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月中旬在柏林影展上斩获银熊奖后，王小帅的新作《左右》(blog)在国内却迟迟没有露面，影片“因为裸戏太多而未通过审查”的传言随之甚嚣尘上。但记者近日获悉，《左右》的全国公映时间在几经周折后已确定为4月1日。
《左右》在柏林上映后，国外媒体发表评论，普遍认为该片是一部跳脱煽情窠臼的情感佳片。而此前，《左右》曾在广州举办过小型试映，也引起了广泛的好评。
故事的女主角枚竹是一名房产中介，每天的职业是带着一个个客户在一所所空房里徘徊，平凡安逸。她所遭遇的惟一不幸是三年前和前夫离婚，必须自己抚养他们的女儿。女儿禾禾五岁了。枚竹再婚，有一个既爱自己又疼女儿的丈夫。可惜这个故事有个更不幸的开始，禾禾被查出得了白血病。枚竹平静的生活出现了巨大变故。由于没有合适的血源进行干细胞移植，医生提出：如果禾禾有个同胞弟妹，就可用脐带血救姐姐。
为了救活惟一的女儿，枚竹决定找到前夫，目的只有一个：和他再生一个孩子！
一个让任何人都无法拒绝的理由，却带来了一系列问题：自己的决定将如何向深爱着自己和孩子的丈夫表白？自己的前夫会不会同意？并且前夫又将怎样面对他自己的妻子？
在一个挽救生命的前提下，一场左右为难的战斗开始了。
在影片《左右》中，女主角枚竹遭遇了意想不到的难题：在经历了痛苦的交锋和交流后两家都同意“再生一个”，但做试管育婴尝试的结果是，前夫的精子质量无法保证成功受孕。救女心切的枚竹决定不放弃，她希望用自然性交的方式再试一次……
向左，还是向右？
影片略带离奇的故事并非杜撰，它源自于一起真实的事件：
2005年底，为了拯救患绝症的13岁儿子秦新华，39岁的四川女子闫英冒险与已经离婚3年的前夫秦德强怀孕，因为同胞兄弟干细胞配对成功率有25%，她企望用婴儿的脐带血拯救儿子。
和电影不同的是：现实中闫英和秦德强离婚后，两人都没有再婚。伴随《左右》的宣传攻势，闫英的命运又再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我刚到杭州，两个孩子也带来了。浙江卫视请我过来参加一档节目，而且联系了两个民营企业家来资助孩子上学。”3月26日下午，当记者拨通闫英的电话时，她的声音显得有些疲惫，“《左右》？我听说了，但是不太清楚，我没觉得电影和我有什么关系，它离我的生活太远了。”
的确，电影经过了艺术的加工，真实的生活却更加残酷。
影片《左右》最后的镜头是：枚竹和前夫到了出租房里，两人不知如何开始……在房间里经过一系列繁文缛节后，两个人的手终于在红色被单上握在了一起。
影片到此戛然而止，而现实是：2006年9月1日，闫英在成都生下她与前夫的非婚生子，这个带着拯救哥哥使命出生的孩子，并没有幸运地挤入四分之一的成功机会。脐带血配型不成功，秦新华于当年10月在贵阳去世。
给儿子办完后事，闫英带着两个月大的小儿子秦家川(他依旧随了父姓)回到四川老家——泸州市古蔺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希望让时间来抚平自己的伤口。
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闫英抚养幼子，伺候母亲，日子过得平淡而安静。
2007年年底，闫英前往成都，“以前新华生病的时候，有很多人帮助过我们，我本想在春节前一一拜访感谢。没想到刚到成都，就得到母亲病危的通知，当我赶回老家时，母亲因心脏病已经去世。”
伤心欲绝的闫英带着1岁的小儿子离开家乡，投奔在贵阳打工的妹妹。
通过职介公司，闫英找到了一份保姆的工作，“早上7点去，晚上8点下班，每周还可以休息一天，一个月800元钱。”闫英说本来每个月只有600元的，但是雇主知道她的情况后，主动加了200元。
对于现状，闫英觉得已经很满足了，“我上班的时候带着儿子，能天天和他在一起，我觉得很好。”
闫英告诉记者，离婚后跟着前夫的二儿子秦新富现在也回到她的身边。
新富上六年级了，很懂事，知道家里穷，学校里要搞什么活动他都不参加，因为怕花钱。”提到儿子，原本坚强的闫英终于禁不住啜泣起来，“家川也很乖，我做事的时候，他从来不哭不闹。”
