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黄晓阳出版：华夏出版社
拍部电影纪念父亲
1997年，张艺谋参加意大利的一次电影活动，突然接到家里的电话，得知父亲去世了。
张艺谋的父亲是个一生都不多言语的人，性格沉闷谨慎，似乎走路都一定要确认这条路绝对安全才肯迈步，说话更是能省就省。在家中，一切都由母亲做主。而正因为平常不太说话，父亲对张艺谋有一种强大的威慑力。这种力量很像张艺谋在许多电影中表现的那种力量，比如《活着》里的福贵、《菊豆》中的杨天青、《秋菊打官司》中秋菊的丈夫、《一个都不能少》中的魏敏芝。
张艺谋说：“当听到曾在农村当教师的老父亲去世的消息时，眼前顿时浮现父亲一生朴实的身影和他那些朴实的往事。处理完老人家的后事，我仍然好久不能平静。我把当时的感受说给一位友人听，友人用它编出了一个朴素的爱情故事。”
这就是张艺谋最初的创作冲动。可是，这个故事与张艺谋所理解的那种纪念有相当的距离，他希望反映的是父母那一代人平淡却又浓烈的爱情和亲情，而不仅仅是父亲和母亲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更希望这部影片能够从单纯的记录他父亲的故事中抽离出来。
既然张艺谋对这个本子不满意，身为文学策划的王斌便开始四处寻找。
1998年1月，《中国作家》杂志有一篇小说引起了王斌的注意，这篇小说叫《纪念》，小说的作者是鲍十。王斌将小说交给张艺谋，张艺谋看完后显得非常激动，对王斌说：“我要的就是这种感觉。你马上和作者联系一下，看他是否有时间来北京一趟，我们尽快谈一谈。”
正月初四，鲍十赶到了北京，当天下午便和张艺谋见了面。
见面地点在北京的一家茶馆。整个过程是张艺谋在谈，鲍十在听。谈未来电影的风格，谈电影和小说的不同，最后商定由他回家先弄出剧本的初稿，然后再进行讨论。从北京回来后，鲍十立即着手剧本的撰写工作，完成初稿后立即邮寄到北京。北京方面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他又写了第二稿，寄过去。然后北京又传来一些意见。
鲍十当时有点委屈，他觉得，无论是张艺谋还是王斌，对于未来的这部电影并没有形成完整的想法，而他们的做法又需要剧本作者极大地尊重他们的设想。创作是完全个人的行为，很难完全按照他人的设想进行命题写作，尤其对方的思想并不完整成熟的时候，便可能做很多的无用功。可毕竟张艺谋给出的酬劳是诱人的，加上能够和中国最有名的导演合作，就算是有点不痛快，他也会耐着性子干下去。
4月，北京又有消息传来了，这次先是请鲍十到北京，后又被通知前往河北赤城。当时，张艺谋正在魏敏芝的家乡拍 《一个都不能少》。鲍十在赤城县招待所住了下来，张艺谋将一帮主创人员召集到一起，集中谈《纪念》，每天早晨9点开始，除了吃饭就只干一件事，一直谈到午夜才结束。
张艺谋拍这部电影是为了纪念，但《纪念》作为电影片名，太虚了些，他已经为这部影片取了一个更为直接的名字，叫《我的父亲母亲》。这个片名一旦确定，影片的某些元素便确定下来了：首先，这肯定是一个爱情故事，是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所以，影片的主人公，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母亲，同时还得有第3个人，即叙述主体“我”。
基本结构确定以后，便开始攒戏，一场一场地攒。直到第五稿，剧本才确定下来。
最后确定的剧本，其实就是一个典型的张艺谋故事。
故事的结构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县城。父亲去世了，“我”遵照父亲的遗愿，将他安葬在他曾经当过乡村老师的乡下，因此影片中出现了出殡的场景。上世纪90年代的故事，张艺谋准备采用黑白镜头：在这黑白镜头之中穿插“我”对父母爱情的“回想”，随着“我”的思绪镜头又回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期，也就是父母的爱情开始的时期，这个时期的镜头全部采用彩色。
第二部分发生在彩色的20世纪50年代，“我的父亲”被下放到“我的母亲”所在的那个穷山村当教师，于是一场最简单质朴的爱情开始萌芽。
这是一场爱情戏，可是里面并没有任何轰轰烈烈的激情，也没有丝毫浪漫，一切都是那么的质朴，那么的自然。
《我的父亲母亲》大概是张艺谋倾注感情最多的一部，也应该是他最珍爱的一部，情感最浓郁却看似最平淡，也是张艺谋将这部电影拍得更像一篇散文的初衷。
张艺谋第3次约章子怡，是直接将她约到了片场，而不是工作室。
章子怡风尘仆仆地赶去，人还没坐下来，张艺谋就开始给她说戏了。
张艺谋对她说：“《我的父亲母亲》这部影片，说的是我人生的一个深刻感受。其实，这部影片中的人物并不是完全写我的父母，反映的是我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人平淡却又浓烈的爱情和亲情。”
听了张艺谋的这一番解释，章子怡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异常沉重。既然张导想表现的是他的父亲母亲那一代人平淡却又浓烈的爱情和亲情，可想而知，他在这部影片中所倾注的情感、所寄予的期望有多大。
张艺谋进一步告诉章子怡，他希望她担任这部影片的女主角。
听到这个消息，章子怡没有狂喜，反而有一种担心。她担心自己是否可以挑起张艺谋影片女主角这副重担。
明日请看：
开机后，章子怡演的第一场戏重拍了35次，张艺谋火了，将章子怡叫到村口责备了一番。此后，章子怡完全投入到戏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