武侠也完了，干脆往现代走吧，那就尝试两个，一个拉到更现代的，就是《中南海保镖》；一个拉到民国初期的，还有日本人，就是《精武英雄》，看哪个阶段观众更能够接受。”李连杰如是说。
事实却让李连杰有些失望：《中南海保镖》与《精武英雄》票房口碑仅属不过不失，不少舆论尤其对《中》里穿西装、打领带、持手枪、在现代都市里翻腾跳跃的李连杰颇不习惯，台湾著名影评人王玮便在专栏中不无嘲讽地评价：“李连杰在脱下长袍马褂的时候，真得好好想想如何穿时装了！”
“当时武侠潮热得快退得也快，所以我才转拍《中南海保镖》、《精武英雄》，想创另外一个潮流，结果也不成功。但后来《精武英雄》反而在西方成功。”1996年，李连杰去英国宣传电影，其间遇上因昆汀，结果对方给了他一个出乎意料的答案——“他说好莱坞所有拍动作电影的人，都拿《精武英雄》当教科书，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研究，后来沃卓斯基拍《黑客帝国》都是看这个动作一格一格去研究，其实西方影人到现在还认为华语功夫片最经典的是《精武英雄》，因为当时我们拍的时候强调从实战出发，不要用威亚或用特技，而是用非常真实的风格去拍，都是后热。”
【分手：崔宝珠坚守武打题材】
1997年，李连杰事业如日方中，更获好莱坞片商邀请，在西片《致命武器4》中出演角色，成为继成龙(微博)、周润发后第三位打入好莱坞的华人动作明星。
事实上，在1995年后，李连杰的事业规划已渐脱离“正东”，开始谋求更广阔的天地，“当时我已经想要离开，自己做了几年老板，觉得已经足够，反而想帮别人拍戏，加上当时‘永盛娱乐’变成‘中国星’想搞上市，向华强老板就来找我帮忙，那我就去给他们拍《黑侠》、《西域雄狮》、《杀手之王》这些。但崔宝珠还是愿意帮我，《冒险王》就是她用‘正东’给我拍的，直到我离开香港到美国发展。”
临行之前，李连杰给崔宝珠一个建议：将“正东”保持下去。最终，崔宝珠留在香港，并发展她最热衷的动作题材。
“李连杰去了好莱坞发展，我继续在香港做‘正东’，当时脑子里都在想：除了李连杰，还能做些什么题材呢？但我发现自己一直都喜欢拍动作片，然后又想培养一些新人，所以最后一位叫林伟伦的导演，他跟我说手上有一个题材，问我有没有兴趣投资给他拍，我看了之后也觉得很好玩，所以就帮他找资金，最后拍了一部《碧血蓝天》。”
由于李连杰赴美前与“中国星”合作良好，故《碧血蓝天》仍得“永盛娱乐”与“正东”合作摄制出品，且交由“中国星”负责发行。但影片上映后票房并不理想，崔宝珠也未随即筹备新作，直至1999年李安邀李连杰与之合作筹备《卧虎藏龙》，他便推荐崔宝珠出马：“李安导演说想到大陆拍戏，又不熟悉大陆环境，很担忧，我说我介绍宝珠姐来吧，有了她你就不用担心制作方面的问题了。”
很快，崔宝珠便成为《卧虎藏龙》的策划，可见虽暂停了“正东”，与武打题材的缘分却未曾终止，因此在《卧虎藏龙》取得巨大成功后，她又于2002年重拾“正东”，与哥伦比亚合作了《夕阳天使》……
【回归：《霍元甲》重拾古装大片】
时至今日，李连杰仍谓：“像《霍元甲》这种电影，我肯认同的说，这是我最重要的作品，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霍元甲》主要是李连杰跟江志强共同投资，但故事是李连杰想出来的，因为他说想拍一位‘宗师’的人生轨迹演变，而且想超脱过去古装功夫片的套路，直到他把整个概念都提出来，才找了编剧去写。”
一番努力后，2006年1月26日，《霍元甲》于两岸三地同时公映，最终仅国内票房便达1.02亿元人民币，是为当年卖座第三高的华语片！
然而，虽然票房不俗，影片却遭来不少舆论批评，皆因观众本抱着“《精武英雄》再现”的心态走入影院，并期待李连杰如昔日“陈真”般不拘言笑、正义凛然地大打“日本鬼子”，岂料银幕上的李连杰非但沉重不堪，结局更死在日本人手上，民族情感方面难以接受云云。
