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界领军人物 自述创业史 经典产业模式 独家大曝光
《新航标》第三期 独家对话吴敦、朱延平
出品：新浪娱乐
制作：娱乐策划部
监制：萧牧
主编：魏君子
本期责编：竹聿名 赵静
摄影：郑福德
长宏破浪 台湾商业电影30年
台湾金马奖刚刚落幕，小成本文艺片依然是宠儿。不必惊奇，这是台湾电影多年的传统，正所谓：“不文艺不成活”。但问题是，任何地区的电影业都应该有商业和文艺两极，具体到台湾，文艺这边大师云集，商业那边——30年来只得一个朱延平和坚持投资制作娱乐片的“长宏”吴敦。
这就是台湾电影30年来的现状，文艺片大行其道，商业片香港好莱坞先后领风骚，台资港片不少，本土制作寥寥。即便如此，长宏还是缔造了一系列商业神话，《新乌龙院》大破台湾票房纪录，《旋风小子》在内地广受欢迎，培养出林志颖、金城武、徐若瑄等本土明星……
近20年来，吴敦掌舵的长宏屡出奇招，借力港星，进军内地，影视双栖，经历过台湾电影最艰难的时刻。近年随着整个中国电影市场逐渐抬头，台湾电影也迎来曙光。值此之际，长宏投拍台湾有史以来成本最高的商业大片——《刺陵》，其继续高举商业大旗的气魄，与金马奖延续文艺口味的气质，共同构成了台湾电影的完整格局。
本期《新航标》独家对话长宏总裁吴敦、《刺陵》导演朱延平，为您讲述“辅导金”笼罩下的台湾电影，解读长宏打拼业界的七大利器，揭开传奇人物吴敦的从影秘史，探秘台式商业大片《刺陵》的卖点噱头……
文/魏君子
目录
吴敦，一个注定被写入历史的人，而且不仅仅是电影史。
吴敦1949年生于台湾，从小叛逆不喜上学，1965年正式加入了江湖组织竹联帮。江湖生涯，他一路追随陈启礼，成为患难相共的兄弟。
许多人都以为吴敦是90年代出狱后才做的电影生意，其实不然，吴敦入行甚早，上世纪70年代他就进入电影圈做制片。第一部挂名的电影是《金榜浪子吴政辉》。那时候，他岳父家邻居赖慧中副导演，知道吴敦认识一些电影圈朋友，就怂恿他一同拍片，题材是蒋介石奖励过的监狱考试奇才吴政辉，正愁无正事可做的吴敦一拍即合，两人连忙找资金拿版权拍下了这部电影。就这样，赖慧中第一次当上了导演，吴敦则第一次正式挂名制片。
当然，他这个制片和一般的制片稍微不一样，“以前在台湾电影蓬勃的时候，很多影人到台湾拍大片都找我做制片，像张彻来拍《忍术》就请我去，还有鲍学礼、刘家昌他们到台湾去也指名要找我。因为那时拍戏过程中蛮多问题，像有些势力会干涉，抢演员很厉害，而我过去背景比较复杂一点，所以他们就来找我去解决这些问题。”
上世纪70、80年代，港台黑帮势力渗透电影圈严重，在那个欺行霸市的时代，太过老实不懂潜规则都难以生存。因此，早年混迹江湖人称“鬼见愁”的吴敦大受导演欢迎，他在片场扮演所谓的“武力制片”角色，其主要工作就是与其他的电影公司抢轧戏的演员，许多当红明星都是靠他带人拿刀去拍戏现场把他们抢回来，“不过武士刀只是当做道具，通常只要我到了现场，演员就会乖乖回来了。”
师出名门
进入电影圈令吴敦引以为豪，但有人却认为他根本很业余，这个人就是导演蔡扬名。蔡扬名是如今台湾偶像剧名导蔡岳勋的父亲，他年轻时追随大导演张彻作副手，后回到台湾发展，执导《大哥大》等影片，成为有名的社会写实片导演。“蔡扬名是我的师傅和启蒙者，当年我就是他一手带出来的。我进了这个圈子以后，蔡扬名就跟我说：你真的想做电影？我说：千真万确，很感兴趣。他就说：那你到我公司来做专业制片，我教你。后来我就在他公司待了好几年，拍了很多电影，也开始掌握了整个电影制作的技术。当时蔡扬名有三个徒弟，我是其中之一，包括朱延平也是。不过他们走导演路线，我走制片人路线。”
80年代初，蔡扬名化名为“欧阳俊”，所执导的几部电影，如《快乐英雄》、《望子成龙》、《女性的复仇》等都是吴敦做的制片；随着在业界声名远扬，吴敦越发受到了外面电影公司的追捧，大导演张彻来台拍《五遁忍术》、王时政拍《黑色大亨》、郭追拍《荡寇英雄传》、刘家昌拍《圣战千秋》等，都是找他做的制片。
在蔡扬名的教导下，吴敦由一个凑热闹的外行成为了内行。这么多年来，他与别人谈起电影，都毫不掩饰的称自己为“专业的电影制片人”。他很重视“专业”两个字。
为此，不免有些看不起现在的制片，他认为自己那一代特训出来的制片，什么都得会，和现在的太不一样。“我现在就可以做副导演的工作。以前有一次曾经跟副导演闹得不开心，然后他就走了，结果第二天早上回来他看到拍完的东西，就问：这是谁弄的？我说：我弄的……我们在训练的过程中，就连场记表都要看，整个电影方方面面都一定要清楚，不是说像现在的制片人那样跟工作有些距离。”
谈起制片，吴敦总会变得滔滔不绝：“好的制片人还可以看出导演的问题，当然有些超级大的导演往往有自己的风格和成就，这就没办法干涉，但如果是一般的导演，他是否有缺失或者其他的不足之处，一个很出色的制片人就能知道。制片人不是你准备了多少钱就可以做的，你要从题材到拍摄、出路、市场、宣传等等该怎么做都要考虑，然后去想怎么结合起来。”