两个儿子如今是闫英生活的最大动力，但生活的重压也是显而易见的，谁来帮帮这个弱女子呢？
面对生活，闫英又恢复了坚强，“只能靠自己，孩子的父亲只能养活自己，他眼睛不好，找工作也成问题，爷爷奶奶都80多岁了，家里又穷，在农村老家守着百孔千疮的住房，盖的是发了霉的被子，感冒了也没钱买药，他们也只能顾自己。”
谈起前夫秦德强，闫英表现得极为宽容。
据记者了解，秦德强在秦新华患病期间，视力就急剧下降，被诊断为“因忧郁过度造成视神经堵塞”，需做手术，但没钱，一直拖到现在也没做。
“今年春节期间，他来看过儿子，我们见过一面，从那后就没见过了。”闫英说，不过她知道，秦德强经常乘她不在家的时候来看儿子，“他很喜欢两个孩子，只是不善于表达。”
有没有考虑过和前夫复婚？或者重新寻找另一半？很多亲戚朋友都劝过闫英。但她的立场似乎很坚定：“新华生病时，他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这一点我是不会原谅他的。而且我的前半生已经很不幸了，下半生我只想和儿子在一起，不会再找其他人了。”
但血缘的关系是无法隔断的，闫英无奈地说：“家川现在已经一岁半了，却只喊爸爸，不喊妈妈。”
-本报记者 孙 磊
1990年，刚刚结婚的闫英和秦德强离开了小山村，带着对生活的美好憧憬到贵阳打工。秦德强搞搬运，闫英在餐馆里打工，每月两人加起来能挣上千元。
日子过得平凡而幸福。
1993年和1995年，大儿子秦新华和小儿子秦新富相继出生，就在一家人过得其乐融融的时候，厄运降临了。
秦新华长到7岁多时，常常感觉膝盖疼痛，下肢无力，当时在贵阳打工的闫英背着儿子四处求医，结果被诊断为是普通的生长痛。
2000年6月的一天，秦新华突然病倒了，面部发黄，四肢软弱无力，到医院查血、抽骨髓化验后，医生把闫英悄悄拉过一旁，告诉她:“你儿子可能得了白血病，但不能确诊，你要有心理准备。”
听到这个消息，闫英一下子呆住了。
儿子刚上小学，不能让他的人生之路刚刚开始就中断。为救儿子，闫英夫妻开始了艰难的求医之旅。
2000年7月，闫英带小新华去北京儿童医院治疗。
一去就是23天。北京的医院不准家属和孩子同住病房，闫英只能每个星期探望一个小时。为了节约钱给孩子治病，闫英没舍得去住招待所，而是在大街上躺了整整13个夜晚，每天只吃两个馒头。但第14天晚上，她被当地派出所抓走了，那天正是探望孩子的时间，闫英急了，在派出所耍了横。当派出所的同志了解到她的情况后，用车送她去医院看望孩子。送她去的警察被她感动，当场捐了500元钱，派出所所长后来还安排她免费住进招待所。
离 婚
儿子生病给夫妻俩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两人之间的感情也出现了裂缝。
“那段时间家里确实很困难，两个人经常为钱的事争吵。”闫英回忆说，“他(秦德强)脾气不太好，一吵起来就动手打人，我又打不过他。其实他很喜欢儿子，只是经济压力太大，他又没能力负担，心里也着急。”
为了让儿子能有一个宁静的环境治病，2002年3月，闫英与丈夫秦德强离婚。两人协议：生病的大儿子跟闫英，小儿子跟丈夫，挣的钱给儿子治病。
“当时他死活不同意，但我铁了心，一方面考虑是不想让儿子看到我们争吵，这对治病不利；另一方面，我对他也很失望，我天天为了儿子的病东奔西走，他一点也不体谅我。”
离婚后的闫英一个人用柔弱的肩膀撑起了家庭的重担。
为了赚更多的钱，闫英甚至还学会了开车，开始在贵阳三桥综合农贸市场里送货。
白天，闫英到处跑运输，而到了晚上，闫英顾不上休息，出门捡破烂。
“为了救孩子，我什么都愿意做。”回忆起那段日子，闫英哽咽着说。
2003年6月，贵阳几家报纸分别报道了小新华的病，引来了更多的关爱。贵阳市多家单位数次对闫英一家给予救助并进行募捐。贵阳市贵惠路小学还为小新华兄弟俩免除所有学杂费。
闫英已经记不清有多少好心人伸出援助之手了，但小新华的病情却始终没有好转。
2003年暑假，闫英怀揣捐款和积蓄，带着儿子北上，再次来到北京儿童医院。经过三次骨髓穿刺，确诊秦新华患的是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这个病在以前被称为白血病前期，虽然不是所有的骨髓异常增生综合征的病人都会发展成白血病，但却和白血病一样危险，即使进行骨髓移植手术也只有一线希望。
