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马李灵珊 发自香港
所谓的香港精神，重要的一点就是“打好呢份工”的敬业与务实，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那些沉默的香港影视配角演员，可以清楚得看到这一点，和香港电影曾有的辉煌
8月的香港，和过往的每个夏天一般的炎热而潮湿。四通八达的地铁线像蜘蛛网般延展开来，通向城市的每一个角落，大街小巷簇拥着内地游客，一张张脸上写满的，有初来乍到的好奇，更多的却仿佛久别重逢的熟稔。
《旺角黑夜》、《月满轩尼诗》、《情陷夜中环》、《庙街十二少》，这些港片就是香港最好的导游。站在九龙观塘任意一条街道上，都会油然而生似曾相识的亲密感——仿佛突然穿越于杜琪峰电影的无边的黑夜中，寻找救赎之地；砵兰街和油麻地狭窄的街道里，随时会有青葱的惨绿少年擦身而过，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下一个刘建明(《无间道》主角)。在虽从未踏足却早已烂熟于心的香港街道里穿行，就像是亲手触摸属于一代人的温软的回忆。
以1949年分界，在过去的60年间，香江之畔的这座城市，源源不断地缔造着独属于光影的传奇。早在我们可以亲近香港之前，香港就已用影视剧抚慰、感召并振奋过我们的心灵。少年为小马哥流泪，母亲为大头文心酸，“丁蟹”效应甚至会影响股市。“香港有个荷里活”，几成半个亚洲在某个年代的共识。
站在尖沙咀“星光大道”上，咸湿的海风日日夜夜都温柔地吹拂脚下方方正正的名牌。年轻的白人男孩儿在李小龙名牌前摆出经典的截拳道姿势，口中不忘高喊“Bruce Lee”，刘德华、成龙和周星驰的名牌前永远游人如织，还有黎民伟、张彻、胡金铨，还有林黛、胡蝶、白雪仙。60年里，历数香港影视人沉浮兴衰，总是风流。
他们都是香港影视圈这座金字塔顶上方熠熠闪光的明珠，是主角，是俊男美女，也是大明星。但还有一些人，是“死跑龙套的”，是主角的朋友、父母或者敌人，是建起这座金字塔的每一块砖瓦，他们叫配角。
有些人一演数十年，最终媳妇熬成婆，如鲍起静黄秋生，最终封王封后，是为金牌配角；有些人兢兢业业，演过上百部戏都只有三五句台词，港人称他们为“茄哩啡”，取自英文“Carefree”，意为无足轻重；少数人如田启文能打拼成为幕后重要人物；还有更多人连名姓都无，一概称之为“乜水乜水”(即：“那个谁谁”)，一句“二打六”足以蔽之，要到多年后偶有网友发掘，惊呼TVB有个万年出租车司机，才能在20年后被报章翻出个阮毅雄。
很难忘记李健仁狂挖鼻孔的“如花”，吴孟达的二当家，罗兰的鬼婆，或者是秦沛塑造过的上百个爸爸。总有那么一些瞬间，荧幕上闪现出他们的笑靥，观众会指着大叫，这不是那谁谁吗？认得他们，却总叫不出名字。他们于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960年代，《纽约时报》评价时值蓬勃发展期的香港电影“尽皆过火，尽是癫狂”，这本是一句带有轻蔑含义的玩笑之语，却精准勾勒出了香港影视的真正魅力。正是如此处处张狂到极致，不留余地，不讲章法的香港影视剧，才容得下最奇诡的想象、最出格的走向、最辛辣的讽刺和最洒脱的演绎方式。
相形之下，仍需顾及形象的主角们，还是多了层羁绊与束缚，反倒是这些绿叶们，得以不留一丝情面，不带一分顾忌，用最敬业的方式，“打好电影呢份工”，塑造出一个个经典角色。
所以，这一次，我们把目光投向这些沉默的配角们。
制片厂时代的演员
