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类型融合 生态叙事 文化寓言 合家欢电影
由香港导演许宏宇执导，成龙、马丽主演的《熊猫计划之部落奇遇记》（以下简称《熊猫计划2》）是2025年春节档最受欢迎的合家欢电影。影片延续了《熊猫计划》（2024）的双IP策略。成龙继续以Jackie Chan之名，将真实世界身份内嵌进虚构叙事文本，熊猫胡胡继续作为主角之一。不同的是，成龙这次带着熊猫胡胡来到了原始部落。他仍拥有Jackie Chan之名，却无人能掂量其国际巨星的分量。《熊猫计划》中的元叙事特征几近消解，只存在于受众接受层面。熊猫胡胡则萌翻了观众，尤其是小朋友们。影片像《熊猫计划》一样，继续锚定全龄段受众，并在新的叙事空间展开多方面探索。
一、多类型融合
毫无疑问，《熊猫计划2》是老少咸宜的喜剧类型。影片的叙事原型，属于普罗普民间故事类型中的“神奇故事”，由他归纳的31种功能中特定的几项构成序列，核心叙事链条为“派遣—出发—考验—获胜—归来”。影片基本符合这一原型叙事特征。误入原始部落的熊猫胡胡被选作神兽，Jackie Chan被选为使者，护送胡胡登上大峰巅，化解部落灾难。在这一叙事框架中，影片融合了喜剧、奇幻、动作、冒险等多种类型元素，而且有的类型又叠加融合。如喜剧类型，就融合了成龙的功夫喜剧、东北方言喜剧、荒诞喜剧乃至萌宠喜剧等多种元素。成龙是影片的卖点IP，其言谈举止、一招一式自带喜感，尤其是几场动作戏，其打斗设计，就地取材的道具使用，虽然与青壮年时代成龙动作电影的硬打斗有较大区别，但趣味与喜感同出一辙，有着成龙电影的一贯魅力。由于本片由香港导演、剪辑师出身的许宏宇执导，因此镜头语言颇具港片风格。比如，开头的林中追逐与片中强杉陷落泥潭等段落，动作节奏与喜剧节奏卡位精准，相得益彰。马丽、乔杉等东北演员的加盟，则使得南方部落的喜剧故事又掺入了东北喜剧的“大碴子”味儿。方言、人设、表演、互怼式笑点等东北喜剧的惯常套路，在影片中比比皆是。马丽饰演的族长，在庄严的遴选使者场合，一开口便是“大哥你跑啥，喝完这碗咱就是一家人”，直白泼辣的东北方言，瞬间消解了部落仪式的严肃感。乔杉等饰演的角色动辄使用“瞅你咋地”“信你个鬼”“给你个电炮”等东北俚语，在人物互怼时顺口而出，非常贴合东北喜剧中小人物的语言特征。即使成龙的港普，也常被带偏，混搭出“嘎嘎的”“杠杠的”等东北腔，放大了跨语境的喜剧效果。
影片还融合了奇幻类型。影片的整体情景设定，是通过Jackie Chan的一场梦境，将他和胡胡带入与世隔绝的潘达族原始部落，以此创造一个将现实与幻境割裂的奇幻空间。在这个现实世界找不到入口的空间里，茅草屋连绵、错落分布，炊烟与云雾交织，村民佩戴牛角头饰、手持藤编武器，背景传来神秘的部落歌谣。村寨里，竹楼悬挂着发光的萤火虫灯笼，地面绘制五行符号（金、木、水、火、土），村寨中央的广场矗立着类似熊猫的部落图腾。部落中规则和预言都透着奇幻。六岁后不许喊妈，彼此不能拥抱，不能表达爱意。据说，部族首领还有腾云驾雾的本领。
神兽加冕仪式则在神圣与世俗喜感间做了中和处理。马丽饰演的族长手持图腾杖，在仪式上为胡胡戴上镶嵌宝石的“神兽冠”，胡胡瞳孔闪过金色光芒，周围村民跪地高呼“神兽显灵”。就在此时，萌萌的胡胡因紧张打翻了供品，严肃的奇幻仪式瞬间被喜剧性消解。使者遴选仪式也是神圣与世俗的混搭，Jackie Chan因与胡胡的亲密关系，被族长“钦定”为护送胡胡登顶大峰巅祈神的使者，但她的儿子和几个狐朋狗友却连出损招，试图夺取使者的荣誉。
此外，影片的奇幻元素还体现在将中国文化中的五行之说与年兽传说相融合，将“天降异象”“天灾预警”等部族预言融入故事，将长相萌憨、行动稚拙的胡胡设定为食铁兽的后裔，拥有神力的拯救者。这种巨大的反差既是喜感之源，又具有某种神秘之感。片尾，胡胡在Jackie Chan和众寨民的合力帮助下被送上了大峰巅顶，胡胡在一只彩蝶和神秘声音的引导下，完成了拯救村寨的伟业，使奇幻色彩更加浓厚。
二、生态叙事
