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6日下午两点半，香港科学馆演讲厅，内地旅日导演李缨花十年工夫拍摄而成的纪录片《靖国神社》即将在香港国际电影节上放映。匆匆赶来的李缨却向观众报告了一个坏消息：就在来剧场的路上，他在东京的制片办公室还不断地跟他热线联系，由于受到日本右翼政治团体的压力和骚扰，原定4月12日在日本各大院线上映的计划很可能有变。他透露，已经有一家东京的电影院宣布取消放映。
巧的是，就在当天晚上的香港国际电影节颁奖礼之夜，李缨的《靖国神社》获得最佳纪录片人道奖。跌宕起伏的“剧情”一如风风雨雨的影片拍摄过程，充满了戏剧张力。在领奖台上， 一向冷静的李缨禁不住感性地表示：“在影片在日公映受挫，面临很多困难的时候获奖，感到格外高兴。现在正是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现在最希望的就是影片能在日本4月12日顺利上映。”
记者昨天就《靖国神社》在日本的命运致电李缨。最新的消息是，继5家东京剧院，对该片相继表示“审慎”态度，并在3月31日宣布取消原定的放映之后，所有的日本院线已决定取消上映该片。这一切，与当年张纯如的遭遇如出一辙。这位《南京大屠杀》的作者当时准备将其英文著作翻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结果遭遇同样阻力，只得放弃。
这部长达120分钟，在日本引发近年来最多政治关注和争议，甚至被日本媒体称为“问题作品”，进而遭遇封杀的纪录片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李缨当初又是因为什么原因动念拍摄这一题材，何以一拍就是十年？影片在港放映期间，台上台下的互动就极为热烈，显出观众对这一多视角透析靖国神社的纪录片的浓厚兴趣。
试图找出病症的根源
记者：能否以一句话介绍这部电影？
李缨：这是一部试图探究、反映日本“战争后遗症”，拍摄完成后又引发了“战争并发症” 的纪录片。
记者：你在日本生活了多久？当初怎么会想起拍摄这么一部电影？
李缨：我在日本生活了19年，这段经历让我体会到日、中两国之间对于战争历史的认识差距巨大。比如在“南京大屠杀”问题上，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例子。其实最初，大约是在10年前的时候，我想拍的是一部关于南京的纪录片。但后来参加了一个研讨会后，我改变了主意。当时会上放了一部记录日军侵占南京之后的电影，有军队进入城市的场面，在影片放到升国旗放国歌的时候，我在会场居然听到难以置信的声音：全场一阵热闹掌声。那个会场非常豪华，比这个地方(指香港科学馆演讲厅)大好几倍，有一千多人。可是我当时甚至以为自己置身在战场上，那些掌声听起来仿佛枪声，令人难以置信。这件事对我刺激很大，我看到战争后遗症一直存在日本人身上，这种病症影响到亚洲其他国家，也影响到我。所以我试图慢慢接近他们，了解他们，找出病症的根源。
用作品告诉他“尊严”的历史意义
记者：为什么选择了靖国神社？在日本有过专门拍摄靖国神社的纪录片吗？
李缨：我曾经在日本导演协会的特别会议上与《尊严》的导演讨论了三个小时，彼此争执不下。在他的电影里，战犯东条英机被塑造成民族英雄。这个导演和我经常见面，没想到他居然这样看待历史，我决意用作品来告诉他“尊严”的历史意义。
关于中国如何被侵略，当时证言已经非常多，我不想过多地强调伤痕、伤疤，而是想进入日本社会，想弄清楚那种“尊严”是如何得来的，背后意味着什么？而靖国神社，在我看来是非常有意思，非常富有戏剧性冲突的这么一个大舞台，我觉得那是日本最精彩的一个舞台，各种人物、各种角色出现在这里，就像演员一样，带着各种表情、各种观点在里面冲突，不同的声音在里面交错。左翼也好，右翼也好，民族主义也好，宗教也好，各种问题都集中在那里面，值得我们观察捕捉的东西非常多。或许正是因为靖国神社在日本的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集中了太多复杂的民族情意结和政治争拗，一直没有人以纪录片的形式触及过这个题材。
进入他们的精神实质
记者：电影中的靖国神社对观众来说即是熟悉的，又是陌生的。你花了多大的力气来做“功课”？为什么要拍出这个“陌生”的靖国神社来？
李缨：我花很大精力，研究非常多的与靖国神社相关的历史资料，在这个过程中发现，靖国神社的神体是一把刀。这一点现在的很多日本人都不了解。你们可以看到，我实际上是以刀贯穿整部电影。影片中“靖国刀”和那位90岁的刀匠成为一条主线，刀是象征物，整部电影也是一种象征性的空间，通过这个让大家进一步了解和思考靖国神社表现出来的精神空间的意义。我希望探讨的是关于靖国神社的灵魂、精神空间是什么，有什么样的象征意味？
拍摄过程中我尽量减少采访，减少作为被害者的记忆，因为那些东西已经非常多，不如进入他们的精神实质，表达灵魂的含义，精神的空间。影片中所有出现的人都不是个体，都是集团性符号，以引起大家更进一步的思考，背后有更深的含义。各色人等在靖国神社的表现，其实都是有渊源的。比如我拍台湾原住民代表高金素梅到靖国神社交涉，就可以把日本在台湾的殖民历史联系起来。靖国神社还和明治维新以来的历史、政治、军事等都直接相关。而这些都是战争后遗症至今没有消除的重要原因。