香港演员，尤其是老演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将表演视为一份普通工作。这本是常识，却因明星制的建立而被湮灭。老演员的敬业与专业，就尤为难得。贵为香港电影金像奖影后的鲍起静，和其先生、知名电影监制方平，都毫无凌人之盛气，为人谦和平顺。年少时做主角，到老来做配角，也毫无不适之感。而聊到兴起处，还会手舞足蹈。
直到拿了影后，鲍起静还是习惯自己化妆，不愿劳烦别人。吴君如见而大叫，“你现在怎么还能自己化妆。”她还奇怪为何不能。摄影师拍照时，雨后山路泞滑，鲍起静自己爬上爬下，毫无怨言，手中的包宁可放在泥地上，也不愿劳烦他人。而与他们同代的邵氏影星如姜大卫、谷峰，也一样极好说话。这或许与他们共同出身于大制片厂时代有关。
成立于1950年代的爱国影视公司“长凤新”(泛指长城、凤凰、新联三家左派影视公司)，与邵逸夫成立的邵氏兄弟公司和电懋共同开创了香港电影的第一个高潮。“长凤新”主打反映劳动人民的影片，在当时风头无二，而随着大陆政治形势越发激进及电懋老板陆运涛辞世，自1960年代始，邵氏的歌舞片、黄梅调片、武侠片及至后来的风月片开创了商业电影制作新纪元。
彼时，各家公司都开有自己的艺员训练班。也自有一班固定龙套，由龙套头来负责，需要时呼之即来，一盒盒饭足可打发。而有台词有戏份，稍为重要一些的配角，却多半出自各家的艺员训练班。
鲍起静与方平就毕业于“长凤新”艺员训练班，接受基本演艺训练的同时，还得下工厂“接受爱国教育”，鲍起静在荃湾纱厂做了3个月纺纱女工，数十年后仍然记得要用膝盖去顶纱布上机器的动作，又在清水湾片场从铺水泥做起，做过配角，再至主角。
同班同学里，有长相千娇百媚的，长相朴实大方如鲍起静的演员，也因为要“宣传左派思想”而获重用。至于邵氏，则更青睐郑佩佩等美女明星，或者姜大卫、狄龙这样英俊又带一丝侠气的男角。拍的电影种类不同，待遇却都是相似的。那个时代的电影演员，多半都住在集体宿舍，出入起居有公司职员照应，标准远不如今日的纸醉金迷。
香港是弹丸之地，演艺业十分发达，从业者多，在竞争激烈又带有明显指向性的情况下，演员着实只是一份普通工作，与其他一般无二。当然，所有演员都存过做主角的梦想，但机遇并不垂青每个人。
午马也毕业于当年的邵氏艺员训练班，演技精湛，却几乎没做过主角。他感叹自己的配角生涯，在竞争激烈的情况下，“跑龙套很正常，能混口饭吃都不错了。我们那时候，也是这样的想法，也想过走红，但没有遇到机会。”他原名冯宏源，当年影片打演员字幕是以姓氏笔画为序，笔画少在演员名单中可以排在前面，观众容易记住。因此他将本名改为午马。由此也可知，为何当年演艺圈中会有很多女艺人的艺名姓丁。
际遇相似的还有邵氏固定配角谷峰，被称为“演得比邵氏两大红星狄龙与张彻都多”的他，擅演反派，演戏不计其数，仍然“演什么像什么”。在同一时期内扮演的角色年龄跨度之大令人咋舌。他演过狄龙姜大卫的平辈、情敌、同志，还演过他们的爹。“既抱着姜大卫被分尸后的头痛哭过，也被姜大卫愤怒地捅死过。”在痴迷邵氏电影的老影迷中，他的每一次出镜都会被人津津乐道，演技有口皆碑。由于常演配角，虽然见证了邵氏的整个变迁，邵氏日后制作的明星系列扑克牌中令人意外地没有他的身影，令人唏嘘。
时过境迁，当年的老演员如今都已洗尽铅华，仍然频繁出现在荧幕上，只是都随着年纪变化而做起了配角。过去十数年香港无线(以下简称TVB)与亚视两家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中，时时都会见到这些出身于老制片厂时代的老戏骨身影。扮演的多为父母或前辈角色，与表演稚嫩的年轻演员一比，更显演技老辣。
