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淇|变身导演之后

回忆起拍摄的6天，至今她都觉得是混乱的。可有一件事让文淇印象深刻，就是自己监视器前始终摆满各式糖果，工作的每一天里她都需要靠不停摄入糖分来缓解压力。“如果要说学到了什么的话，可能就是我感觉自己知道了极限在哪儿。”

从前作为演员，文淇觉得专注在表演上已经耗尽了全部精力，但走过这一遭，她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一次做好多事情”的，同时也开始站在不同视角下去看待文本，以及揣摩情感层面的表达。

对她来说，跨出这一步或许给未来漫长的职业生涯创造了某种相互补充的机会。

文淇深深地记得某天清晨，剧组即将开始拍摄一场在潜水馆的戏，需要摇臂配合完成从水面到角色的调度。谁曾想，在到达现场一个小时之后，她被摄影师告知，摇臂坏了，并且找不出任何原因。她形容那已经不是令人头疼的焦虑程度，他们甚至都做不了什么，只能在原地等待奇迹降临。当时，文淇和郑子忆坐在监视器前不停地计算时间——有多久能用来等待，或者到底要不要等待。

导演始终需要在每一个当下做出权衡以及理性判断，这是令文淇感受最深的。她回忆道：“不同于演员的视角，作为导演会更偏重于客观，例如需要知道每一场戏的发力点以及力度，如何做到收放自如或是把控节奏。但做演员的时候我会容易走到一条死胡同，因为期待每一场戏都是饱满和全情投入的，而这需要很多小的细节和情绪去支撑。”

显然，这段经历给予文淇的不止于在另一重身份下需要承担的压力与责任，某些潜移默化的获得在她之后的工作中也开始渐渐“浮出水面”。

她刚刚在宁波结束了新作品的拍摄。这个角色包含武打戏份，于是她提前半个月，每天去和武行前辈学套招、练体能。文淇觉得这不仅是为人物服务，更多的也调动了自己。她意识到自从开始了体能训练，她的身体都变好了，日常的运动好像也更能坚持下去。

文淇也更深切地感受到顺畅的沟通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工作节奏与质量，因为曾经让她觉得最难的，就是作为导演该如何向主创们表达自己心里想要的东西。

在这次新合作的导演身上，文淇观察到了更多。“我觉得他在做导演的时候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角度。我觉得他更理性和具有前瞻性——他可以预见自己想要在某一刻表达的情感和他想要观众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的。这一点对我启发很大。”

文淇将其视作导演与演员之间很好的配合，各自专注于自身工作。她觉得这一次两个人配合得还挺好的。“他会用很简单或是干练的词语，哪怕短短几句话，我就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去调试自己的表演。我觉得这一点挺神奇的。”她补充道。

她回想起《她问》在后期阶段，当她在剪辑室再一次看到那些素材的时候，意识到有许多镜头最终呈现出的效果与当时在片场时自己的判断不同。她现在也说不准是自己对表演的感受更近了一步，还是因为当时被分散了注意力，总之一些曾经她觉得有问题的镜头，在剪辑室里看的时候反而变得很珍贵。

“因为我和子忆很熟了，所以在审美和观念上已经非常默契了，不需要太多交流就能理解彼此想要什么。但难的是在和包括美术、道具、置景等等参与者阐述的时候，要能够精准表达，还要让对方认同并付诸实践，最终达到理想中的效果。”敏感的她还会在这样的沟通中感受到微妙的，来自人与人之间很多层面的博弈。在一些时刻，这些东西会分散她作为导演的注意力，还有其他琐碎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往不同方向拉扯她。

“我更愿意去交流了。因为我以前觉得演戏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我不太愿意告诉别人我如何对待这个角色，我是怎么想或者会怎么去处理，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隐秘的部分。但是现在我意识到想要让戏更好看，或者让呈现效果更出彩的话，沟通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得让对手演员、导演以及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知道你要让这场戏达到怎样的程度，那么配合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在学校里面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她感受到自己好像更知道怎样去准备角色，也更知道怎么去保持放松的状态。也得益于在校园，老师教给了她们一套通过放松肢体进而疏解情绪的方式，文淇带着这个办法走遍了自那之后的所有剧组。