身为监制，崔宝珠对当时观众的反应并不惊奇。“《霍元甲》虽然票房过亿，但严格来说口碑不是太好，可能跟高潮那场中日打擂有关，很多观众对这样的处理方式有意见，这场戏我们之前也是有过争议的，但经过多次讨论后，还是一致决定要这么拍。”
贰。产业制度考：独立公司的运作模式
“正东”作为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初的独立制片公司，却不同于诸如嘉禾旗下的“卫星”公司或由外地片商投资成立的个人公司，反而另辟蹊径，并循序渐进地在市场上赢得票房与地位——换言之，“正东”的产业运作，可谓实现从“寄人篱下”到“独力前行”的模式演变。
那么，没有制片、发行、院线、演艺经纪的产业链，又无片商投资协助，“正东”何以在竞争激烈的香港影坛生存下来？——
【投资制作：与嘉禾的“三片协议”】
崔宝珠：“‘正东’刚成立的时候，片商都不信我们，所以我们卖片花遇上了很多问题。但卖不了片花就开不了戏，怎么办呢？后来嘉禾的负责人蔡永昌先生对我们很好，又觉得李连杰很有票房号召力，答应帮我们，我们把‘正东’影片的发行权交给嘉禾，所以最后双方就订了一个三部片的协议：嘉禾先垫支制作费，卖埠后扣除一切开支，剩下的钱就分给我们。多谢蔡永昌先生帮我们过了这个关，我们得以拍出两部《方世玉》和《太极张三丰》，它们的票房和口碑也都不错，所以片商对‘正东’信心也大了很多，那么从第四部开始，我们就有机会自己去卖片花。”
【宣发策略：代理发行与承包宣传】
崔宝珠：“‘正东’的成立让我比原来考虑了更多，因为要顾及宣传和发行。譬如以前我跟电影公司去拍一部戏，拍完后只要一切后期制作都完成，然后将拷贝交给他们，他们就可以直接给发行部负责，比如卖片这些我们只要在旁协助就够了，但‘正东’本身规模比较小，又没有发行和宣传部门，所以我惟有用其他方式合作。
当时我的做法是这样的：先在香港找一家宣传公司，把片子承包给他们做宣传，但在此之前我们会共同商议方案；至于发行，‘正东’的头三部电影仍是交给嘉禾代理，毕竟他们经验丰富，其他方面我们就给予配合，从第四部开始我们有经验了就变成自己发行，比如拍完后决定各个市场分别卖给谁、香港交给哪条院线上映，操作比较自由。”
【院线放映：戏院档期的优劣取舍】
李连杰：“‘正东’在院线的选择上从来是很弹性的，因为它本身不是‘卫星公司’，所以我们拍完一部片，跟院线谈合作的时候首先要看它的排期。比如说，‘正东’有一部片想在暑期档上映，然后我们可能先找新宝院线，但发现新宝已经在暑期排了一部周润发的电影，那我们这部片再挤进去就没有优势了，然后如果其他院线比如嘉禾肯给我好的档期和足够的戏院，那我们一定会选择嘉禾。然后下一部片，我们想找嘉禾，但他们只肯给我们25家戏院、而新宝肯给我们40家的话，我们当然又回去选择新宝都是随性的，制作商和发行商是一个共同盈利的导向。”
【幕后团队：多年坚持用原班人马】
崔宝珠： “我20年前进内地后最早是跟北影合作的，他们也提供了一批工作人员给我，经过挑选后，所以团队是信得过的。他们在电影拍摄期间，确实有良好的职业素质，很多细节也都精益求精，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对古装历史题材的考究和驾驭能力上，是比我们香港人还要好的。
当然，那时候《方世玉》的幕后团队不全是北影人员，我也另从外面找了一个制片组帮忙，但他们同样不错，所以《方世玉》是集合了一批优秀的内地团队。事实上，有了这一次合作，我对他们都相当放心，所以‘正东’后来拍的几部戏，只要条件允许，我都尽量找《方世玉》时的原班人马，而他们大都也愿意回来，这样的合作维持了很长时间，后来李连杰去好莱坞了，我也留在香港拍本土题材，就有一段时间暂停了合作，直至《霍元甲》再回国内拍，我才重新把他们都找来帮忙，那时候有些美术老师已经退休了。”