鲍起静更是极端，她在出演电影女主角的同年(1979年)，就已成功转型去做电视剧的配角。方平笑称，“内地人说得好听，这叫华丽转型，其实就是调整一下。”她自己则说，“年纪大了，当然要退下来。”甚至连扮演其他女演员最忌讳的母亲角色，对她来说也毫无阻碍。34岁就演《秦始皇》中的刘永母亲，对方只比自己小1岁。她甚至称，自己是在40岁之后，出演《肥猫正传》中的妈妈，才真正明白什么叫做演戏。
转型后的30年间，她签约亚视，在大小银幕上“做”了多个不同的自己。“长凤新”1982年解体重组为“银都”，曾经答应过要养方平和她一辈子的“国营机构”一夜间灰飞烟灭。他们的境况堪比1990年代的国企下岗职工，握着仅有32万的解散费不知何去何从。幸好心态摆得正，“打好呢份工”的30年里，她和方平都重新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他们仍然演戏，只是不再是呼风唤雨的大侠，而是平凡卑微的中年夫妻，或是人在江湖的何去何从。
中年之后，他们不再是电影里的主角，却逐渐成为人生的真正主角。方平成为香港电影圈金牌监制，作品包括《窃听风云》、《新宿事件》、《老港正传》。鲍起静则是演戏生活两不误，在亚视的电视剧里令人印象深刻，去年更是重做主角，凭《天水围的日与夜》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当然，他们还出现在许多电影中，比如《无间道》、《月满轩尼诗》或者《兄弟》。几分钟的戏份，几个镜头带过，无关其他，只为乐趣。
相似的还有姜大卫，在两年前的TVB台庆大戏《珠光宝气》里，他演3个成年女儿的父亲，怯懦软弱暴露无遗，一点都看不出当年那个浪荡儿的影子，和他的哥哥秦沛，或是岳华、谷峰一般，不求名利，但求开心。
他们都已经体验过了香港影视圈的高潮低谷。配角或者主角，如今对他们来说亦无分别，重要的是仍在这个熟悉的光影世界中工作，造着那些银色的梦，上演着别人的喜怒。这是他们一生的事业。
艺员训练班的浮沉
电影《喜剧之王》里，周星驰扮演的尹天仇被人暴打却一动不动，只因在戏里，“死跑龙套”的他是一具尸体，而“导演未喊卡，当然不能动”，这才是一个演员的自我修养。观众在银幕前哈哈大笑，却鲜有人知，这是真事。不过并非发生在他身上，而是与他合作十余年的好搭档田启文的故事。在拍《九品芝麻官》时，周星驰用夹子夹弄田启文的要害处，扮演死尸的田启文一动不动，直至导演喊停，周星驰问田启文会不会痛，田启文如是回答。日后，这一桥段被用在了《喜剧之王》中。
同样是真事的还有周星驰总是不肯死的桥段，在1983年版的《射雕英雄传》中，周星驰还是个角色小到可以四度出场而不被人发觉的小龙套。他向导演提议“我挡一下再死吧”，却换来了“话不要那么多”的呵斥。
若干年后，那部《射雕》被网友们饶有兴味地一帧一帧滤过，演兵将的周星驰、刘德华、梁家辉，演侍女的刘嘉玲、演乞丐的吴孟达，演道士的黄秋生，演渔夫的郑少秋，演村民的吴镇宇……名单还可以继续列下去。如今呼风唤雨的大明星们，都曾是无线电视剧里不起眼的“死跑龙套的”。而《喜剧之王》，则成了周星驰怀缅光辉岁月，向不屈不挠的香港影人致敬之作。剧中种种情节，由田启文说来，就是“都是真事，不是我们的，就是听来的。”
周星驰和这些香港影视圈未来中坚初出茅庐的岁月，正是邵氏电影公司没落、嘉禾如日中天、新艺城兴起与TVB壮大之时。而伴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彼时的香港影视圈也在等待机会。