靖国神社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记者：电影中的“面孔”多样：有穿上旧日军服的日本人，手持星条旗和“支持小泉参拜神社”的美国佬，也有因在神社喊出反对参拜口号而被打破脸的学生……在日本社会，这种反战的声音到底有多强？
李缨：日本的年轻人普遍不太了解历史，觉得跟自己关系不大。但是，这种强调反省的声音在战后日本一直存在。问题是，政府采取了双重标准。靖国神社里供奉的战犯成为“英灵”和“昭和殉难者”，这就更多地含有牺牲，更多的是被害者，而非加害者的角色。日本战后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一直是有双重标准的。对国际社会，承认接受东京审判，认可战犯。但在国内，实际上在将这些情绪抹平，没有充分的历史教育，没有真正的对战争的进一步反省。靖国神社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这部电影的结果有些像是剥洋葱。提供了很多扇窗户，很多层包装。洋葱层层剥开后，才知道内核是什么。影片运用非解释性语言、资料乃至音乐的语言，把从明治维新以来，对战争的记忆，不管想记住的还是不想记住的，在最后都引发了出来，有一种悲剧的含义。不管是加害者还是被害者，都有悲剧性在里面。特别是最后的音乐，我用了波兰一位至今还活着的作曲家的音乐，我当时只觉得这是非常有灵魂的音乐，感觉放在片尾很适合我希望表达的情绪。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为犹太人被屠杀50周年专门作的音乐，无怪乎当初感受到有一种人类的悲剧在里面，不仅是加害者或者被害者，而是人为什么不能摆脱战争，为什么会这般恶性循环，可能会有一部分日本人非常不愿意将日本人与纳粹放在一起。人类有一种局限，喜欢让自己记住喜欢记住的东西，建立适合自己发展的法则。日本有一套自己的美学系统，比如刀是日本的最高美学象征。靖国神社与刀一样，不过是建筑物，是工具，问题在于你怎么去用，如何相处，赋予它什么样的灵魂。
集合中日韩三方资助
记者：何以电影一拍十年？影片最后出来的字幕表明它的制作资金来自中、日几方，拍摄过程中是否会受到投资方的倾向性影响？
李缨：从1997年开始，这部纪录片前后拍了十年，确实是我当初没想到的。这部片子也是独立制作电影，大约两年前钱花完了，没法做下去了。承第30届香港电影节的好意，让我把一部分片花，大约70多分钟，在电影节放映，结果引起了国内外的关注。当年在第11届釜山国际电影节AND(亚洲纪录片网络)基金获得最高奖；后来我又尝试申请了日本艺术文化振兴基金，去年4月，从日本文化厅所属的“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获得了750万日元的赞助费用。当然，青影和中坤给了我很大帮助，凤凰卫视在拍摄过程中也给了我一部分资助。 应该说，整个拍摄过程中，日、韩、中三方没有丝毫干预。我反而觉得，这部电影集中了三方力量共同资助、共同完成，这一点恰恰很有意义，有非常重要的含义！
帮助日本治疗战争后遗症
记者：这么一部多视角透视靖国神社的电影在日本遭遇停映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李缨： 表面上看，宣布取消放映的电影院是出于对安全的担心，但这些明显不是主要问题。因为三四个月前，我们一起商议决定放映这部电影时，就说好到时一起接受挑战，这些都是意料中的问题。这一切突然之间改变了，显然剧场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压力。真正的原因，是有人质疑影片违背了“不得有政治宣传意图”这一“日本文化振兴基金”的赞助基本条件。在这种质疑的压力下，影片发行商Argo Pictures在3月12日晚上面向国会议员们进行了紧急试映会，约有40名国会议员参加；在次日的会议中，议员们对于片中出现的一些人物和情景进行了质疑和辩论。一些议员声称此片反日，右翼政治团体开始不断施压要求停映……不过，在日本多年，我对日本社会健康良性的一面感受颇深，比如这次日本电影导演协会已对此表明公正立场：“表达自由不应妨碍！”其实，我反对参拜靖国神社并不等于反对日本。相反，我认为这是在帮助日本治疗战争后遗症，是为了让它身体更健康。就像我曾经说，拍摄《靖国神社》是给日本的情书。爱情的表达方式可以有各种各样。封杀这部电影不但是对表达自由的妨碍，也是在扼杀观众思想的自由，是对日本国民思考能力没有信心的表现。损害了日本的国际形象和多元文化特征。为什么会这么恐惧？这部电影的力量在哪里？为什么它比传统的表达方式更具有力量？……也许是因为我选择了最本质的表达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