时间是一双妙手，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这个姑娘的耳边别上一朵怎样的花。

距离参加第7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关于那几天的记忆却依旧翻腾着。她不仅在小城中获得殊荣，也带着新身份——长片《爱是最无用的东西》的制片人——参与了“平遥创投”。她不停地接受信息，更多的时候，她感受到了跳跃的情绪。

问她这部作品如今走到了哪一步，文淇回答：“从电影节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进行多方洽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漫长，以及充满了巨大不确定性的过程。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拥有了一切，仿佛明天就能开机了，但下一刻你会觉得其实我们一无所有，好像一直停在原点没动过似的。这是个挺考验人心和耐性的过程。”

事实上，哪怕《爱是最无用的东西》已经入围了“平遥创投”，文淇和郑子忆还是抱着“去这个创投试试看，不管结果如何，这个剧本也就算结束掉了”的心态。因为在此之前，她们曾经把剧本给挺多人看过，大家普遍的反馈是：写得很好，但你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好像感觉在这个时代里只想谈论情感成了一件有点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时才会有这样一种心态。但因为创投有初试、复试的过程，到我们单独跟三位评委沟通时，老师们对于这个作品的很多反馈都让我非常感动，我也把自己的疑惑跟他们交流。我说大家普遍觉得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商业性空间，也没有足够的看点。老师们当下就跟我说这个作品很有感情，很生动，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们听完之后，就像是有什么新的东西在心里萌芽的感觉，所以才直到今天也没有放弃它。”

纯粹变得很难，文淇无意抱怨任何一种有悖于自身审美的现状，但偶有心酸，坚持也变得更难。

她一向喜欢纯粹的东西。好比在平遥的几天时间，仿若一个美丽的泡沫，她再清楚不过在泡沫里的自己有多么地快乐。文淇变得活泼开朗，爱聊天，跟谁都能聊上几句，甚至不必在意往常对自己礼节性上的要求，就那么把整颗心交了出去；她记得阅历、经验丰富的成年人们在谈论起电影时眼中的纯真；记得那些苦寻机会的青年创作者的热情。她当时在想，大概中国所有好的电影人都在这儿了吧，那种被滋养着的感觉让她比平时吃得香，睡得好，以至于后来回到北京，当生活归于平静的时候，那种失落感一下便涌了上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次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所以大家对我的反应也会不太一样。会有人跟我聊一些在我作为演员的时候不会出现的话题，比如会跟我聊演员这件事情。这是我身处其中时不会听到的，当然结果就是喜忧参半。你会意识到有些人会把演员当成不同的独立个体谈论，也会有很多电影工作者是把演员当作物体的。”

文淇毫不避讳地承认在去平遥之前，自己对于电影工业、作品的制作过程的看待是更为感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虔诚的。在她心里藏着许多不允许被侵犯的角落。平遥一梦过后，她觉得自己能够更加平和与理智地看待它，也接受了某些她从前不愿承认的既定规则。她温和地说：“从被发现到制作再到出现在大家面前，每一部电影就像一个罐头一样。当然，每个罐头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可你需要接受它是流水线上的一部分。我不知道现在这样的想法是好还是不好，或许是一个更清晰和客观的认知吧。”

每一次看清和接受现实的瞬间，拼凑起了一种名为成长的东西。

但好在她还有表演。她说：“其实我在看《爱是最无用的东西》的时候，我会站在制片人的立场上看待许多可能发生和面对的困境，但是当我进入或者想到我即将在其中饰演的角色的时候，那种快乐是很纯粹的，那种期盼也是，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冲动，想要让观众看到这个人物的冲动，所以表演或许是一个我还能躲避的小天地。”