生 子
闫英每天忙着赚钱存钱，但她也在关注着新闻，关注着身边的每一张报纸，她希望能找到最终可以救孩子的最新方法。
2005年的一天，中央电视台播出了一则兄弟之间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可以治白血病的消息，这让闫英兴奋不已。
2005年5月17日，她带着秦新华和秦新富哥俩，怀揣借来的2万多元钱踏上了去成都的火车。
这一趟没有白跑，四川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的“移植配型报告单”显示，患者秦新华和供者秦新富配型完全相合，医生告诉她，小新华的病有希望了，可医生又告诉她：骨髓移植需要20万元的费用。
20万元对于这个绝境中的家庭无疑是天文数字。“自从新华生病后，我们总共已花去近20万元，还欠下了好几万元的外债。”
随后，另一个消息更让闫英绝望。“医生告诉我20万做骨髓移植。当时我疏忽了，没有给医生说供者只有10岁。”
由于秦新富只有10岁，在医学上年满18周岁才能捐献骨髓，与此同时，医生在检查时发现秦新华患有乙肝大三阳，需先进行保肝治疗。
骨髓移植手术又被搁置了。
刚刚燃起的希望又再度破灭，一心想救儿子的闫英并没有灰心，她又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可以生一个小孩，用脐带血救哥哥的报道，她向医院咨询，得到了肯定的答复，但医生同时告诉她，新生儿的脐带血和秦新华吻合的可能性只有25%。
“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我也要试。”于是闫英作出了一个更惊人的决定——与前夫再生一个小孩，来救小新华！
她打电话给秦德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当时我没有同意。我俩已经没有共同语言，更没有什么感情。”秦德强事后对记者说。
就这样拖了两个月，到了2005年冬天，闫英找到秦德强再度商量此事，“我当时想要是他不同意，我就给他下跪。”救子心切的闫英者说。
就在前夫沉默不语时，儿子秦新华开口了：“爸爸你就和妈妈和好吧，再生一个弟弟或者妹妹来救我，我不想这么快就离开这个世界。”
儿子的哀求最终打动了秦德强。
最 后
2005年底，39岁的闫英如愿以偿再度怀孕。
在闫英怀孕期间，秦新华一直在住院接受化疗，虽然挺着大肚子，行动不便。可为了照顾儿子，闫英还是一天24小时待在医院里。
医院租躺椅每晚要5元钱，但闫英舍不得，她花了10元钱买了一张草席，每天晚上就直接睡在地板上。硬邦邦的地板经常把她的背和腰硌得生疼，但她早已顾不上这些，对配型是否成功的担忧，和对腹中宝贝即将出世的憧憬，让她在希望和忐忑中，久久难以成眠。
2006年9月1日，闫英在成都市妇产科医院剖腹产下一男婴，随后，装有脐带血的血袋被工作人员带出了分娩室，被立刻送往脐带血干细胞库，等待已久的专家将对其进行配型。
然而，命运却给闫英母子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承担着救活哥哥使命的男婴脐带血配型不成功，不能对秦新华进行脐带血植入。这就意味着，试图用同胞弟弟脐带血拯救秦新华的希望完全破灭。
配型结果出来时，所有人都不忍心将这个残酷的事实告诉闫英，但闫英仍然从身边人们的眼神中读懂了一切，但她表示，自己不会放弃：“虽然这次失败了，但干细胞库要为我寻找适合儿子的配型，我仍然抱着希望，我一定要将我的儿子治好！”
但死神却在一个多月后突然降临。
2006年10月的一天，病床上的秦新华突然告诉妈妈，他想吃稀饭。闫英摸了摸口袋中的钱，想想懂事的儿子很少提什么要求，于是二话不说走出医院给他打稀饭。“我一生中，哪样都不遗憾，就是新华最后想吃稀饭没有吃到。”虽然已经过去一年多，但闫英一回忆起自己和儿子最后的一刻还是禁不住泣不成声。
就在闫英出门买稀饭不到20分钟时间，秦新华病情突然恶化，神志不清最终离开人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