李连杰：“ 92年、93年拍《方世玉》的时候，有很多农民工来剧组帮忙，当时给他们25块钱到30块钱一天，而拍戏期间我们每天在现场起码动用一两百多个农民工。2005年我拍《霍元甲》的时候，那些人很多都成了百万富翁，自己带着发电车、灯光车或者摄影助理过来，个个都这行的精英！但他们见到我的时候，都管我叫老板，说：‘老板回来开戏了，你就给我以前的价钱，我们是回来报恩的。’那些农民兄弟，现在都懂得报恩，所以我怎么能不懂报恩呢？”
【版权买卖：分次签约赢长期利润】
崔宝珠：“‘正东’从91年拍到95年的几部戏现在还在卖版权，为什么呢？譬如这些影片卖到各地区的时候，我们跟片商、电视台、音像商这些可能先签不同年期的买卖合同，年期到期后，他们觉得能赚钱，就会过来说‘我们不如续约。’然后又开始谈新一轮的价钱，这次又续约，然后过了又来续约……从来不是一次性的，发行是持续的， 所以正东仍要继续运作下去。
当然，版权价怎么定取决于对方要求，譬如有些人可能只要电影版权，有些人就想‘一条龙’全买下来，所以近年我们更愿意选择后者，因为这样他们容易掌控，而且因为做生意久了，我也会给他们多些优惠，比如在电视台放或者租影碟，都是象征式收一点版权费，不会像过去那样把价钱定得太高太死。当然现在‘正东’影片的外埠版权收入也越来越少了，因为卖了好几次。”
【片商合作：不同伙伴有不同配合】
新峰(杨登魁)
崔宝珠：“‘正东’也跟台湾片商有过合作。当时有个老板叫杨登魁，他想找李连杰帮他拍戏，所以就投资了《洪熙官》，我们收了他的钱就帮他制作，等于是给他打工的；后来《洪熙官》的票房还不错，杨登魁就再找李连杰跟他拍《鼠胆龙威》，但这部片我就没参与了。”
李连杰：“‘正东’成立的时候杨登魁帮过我的忙，《方世玉》他也有份投资，后来我去台湾宣传《方世玉》也是他推动的。《洪熙官》的钱都是杨登魁出，崔宝珠就用了‘正东’的名字给他制作；至于《鼠胆龙威》，我就是只做演员，没有出公司的名字，是台湾那边委托‘王晶(微博)创作室’来制作的，然后你会看到《鼠》的制作公司一家是王晶，另一家就是杨登魁的‘新峰’。”
安乐(江志强)
崔宝珠：“我跟江志强最早合作是《卧虎藏龙》，当时一开始是徐立功和李安共同启动这个项目，也一起筹备了一段时间，后来江志强才加入，然后他再找到我，才变成最后的组合，其实我是后半段才参与的。
虽然《卧虎藏龙》在制作上可能给人的感觉比较偏好莱坞，但我就没有这感觉，因为我都是按照以往的经验统筹运作，甚至影片本身的预算还有些紧张，毕竟华语片当时在美国没什么市场，所以我作为幕后，觉得《卧虎藏龙》在制作条件上跟好莱坞模式区别是很大的。
合作《卧虎藏龙》期间，我发现李安是一个很尊重制度的导演，从来不会让监制头痛，因为他总会提前把几个月的日期表排出来，然后严格按照日期表的时间拍戏，中间可能会有两三场戏不能随预定时间完成，但他第二天也会很及时地补上，总之他是一个很重视‘准确性’的导演，反而在《卧虎藏龙》上我学到不同的制作方式。
后来我还跟安乐合作了《霍元甲》，这部戏主要是江志强和李连杰共同投资的，我也参与了监制工作；不过《杀人犯》就不是我拍，只是挂了‘正东’的名字。”
大地(岑建勋)
崔宝珠：“之所以参与《孔子》，是因为受了大地电影公司邀请，而且我本身跟岑建勋也比较熟。当初是大地电影公司与胡玫导演发展这项目， 岑建勋问我是否有兴趣当监制， 我看过胡玫导演拍的《雍正王朝》，很喜欢这部剧，所以对她很有信心。加上我对塑造孔子这个人物也很感兴趣，所以最后就答应了。
作为监制，《孔子》在筹备之初给我较大压力的是找演员，尤其是找扮演孔子的演员。其实我们一开始也考虑过几个演员，但始终觉得不合适，而周润发是我提议的，胡玫导演最初对此还有些犹豫，我就跟她说：‘不如你去香港见见发哥啦！。’他们谈的非常愉快，最后就达成合作了。”
海外(韩国资金)
