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刘巍 实习生 王旭光
引言：高圆圆如是说：“我就像一根绳子一样，被拉得非常紧，就像有可能被拉断那么紧，绷紧到极点后人就松弛下来，这一过程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有弹性了。
陆川说，高圆圆演完这部戏，可能就再没有机会演回过去那些少女角色了。
高圆圆对陆川的这种说法有抵触，“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样子，怎么会变成你心目中的那种女人呢？”
高圆圆，从广告明星到电影《十七岁的单车》、《青红》，在银幕上下，都给人以清纯甜美的印象。做一个奥黛丽·赫本式的女演员不仅是一个应该坚持的伟硕梦想，也是切实可行的路径依赖。
在剧组聊天，陆川会忽然说，“你看看你，獠牙又露出来了”。高圆圆解释，其实只是他在兴奋地讲话时，我一直特冷静地看着他。我想这对一个有激情的人来说是特别大的伤害。
最终，《南京，南京》让一直被认为只会本色出演的高圆圆，演了一个完全不是自己的角色，她告诉《瞭望》周刊记者，“看样片时，我发现姜淑云的确不是高圆圆。这让我很欣慰。”
然而完成电影将近半年的时间，高圆圆每天睡前都是听郭德纲相声才能摆脱南京大屠杀这一事件给她带来的阴霾心境，她说，“我原来不能理解撰写《南京大屠杀》的作家张纯如为什么最终会自杀，她当时已是一个孩子的妈妈。”
电影中，高圆圆扮演的姜淑云的背后站着两位女性，一位是魏特琳女士，一位是张纯如。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期间，魏特琳所在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是专门收容妇女难民的难民所，这里也是日军实行性暴力的重要目标，作为难民所的负责人，她在救护了许许多多中国难民与中国妇女以后，得了严重的精神忧郁症。1940年5月14日，她在多方的劝说下离开南京回美国治病。1941年5月14日，在离开中国一周年的日子，她选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仅55岁。
高圆圆最终走进了姜淑云这一角色，以知性与柔弱、坚定与哀恸诠释了女性的脆弱与伟大。在影片结尾，姜淑云为维护女性的尊严，用英语对日本军官角川喊道：“Shoot me!”在角川的枪声中，象征南京古城最后美好的姜淑云猝然死去。
陆川评价：她确实长大了，她刚进剧组时，我觉得她是一个小女孩。现在她是一个思想很成熟的一个女性。
女性的伟大与脆弱
《瞭望》：你说过自己在这部电影中长大了，长大是一个失去和得到的过程？你失去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高圆圆：影片的拍摄过程，我经历了一个不停地被否定的过程，过去我把自己尽量放到一个有安全感的位置，我通常不会选择大的挑战，当我开始拍《南京！南京！》的时候，我有时自问是否有能力去完成它？
我经历了很长时间地被否定，由于总是不能达到导演的要求，我就像是一根绳子一样，被拉得非常紧，就像有可能被拉断那么紧，绷紧到极点后人就又松驰下来， 这一过程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有弹性了。
《瞭望》：这个电影改变了你的人生观？
高圆圆：完成这个电影用了整整一年，在电影里我经历了无助的苦难。我不能像唐先生一家，彼此抱在一起时还有温暖，我的角色永远都惊慌、恐惧，但又必须战胜惊慌、恐惧，站出来去帮助别人。
我起初不能理解两位女性，她们因为南京大屠杀事件而自杀，一位是魏特琳女士，一位是张纯如女士，为什么两位女性勇敢得穿行黑暗而过，却最终选择了自杀？
电影拍完之后，我开始理解，这段历史会侵蚀你精神上面的力量，每当你往前面走的时候，它会压抑你，它会压制你。这个历史事件太沉重了，对于像我这样过于女性的人，它会吞噬你的精神力量，这一过程或许是你不能自知的。
当你身处于黑暗之中，你身上有责任感，你需要努力武装自己去帮助别人，当黑暗穿行过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疲惫，觉得人生那么得灰暗。
影片拍完后，我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走出来。现在，我又开始变得乐观了，可是这种乐观已经完全不同了。拍电影之前，我因世界美好而乐观，这之后，我认识到世界存在苦难，你要有自己的方式去战胜它。人生，尽管有灰暗和困难，但使人生更有意义。
《瞭望》：电影中突出了女性形象，电影的一个主旨是反映中国人的抵抗，你觉得女性的抵抗在哪里？
高圆圆：在影片中，男性的抗争是不能改变战争结局的，可是抵抗，保住了他们作为士兵的尊严。那么女性也一样，其实她们不可能去改变战争的方向，战争的结果。可是她们用自己的方式，来拯救自己与他人。比如说，像我的这个角色——姜淑云，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眼光不仅仅放在家人上面，她会看的更远，在关键时刻她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取别人的生命。在面临失去尊严的时刻，她又选择用生命去换取尊严。
《瞭望》：但女性也是脆弱的，她们能承担这样伟大的责任吗？