1980年代，香港影视圈真正的大时代终于出现。香港在两岸三地率先建立起了真正的明星制和电影工业化制度，并通过标准化模式的操作，辅以商业包装宣传手段，以类型化电影出击，在全亚洲乃至世界范围内卓有声名。
随之兴起的成龙、周润发、周星驰、刘德华、李连杰、梁朝伟，是真正意义上的巨星。成就他们的，是机缘，是时代，也有他们身后的一班演技炉火纯青、收放自如，又舍得自己来尽皆癫狂的配角们。
和周星驰一样毕业于香港无线电视艺员训练班的，还有自1970年代起至今的数百位演员。承继邵氏艺员训练班，艺员们大多在此训练演戏、形体、理论，再由龙套做起，熟悉影视圈的前前后后。这里走出了周润发、周星驰和无线五虎，还有吴孟达、李子雄和吴君如。在这里，所有演员无一例外，都得从跑龙套开始，一般演员要跑两三年龙套，才能有望演出配角，而能否演主角，就要尽人事听天命了。1976年的周润发，给伍卫国跑过龙套；1980年的黄日华，给周润发跑龙套；1983年的周星驰，则给黄日华跑龙套。周而复始，如是循环，造就着无线电视和香港电影一代又一代的演艺人才。
更早之前，还有另一家电视台丽的电视(亚视前身)所开办的艺员训练班，如今的无线“阿姐”汪明荃就出自于此。其后的亚视训练班一样培养出许多影视人才，万梓良、何家劲、江华等人莫不如是。某段时间的香港影视圈内，大多数有名有姓的配角主角，都来自两家电视台所开办的艺员训练班。
日后凭借演配角，光芒甚至盖过主角的黄秋生，当年也出自亚视训练班。1985年出演电影《花街时代》后，他自觉演技不够水准，第二年考入香港演艺学院，成为该校第一届毕业生。他的同班同学共有13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张达明，日后演电影、做编剧，自编自演自导的舞台剧居香港翘楚。时至今日，他们班上仍有11个人从事演艺工作。
张达明最早只是因为做演员能“沟女仔”而对剧场表演产生兴趣，但学习严肃表演之后，却真的生发了对表演的兴趣。毕业大戏，他排的是契诃夫的《樱桃园》，在美国进修后，对standup comedy，performance show等先锋舞台艺术有了更深的心得。排一台舞台剧《长河之末》，更是演艺学院15周年院庆重点大戏。
但在严肃表演外，他也出演了上百部香港电影，也一样时不时在无线电视客串一把。他是猥琐的市井小民，是好色的皇帝，也是能言善辩的状师。做惯了高雅艺术，他也并不排斥看似低俗的角色，“一个是事业，一个是职业，job不等于Career，我分得清楚的。”好朋友杜国威也劝过他，趁还年轻，尚有市场，利用电影电视剧来赚钱，待到年老，再追逐自己喜欢的舞台剧。他“听了一半，也算没听一半”。拍拍电影，也做做舞台剧，用商业的钱来支持艺术追求，两不耽误。
在舞台剧里，他可以做主角，但在电影里只能做配角，他安之若素。“片商都是很势利的，你演得好，但红不起来，卖得不好。自然做不了主角。”所以从《天若有情2》到《志明与春娇》，十几年过去了，每年他的名字都会出现在七八部电影中。即使在香港电影最艰难的2001年，他都拍了11部戏。走出片场，走出“日夜颠倒，只能在车里睡觉，什么事儿都不能做”这种让他很不喜欢的电影拍摄生活，他还是香港首屈一指的舞台剧专业演员、导演和编剧。
而他的同学黄秋生，则在无线电视从龙套一路演到重要配角，再在各种B级电影里出演杀人狂魔或变态者。在各种角色间游刃有余，他能演出《无间道》里的疲惫与挣扎，也能在《Laughing Gor之变节》里成为不多的亮点。是个“永远都会盖过主角戏份”的配角。他甚至放言，“没有不好的角色，只有不好的演员。”