她想要去选择和坚持什么呢？

“如果是以导演或者从制作角度出发，我会更想要尝试一些比较轻快的主题或者形式，就像《爱是最无用的东西》一样，它是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它有巨大的能量和情感，我喜欢这样简单的电影。但是作为演员来说，其实能给到我的选择并不多，也是很被动的，是等着被选择的那一波人。所以对我来说当遇到一个还不错，还蛮有意义的项目的时候，我就不会考虑它是不是我自身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是不是我本人会想要做的一个事，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项目还不错的时候我就会去参与了。”

文淇的勇敢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动声色。她有时候会特别羡慕那种“毫不犹豫的中二”，那些人毫不迟疑，也从来不会怀疑自己，她好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他们。“有时候想想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的，也是非常地奋不顾身，像是一定要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一样。但好像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件可笑的事，我还是想慢慢找回那种纯粹的感觉。”

“我偶尔还是会很怀疑自己，很自卑。因为前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我在发动态到社交软件的时候，慢慢地也开始刻意地找一些显得自己漂亮的照片，会挑一些漂亮的角度和瞬间。我意识到自己开始有了一种虚荣感，而且这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我觉得这不是我，我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觉得自己以前是一个很自由，想发什么就发什么的人，但是现在怎么变成了一个有点喜欢搞这些的人了呢？我觉得不行，我要变得更真实一些。但我也不知道，这只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想法。”

其实，她一直都没变，至少是那层透亮的底色。

上一次她来上海，赶上了最冷的几天，或许是因为快要下雪了。她晚上一个人跑到了外滩，所有的灯都发着黄灿灿的光。她看着旁边来往的人、黄浦江对面的景色，才不去管那像刀子一样的冷风。她对新一年的期待也和从前差不多——更快乐，也更自由一点。

回忆起拍摄的6天，至今她都觉得是混乱的。可有一件事让文淇印象深刻，就是自己监视器前始终摆满各式糖果，工作的每一天里她都需要靠不停摄入糖分来缓解压力。“如果要说学到了什么的话，可能就是我感觉自己知道了极限在哪儿。”

从前作为演员，文淇觉得专注在表演上已经耗尽了全部精力，但走过这一遭，她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一次做好多事情”的，同时也开始站在不同视角下去看待文本，以及揣摩情感层面的表达。

对她来说，跨出这一步或许给未来漫长的职业生涯创造了某种相互补充的机会。

文淇深深地记得某天清晨，剧组即将开始拍摄一场在潜水馆的戏，需要摇臂配合完成从水面到角色的调度。谁曾想，在到达现场一个小时之后，她被摄影师告知，摇臂坏了，并且找不出任何原因。她形容那已经不是令人头疼的焦虑程度，他们甚至都做不了什么，只能在原地等待奇迹降临。当时，文淇和郑子忆坐在监视器前不停地计算时间——有多久能用来等待，或者到底要不要等待。

导演始终需要在每一个当下做出权衡以及理性判断，这是令文淇感受最深的。她回忆道：“不同于演员的视角，作为导演会更偏重于客观，例如需要知道每一场戏的发力点以及力度，如何做到收放自如或是把控节奏。但做演员的时候我会容易走到一条死胡同，因为期待每一场戏都是饱满和全情投入的，而这需要很多小的细节和情绪去支撑。”

显然，这段经历给予文淇的不止于在另一重身份下需要承担的压力与责任，某些潜移默化的获得在她之后的工作中也开始渐渐“浮出水面”。

她刚刚在宁波结束了新作品的拍摄。这个角色包含武打戏份，于是她提前半个月，每天去和武行前辈学套招、练体能。文淇觉得这不仅是为人物服务，更多的也调动了自己。她意识到自从开始了体能训练，她的身体都变好了，日常的运动好像也更能坚持下去。