当时有一位韩国片商跟我很熟，他来香港买片，他想尝试在香港拍两部小片，我就答应‘正东’负责制作，主要是他来投资。刚好有个导演， 他有一个《邪教档案之末日风暴》题材，我们选用了这个题材， 后来这部片拍完后票房不是很理想，所以第二部戏也没拍成。”
叁。监制执行论：幕后核心如何控全局
“崔宝珠是一个很优秀的监制，因为她向来是帮老板省制作费的，不该花的不花，把钱省下来用在制作上，使得电影水准变得更好，所以你看她制作的电影，如果是一个亿，起码在别人看来是一亿四千万的东西。现在不但是香港，几乎全亚洲都知道，如果拍戏遇上大麻烦，找崔宝珠帮忙准没错！”——李连杰
【概念解读：监制？制片？还是制片人？】
崔宝珠：监制，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定义，是根据不同的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例如有的时候，我想出一个点子或题材，就会去找投资人谈，‘由零开始’，然后找编剧去把这个概念发展成完整的剧本，确定导演，演员阵容。决定制作的规模，拍摄的风格等等。总之是规划大的方向。有的时候是投资人拿着资金找到我，让我去想题材，去帮忙制作。还有的时候是有导演拿一个成熟的剧本找到我，然后让我帮忙融资，筹划整个制作。也有其他的监制，会负责某一方面的事情。例如只负责剧本和创意上的东西，不会去涉及制作和预算。但总之监制的工作都是掌控一部电影大的方向的。
制片和监制是不一样的。譬如《白蛇传说》，开始是我手上有一个故事想拍，我作为监制找公司来投资，找编剧发展剧本，确定导演和主要演员。之后就让我的制片去执行和跟进所有的事情。包括跟进所有人员的合约， 制作拍摄期表，制作具体的预算，选拍摄外景，搭景，跟进拍摄，后期制作等等。
在香港很少用‘制片人’这个头衔，内地可能常常用到。是不是‘制片人’跟我们香港人所谓的‘监制’是等同的概念呢？我不太确定。
所谓“执行监制”，是要就工作范畴而定的，有的监制重心在创意上，所以他们会花很多精力和时间去帮手写剧本，至于选外景、服装、美术这些方面，他们可能会请执行监制来负责。
当然这些不是既定的，最重要还是在于每个人的工作方式不同，毕竟也有一些监制会‘一脚踢’，不请执行监制协助，就连我本人虽然做了很多年的监制或执行监制，但每部戏里我的工作方式都是不同的，因为合作的导演会变，所以我要根据导演本身的风格和拍摄方式决定自己的协助手段。譬如，有些导演对剧本的把控能力很强，那我就只掌握一下大的方向，；但有些导演可能是执行环节比较好，但不习惯加入太多个人创意，而是对我说：‘你先帮我把剧本搞好，把演员找好，其他的我来拍。’那么我就会在筹备期间先将这些方面落实，导演进组后若不满意可以修改剧本，但前提是已经给了他一个完整的大方向，他要做的只是考虑细节。
【现身说法：做成功的制片与监制】
1980年，崔宝珠首次为许鞍华的《撞到正》担任制片。《撞》是为萧芳芳成立的“高韵电影公司”创业作，但她本人虽挂名监制，剧组的许多大小事务仍由崔宝珠负责。
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电影工业开始蓬勃发展，许多独立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几乎所有台前幕后的电影人都可以做老板，筹到一笔资金后迅速拉队开戏，票房成功便继续，不成功便消失。因此，这类公司除在市场上昙花一现，也往往缺乏成熟完善的机制，而“老板”—“制片”—“导演”的关系，遂成为其发展的核心。
崔宝珠：以前监制一般都是老板，因为当时没那么多衔头，老板自己挂个‘监制’的名，再找个制片就可以开工了。所以很多年前我在做制片的时候，上面只有一个老板，他们也不找别人，直接就跟我说：“崔宝珠，我要开戏，你来帮我做制片吧。”然后我要做的就是帮他找演员、找导演、找场地等等，其实本身已经做了一些监制的工作。