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的国家战略，而冯小宁等导演早在20世纪就开始了生态电影的实践，只不过生态电影的概念引入稍晚。按照美国学者斯科特·麦克唐纳提出的概念，生态电影提供“现代生活机器内的某种花园——一个逃离惯常消费主义的‘伊甸园’似的临时庇护所”。［1］《熊猫计划2》可以说是一部标准的生态电影，生态叙事是它的一大特色。影片从三个层面传达了明确的生态意识。首先，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叙事立场。影片以翁丁原始村寨为生态乌托邦载体，构建出两种文明的对照结构：原始部落敬畏自然、守护生灵、节制索取，遵循自然规律生存；盗猎者与功利主义者则以掠夺、占有、征服为目标，破坏生态平衡。这种对照并非简单的善恶对立，而是对现代性的反思，人类并非自然万物的主宰，而是自然的一部分。影片并未采用说教式表达，而是以情节推进传递观念：盗猎者的失败、部落的坚守、主角的觉醒，共同指向反人类中心主义的核心立场，契合生态电影的核心精神。其次，是生态启蒙议题的普及化和大众化。生态议题常因严肃、沉重难以融入合家欢叙事文本，而《熊猫计划2》以童话化、轻喜剧化的方式完成生态启蒙，降低接受门槛。影片将生态保护转化为“守护熊猫”“守护家园”的简单叙事，将复杂的环保理念转化为直观的视觉行为，使儿童与成年观众均可轻松理解。这种大众化表达，使生态电影走出小众文艺范畴，进入主流商业传播体系，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最后，是自然在影片中作为叙事主体的影像实践。一般影片常将自然作为背景板，而生态电影强调自然的主体性。《熊猫计划2》大量采用西南山林实景拍摄。影片实景拍摄地翁丁，位于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勐角傣族彝族拉祜族乡，号称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是佤族古代聚居地，至今保留了大量的原始景观。山寨周边的山林、草木、溪流，与山寨里的连绵的茅草屋、寨桩、神林和具有祭祀与节庆功能、四季不灭的火塘以及活动其间的人物、生灵，共同构成叙事场域。这片神奇的“世外桃源”，是Jackie Chan逃避盗猎熊猫的歹徒时“误入”之地，是故事发生的地点，更是推动情节、塑造角色、承载意义的能动主体。伊瓦克伊夫提出，生态电影的本质是“呈现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生命的关系、个体与社群的关系。
三、文化寓言
《熊猫计划2》以合家欢的叙事为外壳，在轻松搞笑的故事中，巧妙包裹了中华文化的多重寓言。
影片中，潘达族的人们仍处于前现代社会，族长和大祭司拥有管理部落、发号施令的权力，他们勤劳、勇敢、善良、淳朴，自给自足，与自然和睦相处，但他们也非常愚昧、僵化。稍有难决之事，就得由大祭司取出不知哪个祖宗传承下来的石板，听命祖训行事。族长拥有行政权力，大祭司垄断了知识权力。族人们匍匐于这些权力之下，只知遵从，不会质疑。福柯对权力关系的论述在这里得到清晰地呈现：“权力的毛细血管形式——它深入到每一个人的肌理，触及他们的身体，并注入他们的行动、态度、话语、学习过程和日常生活之中。”［2］但是，这套严密且深入“每一个人肌理”的权力结构，在熊猫胡胡的温情化解下，悄然松动。潘达族人终于认识到“石板是死的，我们是活的。我们要靠自己”。他们砸碎了象征传统桎梏的石板，遵从心灵和新时代的指引，彻底抛弃那些“不正确的规矩”。潘达族人的觉醒，表面看是反叛权力，实际却是自我革新。主动抛弃僵化传统的，是族长。大祭司代表的保守派虽有不甘，但也仅仅哀号几声而已。以图鲁为代表的年轻一辈，面对这一变化，莫不欢欣鼓舞。影片中的权力，并非不可驯服的怪兽。因此，“我们不应再把权力看作一种压制性的、否定性的、排斥性的、掩饰性的、消除性的、遮蔽性的东西。权力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性的东西”。［3］福柯对权力的肯定性评价，是理解潘达族人弃旧革新的关键。