文淇也更深切地感受到顺畅的沟通会在何种程度上影响着工作节奏与质量，因为曾经让她觉得最难的，就是作为导演该如何向主创们表达自己心里想要的东西。

在这次新合作的导演身上，文淇观察到了更多。“我觉得他在做导演的时候会有很多不一样的角度。我觉得他更理性和具有前瞻性——他可以预见自己想要在某一刻表达的情感和他想要观众看到的东西是什么样的。这一点对我启发很大。”

文淇将其视作导演与演员之间很好的配合，各自专注于自身工作。她觉得这一次两个人配合得还挺好的。“他会用很简单或是干练的词语，哪怕短短几句话，我就知道自己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去调试自己的表演。我觉得这一点挺神奇的。”她补充道。

她回想起《她问》在后期阶段，当她在剪辑室再一次看到那些素材的时候，意识到有许多镜头最终呈现出的效果与当时在片场时自己的判断不同。她现在也说不准是自己对表演的感受更近了一步，还是因为当时被分散了注意力，总之一些曾经她觉得有问题的镜头，在剪辑室里看的时候反而变得很珍贵。

“因为我和子忆很熟了，所以在审美和观念上已经非常默契了，不需要太多交流就能理解彼此想要什么。但难的是在和包括美术、道具、置景等等参与者阐述的时候，要能够精准表达，还要让对方认同并付诸实践，最终达到理想中的效果。”敏感的她还会在这样的沟通中感受到微妙的，来自人与人之间很多层面的博弈。在一些时刻，这些东西会分散她作为导演的注意力，还有其他琐碎的事情，每一天都在往不同方向拉扯她。

“我更愿意去交流了。因为我以前觉得演戏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我不太愿意告诉别人我如何对待这个角色，我是怎么想或者会怎么去处理，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隐秘的部分。但是现在我意识到想要让戏更好看，或者让呈现效果更出彩的话，沟通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你得让对手演员、导演以及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知道你要让这场戏达到怎样的程度，那么配合是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我在学校里面学到的很重要的一件事。”

她感受到自己好像更知道怎样去准备角色，也更知道怎么去保持放松的状态。也得益于在校园，老师教给了她们一套通过放松肢体进而疏解情绪的方式，文淇带着这个办法走遍了自那之后的所有剧组。

时间是一双妙手，你永远不知道它会在这个姑娘的耳边别上一朵怎样的花。

距离参加第7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但关于那几天的记忆却依旧翻腾着。她不仅在小城中获得殊荣，也带着新身份——长片《爱是最无用的东西》的制片人——参与了“平遥创投”。她不停地接受信息，更多的时候，她感受到了跳跃的情绪。

问她这部作品如今走到了哪一步，文淇回答：“从电影节到现在，我们也一直在进行多方洽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漫长，以及充满了巨大不确定性的过程。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拥有了一切，仿佛明天就能开机了，但下一刻你会觉得其实我们一无所有，好像一直停在原点没动过似的。这是个挺考验人心和耐性的过程。”

事实上，哪怕《爱是最无用的东西》已经入围了“平遥创投”，文淇和郑子忆还是抱着“去这个创投试试看，不管结果如何，这个剧本也就算结束掉了”的心态。因为在此之前，她们曾经把剧本给挺多人看过，大家普遍的反馈是：写得很好，但你们想要表达的是什么？

“好像感觉在这个时代里只想谈论情感成了一件有点难的事情，所以我们当时才会有这样一种心态。但因为创投有初试、复试的过程，到我们单独跟三位评委沟通时，老师们对于这个作品的很多反馈都让我非常感动，我也把自己的疑惑跟他们交流。我说大家普遍觉得这个项目没有什么商业性空间，也没有足够的看点。老师们当下就跟我说这个作品很有感情，很生动，他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故事。我们听完之后，就像是有什么新的东西在心里萌芽的感觉，所以才直到今天也没有放弃它。”

