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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世间》后,梁晓声新剧爆火:关于“人有三命”,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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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作家梁晓声小说《我和我的命》改编的影视剧《我的山与海》,近期在央视八套黄金档与优酷平台火热播出!

这部新剧由柏杉执导,郭靖宇监制并担任总编剧,谭松韵、董晴、奚望、高至霆等主演。首集30分钟酷云实时收视率就突破了2.5%,刷新央视八套黄金档近期纪录!

原著小说作者梁晓声曾坦言,之所以写这部作品,是想“解开创作《人世间》留下的心结”——

因为当时在写《人世间》的时候,其实留下了一个缺口,就是主人公周秉昆的母亲跟着春燕的母亲到乡下去的那一段。现在回想起来,其实有些遗憾......所以我就想着,另外再写一部书,把这个心结补上。于是就有了《我和我的命》。

通过两个80后女孩的奋斗历程,梁晓声写出了自己熟悉的东北、贵州、深圳和上海,更写出了从山区到城市再到改革开放前沿的人情冷暖。

关于命运,梁晓声借小说人物之口这样表述:

人有三命,一是父母给的,叫天命;

二是由自己的生活经历铸就的,叫实命;

三是文化给的,叫自修命。

天命不可违,实命变幻莫测,然而自修命却可以尽在掌握。

小说写主人公方婉之的天命,出身卑微,幼年被遗弃;也写她的实命,因祸得福成了城里人,却不断被血缘亲情绑架,不得不经受各种苦难,她从大学辍学,做帮厨、下车间、开超市、到公司打工、抗癌……更写她的自修命,她选择奋斗、选择善良、选择承担家庭责任、选择做好人,虽然这选择让她背负看似不必要的苦难。她用自己的选择验证活着的价值、生命的意义。

无论写什么,理想主义和道德主义都是梁晓声作品的底色。他坦言,写作《我和我的命》的最初动机,是发现改革开放以后,上苍似乎有意识地、分批次地让某些贫困家庭选送出“责任的种子”,让他们以一己之力撑起整个家庭的屋顶——他们无法“拼爹”“啃老”“躺平”,只能奋斗,只能靠自己改命。梁晓声在书中也投射自己的影子,生活中的他,也是主动背负血缘责任感的那一个。惟其如此,书中展现的“伦理现实主义”才温暖而有力,他给新时代独立女性画的像才充满了理想人格之美。或许,梁晓声真正的目的,不是写女性,而是写亲情,写友情,写度过一切孤独、艰难时刻的人间值得。

我一直觉得中国的女性非常伟大。你看我们家,至今没有一张父母单独的合影,只有一张我们几个儿女和母亲一起拍的相片。那是有一年冬天,我们一起去照相,但母亲找不到一件能穿出去体面拍照的冬衣。贫穷如果持续很长时间,我们就会发现,人世间责任最重、活得最艰难的,往往就是这些女性。

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女性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哪里?我觉得首先是受教育程度的提高,然后是职业选择的多样化。那么多女性在接受教育之后,可以在各行各业崭露头角,把事业做得风生水起。如果拿90年代以后的中国女性的命运和从前相比,你会发现,中国社会的进步几乎是跳跃式的。

当然,我在写这些进步的同时,也没有回避沉重,就是责任背后沉重的那部分,来自原生家庭的一些亲情绑架。伦理对我们的约束往往是:你做了,是应该的;你没做,就会有一种罪过感。这其中还牵扯到一个更深层的问题: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有些意义是我们通过文化赋予的,那是后天的;但还有一种先天的、本能的意义,其实就是责任——父母对下一代的责任,下一代对父母养育之恩的回馈,以及与之相连的亲情、血缘带来的责任。这种责任有时与文化有关,有时就是一种本能。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公平与否的问题。如果我们有能力,其实就不存在这个问题。有能力的人,根本不需要别人开口,甚至不需要亲人朋友伸手求援,他自然会关注到,并主动去帮助。这也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

过去,很多家庭都是多子女的,所以才有我们所说的手足之情。这种情感是非常重要的。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说我写的是“伦理现实主义”,说得很准确,概念也用得很恰当。但在《人世间》和《我和我的命》里,伦理被放大了,变成了一种人文关怀,一种对人性的思考——人应该是怎样的。

我在少年时期接触了托尔斯泰的作品。他的作品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强调“人应该是怎样的”。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这既是文化的功能,也是社会教化的功能。如果我们中国人依然要面对“人应该是怎样的”这个问题,那么谁来回答?在我看来,文学应该承担这个责任。而且,托尔斯泰不仅写小说,还写了很多时评和杂文。在这方面,雨果也毫不逊色,他也写了很多。屠格涅夫、契诃夫也都是如此。那些让我感动、让我尊敬的作家和作品,他们其实都像接力一样,传递着这种思考。我觉得,这种文学传统对我的影响很深。这可能是我一个相当顽固的理解,我始终认为文学是有功用的,有教育功能的。

原标题:《《人世间》后,梁晓声新剧爆火:关于“人有三命”,这是我听过最好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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