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累积了种种不愉快，而压垮人的最后一根稻草，往往是一件很荒谬的事。”
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首映后，喜剧电影《一个部门的诞生》导演麦天枢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专访。他的这句话，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这部作品会引发那么多观众的共鸣。
影片从一个极小的事件展开：年轻人德仔要办理电视台会员退订，电话打不通，亲自去线下客服中心又遭遇重重阻碍，阴差阳错之下竟演变成一场“持枪劫持”闹剧。首映场上笑声不断，尤其是前半部分，德仔那句“我要cut台（退订）！”每一次出现都引发爆笑——毕竟谁没受过自动续费退订难、升级套餐就降不回去的苦？但笑过之后，越想越心酸：为什么连退订这种小事都令人举步维艰？
《一个部门的诞生》是麦天枢首执导筒的作品，但港片迷对他不会感到陌生。他是银河映像的主要编剧之一，曾凭《神探大战》拿下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一个部门的诞生》以2014年发生在香港的一宗真实事件为蓝本：一名青年男子因合约纠纷持刀闯入某电视台大楼，要求见高层，对峙一个多小时后被警方拘捕。事件一度被坊间传为笑话，但麦天枢看见当中的唏嘘——一个普通人，被生活反复蹂躏，在某一个微小的瞬间突然“跳掣”，成了别人眼中的疯子。
他疯了，是谁的错？真实案件的一句法官判词让麦天枢记了很多年：“商业社会中，他无意干涉订立合约的自由，但这家电视台如何对待客户，自有公论。”
麦天枢把这些复杂而真实的情绪写进了故事之中。而他更想追问的，是一种更普遍的生存方式：当压力不断累积，人们往往会选择关掉部分感受，退回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打开（情感的）开关虽然很辛苦，但是不是只有这样，才更像一个人？”
《一个部门的诞生》将于6月27日全国上映。以下是羊城晚报与麦天枢的对话。
《一个部门的诞生》是麦天枢首执导筒的作品，但港片迷对他不会感到陌生。他是银河映像的主要编剧之一，曾凭《神探大战》拿下第4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编剧。《一个部门的诞生》以2014年发生在香港的一宗真实事件为蓝本：一名青年男子因合约纠纷持刀闯入某电视台大楼，要求见高层，对峙一个多小时后被警方拘捕。事件一度被坊间传为笑话，但麦天枢看见当中的唏嘘——一个普通人，被生活反复蹂躏，在某一个微小的瞬间突然“跳掣”，成了别人眼中的疯子。
他疯了，是谁的错？真实案件的一句法官判词让麦天枢记了很多年：“商业社会中，他无意干涉订立合约的自由，但这家电视台如何对待客户，自有公论。”
麦天枢把这些复杂而真实的情绪写进了故事之中。而他更想追问的，是一种更普遍的生存方式：当压力不断累积，人们往往会选择关掉部分感受，退回到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状态。“打开（情感的）开关虽然很辛苦，但是不是只有这样，才更像一个人？”
《一个部门的诞生》将于6月27日全国上映。以下是羊城晚报与麦天枢的对话。
导演麦天枢
cut台和冻柠茶，都市人的“跳掣”时刻
羊城晚报：《一个部门的诞生》源自真实事件。原案件中，哪个具体的细节或荒诞感最触动你，让你觉得“这非写成剧本不可”？
麦天枢：当年看到这则新闻，第一反应一定是好笑。但事后回想，印象最深的其实是那种“跳掣”的情绪——这么小的一件事，会爆发到拿刀去威胁很多人。我觉得大家会对当事人这种“跳掣”的经历有共鸣，因此想写这样一个故事。
我们主创做资料搜集时去了这个电视台的客服中心，表示要帮朋友cut台，被保安带进了一间只放得下一部电话的小房间。真实事件也是这样，当事人要求cut台后被带进这个房间，传闻他就在那间房里拔了刀，要求见电视台主席。这个桥段被我们用在电影里（电影把刀改为了枪），虽然看起来很荒谬，却是真实的。