八十年代初，吴敦电影制片正做得火热，但他另一个身份——帮派大佬——却让他几乎断了娱乐圈之梦。1984年，江南命案震惊世界，吴敦回到台湾不久被捕，他与陈启礼被判了无期，后来种种原因下减刑，六年后他得以出狱。新获自由的吴敦宣布重操旧业，甚至成立他自己的“长宏影视”公司，开始新的航程。
竹聿名、木雕/文
吴敦掌舵的长宏公司，领航台湾商业电影多年，在台湾电影最风雨飘摇时能全身而退，在市道转好时又能及时杀回，自有其独到之处。
归纳起来，长宏有七大利器，正是凭借这七大利器，这几十年来长宏公司才得以乘风破浪无往不利：
壹 流星锤：借力港星 杀出血路
长宏成立于1991年，创业作是《五湖四海》，光看名字就知道是江湖片。“那时候刚刚回来，我想拍电影肯定没有问题，就凭关系把6个影帝统统请来，邓光荣、柯俊雄、王羽、罗烈、郎雄等等，但后来一看，这6个人加起来快400岁了，我就突然一下子惊醒。因为有6个影帝的号召力在台湾票房不错，但出了台湾，观众一看是老先生、老太太在谈恋爱，那谁要买你的？”
卖埠失利的吴敦，痛定思痛，经过一番分析他祭出第一个撒手锏——签约当红港星，借力打力，“台湾电影那时候刚刚摸索，我又没有钱，所以借了1千万港币回到香港，找了我一个好朋友张国忠(艺能老板)拍了一部戏，刘德华演的。后来赚得100万港币，我就在香港花这笔钱签了10个香港演员，把张曼玉、张学友这些一网打尽，都是先签合约、先付定金、不谈档期，然后组合拍成一部一部电影。”100万签十位大牌明星，这多少有些天方夜谭的事情，吴敦还是做到了。吴敦口中的电影是1992年由刘德华、王祖贤等人领衔主演的《庙街十二少》，此片星光璀璨，甚至向华强都卖面子来客串，从此开启了长宏与香港巨星合作模式，之后的长宏作品《异域》、《追男仔》、《新流星蝴蝶剑》、《神经刀与飞天猫》……皆处处可见巨星如梁朝伟、张曼玉、张学友的身影。
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年代，香港明星只要有点名气就能卖埠，因此非常抢手，能签下他们就相当于挖到了金矿。吴敦利用他的人脉关系签下了众多香港影星，可是，由于平时过于低调，结果还闹过笑话，“当时跟杨紫琼合作拍《新流星蝴蝶剑》，后来大家参加影展，我就跟她坐在第一排，在聊天，后面坐了很多香港女星，她们就用香港话问：‘那人是谁啊？都没有见过？’杨紫琼就说：‘啊，这是你们老板啊！’她们都不记得我。”回想这一幕吴敦有些苦笑，他说：“我从不跟演员罗嗦的，我付你这么多，你外面该拿多少钱拿多少钱，不要在我这儿涨价就行了。而且我拍戏也不一定要你现在就给我时间，你空下来的时间我来拍就行了。所以长宏才有很多港星参演的片子，而且长宏自己也发掘、培养了林志颖、徐若瑄这些。一路走来，在那个时代算是一个成功。”
正如流星锤，舞动长绳借力打力，威力无穷；但弱点是招式繁琐，适合单人对决，不利于长期行军打战。长宏虽然签了众多当红港星，但由于资金有限，只要本土市场、东南亚卖埠稍微缩小，就无力应付港星日新月异的片酬。因此，在93年拍摄《追男仔》、《新流星蝴蝶剑》之后，长宏就再也没有启用一线港星做主角。
贰 连弩箭：题材多元 冲破封锁
台湾文艺片天下一绝，人才辈出佳作不断，但苦衷却是——即使国际导演侯孝贤等，也没法依赖本土市场收回成本，“台湾电影界一直盛产文艺电影然后去拿奖，都是这个样子。”吴敦说：“若希望在影展上成功，题材就常常要特殊，比如说探讨人性的问题、行为方面的问题，当然还有探讨同性恋的问题——好了，结果台湾导演统统往同性恋方面走，记得有一次在影展上还被别人开玩笑地问：台湾为什么那么多同性恋？所以我就在报纸上骂，觉得伤风败俗，毕竟这样拍法会让别人以为台湾是‘同性恋之都’嘛！骂完以后，他们说我是‘前辈讲话’，然后又说‘前辈讲话不要跟他计较。’”
伴随着台湾文艺片在电影节上的披荆斩棘，在台湾就逐渐形成了一个牢不可破的文艺片封锁。拍商业电影就变得压力巨大，朱延平告诉我们：“很多记者或者影评人都跟我讲，朱延平我对你太失望了，你以前拍点商业电影就算了，你现在这么有知名度，这么有钱，还在拍堕落的商业电影——他们把商业电影认为是堕落。在台湾卖钱是罪过。”后来台湾电影工业困境，政府开始补救，出台了辅导金政策，但受益也是那些文艺片导演们。由于电影不卖座，一些导演就从辅导金里扣除“导演要赚钱，辅导金给1千万，电影拍8百万，留2百万生活。拍的片子最便宜，没什么场景，房间里拍一拍就行，就是以前的餐厅版电影。”对于这些为了国外拿奖的“艺术”电影吴敦毫不客气“辅导什么不好，辅导这种电影。”
吴敦头痛台湾的电影环境，但没有屈服，他从成立长宏之初就坚决不移的走商业电影之路，而且题材非常多元化。有江湖题材的《庙街十二少》，长宏得以绝处逢生；有搞笑喜剧《追男仔》、动作片《新流星蝴蝶剑》，成功地将林志颖送进大银幕；有情色电影《天使心》三部曲，让徐若瑄惊艳走红东南亚；而朱延平组合释小龙及郝劭文两位小童星推出的《乌龙院》系列、《中国龙》等片更是成绩不凡，突破新台币两亿元……长宏连番出击，连破纪录，成功突破台湾文艺电影的怪圈，造就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趣味回忆。