胡胡的形象，不是《功夫熊猫》中那种承载西方价值观的个人英雄。它虽被视作“神兽”，但消解了西方叙事中常见的“天选之子、个人救世”逻辑。也就是说，胡胡是全族命运的拯救者，但不是高高在上的救世主。它的登顶依赖众人合力的托举，这意味着“英雄”的诞生不是基因或天赋的赐予，而是群体意志汇聚的产物。胡胡的形象至少被赋予三重文化意义：第一，它是自然灵物的符号。影片将胡胡设定为原始部落的“神兽化身”，即潘达族部落信仰的具象化身，胡胡的出现打破了部落的封闭秩序，也唤醒了角色对自然的敬畏之心。第二，它是情感纽带的符号。胡胡憨萌可爱，凭借本能的拥抱、依赖与善意，以及它与Jackie Chan之间跨物种的拟父子关系，打破了部落“禁喊妈、禁拥抱”的情感禁忌，成为连接现代文明与原始部落、成人与孩童、规则与情感的媒介。胡胡的每一次出现，都能冰释角色间坚硬的关系，成为化解冲突的缓冲剂。第三，国家文化图腾符号。熊猫作为中国文化的标志性符号，在当今世界已被作为中国和平外交的使者，在影片中摆脱了猎奇化、工具化的呈现方式，以纯粹、友善、勇敢的形象，在本土文化语境中，再次复刻了其温和友善的形象，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当代国家形象的影像载体。
影片中的家庭关系，也可被视为中式家庭关系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寓言。中华文化讲情重义，讲究伦理，是世界上最讲究美德的民族。但中华文化也很内敛，不善表达，即使亲人之间，表达也委婉含蓄。影片中，潘达部落为了禁止脆弱，六岁后禁喊妈、禁拥抱、禁说爱，这既是对中华文化传统的夸张、极化，亦是对现代原子社会中人们过于理性、个体普遍孤独镜像的漫画化描摹。影片中，马丽的表演刻画得细致精彩——无论是族长责打儿子后的心疼，还是面对女儿有意疏离时的迟疑，都表明了这种克制、理性的表达传统，实则是对人天性的折磨与挑战。好在，在Jackie Chan与胡胡的影响下，长者们终于卸下盔甲、放下身段、拥抱情感，这寓意着对“理性至上”与“个体孤独”等现代性困境的超越。它提醒我们，无论科技如何进步、社会规则如何变迁，人与人之间最本真的情感联结，始终是人类文明的基石。
影片浓墨重彩的高潮部分，是众人合力搭建人梯，托举Jackie Chan与胡胡登顶。这一幕是对中华文化中集体主义精神的礼赞。壁立千仞的峭壁象征着厄运或种种不可抗的外部困境，面对危机，影片给出的方案并非西方叙事中的“孤胆英雄”，而是部落男女老幼共同付出肉身与力量。危难面前，代际隔阂得以消解，阶层壁垒随之消弭。盛大的登顶仪式，不仅完成了影片中消除灾害的叙事闭环，更是对中华文化中舍生取义、“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具象诠释。这不是悲剧性的牺牲，而是中国文化中最动人的伦理美学——一种以肉身承载精神传承的崇高。
注释
［1］Scott MacDonald，Toward an Eco-Cinema，ISLE：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and Environment，2004，11（2）：107-132。转引自牛光夏《人类世视域下中国生态电影的价值重建与类型融合》，《电影艺术》2022年第5期。
［2］（法）米歇尔·福柯《规训与惩罚》，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7页。
［3］（法）米歇尔·福柯《性史（第一卷）》，张廷琛、林莉、范千红译译，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94页。
编辑：杨袁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