纯粹变得很难，文淇无意抱怨任何一种有悖于自身审美的现状，但偶有心酸，坚持也变得更难。

她一向喜欢纯粹的东西。好比在平遥的几天时间，仿若一个美丽的泡沫，她再清楚不过在泡沫里的自己有多么地快乐。文淇变得活泼开朗，爱聊天，跟谁都能聊上几句，甚至不必在意往常对自己礼节性上的要求，就那么把整颗心交了出去；她记得阅历、经验丰富的成年人们在谈论起电影时眼中的纯真；记得那些苦寻机会的青年创作者的热情。她当时在想，大概中国所有好的电影人都在这儿了吧，那种被滋养着的感觉让她比平时吃得香，睡得好，以至于后来回到北京，当生活归于平静的时候，那种失落感一下便涌了上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一次我的身份发生了变化，所以大家对我的反应也会不太一样。会有人跟我聊一些在我作为演员的时候不会出现的话题，比如会跟我聊演员这件事情。这是我身处其中时不会听到的，当然结果就是喜忧参半。你会意识到有些人会把演员当成不同的独立个体谈论，也会有很多电影工作者是把演员当作物体的。”

文淇毫不避讳地承认在去平遥之前，自己对于电影工业、作品的制作过程的看待是更为感性的，甚至可以说是虔诚的。在她心里藏着许多不允许被侵犯的角落。平遥一梦过后，她觉得自己能够更加平和与理智地看待它，也接受了某些她从前不愿承认的既定规则。她温和地说：“从被发现到制作再到出现在大家面前，每一部电影就像一个罐头一样。当然，每个罐头的质量是不一样的，可你需要接受它是流水线上的一部分。我不知道现在这样的想法是好还是不好，或许是一个更清晰和客观的认知吧。”

每一次看清和接受现实的瞬间，拼凑起了一种名为成长的东西。

但好在她还有表演。她说：“其实我在看《爱是最无用的东西》的时候，我会站在制片人的立场上看待许多可能发生和面对的困境，但是当我进入或者想到我即将在其中饰演的角色的时候，那种快乐是很纯粹的，那种期盼也是，是一种非常原始的冲动，想要让观众看到这个人物的冲动，所以表演或许是一个我还能躲避的小天地。”

她想要去选择和坚持什么呢？

“如果是以导演或者从制作角度出发，我会更想要尝试一些比较轻快的主题或者形式，就像《爱是最无用的东西》一样，它是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它有巨大的能量和情感，我喜欢这样简单的电影。但是作为演员来说，其实能给到我的选择并不多，也是很被动的，是等着被选择的那一波人。所以对我来说当遇到一个还不错，还蛮有意义的项目的时候，我就不会考虑它是不是我自身想要表达的东西，或者是不是我本人会想要做的一个事，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这个项目还不错的时候我就会去参与了。”

文淇的勇敢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动声色。她有时候会特别羡慕那种“毫不犹豫的中二”，那些人毫不迟疑，也从来不会怀疑自己，她好希望自己可以变成他们。“有时候想想自己以前也是这样的，也是非常地奋不顾身，像是一定要站在世界的对立面一样。但好像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个事情已经变成了一件可笑的事，我还是想慢慢找回那种纯粹的感觉。”

“我偶尔还是会很怀疑自己，很自卑。因为前段时间我突然意识到一件事情，我在发动态到社交软件的时候，慢慢地也开始刻意地找一些显得自己漂亮的照片，会挑一些漂亮的角度和瞬间。我意识到自己开始有了一种虚荣感，而且这样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是后来才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我觉得这不是我，我怎么变成这样了？我觉得自己以前是一个很自由，想发什么就发什么的人，但是现在怎么变成了一个有点喜欢搞这些的人了呢？我觉得不行，我要变得更真实一些。但我也不知道，这只是我这段时间的一个想法。”

其实，她一直都没变，至少是那层透亮的底色。

上一次她来上海，赶上了最冷的几天，或许是因为快要下雪了。她晚上一个人跑到了外滩，所有的灯都发着黄灿灿的光。她看着旁边来往的人、黄浦江对面的景色，才不去管那像刀子一样的冷风。她对新一年的期待也和从前差不多——更快乐，也更自由一点。

摄影/林嘉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