谈起当年突破台湾文艺电影封锁，吴敦忿忿不平，当然现在好多了，因为辅导金改革，连他也获得了赞助。“现在才知道改变转为以商业片为主，所以我这次《刺陵》也得到台湾政府的辅导金，《大灌篮》这些都有，表示台湾方面已在转变。但是转变的程度会怎么样？是不是过两天又被艺术性的导演攻占了？但这也不能怪他们，毕竟他们也要生存。”
长宏连发数箭，算是冲出台湾文艺封锁。但题材多元、百花齐放的背后，却是“粗制滥造”的质疑，无法真正占领市场，扭转乾坤。只能靠新鲜题材赚足银票，如《笑林小子》、《魔鬼天使》等，却始终无法令公司规模化壮大。可以说，长宏取胜于“新”字，却内伤于“粗”字。
叄 双截棍：黄金搭档 商片冠军
朱延平是长宏一大法宝。
朱延平有台湾王晶之称，无庸置疑的台湾商业电影之王，吴敦说：“朱延平在台湾是喜剧的泰斗，当时真的拿枪威胁他拍电影的一堆。”在最繁荣的黄金时期，朱延平不仅仅让各位老板赚足了钱，也捧出不少当红明星，而其中，尤以他和吴敦的合作影响最为深远。
多年来，朱延平与吴敦即为情同手足的师兄弟，又为推心置腹的搭档，近20年来合作的近20部电影，涉猎广泛，动作、喜剧、情色、黑帮、战争，只要是卖座的都一网打尽，《逃学外传》、《九尾狐与飞天猫》、《新乌龙院》票房出色，远销东南亚。一个出钱，一个卖力，堪称台湾商片黄金搭档，“一路走来，我们两个合作也是吵吵闹闹，他有他的长处、包容和成绩，我也有我的长处和市场观，所以两个结合才是完美的。” 两人结合的结果就是屡破台湾电影票房纪录。“陈可辛跟于冬，冯小刚跟华谊王中军，都是很特殊的合作，也是很成功的范例。我跟朱延平也是这样子的。一个好的导演一定要有好的制片人配合，一个好的制片人也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导演配合，这样才能做出像样的电影，在市场上才有好的成绩。”
这些都是前尘往事。经历过风风雨雨后，吴敦非常看好现在的华语市场环境，他决心投巨资制作“台湾大片”，认为这是台湾电影的出路之一，而搭档朱延平自然成为他内地做大片的第一人。吴敦说：“我跟朱延平是好朋友，又有师兄弟的情谊，彼此蛮合裁，而且他跟我合作的电影没有败过，都有很好的成绩，别人讲我们两个分开不利，往往合了才能双赢。所以我们《大灌篮》之后再合作《刺陵》，也基于这个原因。”《大灌篮》票房过亿，朱延平成为第一为跻身内地亿元俱乐部的台湾导演，吴敦朱延平再接再厉开拍野心更大的《刺陵》。吴敦很享受他与朱延平的合作，“我们见了面就是好朋友。还可以继续合作，有很宽广的空间，即使最后老了，也有晚年的作品和成就出来。”
朱延平则是这样看搭档吴敦的：“《刺陵》这个戏其实是我这一生拍过最大的一部电影，真的要谢谢吴敦先生，他肯投资这么多的钱把台湾电影做大，不容易，很多台湾有钱的企业家，比他有钱千百万倍，但都吝于拿钱出来拍一个好电影。吴敦也没有很有钱，但他接连拍台湾最大成本的电影，这是他可爱的地方。
二十多年来，长宏最卖座的十部片子，大部分都有朱延平参与，由此可见长宏对朱延平的依赖。但反过来说，虽然吴敦与朱延平推心置腹，可是，单有一个朱延平是远远不够的，这也是为什么长宏没能壮大的一个原因——长宏还需更多幕后人才。
肆 金刚盾：培育新人 保航护驾
长宏对台湾甚至整个华语电影的一大贡献就是培育了一堆新人，像大家熟悉的林志颖、金城武、徐若瑄、释小龙、郝邵文等都出自长宏。“我做了几个成功的例子，首先林志颖是成功的、徐若瑄也是成功的，还有郝邵文、释小龙都是。以前对新人都是不遗余力的。”当年一夜走红的歌坛小旋风林志颖，进入大屏幕拍的是王晶的《追男仔》和朱延平的《新流星蝴蝶剑》，幕后推手正是吴敦，而且两部戏林志颖桥段还是他亲自特别设计的，“像《新流星蝴蝶剑》，当时古龙的小说里面并没有“小王爷”，我就自己加入这么一个角色，然后编剧帮我想了放在电影里，既讨好又有份量，又不会改变整个小说的精髓，更能凸显小王爷在戏里的重要性。”
徐若瑄频频在学校系列中展露纯情、开拍情色电影“天使三部曲”引发热议；金城武、吴奇隆、等银幕扮帅走红大都来自长宏影片；更别说当年《乌龙院》系列让两个小孩比天王巨星都不遑多让；随后走红电视的贾静雯、陈怡蓉、陈启礼之子陈楚河等，都是吴敦的长宏推捧出来。
在吴敦眼中，演员要走红需要的是作品，“很多条件很好演员的为什么没有红？因为他们缺乏好的作品，真正的代表作可以让一个演员的名气延长很久，就像歌星要一首好歌一样。”影坛需要新人，但许多电影公司眼光短浅，不舍得花时间和金钱来培育，只想签成名的明星。吴敦却希望细水长流，“也许等我退休以后，长宏会有另外的主持人出来，希望那时候他会受我的影响，能够再捧出成功的新人出来。”
对于艺人成功之后离开，吴敦看得很开。“我的个性是这样子的，我从没有约束艺人你一定要留在我身边，用合约约束你。像林志颖合约未到期的时候，他说他想拍电视剧，能不能出去拍？我说你拿到小鱼儿这个角色你就出去拍，因为一定会走红，不要从我公司出去以后就垮了。他就真的拿到小鱼儿角色，我就把合约解了。”吴敦接着说：“徐若瑄，别人把盗版的写真集上架，我在台湾，用社会力量逼着它下架，我说你不下架，店都不要开了。我不会伤害、破坏我自己制造出来的女星，在台湾这都是事实。但谁知道我在做这些事情？成功都是属于艺人他们的，我们只是默默在后面做一点推手而已。”