想要cut台的青年德仔（戴玉麒饰）
羊城晚报：你本人有过这种突然“跳掣”的时刻吗？
麦天枢：我自己很少突然失控，但有一次跟父母在餐厅吃饭，他们照旧拌嘴，我如常沉默。那时候我入行四五年，没钱给家用，写出来的东西也没什么光彩，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我点了一杯冻柠茶，很久没上，服务员只说“帮你跟”；又等了一个多小时，我再催，服务员却说“正在切柠檬”。当时我就火了，大骂服务员，经理出来我也劈头盖脸骂了一顿。完全被愤怒冲昏了头，甚至不记得事情怎么收场。
但如果不说这件事的背景，你不会理解我的反应为什么这么大。服务员是很敷衍，但至于生气到这种程度吗？cut台事件的主人公也是，至于拿刀吗？我印象中，他是一个“双失”青年，在公屋长大，单亲家庭……有了这些背景，你就知道事件不是“cut台”这么简单。生活里累积了种种不愉快，最后一根稻草可能是一件很荒谬的事，就像我那杯冻柠茶一样。
羊城晚报：上影节首映礼的映后交流中，你提到初版剧本的结局更圆满，但如今我们看到的结局颇为悲情。为什么做出这个改动？
麦天枢：本来的结局更符合片名“一个部门的诞生”：电视台成立了一个解约服务部，客人开开心心来cut台；最后有人喊了一声“cut”，原来是一部戏中戏。但后来觉得这结局太美好了。因为真实事件带给我最深的感受是唏嘘：一个年轻人，因为退订这件小事，竟然要落到接受法庭审判、面对公众舆论的田地。
真实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那个电视台网页上出现了一键获得解约申请表的按钮。好像是个小进步，但这个按钮甚至不意味着你就能成功cut台。法官在判决时说，他无意干涉订立合约的自由，但这家电视台如何对待客户，自有公论。最后那四个字让我印象深刻。这种唏嘘是我很想在电影里保留的东西。
羊城晚报：你认为这是一部黑色喜剧吗？
麦天枢：《一个部门的诞生》参考了很多经典电影《热天午后》的元素，比较合适的词应该是“荒诞”。作为创作人，我选择不定义这部片子的类型，留给观众来定义和感受吧。
谢君豪很精准，梁雍婷有反差
羊城晚报：电影的选角很精彩。年轻演员戴玉麒演被步步紧逼的德仔，白只演职场老油条，梁雍婷演强势警察，角色都非常贴脸。除了演技，你看中了他们身上哪些特质？
麦天枢：选角这件事我还在学习。我写剧本的时候只有一个很模糊的形象，比如客服中心的职场老油条这个角色，我只会觉得“不能太年轻”，跟团队头脑风暴的时候，甚至想过让余香凝来演。
而让较小的梁雍婷来演暴躁女警察山姐，确实比较有反差。跟她聊天试镜时，她试了好几个角色，包括记者。聊下来发现她有一种气场——因为她是家里的大姐，家人也有当警察。定下她之后，又找了身材高大的演员来演她的手下，化学作用更强。
羊城晚报：饰演电视台大老板的谢君豪呢？怎么打动他来出演？
麦天枢：他是这部戏我第一个接触的演员，也是最后一个敲定的。当时连出品方寰宇都还没答应投资，但豪哥知道我的故事参考了《热天午后》，他产生了兴趣。剧本还没成型时，我甚至想让他演主角德仔——你就知道我对选角的尺度有多大了。但后来决定主线是一个“年轻人跳掣的状态”，豪哥年龄就不合适了。
随着剧本推进，我发现自己凑到了一群好戏之人，豪哥又重新出现在我脑子里。豪哥的演绎平衡了舞台感和电影感，非常精准，让拍摄更加顺利。这对我们这种时间紧压力大的小成本电影来说非常重要。很幸运的是，这部片子有这么多演员，演技方法各不相同，融合出来反而效果非常好。
羊城晚报：作为一个新导演，如何让这群好戏之人有所发挥，又能让故事顺利推进？
麦天枢：所有演员都有自己的质地，我不会限制他们发挥。这部片的演员很尊重剧本，为他们保留自由度、让他们演得更自如，是必须的。编剧写剧本看全局，但演员钻研自己的角色，有时会发现编剧导演看不见的盲点，双方一起把角色做得更合理。
比如白只演的客服老油条，到底得“油”到什么程度？我一开始拿捏得没那么准确，白只把他变得更具体。他抓住一点：“准时收工”是他的信条，绝对不会早退，但超时加班就离谱。