《撞》拍摄期间，身为制片的崔宝珠曾有两件“壮举”令剧组上下钦佩有之：其一是在临时工讨薪、银行却关门的“紧要关头”，及时为剧组筹到了现金；其二就是在剧组遭黑社会骚扰时，她亲自带人与对方当面谈判，尽展“女强人”之本色。
崔宝珠：监制或制片带剧组出外景的时候，最麻烦的就是碰上“陀地”(收保护费)，因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回内地拍戏有些敏感，香港又小，去外地又贵，所以有些成本不太大的电影就会到香港的郊外去拍，比如新界、长洲、南丫岛这些地方，《撞到正》就是在长洲拍的。
其实这些地方一直都有很多原居民，所以场地可能是他们私人拥有、或是他们村的共同财产，到那里去拍戏当然要收费，何况他们的说法也不是‘要钱’，而是收一些‘租借费’，我当年拍戏还遇上很规矩的人，也就是由一位村长代表全体村民来跟我们谈在此拍戏每天的收费标准，等到价钱谈好交了钱后，他们还会给剧组开收据，所以这样我们觉得是应该的。
但有时候剧组会遇上一些20出头的年轻人成群结队来收‘保护费’，他们未必是场地的拥有者，却会说‘这是我们的地盘’，然后就威胁不给钱就捣乱、砸道具砸机器骚扰工作等等，我们也试过报警，但警察管不到这些事，往往只能现场勒令他们离开，但警察一走他们又回来，所以我们做监制或做制片的经常要跟这些人周旋、谈判。
《撞到正》后，崔宝珠又先后担任许鞍华执导的《胡越的故事》及《投奔怒海》制片，后者更首次进入内地拍摄，并与珠江电影制片厂合作。作为一名来自香港的制片人，面对并不熟悉的电影机制，她又如何与内地工作人员打交道？
崔宝珠：我记得当时《投》是跟珠影合作，有些幕后工作人员是他们指派过来，比如发型师、化妆师这些，而且我当时听说这些人选定了是不能换的，结果我就跑去跟珠影厂的人谈，提出一定要先跟这些工作人员见面并谈话，觉得合适才予以起用，他们最后也答应了；后来我还亲自跑去广州，从广州电视台处找到了两位内地制片合作，因为广州离香港比较近，有些工作方式会更能协调，好在无论珠影安排的还是自己找的，都让我觉得这班内地工作人员很敬业，跟他们合作很顺利。
70年代后期，香港电影掀起一阵“新浪潮”，由于这批新导演热衷写实风格，影片往往要在室外取景拍摄，这对观众来说固然有新鲜感，却苦了一班监制及制片：必须长期在外奔波，为剧组找到合适的场景，还要拍照回来给导演、老板过目，劳累程度较影棚有过之而无不及。
崔宝珠：香港电影直至70年代，始终是比较喜欢在摄影棚里拍戏的，比如餐厅、写字楼这些都要专门搭一个景出来，只有山水、道路和花草这些才去拍外景，就像我1968年开始在国泰(即电懋)做场记的时候看到的，他们也是不管什么场所，只要在室内，一律搭景。
但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有一批‘新浪潮’导演出来，这种氛围就发生改变了，因为他们都喜欢拍时装片，而且喜欢带着摄影机到户外去拍场景，为的就是打造一种真实感，所以有一段时间我们做制片人的经常要跑来跑去，到处帮他们看景，这可以说是80年代的特色。
到了1991年，我重返内地拍《方世玉》，反而又回到场棚搭景的时期，还记得当时我们是在北京电影制片厂里拍。当然，《方世玉》毕竟是一部古装片，而且有很多打戏，用实景的话可能会弄坏人家借给你的场地，所以我觉得6、70年代和90年代的拍片手法跟现在比较像，因为现在很多古装片、武侠片也都喜欢搭景嘛。
拍一部电影，场景其实也由监制负责，我们会根据预算和导演商量这场戏要用什么景，如果预算足够我们就另外搭一个，预算不够的话可能就有一些场景不必专门设置，用其他来代替便可。当然，对监制来说，实景和场景都不存在谁更好，因为实景你要到处找场地、跟场地拥有者沟通、谈妥价钱和租借时间，会比较累；但场景的话如果真要搭起来成本是很高的，何况监制管着全片的预算，如果超支会有各种问题出来，同样很有压力。