长宏是少数肯花心思培育本土明星的电影公司，但也只局限于能赚钱的偶像新星。由于长宏当年辐射半径主要在台湾岛上，这就制约了明星的影响力，往往出了台湾岛明星牌就不好使，而走红的新星又想离开长宏更上一层楼，令公司矛盾两难。1999年，儿童魔幻剧《天庭外传》集长宏三星林志颖、释小龙、郝邵文同台，却无力回天，最终导致长宏转战影视。
伍 霸王刀：精明领导 专业制片
长宏虽然签下众多香港影人，但却是独资制片为主，而且业务不涉及院线和发行，只专心拍摄。而这二十多年，长宏能乘风破浪平稳航驶，当然离不开掌舵吴敦自己这一专业制片的敏锐眼光。正是凭借他独到的洞察力、商业嗅觉，90年代长宏才能在台湾开天辟地。“制片先要知道市场在哪里才能拍电影，不然找不到市场拍了电影就只能在家里自己看。对此我们曾在电影界分成几个类别：第一个，你的资金从哪里来？结果，第一流的制片人：从市场来。第二流的制片人：从银行拿到资金。第三流的制片人：从投资者拿到资金。第四流的制片人才是从自己口袋里拿出来拍戏。从市场上讲很简单，就是要结合这个市场，你的发行渠道才会顺畅。”吴敦接着说：“长宏为什么能够在台湾电影的市场中成功运作了20多年？正是因为我先想到了市场，所以我建立的发行渠道都是比较完整的。因为你从市场、发行商、甚至地区性的戏院手上拿到钱，必须要在这个地区上映得很好，我才能收回我的成本，等到能够接轨全世界各个地区的时候，我的电影也一定能够成功。”
吴敦举了两个他眼中的前车之鉴，“当时台湾出了两家电影公司，一家叫做“中环”， 另一家就是郭台铭的公司，前者拍了《诡丝》，后者拍了《白银帝国》，他们要拍戏的新闻出来后，我一看题材，就知道这两部戏没有市场。所有的朋友都知道这件事。”
“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白银帝国》，郭台铭那么有钱的公司投资2亿进去，结果呢？没有看到市场。毕竟《白银帝国》是讲经商的，从头到尾全是中国人在市场上的传奇，关于家族性的利益也拍得不够深刻，所以外国人就搞不懂这个关系，如果在中国大陆上映后再卖不好，就可能全世界毁灭。
“第二部片子叫《诡丝》，是“中环”拍的，但大陆不会通过，因为是鬼片嘛，而且日韩又是是鬼片的始祖，你也拍不过他。这个戏中国大陆没上映，结果最后出了10万美金给日韩拿去了，但电影前后拍了2亿台币。你说这样就算片子在台湾卖了几千万，再把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票房加起来，凭什么和美国电影竞争？为什么会失败，就是因为做这部片的时候还没有看到市场，你市场都分析不好，那凭什么要用这么大的资金投拍这部电影？ ”
对于做电影自强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团结，这方面吴敦深以为然。“电影这行是大家去做才会热，绝对不要对帮助你的人排斥。今天香港的电影界为什么会持久不衰？因为非常团结，一个人有事，其他人统统都来了，而台湾的电影界就是“各自为政”，我记得以前有一部电影上映了，结果到了现场一看，居然所有的同行都没来观影！”固步自封向来是导致落后的重要因素，跟“中环”合作，就是看中台湾中环公司在做电影的时候先把票房等于台湾市场总票房八分之一的“华纳唯秀”的股份买下来，“大家都去支持一部电影，然后他成功了就有更多的竞争者加入进来，最终市场才会蓬勃。你做你的，我做我的，大家各不相干，我们又怎么可能成功？所以要共享盛举，这也是我对做电影一个基本的概念。”
长宏是吴敦的，事务他一人说了算。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所有项目都依靠他一人的判断，就意味着不容有失，在打天下的阶段是可以的，现如今，江山已有，吴敦年纪不小，长宏如果想更长远规模发展，吴敦还需要更多精兵悍将、更早提携后辈助他一臂之力。
陆，子母剑：转拍电视 休养生息
2000年起，有鉴于内地、港台电影市场的不断萎缩，吴敦瞄准时机，掉转枪口，“我91年成立了长宏电影公司，一路拍了28、29部电影，一直到98停了下来，在拍完《侠盗正传》跟《天庭外传》两部戏以后，因为市场整顿，弄得台湾完全没有市场，所以我们干脆转拍电视剧，跑到国内去拍了十几二十套。”
长宏率先进入内地与制作《少年张三丰》的北京亚环影业展开长期的合作，网罗台湾偶像艺人贾静雯、苏有朋以及内地实力派演员张国立、王刚等坚强卡司拍摄出一连串成功的电视影集。如《倚天屠龙记》、《布衣天子》、《秦王李世民》、《五月槐花香》……关锦鹏文学大戏《画魂》，《铁齿铜牙纪晓岚》、《宋莲生坐堂》、《刁蛮公主》等不少电视作品结合内地、港台、韩国四地明星阵容，开播即创下超高收视率。眼下又汇集当红偶像热拍《流星蝴蝶剑》，成为名副其实亚洲地区电视制作的领导品牌。“你看我拍了《倚天屠龙记》、《武媚娘》就把贾静雯摆到了稳定的位子，还有高圆圆都是我一手在电视剧上带出来的。”