编剧团队也一起做资料收集，让每个角色都丰满，几乎每个角色都有现实参考。哪怕是电视台老板这个角色，虽然接触不到真人，但我们也通过一些侧面和枝节来塑造——比如看电视台员工的访问。有员工觉得这个老板曾经也有新闻理想，当年那家电视台的新闻部很厉害，大学传理系的学生以进这家电视台为梦想。拼凑出来，这个老板可能曾经有追求，但也被自己的生活打垮了。
“打开这个开关，才能活得更像一个人”
羊城晚报：电影的层次很丰富。普通人办事被推诿的无奈、大集团的逐利，甚至是德仔难以实现的电影梦、他与奶奶的祖孙情……不同观众会有不同解读。作为创作主脑，你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表达什么？
麦天枢：很多时候，人们面对压力的方式是关掉一个“开关”。比如电影里的电视台客服人员，他们身在一线，经常会被气愤的客户“问候祖宗十八代”，不思考、不感受反而过得比较舒服。做人也一样，全世界都有战乱和惨剧，连看新闻都很痛苦。但我想反思的是：虽然辛苦，但是不是打开这个开关，才能活得更像一个人？
羊城晚报：作为创作者，是否更应该保留这个开关？
麦天枢：一定是。游乃海导演有一句话影响我很深：创作人应该永远对人保持好奇。我这个岗位——编剧或者导演，最有趣的就是可以以此为借口去了解很多人。有很多机会了解不同行业的人，我很享受这个过程。有机会感受其他人的世界，我觉得是幸福的事。
羊城晚报：首映场里，大家看到德仔是一个无业电影人的情节就爆发大笑。为什么做这样的设定？
麦天枢：这个角色确实有一定的自我投射，但最初也有纠结过。近年不少港产片里都有电影人角色，有时候我也会想：观众感兴趣吗？是不是我们电影人无病呻吟？其实第一稿剧本里从来没设定德仔是个电影人，当时的剧本里，这个角色更多是引子，几位人质的故事才是重头戏。
但我还是受了《热天午后》的影响。电影把阿尔·帕西诺饰演的主人公塑造得非常好，看完两个多小时的戏，观众基本已经了解了他生活的全貌。所以在这部片里，我也想说清楚挟持者的背景故事，给出行为动机。我不想简单地写“因为没法看英超”之类的原因，还是需要一个稍微复杂点的动机。真实事件里就是帮妈妈cut台，综合考量之后，我设定了“德仔帮奶奶cut台”。
羊城晚报：片中还有一场“戏中戏”。警察找奶奶来劝德仔投降，德仔骗她说“我在拍戏”。是否也是你作为电影人的一点小趣味？
麦天枢：电影梦和亲情是我很有感触的两件事。比如我爸妈，是因为我入了这一行，他们才对电影有了更多兴趣。家人的关心往往不善言说，却藏在细节里。电影里奶奶和德仔的关系也是一样。
其实这场戏中戏的成本是整部片子最高的。一是换了个空间更大的大堂场景，二是需要很多演员，协调和调度复杂得多。监制理性分析过，很可能吃力不讨好。但最后还是决定拍。
一是希望跳脱出小空间，让电影没那么死板；但更重要的是我对电话戏的执念。我在英国留学时，跟家人靠电话联系。我英文不好，第一年很不适应。尤其是我主修哲学，甚至完全听不懂课。有一次打电话回家，想提出退学，妈妈第一句就问我“有没有不适应呀？”我一听就哭了，但不能让他们听出来，最后也没敢说退学的事。电话两头离得太远，但总想让对方安心。就跟德仔一样，他跟奶奶无法见面，但无论如何都想安抚她的情绪。
羊城晚报：自己做导演，似乎确实可以表达更多私人的感受。当了这么多年编剧之后首执导筒，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麦天枢：我从来没有导演梦，我非常喜欢文字创作，没入行前想过当作家，入行后做编剧的过程又一直很愉快。文字转向视觉是一门新学问，这次当导演有很多吃力的地方，全靠幕后团队帮了很大的忙。
羊城晚报：还会有下一部导演作品吗？
麦天枢：我不抗拒。无可否认，导演一定更有机会主导项目，未来有这个可能性，也是好事。
但哪怕我继续做编剧，还是能学到很多东西。杜先生（杜琪峯）、韦先生（韦家辉）也不会抗拒继续找我当编剧。如果《一个部门的诞生》这个剧本杜先生愿意拍，一定比我拍得好得多。封闭空间、十个人，怎么调度？你可以想象杜先生绝对可以做得很完美，什么风格都手到擒来。我最近帮韦家辉的一部戏做剧本，最理想的状态是今年开机；《一个部门的诞生》监制刘浩良也有一部新戏，也是我做剧本。
文 | 记者 胡广欣 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