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张涵予、弗雷德里克·奥伯汀、田海蓉、路易莎·普鲁登蒂诺做客交流会供图/受访者
法国时间5月16日，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基金会和中国电影家协会共同主办、吴天明青年电影专项基金承办的主题为“影像力量与心灵关怀的跨界共创”交流会在戛纳国际电影节电影市场中国馆举办。
本场交流会特邀中国电影人田海蓉、张涵予，研究中国电影的专家路易莎·普鲁登蒂诺，法国著名导演、编剧弗雷德里克·奥伯汀担任嘉宾。交流会围绕本次在戛纳市场展映的电影《我的世界没有我》展开。该片聚焦抑郁症患者内心世界，是演员田海蓉的长片导演首作。
四位嘉宾从创作动机、表演挑战、跨文化共鸣、新人导演扶持、海外传播等角度，展开了一场既有情感温度、又有行业深度的对话。他们的共识是：越是扎根于具体生命经验的电影，越能穿越文化与语言，让“不可见者被看见”。
创作起点
去拍落败生命重新发芽的过程
提起拍这部电影的起因，田海蓉从一个很朴素的角度切入。她觉得，这个世界总在追捧那些“好结局”的故事——逆袭、成功、圆满。拿到“好结局”剧本的人，被赞美、被羡慕、被拿来当作榜样。但是，拿到“坏结局”剧本的人呢？大家往往觉得，他们的故事已经结束了，没什么好说的了。
但田海蓉不这么看。她恰恰好奇的是：当你拿到的人生剧本并不如意时，人生还会怎样展开？2019年秋天，田海蓉偶然接触到了一群抑郁症患者。这些人看上去和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会笑，会寒暄，甚至比很多人活得更体面。但只要回到自己的空间，他们的心理和生理都已经“破碎”了。在外人看来，这就是一个“坏结局”。可是她发现，这些人并没有放弃。他们非常顽强地拾起生活中的碎片，一片一片捡起来，再重新组合自己的生活。“我想拍的是在落败的生命里重新长出小芽的过程。”田海蓉说。
她关心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反转，而是那些在狭小的角落里、却仍然倔强生存的纤弱生命力，她把这叫作生命美学。她希望把这部电影献给那些看起来过着正常生活，其实内心陷入另一番风暴的人们。而这部电影不是为了那些顺风顺水的人拍的，它正是为了那些在人生中恰好拿到“坏结局”剧本的人而拍的。这句话也奠定了整部影片的底色：不歌颂赢家，不贩卖成功，只关注那些被遗忘的、仍在硬撑的普通人。
创作挑战
于无声处听惊雷
做演员的时候，张涵予合作的大部分项目都是男性视角为主的作品，或者商业大片。《我的世界没有我》是他第一次做监制，而且是给一位新人导演做监制。
他在看完剧本后，第一反应是：这活儿太难了。比如，他觉得“抑郁症是非常难演的”。张涵予身边就有一些抑郁的朋友，平时看起来像个开心果，人前不想让场面冷下来。这种内外撕裂的状态，对任何演员都是有很大难度和挑战的，而田海蓉要身兼主演和导演两重身份。
田海蓉描述那种状态是极其分裂的：坐在监视器前，她是一个活在现实空间里的导演，要跟摄影指导聊镜头，跟演员讲戏，要处理片场各种可能发生的鸡毛蒜皮。
导演工作之外，她要很快进入主演向晓云的状态，钻进那个超现实和现实夹缝里的人物。但张涵予坦言，自己能做的并不多。“她是用极大的创作激情完成的，因为她需要不断地在两种身份里跳进跳出，这个难度在我看来是不可想象的。我就是尽最大能力去帮她做点补充。”他形容这无异于是在“于无声处听惊雷”。
第一次做监制为什么选择这样一部电影？张涵予给出的原因并不复杂：他和田海蓉是好朋友，同时剧本也写得扎实。他说：“我看完剧本以后，很多画面已经在眼前出现了。”一个退役的中年女运动员，生活和事业都不太得志，这种困境本身就很容易建立共情。更重要的是，他觉得这种知名影人+新人导演的模式对艺术电影特别有意义。
跨文化感受
拍出“人的内部”并引发共情
作为欧洲资深的策展人，路易莎常年致力于推动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看完《我的世界没有我》之后，她的第一感受是：“这部电影真的很打动我。”打动她的不是激烈的戏剧冲突，而是影片所呈现的沉默和日常细节。她说影片里的共情不是被制造出来的，而是通过那些缓慢的日常、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时刻，慢慢渗出来的。
法国导演弗雷德里克觉得这部电影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能让我们分享那些原本难以分享的东西。抑郁症很难被视觉化，它不像失明或失聪那样容易被拍出来，它藏在人的内部。“但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就抓住了我，一直带我走到最后。即使我们对这个中国女性角色的生活环境并不熟悉，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共情她的生活与情感状态。这就是创作所承载的普世性。”
海外传播
文化特殊性与大众情感共鸣
路易莎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中国电影在国际上传播时，越是具有文化特殊性，它的情感往往越能显得普遍。像《封神》那种依托神话故事的商业视效大片，就很容易引起海外观众的好奇和关注。那么，像《我的世界没有我》这种含蓄、内敛、生活化的影片，凭什么让欧洲观众买账？
路易莎觉得：“它不需要太多推荐，因为它已经能够自己呈现自己的美。”她认为，这部电影把缓慢变成了一种力量。通过放慢时间、关注普通时刻，它重新教会观众凝视。而这种凝视，不需要翻译。
语言和文化背景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触达了每个人的内心。路易莎还特别强调了一点：电影当然不能直接治愈抑郁症，但它可以让痛苦变得可见。而可见本身就是一种承认，是为那些因痛苦而在社会中变得不可见的人重新找回尊严。这也正是它最重要的社会价值。
文/本报记者肖扬统筹/李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