不到二十年，超过三十部电影，近二十部电视剧让长宏影业也成为台湾硕果仅存电视、电影双管齐下的制作公司。但长宏转投电视领域，是在台湾电影举步维艰，自己孤掌难鸣的情况下，此举实属无奈，但又当时无力回天，只能期待良机。
连续剧不错的收视让吴敦受益匪浅，长宏也正好借此休养生息。而吴敦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再次出击。“一直到前年。这次我发觉台湾、大陆的市场在变，给我很大的激励，所以决定重新拍戏，因为我知道怎么做。后来成立公司，又到大陆来谈合作，最终跟上影拍了《大灌篮》，其实这时间蛮巧合的，恰好碰上中国电影市场起飞，搭上了末班车，赚了一个还算成功的票房。”
柒 回马枪：进军内地 长宏新机
话说1990年8月内地上映台湾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吸引五亿观众的盛事影响，吴敦将目光瞄准内地。“长宏电影公司是最早进入大陆拍片的台湾电影公司，我第一部进来发行的片子叫《笑林小子》，1992年。当时我们是背着拷贝全国卖，不是按发行做的，结果《笑林小子》卖了280万拷贝费！”优越的成绩让吴敦看到了内地的前景。“接着拍了《中国龙》，跟中影集团合作，后来又跟上影和香港的向华胜合作了《十兄弟》，还有跟峨影厂合作的《天庭外传》、《侠盗正传》这些。我们一路走来，大概跟大陆合作了很多的片子，一直到大概10年前(99年)，因为市场整顿，弄得台湾完全没有市场，就没有人敢做了。”
后来吴敦就停掉了电影业务，拍起了连续剧。近几年看到时机不错，他再次杀回，“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电影正一个起飞的阶段——不是起步，是起飞，因为它有全世界最宽广的市场！”吴敦说，等到拍《刺陵》的时候，已经积累了以前的经验，了解了市场方面的走向，也知道要怎么样拍能够适合于整个市场的推动。
02年院线制实施后，中国电影市场最大亮点就是民营制片公司开始冲击票房市场。长宏影业在08年、09年相继与内地合作推出贺岁大片《大灌篮》、《刺陵》，走大规模国际化商业路线，片商与观众均对台湾电影重拾信心在台湾电影市场上开启了崭新的一页。内地市场坐大后，众多电影公司虎视眈眈准备瓜分，长宏做为台湾进军内地的一支奇军，甜头已尝，如今倾公司巨力，只压一宝，魄力可钦，但市场瞬息万变，对于长宏未来而言，如果只把目光放在大片上其实颇有风险，对此吴敦并非不知，只是已经“时不与我”。
“我一直是很努力的，但现在年纪也大了，60出头，所以在希望有生之年，不敢讲拍一部“超级大片”，但至少拍一些我想拍的东西。”吴敦突然想起：“有一天韩三平讲了一句话：我们中国15亿人，只要有2亿人口在看，就不知道超过美国多少倍了，美国一共才2亿人口，20%只有4千万，我们光是算10%都有2亿了，所以它们的市场怎么可能竞争过我们？”吴敦清醒点到：“中国电影有太多的历史题材，因为我们有五千年的历史，这里面有多少有血有泪的故事、多少感人肺腑的剧情，绝对超越一个编剧编出来的东西，毕竟它有感情、有时代、还有完整的一个历史的框架在那里。神鬼的东西可以编篡，但历史不能编篡。你看看那些讲埃及、罗马的欧洲片，为什么他们会拍得那么好、那么大？就是因为它有历史的原因，同样的，中国真正的大电影一定是处在大的历史背景环境之下的题材。”
在吴敦的设想里，长宏不单止要在台湾、内地卖钱，还要打到国外去，“我最近已经开始卖片子，像《刺陵》已经在跟法国、德国、英国等欧洲片商洽谈买卖的协议，因为这个电影推出去是一个文化的延伸。中国电影有这个空间做延伸，我们不要只看到中国大陆一个市场的成长，这是很重要的根，你还要看到外面，让中国文化丢出去，中国人也可以做得到，这是我们做电影人的理想。”
竹聿名/文
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斩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因影片首次触碰台湾当局的政治禁忌，描写了国民党制造的“228大屠杀”，在社会的极大关注与台湾原住民的强烈认同下，该片收获了一亿新台币(约合2500万人民币)的票房，台湾新电影艺术与票房之争达到其顶峰。此后，台湾文艺片和观众走得越来越远，商业电影几乎断层，台湾商业电影制片人集体出走香港，投拍能挣快钱的港片。
为了鼓励台湾电影人做自己的电影，1990年，台湾总管新闻与影视的行政新闻局专项设立了台湾电影辅导金，以期资助台湾本土电影的欣欣向荣。回溯辅导金19年的历史，诸多大师的杰作均得益于其资助，包括李安的《推手》、《喜宴》、《饮食男女》，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侯孝贤的《戏梦人生》、《南国，再见南国》，蔡明亮的《青少年哪吒》、《爱情万岁》等。在辅导金创立的第二年，在美国做了7年饭的李安，回到台湾，在辅导金的资助下拍完其处女作《推手》，其后他的“父亲三部曲”都得到了辅导金，可以说，没有辅导金，就没有李安。