也许这句话，对吴孟达同样适用。他被称为“香港电影圈最贵的配角”，身价甚至超过许多主角。同样出自香港无线艺员训练班，同期的周润发日后成了“发哥”，他也成为了影迷心目中的“达叔”。若干年后，他可以笑着回忆当年，“毕业前，我们都在剧组跑龙套，那时我都有台词了，周润发还在后面当布景。”
做配角做多了，吴孟达甚至做出了心得，明白配角定位只是配合主演。“一部电影90分钟，给配角的戏不会超过20分钟，后来明白做人比演戏更重要。比如四大天王是4条鱼，我熬的鱼汤就会是4种味道。鱼汤味道好不好，关键在于配料。就像四川最出名的火锅一样，主角都是一样的虾啊、肥牛啊，但怎么样才好吃，就讲究汤味了，配角就是那锅汤，看各人有没有秘制配方，我就和成奎安、午马、黄秋生的配料不一样。”
和演戏保守、形象要求正面的刘德华演戏时，吴孟达会选择收敛的诠释方式。而和周星驰配戏时，在需要观众笑起来的戏之前，吴孟达会早早开始夸张烘托气氛，让观众情不自禁地大笑。他说，“看这样的喜剧，观众的身体应该是慢慢往前倾的。”这种对演配角的精准揣摩，也让他成为身价远超许多主角的香港最贵配角。
同期的知名女配角里，还包括吴君如和苑琼丹，分别出自无线与亚视训练班。一个是洪兴十三妹，化着夸张的妆容拿着砍刀穿行在砵兰街上；另一个则是石榴姐和老鸨，张着血盆大口，扮丑作怪毫无避忌。苑琼丹说，“丑就要做到最丑，不能保留丝毫的美，我觉得这也是在追求完美”。石榴姐一句“我只不过是尿急，抖了一下”的台词，逗得众人大笑，苑琼丹却为了这样一个“抖了一下”的表情，试到脸抽了筋。
“千美易寻，一丑难得”的影视圈里，有如此至情至性的女演员，不能不说是香港影人的幸运。
出自训练班或演艺学院的演员，无论演技如何、地位如何，共通之处就是敬业。即便日后从小荧幕走上大银幕，也依然恪守本分。8月底的香港奥海城，一个无线新电视剧宣传活动正在上演——数十位演员无分角色大小，统统身穿厚厚古装、头戴重重霞冠、化着浓妆出场，其间始终保持嘴角笑容弧度不变，前后左右的阿婆小孩均照应得当。
宣传活动结束，配角们即刻自行换装，拎上袋子，便回复正常生活。路上偶有师奶认出，打个招呼也就罢了，鲜有人要求合影签名，即便签了，也都以握手拥抱作结，仿似兄弟姐妹般自然。
即便是戏里的主角，也丝毫没有明星架子。他们距离那些艺员训练班的前辈，那些在大银幕上呼风唤雨的大明星，还相去甚远，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无论是TVB拍戏，还是所谓的“大制作”，演员们都是按照通告，“到点上下班”。在无线的将军澳影视城里穿行，吃食堂，自己化妆，下了班，还有凡俗生活需要料理。
在这座只有两个免费电视台的城市里，谁不和一两个演员沾亲带故呢？又有几个人是真正的巨星呢？演戏，只是一份工作；名利，只是这份工作的附属品。“做好呢份工”，是每个人无需再提的格言警句。
两名在戏里饰演侍女的小配角笑着携手离去，没人注意到她们。但谁又知道，在发达的造星工业里，她们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林青霞或张柏芝。当然，更多的可能性是成为无线电视数千名艺人中默默无闻的一员。跟着固定的监制拍片，一年开工两三部戏，衣食无忧，但也仅此而已。
只是未来，有谁说得准呢？
本土配角的消逝
上世纪最后20年，香港影视行业和经济一样发展迅猛，艺员训练班培训的艺员数量远不能跟上行业所需。大批黄金配角发迹于此，他们或是主角们的发小或亲友，与演艺圈的风雨休戚相关，机缘巧合下入行，如周星驰的好友“如花”李健仁；或是自小醉心于此，长大后苦苦寻觅机会，终于从龙套一路打拼到在圈中拥有一席之地，例如田启文。电影工业曾经成就了他们的梦，于是反过来，他们再成就更多人的梦。
