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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衣少女》邹倚天:我曾是窦文涛的同事(图)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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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如果你看了电影《红衣少女》,如果你是一个女孩,你肯定学她,买一件红衬衫穿上。

24年后,“红衣少女”邹倚天成了一家网络公司的总监,她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她现在很想到的一个地方是成都,她梦开始的地方。

1984年,只有14岁的邹倚天,在影片《红衣少女》中扮演女主角安然,成为那个年代的青春偶像,大街上一夜之间多了许多穿红衬衫的姑娘。几乎全国的同龄女孩都在问同一个问题:我和她长得很像,性格也很像,为什么安然是她而不是我?

现在每次去峨影厂,在办公楼的大堂里,都能看到特别大的《红衣少女》海报。海报上的少女眉目疏朗,嘴角微扬,生动的面孔让人过目难忘。

24年过后,在北京世贸天街的时尚大厦12楼,我和已经38岁的邹倚天面对面,安静地喝茶聊天,她现在的身份是MY SPACE聚友网公共关系与公司事务总监,仍然穿着一身红衣服。外面的阳光很刺眼,邹倚天的脸在阳光下依然那么灿烂开阔。岁月的痕迹在这张娃娃脸上演化成为自信和成熟。邹倚天的生命从成都开始灿然,回北京开始绽放,在纽约慢慢沉淀,到香港逐渐历练,如今她又回到北京,开始新的精彩。

很少见像邹倚天这样拥有海归背景,在香港工作5年的精英说话不爱夹杂英文单词,她仍然一口北京腔,说话慢条斯理。许多人感觉无法掌控的命运,却在邹倚天这里走完一个漂亮的轮回。

“可能跟当年的赵薇(听歌)差不了多少,没有谁不知道你,走在街上大家都能认出来,每天都有一大包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邹倚天

第一站 成都

当年有多红?想想前几年的赵薇

邹倚天是典型的北京姑娘,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不过她的母亲是成都人,“我们家在成都特别多亲戚,但是我因为之前一直不在国内,所以好久都没去过成都。其实我挺想去的,我特想吃成都的好吃的,现在肯定走哪儿都不认识了。”她在14岁那年一炮走红的电影《红衣少女》就是峨影厂的片子,电影的拍摄分两部分完成,一部分在河北的白洋淀拍摄外景,另外一部分在峨影厂搭内景拍摄。

影片中16岁的女孩子安然喜欢踢足球,喜欢吹口哨,喜欢佐罗的下巴,喜欢自由地穿一件自己喜欢的红衬衫,这些对于现在的孩子来说可能根本算不上是“个性独立”,但是她在课堂上当众指出班主任老师在读音上的错误,揭穿班长的虚伪,恐怕在现在的孩子中也很少见。《红衣少女》一经上映立刻引起极大轰动,荣获了该年度的金鸡、百花、政府三项大奖,这样的成功在当时几乎是不可想像:同年出品的电影还有谢晋的《高山下的花环》和陆天明(blog)的《人生》。而《红衣少女》导演陆小雅是第一次独立执导电影,邹倚天是北京八中的一个普通的中学生。当年金鸡奖还准备给邹倚天颁发一个最佳童星特别奖,但后来领导觉得这会影响孩子的成长,所以就取消了。

“你当时具体红到什么程度?”邹倚天想了想说:“我要自己说感觉不太谦虚,可能跟当年的赵薇差不了多少,没有谁不知道你,走在街上大家都能认出来,每天都有一大包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来信。”求爱信也有,但相对来讲比较少,那个年代,14岁还是一个太小的年纪。

在电影中,安然穿了一件红衬衫,后来大街上流行了一阵,好多女孩都穿。邹倚天说:“当时人都穿得差不多,你要穿一个特别不一样的,我也要穿这么一件红的,没有纽扣的,我要表达我自己。”其实那件红衬衫是邹倚天的妈妈自己做的,剧组做了好多件,原著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的作者铁凝去看了看,觉得哪件都不像她想的那样。直到看到邹倚天穿着妈妈做的这一件,大家才都说,这就对了。后来邹倚天出席颁奖典礼,参加活动时,都穿的这件衬衫。

第二站:北京

离经叛道的事一点都没落下

导演陆小雅当年在学校转悠的时候,在北京八中的合唱队中发现了邹倚天。对于这种幸运,邹倚天说:“如果你心里没想过,这事儿也不会来找你,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一直都和艺术有关,学过音乐,小提琴,跳舞。”《红衣少女》对邹倚天人生最重要的一个改变是:她开始毫无杂念地开始准备做演员。

读中戏那几年,邹倚天穿黑色皮夹克,穿牛仔裤和靴子,“都是摇滚范儿”。她出演中戏有史以来最离经叛道的话剧《秃头歌女》,只为喜欢和孟京辉等混在一起。“父母觉得我学坏了,不正经。不过那就是青春,挺好的,所有艺术青年干的事那四年一点都没落下。”邹倚天的叛逆似乎是大学时代才开始,但其实安然这个角色给她埋下了伏笔。“当年导演选我之后,我才看的小说,我心想这不是照我写的吗?那种不会世故,一定要说真话,很多东西就是在写我自己。”毕业之后邹倚天分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现在叫中国国家剧院,她主要是接演电视剧,也演舞台剧,跟孟京辉、林兆华都合作过。