但辅导金却一直负面缠身，因早前对制作并无限制，往往制片人和导演为了从资助金里克扣下多余的钱来，使得低成本电影当道。恶性循环下来，死了台湾电影，肥了台湾电影人。 台湾导演钮承泽就曾拍过一个叫《情非得已—生存之道》，里面还专门提到了骗辅导金的现金。
实际上，行政新闻局也在不断修正其政策，从早期不分组，到按投资大小分类，再到影片类型分类，后来又追加复审环节，以及专门针对新导演的专项资金。
到了2005年，朱延平升任台湾辅导金基金会的董事长和片商公会的理事长，他又给辅导金的申请设立了诸多门槛，比如，辅导金不再全额资助一部电影的拍摄，它最多只占到一部电影50%的投资比例，而剩下的投资金额必须由申请人存至银行，以备拍摄使用，比如，明确地分为三个组别，旗舰组，一般组和新人组，旗舰组专门针对运用3 D或高科技技术制作的影片，其投资成本应在三千万新台币以上，且不得少于所获辅导金金额的两倍，每部电影以二千万新台币为上限；一般组每部影片以1020万为上限；新人组以820万新台币为上限。
以下为朱延平对辅导金的独家解读，他将《海角七号》的出现视做辅导金改制的结果，因为“片方自己也出了钱，为了把本捞回来，就得请明星来，还要拍得好一点。这样台湾电影才慢慢起来了”。
90年代初设立，3年前改制
“辅导金是台湾政府对台湾电影的亏欠，所给的安抚金。政府开放美国电影，让它们无条件上映，没有任何限制，一下把台湾电影做死掉了。在这样的情况下，不光是台湾电影很不争气，香港电影、韩国电影、日本电影在美国片开放以后全都死掉了，躺倒一地。
那个时候的电影处长，有人问他，你开放美国电影，如果对台湾电影冲击，你会怎么做？他说，没什么冲击，台湾电影反正不行了。我就写了一篇《美国人要来强奸我了》，我在里边写，美国人要来强奸我们，政府官员就说赶快把裤子脱掉，反对也是会被强奸的。
我跟新闻局打了一阵好长的战，政府觉得亏欠电影人，大家没办法拍戏，就创立了辅导金的政策，只要能够符合相关的资格，拍电影就能够拿500万以上的资金，等于说用钱来摆平台湾电影人的不满。但这个钱却是越给越糟的，因为这个钱给了是不用还的，它不管你能不能挣钱，到底用了多少钱，用500万来赚200万太难了，但用500万省200万太容易了。在找演员的时候，都不要用梁朝伟了，用吴敦好了，他便宜，是我的邻居，这个女主角用我隔壁妹妹就行了，所以，台湾这十年拍了一堆烂戏，台湾电影市场惨不忍睹。
一直到三年前，我们提出一个政策，如果要给一个片子500万，片方必须再凑500万，要有一千万来拍，片方自己出的500万，是必须已经放在银行了。片方自己也出了钱，为了把本捞回来，就得请明星来，还要拍得好一点。这样台湾电影才慢慢起来了，才出现了类似《海角七号》这样很多好看的电影。”
大导演拍片也有资助，叫策略性辅导金
“台湾针对电影的资金扶植分得很细，比如，我们两部电影都拿了《大灌篮》和《刺陵》2500万，这个钱和辅导金不一样，是策略性辅导。辅导金是给新导演的，额度在500万到1000万台币之间，策略性辅导是给大导演和大片的，一般在国际得奖的更多。给到2500万的策略性辅导金，是为了鼓励导演们要出拍大制作电影的，是台湾新闻局的救市之举。
拿魏德圣做例子来说，他获的是上映奖励金，只要超过5000万台币的票房，下一部电影就给你20%的奖金。《海角七号》卖了5.03亿台币，他的下一个电影《雾社事件》投资要花4亿多台币，就有1.06亿的台币，而且他拍的是大片，他还可以申请策略金的2500万或者3000万。
这个电影讲的是台湾版的三百壮士(好莱坞影片《300勇士》)，5000个日本人进来，所有的女人跟小孩在先生出征的时候全部上吊自杀，让先生没有后顾之忧地去打仗。这个故事很悲壮，剧本很好莱坞，拍出来未必不是台湾之福。这部电影找吴宇森当监制，很有可能打到海外，这是台湾电影的一个新的希望，我很佩服他敢投这么多钱。在没有大明星的情况下，他这么做也是创举。”
辅导金培养了五个商业电影接班人
“新闻局在用辅导金资助商业导演的时候已经看准了接班人，第一个是魏德圣，他的《海角七号》已经卖到5亿多台币(合人民币2亿)，第二个是拍《痞子英雄》的蔡岳勋，第三个是陈哲，他只拍商业电影，而且很有起色，他的片子还上过过年档，台湾电影在过年档里一般是缺席的，第四个是苏照彬，他已经在拍1亿多人民币的电影《剑雨江湖》，演员有杨紫琼、郑宇成等，另外有两个半个，都是女导演，一个叫郑芬芬，拍了一部电影叫《听说》，卖了3000多万台币，是今年票房的冠军，一个叫周美玲，拍过杨丞琳的《刺青》，我们都要看她们今后的发展方向。”
赵静/文 感谢郑伟柏提供资料
几天前的金马奖颁奖礼上，主持人陶晶莹要侯孝贤用一句话告知后辈导演如何才能有成就，侯导用“不停地拍”来总结自己的导演之路，在台湾，能做一个“不停地拍”的导演当属不易，朱延平不停地拍了30年，到现在用吴敦的四亿八新台币(合人民币约一亿)拍了《刺陵》，创台湾制片人投资台湾电影之最。