13岁那年，田启文看了部电影《五毒天罗》，被大银幕上的变幻深深吸引，开始想方设法加入娱乐圈。他没有试过报考无线训练班，没有相符的履历，年龄也不符合。而且，“无线训练班都是俊男美女”。遵从家人愿望做厨师后的他，有机会就讨好来吃饭的演艺圈人士，希望由此入行。对方利用了他，却甩下一句，“带你进这个圈不难，让你留下来才难。”就此作罢。憋着一肚子气的田启文索性由丽的电视的龙套演起。入行数年后，才反应过来，对方说的话，委实是句真理。
第一次拍戏，《十大奇案》。本来是个毫无台词的龙套，田启文因为呆等一天而心情烦躁，副导演走进休息室问，“有没有人懂说话的？”生气的他随口回一句——“又不是哑巴当然会说话。”下一秒钟，两张有台词的纸塞进他怀里，还有副导演的恐吓，“说不好有你好看。”
龙套变成了一个酒店服务生的台词，出乎副导演和田启文自己的意外，一个长镜头一次过，导演赖水清很是满意，难得有龙套演戏自然不造作还会念台词，索性留了他的电话，表示下次拍戏还会找他。
田启文自己想，演得自然，全是出自生活经历，做服务生和厨师，都要看人家脸色。不过是“本色出演”。
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他索性加入了丽的电视，3年时间，每年拍的电视剧都不下100集。家里穷，只有一把电扇，还得烧水洗澡，他索性带了个睡袋睡在有空调、地毯和热水器的片场。日子长了，发现演龙套的日子不靠谱，“今天这个戏你演了一个小人物，只要有一句台词，后面的你就不能再做了。我就开始挑角色，有发挥的才能在镜头里看到我，要不然就躲，不让镜头take到，这样才能有更多工作机会。”但这始终不是长久之计，跑龙套始终是被动的工作，“要个老人，要个女的，要个小孩我都不能去，不能创造机会。”
值夜班的剪辑师灯光师困得发慌，他就去和人家聊天，听他们骂导演，怎么能这样拍；骂演员，走位应该这样走才对。没人教，就自己看和听，一点点记在心里。数年之后，终于有机会从龙套晋身演一个弱智青年。为了追求效果，导演决定在暗处架设摄影机，让他扮作弱智青年冲进超市偷东西，来营造最真实的效果。
“我就冲进去啦，没想到跑出来外面有警署，呼啦啦冲上来几个警察，拿枪对着我。我吓得要死，还要保持继续演。后来他们告诉我，幸好让我举起手来我真的照做了，要不然他们就开枪了。”
这件事上了香港新闻，戏上映后他的牺牲终于得到了回报。他不再是走在街上默默无名的“死跑龙套的”，人人都会指着他说，“这不是那个傻子么？”
而在遇见周星驰后，他和林子聪、李健仁、罗家英等人一样，因为周星驰电影，而以配角的面目为整个华语区的观众所熟知。这个绰号“田鸡”的瘦小男人，是《九品芝麻官》里的痨病鬼，是《行运一条龙》里的茶餐厅伙计，是《少林足球》里的三师兄，也是《功夫》里的师爷。他说，“我从来没想过做主角，重要的是参与这个行业。参与这一行之后，就发现要面对现实。主角是一个虚衔，真实的是你有没有市场价值，有才能当主角。主角有卖钱的，有自己掏钱的，还有些是老板要捧你。真正的主角是恰当的，有这个能力，又让人家信服，才能坐这个位置。”
和田启文比起来，还有更多的配角，是真正的草根英雄。他们是路人甲、茶水小弟、政府官员，也是出租车司机。57岁的阮毅雄的工作就是出租车司机，1988年起，他就在TVB剧集里开始客串自己的本职工作。从《义不容情》到《珠光宝气》，他始终是微微左侧着脸，对着镜头微笑，台词从“你以为是在拍戏么？”到“你到大埔去？”通常只是一句话的分量，却一演就是22年。