高圆圆：我记得(作家)王朔写过这样的文章，就是来赞美女性，就是那种毫无吝啬地赞美女性的美，女性身上的天然的纯真，会使人更希望她在真空里生活，会希望女性身上的那种不复杂会永远存在。
但同时女性又兼具母性，兼具了包容性，这是女性的双重天性。可能真正地对于时代的拯救，是男人的责任，但女人在很多时候又担负着拯救男人的重任。其实，女性是真空性、天真性和母性、包容性并存的。
“战争从根本上是没有赢家的”
《瞭望》：民族的巨大耻辱，也是一个反思的机遇，对于这段历史与现实的对比，你有何体悟与结论？
高圆圆：我觉得无论中国与日本的年轻人，都应该换个角度的去看所谓的耻辱。
耻辱两字，如果在你心里写太久的话，会让你变得狭隘，会让你只记住仇恨，而不去真正地思考，我觉得应该更开阔地去看两个民族，然后更开阔地去看待这段历史。
日本的年轻人，对这段历史，很多人是完全无知的，因为这个跟他们的教育有关，可是当他们有机会接触这段历史的时候，他们是用一个很开放的心态去面对。比如说，影片中的日本演员，你会觉得他们在饱受煎熬。当他们去演一个凌辱者的时候，他们心灵也在备受煎熬。
影片中的日本士兵角川，就是一个战争的思考者与反思者的角色，这在很多过去关于南京大屠杀的电影里是很难看到的. 这样的一个电影，其实给当代的年轻人一个新视角。
《瞭望》：陆川导演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电影的拍摄过程就像走过一条长长的黑暗遂道？
高圆圆：刘烨说导演是地狱的领路者，我们互相鼓励，最终走出了这条遂道，当然导演是走在最前面的人，带领大家走向地狱，走出地狱。
地狱是什么？作为演员我们没有接触过，在这一接触的过程中，是相互鼓励的过程。走过这一切之后，人的视野变得更开阔了，我自己成为一个更有弹性的人。我认为有经历的人，会依然相信，失去与告别的是不谙世事的感觉。
那天在电视采访中，所有人都哭了，包括导演在内。刘烨戏里戏外都是一个热血男人，影片中他进行个人的抵抗，这是用自己的生命去碰撞，但这不能解决任何问题，戏中的陆剑雄一定会走向死亡。这是不能改变的。他在片中积压了很多情感都无法释放，所以带头哭了。
战争是个可怕的事情，它摧毁了一切，不仅是人的生命，还有人的尊严与人之所以称为人的东西。从这一点上说，战争从根本上是没有赢家的。
《瞭望》：你有一场戏被删掉了，为什么？
高圆圆：你是说姜淑云被强暴的一场戏？其实，这也是导演一直都遗憾的。影片是纪实性的风格，从镜头尺度上，这挑战了我个人的接受程度，纯粹是我个人的问题，我接受不了这样的一场戏。但事实上，电影拍摄了8个月，我拍了太多的戏，导演和主创们尝试了姜淑云命运的各种可能性，我和陆健雄的戏，我和拉贝的戏、我和角川的戏其实都有不少，后来都删掉了。姜淑云这个人物经历的风雨已经太多，目前呈现的姜淑云应该是导演在做后期的时候，才逐渐明确下来的概念。《南京！南京！》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5岁的年青人做出来的东西，电影不缺乏热情和真诚，当然也会有些遗憾。
“对导演最好的评价是他们的作品”
《瞭望》：陆川说，自己是新生代导演，你如何评价？或者他和你认识的导演有何不同？
高圆圆：我觉得对导演最好的评价，其实就是他们的作品吧……我记得，像王小帅他们这代人(第六代导演)的成长，是有一个他们的特定的成长背景，90年代经济加速发展，商业化与艺术家的追求产生背离与冲突。王小帅上学的时候，电影学院的老师进来先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好莱坞，然后在下面画了一个大大的叉。这就是当时的电影教育，如果说第六代导演选择不占据主流，这也是自然形成的。
陆川的成长经历，是不同的，这是时代不同造就的。陆川导演是一个不破不立的人。他一定要打破一些东西，然后再加以重建。他不会躺在过去的成绩上睡觉，而是在每一部片子中都有不同的探索，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都有其精神上的核心追求。
《瞭望》：商业与艺术相结合道路，是所谓新生代导演的新道路，它会给中国电影带来新的希望吗？
高圆圆：这是我们期待和希望的。在北京，对于一位月收入几千元或一千元的普通人，花四五十元甚至八十元进电影院看电影，这是一个慎重的决定。遗憾的是有一些纯艺术片并不适合观众的口味。如果能够把艺术和商业结合起来，既有高品质，又有责任感，这是文艺产业的向往之路。像以往的“大片”，如果只追求演员，只追求大制作，那么也会(最终)失去观众。现在有人认为，第五代导演的“大片”往往精神内核缺失，我觉得这种判断是中肯的。
《瞭望》：这部片子具有一部史诗影片的众多元素，民族与人性的战争、死亡与生存、尊严与耻辱、爱情与阴谋、背叛与救赎。回顾一下近年来的电影作品，像这种宏大叙述的作品是罕见的，陆川是一个有野心的导演吗？
高圆圆：谈到影片中爱情与阴谋，对于唐先生来讲，他是一个在家庭中小爱与民族大爱之间徘徊的人。他曾经为小爱而出卖安全区里的中国伤兵。最后，他用生命来赎罪。这种背叛与忠诚，是典型的当时中国人的选择。
是的，我认为他是一个有野心的导演。这部片子不仅是给中国人拍的，也适合全世界观众欣赏。
《瞭望》：这部影片使你成熟了，以后还会接触类似“地狱”题材的电影吗？
高圆圆：影片对于我是一个快速成熟的过程，以后是否会接触类似的题材？我不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