在朱延平初出茅庐的1980年代，当时政府扶植台湾本土贴近民生和具人文气质的电影发展，誓要做出与1970年代流行的纯美“三厅电影”(改编自琼瑶小说、不食人间烟火的电影，适合在客厅、西餐厅和咖啡厅观看，且行销亚太地区，票房颇佳的电影)截然不同的电影来，于是“台湾电影新浪潮”如火如荼，侯孝贤、杨德昌等有情怀的导演拍出了《儿子的大玩偶》、《风归来的人》、《海滩的一天》等叫好又叫座的影片。
而单纯仍在拍商业类型片的导演，要么被崛起的新派影评人尖酸刻薄的评论逼走香港，要么借年老退休还乡，甚至有人做了别的营生，但也遭受过可怕批判的朱延平仍在坚守台湾商业电影的阵营。而此时，缺少商业电影导演的台湾影坛再也留不住制片人和幕后老板，他们为了立竿见影的收益，也纷纷去了香港，投资多部有大明星参与的香港商业片。
到了1990年代，台湾新电影的浪潮退去，更晚一辈的导演都长了“文艺之心”，一门心思扑在拍艺术片上。但因功力不如前辈，电影的素质越来越差，越拍越闷。台湾的商业电影，也只有朱延平等少数几人在维系，虽然“撑得很辛苦”，但他用台湾本土明星和商业类型，用“不太低俗、笑点微低”的朱氏喜剧往往获得了较好的票房。
到了2000年，台湾电影人开始集体反思，陈国富拍出依靠美国哥伦比亚投资的电影《双瞳》，才使朱延平感觉不再孤单。
作为全台资、导演与演员全阵容均为台湾人的台式商业大片，《刺陵》能够在内地市场大规模上映，不仅行销全亚洲，也能将版权卖到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等地，只因朱延平的多年坚持。吴敦说，《刺陵》的最大亮点在一对身处两个不同世界的男女在经历了爱情的高潮后，以离开而告终的感情线上。而片中的玄幻色彩、打斗过程与探险经历，和爱情一样，没有地域界限，大家都能读懂。
朱延平：我们一直撑得很辛苦
2007年，目睹内地电影市场崛起的朱延平，将内地市场纳入自己电影的行销区域，他用《大灌篮》的题材，和任用周杰伦做主角，用一部纯粹的台湾电影，获得了两岸三地票房的成功。而当时的台湾，仍在本土电影市场不景气的困惑期中，一直少有大片问世。
新浪娱乐：为什么台湾电影鲜有大制作出来？
朱延平：台湾电影在陈水扁当政的八年有些封闭，台湾的电影人会觉得到内地来或者跟内地有接触就是不爱台湾，那是一个很奇怪的想法。台湾的电影也自绝于亚洲范畴之外，就在自己内部酝酿，只能拍1000万台币到2000万台币的小电影，成本不过200万到400万人民币，只是一部电视电影的规格，所以，在这十几年中，其实台湾电影是完全缺席全亚洲的。
台湾很早以前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艺术高”，大家都在拍文艺片，只有我跟吴敦两个人想到，如果这个市场缺少商业电影，一定必亡无疑，我们也一直在拍需要整个亚洲市场来支持的电影。我们一直撑得很辛苦，一直撑到现在，好像我们是领头者了。
马英九上台以后，两岸关系有些和缓，在内地拍电影不再是不爱台湾了，我们也看到这一次办的两岸导演交流会，有40多个台湾导演到内地来，讨论“我们需要发展华语电影”。发展整个大中国的电影，才有能力去拍像《色戒》、《卧虎藏龙》和《刺陵》这样大的电影，才能在亚洲占有一席之地。
我一直在讲拍电影得经历高潮和低潮，低潮的时候不要被淹死，高潮的时候起来的时候你第一个吃到。《刺陵》其实是我这一生，也是台湾这一世拍过最大的一部电影。其实吴敦和台湾其他企业家来比，也不算特别有钱，但是他喜欢拍商业电影，他接连拍台湾最大成本的电影，这是他可爱的地方。
我们1亿多人民币的成本，和《赤壁》比起来不算大，但是已经足够让我们在亚洲和欧美卖掉版权，我们现在已经卖了德国、英国、法国、美国的版权，这是台湾第一部真正打到美国去的电影。
吴敦：《刺陵》的题材和组合都没有地域局限
2008年，《海角七号》于台湾本土获得的巨大商业成功，使得台湾导演人心浮躁，很多人言必称，“要拍一部《海角七号》那样的电影”。言下之意，要以小搏大，要用小投资换来高收益。但，朱延平，却在这个时候开拍《刺陵》，用的还是台湾明星，明星的段位升级了，在周杰伦之外加上了林志玲，不过，投资金额达到了一亿人民币。
新浪娱乐：为什么长宏愿意花一亿人民币的投资来拍《刺陵》？
吴敦：我跟朱导演从拍《大灌篮》的时候就开始探讨《刺陵》。拍电影很现实，是钱堆出来的，要请优秀人才，要搭大景，要做好服装，这些钱从哪里来？我经常在讲，一部戏的制片人很想把钱放在口袋里，这个电影就绝对做不好，因为要想从市场中拿钱，得首先把钱统统丢进去。制片人要有市场观，我也一直在找市场，我知道这个题材可以竞争市场，还可以进军其他市场，所以我才敢不遗余力地花大钱。
中国内地一部4、5千万的电影，内地票房卖到1.5亿，就可以保本了，但这个电影可能一直在讨好国内观众，损失了海外市场，这就变得区域化了，做小了市场。