在阮毅雄看来，自己根本就不算个“角色”，22年里，他看着无线电视台的一线小生由黄日华到欧阳震华再到林峰，他从黑黑胖胖的“的士小哥”，到了两鬓斑白的“的士佬”。不变的是好心态——“我这算拍戏么？我没有受过训练，我有自知之明，所以想都不会想(成名)。”“做好呢份工”的心态，不仅仅体现在做配角，也体现在做出租车司机。
或许，像阮毅雄这样的草根配角“二打六”，未来会渐渐消失于香港影坛。97金融风暴后，香港影坛一蹶不振，两大电视台只剩TVB仍在坚持制作新戏，亚视已然停工3年。而随着政策开放，为了寻求内地市场，越来越多的香港影人选择进军内地——一位内地电影记者说，“要找香港电影演员？到北京和横店去都比在香港多啦。”
已经很少有独立演员存在，大多数演员都选择签约某家电影公司，或是与TVB签约，形式多样，可以是“部头约”，也可以是“长约”。“不这样很难活下去吧。”方平说。而鲍起静和田启文也都承认，现在的境况，对于香港配角来说，是“远不如以前了”。
在和内地演员的竞争中，他们也处于劣势。在近10年的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的评选中，获奖者只有一个张柏芝是年轻的香港演员。除此之外的惠英红、鲍起静都是老树发新芽，内地的周迅等强势抢滩。而最佳男主角虽然仍有香港人的面孔，但却都是些20年前就已活跃在影坛的人物。
“很难有新鲜人再出来。大家都爱用明星，以前有艺员训练班，还能够再捧一捧新人，现在中生代演员和新生代都太少了。”方平说。为了内地市场，这几乎是必然的牺牲。香港电影想要在国内顺利上映，除却一大堆繁琐的审查，还必须有内地演员参与。不管这些内地演员是否在香港电影中表现得格格不入，他们都必须存在。像陈道明在《无间道3》中一样的违和感，还时时存在。而人工更便宜的内地配角，毫无疑问拥有更广大的市场和更强大的竞争力。
更严重的是幕后班底的萎缩，现在最流行的制作模式是香港导演+港台男演员+内地女演员+内地市场和制作班底。化妆场务这样的幕后角色，除了那些业已成名的大师，几乎都要北上“求碗饭吃”。在这样的境况下，那些土生土长的配角们生存艰难，自是不在话下。
他们也开始自寻出路。张达明坦言，在同样的条件下，他现在更青睐去内地拍片，因为内地的观众群更多，市场前景也更辽阔。13亿，听起来就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数字。不过，在同样的条件下，“哪个给的钱多我就去哪个咯。”他很坦诚，坦诚本身，也是敬业的一种表现。拿一份钱，就出一份力。
而内地“奇怪”的电影审查制度，也让香港影人很无奈。他们不是不想拍出好片子，但很多时候，这不是个人力量能够决定的。“你知道吗？最近有部刚上映的片子，里面有一句台词叫‘房中术’，审查部门要他们删掉。因为这个听起来像是‘防御中国的招数’。”田启文两手一摊，“还有什么‘五体投地’不能出现，因为这影射民族宗教！”
在处处都是禁区的情况下，香港影人开始艰难的自我审查。那个“尽皆过火，尽皆癫狂”的香港电影黄金时代，或许真的一去不返。而留给那些在那个时代里演尽了三教九流、看惯了世态炎凉的配角们的发挥空间，也自然不复存在。
他们有些人离开了光影世界，做起了生意；有些在无线电视台每年都要开拍的数十部肥皂剧里，演起了家长里短却得心应手的婆婆妈妈；还有些则投身了内地博大的影视市场，在永远只“宣传忠君爱民”、重复了30年的喜剧段子仍然乐此不疲的古装戏里卖力地跳上跳下，被所有娱乐记者和现场工作人员传颂着“香港演员都很敬业亲民”的佳话。
无论做什么，对他们来说，都只是“打好呢份工”而已。反正，没有烂角色，只有烂演员。(感谢魏君子、简芳、徐庆华对此文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