“正东”成立后，身为老板的崔宝珠仍是监制、执行监制及策划面面俱到，但能主导的环节无疑更多，而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身负重任的她也表现得更为谨慎和全面。
90年代，香港电影“赶工速制、快马加鞭”的行业习惯仍未改变，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往往要同时跑多个剧组，或接棒或救火，因此在影片的工作人员名单中，时常出现的“并列”、“特别鸣谢”等现象，便是此制作环境下的产物。
肆。合拍新起步：《白蛇传说》再现“双人行”
《霍元甲》后，李连杰与崔宝珠再次分道扬镳，“正东”也一度归于沉寂，但2011年一部《白蛇传说》，“双人行”的组合又在一霎间让观众回到当年的经典岁月。
事实上，《白蛇传说》虽无“正东”之名，却恰好迎合了当年“正东”创新求变的精神：每当一个题材拍到陈套，就会即刻尝试另一个截然不同的题材，随时给予观众新鲜感，正如此次李连杰在《白》中饰演法海，正是过去未曾尝试过的角色，而“正东”组合首次合作魔幻大片，也将给观众带来另一番新意盎然的转变。
在此，新浪娱乐独家对话崔宝珠，让其讲述参与《白蛇传说》的前因后果。
新浪娱乐：为什么想拍《白蛇传说》？
崔宝珠：《白蛇》的故事是我提议的，当时《孔子》刚杀青做后期，我就想拍一部创意可以天马行空的，然后就选了几个中国古代民间传说，包括“女娲补天”、“嫦娥奔月”和“白蛇传”，但我最后还是选了“白蛇”，因为我觉得“白蛇”对爱情的描写比前两者要浪漫，而爱情题材也是我比较想拍的，所以就形成了一个概念。
在《孔子》后期的时候，我一直在发展《白蛇传说》这个项目，也找过编剧来谈，后来杨子(微博)的巨力公司找我，希望我帮他们拍部戏，我就刚好把《白蛇传说》的故事告诉他，他听完以后也很喜欢，所以双方就定了下来。
新浪娱乐：当时杨子是怎么找到你合作《白蛇传说》的？
崔宝珠：还是在做《孔子》后期的时候，一开始是他通过公司里的人找我，但其实第一次他邀请我的时候我没答应，因为跟他不熟，不知他是一个怎样的老板，但后来他前后三次来找我，就让我觉得这个人很有诚意，而且也有很好的实力，就答应来做监制了。
新浪娱乐：你怎样看待杨子这个老板？
崔宝珠：他是一个很好的老板，拍摄期间他一直都给我很大的自由度，预算也没给我什么意见，当然我自己已经计算方案在先，比如列出《白蛇》需要多少钱包装、特效制作成本要多少、这类题材投入市场能否赚钱这些，都先自己分析审批过了才给他看。
这次合作《白蛇》之后，我真觉得杨子是一个“懂行”的老板，因为过去我不是没有见过那些一开口就问“这部戏你能给我赚多少钱？”的老板，我觉得跟这样的老板合作很辛苦，但杨子不会，他虽然也会看你的方案，但他给你的答复很清晰理性，证明他是懂得电影运作的，所以跟他合作比较舒服。
新浪娱乐：在制作《白蛇传说》过程中你对杨子有什么难忘的印象吗？
崔宝珠：我记得拍《白蛇》的时候是很有压力的，因为当时我觉得这部戏非但可能不赚钱，还有可能会亏一点点，但我跟杨子说了以后，他表示无所谓，毕竟巨力过去拍的都是电视剧比较多，这次《白蛇》可以用一个很大的题材和类型去把“巨力”的招牌推广出去。
新浪娱乐：《白蛇传说》你跟巨力是以怎样的方式合作的？有用“正东”的名字或者包拍吗？
崔宝珠：不包拍，也没有用“正东”的名字，主要是巨力投资，我来给他们当监制，把预算做给他看，他看了之后同意了，我们就可以继续发展下去。
新浪娱乐：你希望《白蛇传说》能给观众带来什么？
崔宝珠：《白蛇传说》是一部很“东方魔幻”的大片，希望通过这部片能让观众更欣赏我们中国古典魔幻的文化精髓，同时也让观众更熟悉流传数百年的《白蛇传》故事，去感受它的唯美和动人。(阿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