比如，魏德圣拍的《海角七号》，很有趣味性，在台湾因为政治的因素，新闻的哄抬，地方的舆论，使得它有一个票房的奇迹，但在台湾之外，票房就不尽如人意。我们要做的电影不是特殊的、具有地域性的电影，美国八大公司为什么能够花2、3亿美金去拍一部戏？哪怕美国一个市场收不回来，还有欧美和东南亚的市场，所以它没有后顾之忧，没有局限。《刺陵》的题材，用这样的拍法和组合，是可以进到某些地区去的，我才敢投。
《刺陵》是台湾国语电影的新开始，我们要走出一条路，让每一个人对电影都有希望。哪怕它不卖钱我都很高兴，因为我们已经做到了我们想要做到的。
制片人吴敦与导演朱延平共同接受新浪娱乐，揭秘《刺陵》四大看点
《刺陵》亮点一：杂糅了诸多类型
新浪娱乐：您怎样定位《刺陵》？它的沙漠背景和影片类型，会不会跟以前的港片《飞鹰计划》和美国大片《木乃伊》差不多？
朱延平：这个戏跟《飞鹰计划》、《木乃伊》都不一样，虽然类型一致，但各有巧妙。虽然影片的模式都是一样的，爱情片就得有邂逅、误会、俩人分离，武侠片也一定是深仇大恨、练功报仇，但我们的故事很有趣。林志玲被绑架到沙漠去，周杰伦一心想要救她，老狐狸曾志伟面善心恶、充满了心机，陈道明则是神经病，他盗古墓不拿东西，只放东西进去，沙漠流浪女苗圃抽雪茄、喝红酒，带着一群沙漠兵团的人奸淫掳掠，在龙卷风出现的时候，他们这些人碰到了一起。这些人在之后，又遇到了在古墓里活了一千年的武士，整个电影就变得传奇起来。这个戏，有爱情、喜剧、功夫多种类型，所以有爱的浪漫遗憾，斗嘴的喜感和打斗带来的刺激。
《刺陵》亮点二：颠覆演员 争取青少年之外的观众群
新浪娱乐：周杰伦、林志玲和陈道明，这样的演员组合，是出于怎样的考虑？
朱延平：拍完《大灌篮》之后，我特别关注过内地的市场，我会到普通的电影院去体验观众的反应，95%的都是从6岁到25岁左右的青少年和小孩，超过50岁以上的没有，他们的反应也非常好，所以，出来的票房只能囊括到1亿多。等我筹备《刺陵》的时候，就跟吴老板说，“我要把观众的层次拉宽，我的朋友和吴老板的朋友都喜欢林志玲，所以，将她确定为演员，会拉进很多老男人的观众层”。
吴敦：除了林志玲之外，当时请陈道明也是主要的原因，我们一直觉得周杰伦已经让年轻层的观众受到定格了，如果要把另外层面的观众拉进来，就需要其他的明星，只有林志玲是不够的，她在电影圈里是新人，除了拍过《赤壁》的几场戏之外没有其他的电影，我们不能明确知道她的效力多大，但是如果再加上一个陈道明，就不一样了。
新浪娱乐：听说这部戏中林志玲变成了打女，其他人会有什么样的突破？
朱延平：我喜欢颠覆演员，林志玲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她从大小姐一直演成沙漠打女，我让她走路一定要外八字，坐的时候腿不能夹起来，要张开，她的喜怒哀乐是不隐藏的，最后被魔附身后，还跟周杰伦生死决战。
周杰伦从男孩变成了男人，他本身已经长大了，一站到林志玲旁边就更加自然而然地成长为一个男人，更加上他有保护林志玲的使命。陈道明的造型很特别，他演的神经病有时候很正常，有时候很聪明，有时候胡说八道。
《刺陵》亮点三：周杰伦和林志玲爱而不能在一起
新浪娱乐：周杰伦和林志玲的爱情是怎样的呢？
朱延平：如果只有动画、动作、特效，这个戏是空的，必须有扎实的文戏，好看的故事，曲折的悬疑剧情，所以林志玲跟周杰伦的谈情说爱是很重要的卖点之一，但我们最担心的也是他们俩的火花，因为他们本身是话题人物，怎么去演到自然、可爱、浪漫，还不能恶心，非常不容易。
他们的爱情充满了斗趣。比如，他们在最危险的时候弓箭射过来，两个人还在吵架，周杰伦抓住林志玲，把她往柜台里一推，自己翻过去躲那个箭，林志玲说，你干吗推我屁股，就类似这种东西。
吴敦：也就是在他们的感情线有进展的同时，又要用诙谐来做组合，但因为他们是身处两个不同世界的人，注定不可能在一起，你要回到都市，我要浪迹天涯，我要做我该做的事情。男女搂抱谈感情，最后两个人淡淡地离开，那种感觉才经典，是最亮的亮点。
《刺陵》亮点四：打戏重 打法新奇
新浪娱乐：长宏电影系列的大片，动作导演都是程小东，像《乌龙院》也是他的徒弟马玉成，您当初是怎么想到要和他们合作的呢？
吴敦：程小东和其他的武术指导不一样，他会站在我们的立场上去做，不会自己特别有要求，让合作者产生负担感。在拍摄的时候，他会对导演有帮助，在大的衔接上面的文戏、动作戏衔接得很好，他们从29年前的《九尾狐飞天猫》开始合作，很默契。
我一直跟他开玩笑：你和袁和平是最好的世界级的武术指导，你们两个的差别就要在周杰伦身上比。周杰伦刚拍完袁和平《苏乞儿》就到了我们组，小东的压力就来了，所以在动作设计上他也费尽心思。我们的打戏很重，超过了全戏份额的一半，有地底下出来的刀枪不入的铁甲武士，有在沙漠地底下打爆炸画面，有在沙底大战、地下大战、木乃伊大战。有的打法是从来没有过的，比如，刘畊宏演一个全身缠满绷带，有100多处伤疤的人，他每天光贴疤就要贴三个小时，绷带还成了他的武器。
文/赵静 对话/魏君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