安然给邹倚天带来光环,也给她带来局限。“在表演事业上,(安然)这个人物给人的印象太深了,很多导演一看我就想起安然。后来我在戏剧学院学习,都已经长很大了,好多导演选演员的时候,人家提我,他就会说那是一孩子。”

第三站:纽约

一件小事,影响比9·11还大

“演员这个职业本身很被动,等于说你总是在等待机会,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想看看更大的世界,就想看看别人怎么生活的。”于是,1997年邹倚天选择了出国。当时合作过的导演都劝邹倚天别走,邹倚天没来得及好好想想,就走出去了。

刚开始的时候,邹倚天准备在纽约先呆几个月,学学英文,看看,感受感受。呆了几个月,国内这边还有正在进行的工作,邹倚天就回来了,工作完了,美国那边的事儿也没完,她就又回去,这样飞来飞去的时期大概过了两年,就是在折腾。“我后来发现,如果这样下去两边都耽误了。后来我就想,不如我试试,申请一个学校,没想到这学校就要了我。”在美国邹倚天经历了很多人生中的第一次,“纽约最大的好处就是,到处都是艺术,永远都有节目。”她在纽约的时候,还经历了911,当时她家所在的大楼离世贸中心只有三个街口。

真正改变邹倚天的是一件小事儿。有一天她去买鞋,那个店员和她聊天,问她是干嘛的,她说她是演员,店员又问那你白天的工作是什么?邹倚天说,我白天也是演员啊!结果那店员说,他是一个音乐人,白天就在这儿卖鞋。这让邹倚天很受启发:“演戏可以是一辈子的事儿,我学一个别的,干一个别的,并不是说我要放弃我演戏这个职业。人家可以这样,我为什么不能?在美国最大的收获是我的视野、价值观变了,我的人变得更开阔。”

第四站:香港

凤凰卫视一群成功男人背后的女人

邹倚天在毕业前的假期回国,在香港参加凤凰卫视的面试,邹倚天认为自己并不适合去央视,所以凤凰卫视是她最好的选择。

进凤凰后一开始她什么都做过,在咨询台做新闻编辑,后来去专题组,第一个上的专题节目是《有报天天读》,那是凤凰台()最累的活儿。“每天5点起床看英文新闻,从来没那么苦过,当时是12点播出,简直一上午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高强度的压力。”她还兼过其他很多节目,《开卷八分钟》《网罗天下》,最终找到《锵锵三人行》。

“那个节目是我去凤凰之前就特别喜欢的,刚好文涛也需要人帮忙,交流之后他也觉得我挺合适。”邹倚天在《锵锵三人行》的职务是主编,整个策划,从选题,到嘉宾,所有的东西基本上都是她来管。“文涛不善于跟别人打交道。这节目是需要有人张罗的,我就在这方面刚好跟他互补。”在《锵锵三人行》的日子,邹倚天越发感觉自己很幸运:“通常你没法挑跟你工作的人是谁,能和窦文涛、梁文道、徐子东这帮人一起工作,他们一定能谈出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到了后来,邹倚天又开始想挪窝了,回北京似乎是邹倚天惟一的选择:“父母年龄大了,我家就我一个孩子。加上纽约的那几年,我离开北京有11年了,基本上没有在北京怎么住过,我很想北京,但毕竟这里是我的家。”

对话邹倚天

有钱到处跑,不敢要小孩

记者(以下简称记):能不能分别形容一下北京、纽约和香港?

邹倚天(以下简称邹):北京就是家。我特别喜欢纽约,它对我很重要,我成熟最重要的时期,所以纽约更像是情人;而香港是办公室。

记:现在还关注娱乐圈吗?

邹:关注啊,这个圈子里的朋友比传媒圈子里的朋友要多很多。

记:如果当年没有离开娱乐圈,你现在会是什么样?

邹:演员这行业不好说,如果我没走,那我现在会是谁?我觉得很难说。

记:还听摇滚吗?

邹:听,但听国外的比较多。

记:怎么描述现在的生活状态呢?

邹:就是享受生活,我喜欢旅行,在北京的时候会经常约朋友在一起聚一聚。去年我从旧金山开车到洛杉矶,走一号公路,那是全美最美的一段路。今年去的泰国一个很小的岛,特别舒服,没什么人,窗户一推开就是海滩。本来想去巴西,因为巴西太远了,要坐30多个小时,我想真去了不能呆十天,得呆1个月,但今年没有时间和机会。

记:你的幸福指数高吗?

邹:我觉得我的工作有点忙,就是这一点,可能每个人都有这种烦恼,但其他方面我还挺满意的,活得挺高兴。偶尔也会抓狂。

记:介意谈谈感情生活吗?

邹:感情生活非常稳定。

记:会想要一个孩子吗?

邹:小孩这个事儿没想好,要孩子责任太大了。我的朋友刚生了一个小孩,一生下来就有点问题,他们一直在想各种办法,经历了很多东西,当然我觉得他们很伟大,但如果是自己要面对的话,挺难的。我可能挺悲观的,不管你有钱,没钱,都活得很艰难,也没问这孩子人家愿不愿意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把人家带来,从此就开始折腾。

记:你现在在物质生活方面还算自由吧?

邹:别老感觉缺钱就行了,也不用特别有钱,因为不是谁都能特别有钱的。你除了能正常过日子之外,你还能出去旅行,别太局促就成。

记:对今后的人生有什么计划?

邹:将来老了,我想做一个艺术的策展人,或者是学点什么东西,那就是自由。 记者潘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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