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师李振武指出，节目组在选角、背调及后期管理上的失职是导致李金铭长期遭受纠缠的关键诱因，综艺制作方需从录制前、中、后三个环节全面承担起对素人家庭的筛选、艺人安全的保障以及节目关系的切割责任。
一、录制前：背景审查与风险评估
节目组在挑选素人家庭时，必须履行严格的背景调查义务，不能仅凭节目效果或拍摄便利草率决定。
充分了解候选家庭的认知水平、法律意识和边界感，评估其是否具备区分“综艺剧本”与“现实生活”的能力。
对家庭成员的言行倾向进行预判，避免选择有过度控制欲、偏执倾向或曾有过纠纷记录的家庭。
在签约时以书面形式明确告知：综艺关系仅为短期合作，所有“婆媳”“夫妻”等角色设定均为剧本安排，不产生真实亲属或婚姻义务。
合同中应纳入禁止素人事后私自使用艺人肖像、对外宣称亲属关系、持续纠缠等条款，并约定违约责任。
当年《明星到我家》节目组显然未完成上述评估：该家庭在录制过程中就提出“让儿子与李金铭同房”的要求，事后还以“节目组送儿媳”为由起诉，证明节目组在选人环节存在严重疏忽。
二、录制中：安全保护与边界界定
录制期间，节目组对艺人的安全保障负有直接责任，必须建立实时防护机制。
设置专职安保人员，24小时关注艺人人身安全，尤其在涉及夜间休息、单独相处等高风险场景时加强保护。
对素人家庭的不合理要求（如同住、扣留证件等）坚决拒绝，必要时立即中止录制或更换家庭，而非仅通过“守门”等临时措施应付。
确保录制区域配备紧急通讯设备，提前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包括艺人被困、证件被扣、人身威胁等情况的处置流程。
在节目剪辑中避免刻意放大冲突、“苦难景观”以博取收视率，防止误导观众及素人家庭混淆剧情与现实。
当年李金铭的护照被该农家扣留，被迫自费请对方旅游才换回证件，节目组竟未及时报警或采取法律措施，而是“趁夜将其弄走”，这种处理方式严重失职。
三、录制后：关系切割与后续协助
节目杀青不等于责任终止，制作方必须完成“去角色化”引导和长期风险隔离。
录制结束后，由制作方、艺人方共同与素人家庭签署《关系终止确认书》，当面明确：“综艺拍摄已完全结束，双方不存在任何亲属、婚姻或赡养关系，艺人不得再以任何形式被绑定”。
协助艺人收回可能遗留的个人物品（如私人物品、证件复印件等），并监督素人家庭删除或封存非必要的录制期间影像资料。
将艺人联系方式从素人家庭处彻底隔离，必要时更换艺人在当地的联系渠道，并定期回访了解后续动态。
若艺人后续遭受纠缠或骚扰，节目组应主动提供证据支持，配合艺人进行平台投诉、行政报案或法律诉讼，而非推卸责任。
现实是：该农家十余年持续发布李金铭旧照、以“婆婆”自居、甚至保留碳化剩饭作为流量素材，而节目组从未出面切断这些行为，导致艺人长期承受精神困扰。
四、行业警示与责任框架
李金铭事件为综艺行业划出了不可回避的责任底线。
节目组不能只追求收视率而忽视“人”的安全，必须将风险评估纳入制作预算和流程。
司法上虽尚无明确判例认定节目组对“售后纠缠”承担侵权责任，但律师认为未尽合理注意义务“理论上”可构成失职。
新修订的《治安管理处罚法》（2026年1月1日起施行）已明确将跟踪、滋扰、纠缠列为违法行为，节目组有义务配合公安机关执行处罚。
行业应建立统一标准：录制前签约、录制中保护、录制后切割，三个阶段缺一不可。
当年制作方的一句“送来的儿媳”，换来了艺人长达十年的精神枷锁。综艺可以制造剧情，但不能制造永不落幕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