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家辉：绝不躺平 以身作则燃斗志。梁家辉对“躺平”这个词嗤之以鼻。他说：“我一天不躺平，你们也不能选择躺平。” 他目光坚定，扫视在场的每一个年轻人。
在电影《捕风追影》的片场，梁家辉和成龙在一个只有1.2米高的阁楼里拍摄了一场激烈的打斗戏。两人必须蹲着、跪着或趴在地上搏斗，最激烈时刀尖距离喉咙仅两指宽。六十七岁的梁家辉和七十岁的成龙，为了这场戏拍了八天。每次导演喊“卡”，工作人员都会像抢救伤员一样把他们架出来。疼痛是有的，但灯光一亮，肾上腺素盖过疼痛，脑子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怎么打得好看。成龙给了他很多精神支持，这么多年他们仍在电影行当里，没有离开。
收工后的夜晚，疼痛会反扑。梁家辉通常是被抬回家的，他陷进床里，有时连妆都卸不动。他无法立刻入睡，独自坐在客厅发呆，检视当天的镜头，直到大脑确认今天已结束，才允许自己躺下。第二天清晨，他再次钻进那个1.2米的格子里。
衰老的痕迹长在他的脸上。眼袋和黑眼圈越来越重，妆发师找了三年，才找到一款能勉强遮住他黑眼圈的遮瑕膏。她曾试探着问要不要去把眼袋做了，梁家辉回答：“如果角色需要我年轻，非做不可，我会去。如果不是为了角色，我为什么要动它？”在他看来，每一道褶皱都是有故事的。
在导演杨子眼里，这个老人体内住着一个孩子。只要一开机，日常的疲态就会被一种莫名的亢奋取代。拍摄《捕风追影》孤儿院那场“一打三十”的夜戏，连续五天，日落开工，日出收工。即使体力逼近极限，梁家辉也从未想过休息，他的答案只会是“来吧”。
对自己体力的自信，梁家辉表现得很坚定。他说：“现在的状况肯定可以的。这份自信我是有的，我也未曾担心过。”他不会说“一定行”，也不会说“没问题”，但会尽力而为。
在电影《我爱你！》中，梁家辉饰演一个捡破烂的老头，为了呈现干瘪的状态，他断食十天，只喝水。实在撑不住了，就隔一天吃一个鸡蛋或一根香蕉。十天后，他轻了十磅。叶童提到一场戏，她饰演的妻子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常常走丢，要靠丈夫把她找回来、背回家。排练开始，梁家辉弯腰，把叶童背了起来。尽管叶童劝阻，他还是背着她走完了全程，一遍又一遍，直到脸都发白。
梁家辉总是在跳舞，哪怕周围没有音乐。2025年11月，在厦门见到梁家辉时，他在影棚里跳了很多段舞。拍摄封面时舞，采访间隙舞，走向休息室舞，连拍花絮短短片刻，他也对着镜子舞了一段。他的舞蹈有情绪、有节奏，五分钟内完成了一小段独幕剧。
他愿意体恤别人。在片场，看到地上有遗落的胶带头、废纸屑，他都会弯腰捡起来。好友叶童觉得他是个多动的大小孩。在电影《我爱你！》中，叶童需要绝对安静来酝酿情绪，而梁家辉晃来晃去，帮道具组摆东西，帮副导演调度。终于有一次，叶童开口问他：“你可不可以坐下来？你可不可以不要动？”
梁家辉在重建很多规矩。在片场，他不用手机，只有收工了他才会打电话给家人。一场重头戏拍完，摄影师扛着几十斤的机器喘气，梁家辉走到摄影师跟前，说一声辛苦。他还自掏腰包，给跟着他的工作人员补上餐补待遇。
颁奖典礼上，他拿了奖，回到酒店，他会叫工作人员到房间合影。在他看来，奖杯属于所有人。坐车时，他总是拉开副驾驶的车门，他说自己要坐在最危险的位置，充当第二双眼睛。长途行车，他盯着路况，持续跟司机聊天，防止对方疲劳驾驶。
这些习惯和规矩源于四十年前北京的一个清晨。八十年代初，梁家辉在北京拍摄《火烧圆明园》和《垂帘听政》，那时他住在饭店，每天收工后可以回房洗澡、睡觉，而剧组的工作人员推出了自行车，他们要骑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才能回家。第二天清晨，这些人又要从北京的各个角落骑车出发，提前赶到故宫，铺好电线、布好景。作为一个二十六岁的新人演员，他看到了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身影。他一直说，每个人都是劳动者。一下戏，他顶着辫子，妆都不卸，就跑去帮电工收线，帮摄影组搬灯。
过了这么多年，他始终记得那个月亮。梁家辉说，这种体验再也不会有了。他经历过，所以他想要传递下去。他认为，对于成龙、梁家辉这样的演员来说，认认真真拍一部电影，已经不再是纯商业行为，而是要交付一些有效的东西给年轻人。
梁家辉总是自觉有一种责任，传承朴素的经验，带领年轻的演员。但他从不渲染自己的重要性，而是更愿意讲述“大家”的故事。大家都说，梁家辉是“香港电影的余晖”。他拒绝这个形容，却总是试图用他的温度，去引燃哪怕多一根柴火。
谈到“躺平”时，梁家辉抬起头，伸长脖子，好像要努力从我们这里获得更多关于年轻人的答案。他说：“其实躺平也必须具备某种条件，你才能躺平。你要躺在哪里？多大的地方？能不能养活家人？”他认为，人还是要对自己有要求，“你没有自我要求的话，你就是摆烂了。”
过去一年，梁家辉以这样“绝不躺平”的形象获得了观众的认可。大家说，“法拉利老了，还是法拉利”。但梁家辉不认为自己是法拉利，他更愿意形容自己是一辆老了的自行车。法拉利是由司机开的，但自行车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他说，“自行车肯定是你自己在踩，你自己来操控。”
凌晨五点，家里的猫、狗、鱼、乌龟和兔子还在沉睡，梁家辉已经醒了。他轻手轻脚地去阳台，冲一杯咖啡或抽一根烟，开始孤独的、重要的半个小时。这半小时，他会发呆，想往事，或只是听鸟叫，看太阳升起。
五点半，他开始处理家务，喂食家里大大小小的动物。七点十五分，大女儿抱着刚醒的外孙女下楼，他开心地逗一会儿小孩，接着就开始为家人做早饭，为妻子泡咖啡。夜晚九点，他会陪妻子看韩剧，这是每天最甜蜜的一段时光。
没有通告时，他可以这样在家待上几个月。当通告来了，他回到光芒之中。他享受这样的生活，这是梁家辉的“平衡”。他很愉快地要了一瓶冰镇的朝日啤酒Super Dry，这款啤酒辛辣清冽，他说口味比较刺激，他喜欢。
如果要用一个字形容2025年，梁家辉选择“快”。AI侵入人类生活，新的技术和影像形式不断迭代，每天都有新课题。这种速度对于一个上了年纪的人来说，确实有些吃力。但他拒绝报废这台机器。为了不变成电子垃圾，他开始学习使用智能手机，学习视频通话。他也刷短视频，看短剧，但是看到需要付费的时候就会停下。“你不能拒绝。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跟这个世界脱节。”
现在，他保持锻炼，去新疆拍戏，还买了两个哑铃每天练肌肉。闲下来时，他会研究养老院，研究速效救心丸，认真对比哪个国家的牌子更好——尽管体检报告显示他的心脏一切正常。他不看娱乐八卦，看的大多是八段锦教学、废物利用指南，以及“老人肥胖的危害”。看到有用的，他顺手转发给工作人员，像个活跃在家庭群里的长辈。
他一边试图拖住衰老的脚步，一边又在平静地为未来做着准备，快与慢，是他面对老去的“平衡”。还有更沉重的话题——几乎每天，或者每隔几天，他就会在化妆间或休息室里开启关于死亡的讨论。“等我走了以后，你们要弄一个展览……”他详细地规划着未来的展厅，要把什么东西放在哪里，要怎么布置。
访谈时，他聊起那些逝去的老友，张国荣、梅艳芳，突然陷入片刻的沉思。他说，演艺界是一个情绪澎湃的地方，他和那些老友都是从零开始，一部电影、两部电影这么拍过来，建立了一种真正的情谊和情感。
另一面，他依然渴望投身于热气腾腾的生活。有一次剧组外出吃饭，去的是一家连锁餐厅。正值午市，大堂里人声鼎沸，大家提议找个包间，清净，也安全。“不要坐包间，我们就坐大厅。”梁家辉说。他特意挑了一个面对人群的座位。很快，周围的食客认出了他。有人窃窃私语，有人举起手机，有人想上前又迟疑。梁家辉察觉到了，他放下筷子，主动走到隔壁桌旁：“要不要我们拍一张？”
观察生活、观察人，是他的一种本能。坐在采访间里，他看似在回答问题，实则在扫描在场的每一个人。叶童说，这位老友是个生命力旺盛的人。他有很多事情要做，他不愿意浪费生命中的一分一秒。
六十八岁的身体有它自己的时钟。工作人员观察到，拍戏的时候，下午四点是一个分界线。在此之前，他的眼睛是亮的，聚着光。过了四点，光线暗下去，眼皮变得沉重。每当这时，梁家辉就会抛出一句他最常挂在嘴边的话：“你可知我是谁？我可是梁家辉。”
他说，不会退休，要拍到拍不动为止。这一天，他一早起来工作，连续几个小时，马上还要去参加采访连线。工作人员再次问他，要不要休息。他没有回答，只是低头整理了一下衣服。当摄影团队喊出“Action”时，梁家辉抬起头。那一瞬间，眼神里没有疲惫，他盯着镜头，像指挥家那样举起双臂，再次缓缓地跳起了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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