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与死》
《子弹横飞百老汇》
《星尘往事》
《天降幸运》
《曼哈顿谋杀案》
《罪与错》
◎梅生日前，年逾九旬的美国电影大师伍迪·艾伦导演、编剧的《子弹横飞百老汇》《解构爱情狂》《赛末点》等十余部电影在京展映。始终尝试走出舒适区伍迪·艾伦在超过60年的创作生涯中，拍电影、写作与表演齐头并进，推出了50部自编自导的电影，并多次出演亲笔书写的人物，凭借独树一帜的个人风格，在世界范围内收获无数赞誉，仅奥斯卡金像奖就提名了24次，并有四次收入囊中。一向苛刻的法国评论人将他称为“美国电影界唯一的知识分子”。然而令人意外的是，伍迪·艾伦在《毫无意义：伍迪·艾伦自传》一书中，却对自己经常被人描绘为“知识分子”表示吃惊，认为“这是像尼斯湖水怪一样虚假的概念，因为我的头脑中没有一个知识分子神经元”。同时，他认为的人生中的最大遗憾，竟然是“有人给我数以百万计的钱拍电影，（我拥有）完全的艺术控制权，而我从未拍出一部伟大的电影”。他的影迷当然不会接受他的“自我矮化”，虽然与他推崇的世界电影巨匠费里尼、伯格曼的作品相比，他的代表作也许难用“伟大”二字形容，但却具备鲜明的作者性。伍迪·艾伦不追求宏大叙事与史诗感，他深耕的是混合爱情、悬疑、犯罪、奇幻等元素的喜剧领域，并以马克·吐温的名句“喜剧，就是悲剧加上时间”作为注脚，用既幽默辛辣又荒诞不经，且充满奇思妙想的表达，将知识阶层关于爱情婚姻、存在主义、宗教信仰、生与死等议题的思考，“肢解”为既自嘲又讽刺他人的碎碎念，完成对于生活的解构。不过，这并不表示伍迪·艾伦放弃了追求艺术与思想的深度与厚度。他的创作始终在尝试走出舒适区、打破局限，并以向伯格曼、费里尼、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田纳西·威廉斯等其心中的大神致敬的行动，努力地向他们靠近。不爱读书的怪才戏仿巨匠伍迪·艾伦不愿被贴上“知识分子”的标签是有原因的。他从小热爱电影、体育，不喜欢读书，青少年时期读的书除了父亲的一本《纽约黑帮》，全是漫画书。他自述“对于学术性的东西，我是文盲，也不感兴趣”，并先后从纽约大学与纽约市立学院两所高校退学。但因为标志性的一副黑框眼镜，以及“一种从广博的来源中挪用片段的天赋——这些片段对我来说过于深奥，无法理解，但可在我的作品中加以利用，给人一种比我实际知道的更多的欺骗性印象”，他一直无法将该标签撕掉。但从其电影中的人物动不动便引经据典来看，伍迪·艾伦其实读书甚多，并且广泛涉猎文学、艺术、哲学、心理学等多个门类。事实上，他是在临近高中毕业时，为了能与阅读卡夫卡、巴尔扎克等作家的作品，对看电影或棒球比赛缺乏兴趣的文艺女孩约会，才拜荷尔蒙所赐开始读书的。虽然读书的起步很晚，他却很早就意识到自己有写作的天赋，15岁时便能通过给报纸写俏皮段子来挣取稿费，并凭借天赋、运气与努力，逐步成为能写、能演、能导，横跨电视综艺、文学、戏剧与电影领域的怪才。伍迪·艾伦早期的电影，如《傻瓜入狱记》《香蕉》《呆头鹅》《爱与死》等，虽然多是夸张怪诞、缺乏逻辑的无厘头喜剧，但已凸显他成熟期创作偏好的雏形：用脑洞大开的奇妙招数，完成对于爱情、生死等深刻议题的探讨，以及对于经典文学、电影作品的致敬。在电影《呆头鹅》（1972）中，伍迪·艾伦饰的男主角以写电影评论为生，呆头呆脑的他在与妻子离婚后，开始寻找新的伴侣，却逐渐爱上发小的妻子。这一过程中，他幻想偶像亨弗莱·鲍嘉从电影《卡萨布兰卡》中走了出来，成了他的爱情参谋。而片中对于现代婚姻中亲密关系的建立与枯竭的揭示，除与他后来的《汉娜姐妹》《曼哈顿》等作品构成呼应之外，也可视为他对伯格曼《婚姻生活》中关于婚姻实质议题的戏谑化处理。就伍迪·艾伦的整体创作而言，1975年的《爱与死》极具转折意义，既是他早期荒诞喜剧的巅峰之作，也标志着他开始追求哲学思辨的深邃。影片以19世纪初期的俄国为背景，讲述懦弱的读书人鲍里斯（伍迪·艾伦饰），面对突如其来的俄法战争，只想躲进爱情的温柔乡，可当他被迫走向战场，以为必死无疑时，竟稀里糊涂地成为民族英雄，并与爱慕多年的表姐结为夫妻。好日子没过多久，拿破仑攻占了莫斯科，这对夫妻为了能拥有永久的和平，决定刺杀拿破仑，最终导致阴阳相隔。本片虽然披着闹剧的外衣，主旨却是对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的变奏演绎，而死神与男主角的你追我逃，则是对伯格曼《第七封印》中骑士与死神对峙的经典场面的戏仿。敏感又碎碎念的“纽约客”《爱与死》在伍迪·艾伦的创作序列中之所以能具有分水岭的意义，按他在访谈录《我心深处》中所言，是因为他拍完这部影片后，“发现自己到了所谓的停滞期，我感到是时候把拍过的电影留在过去了，我想追求更现实、更深刻的电影”。诞生于1977年的《安妮·霍尔》正是一部他想追求的电影，为他迈向成熟导演奠定了基础。这部摘得第50届奥斯卡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女主角四项大奖的影片，讲述的爱情故事十分简单，不过是喜剧演员艾维（伍迪·艾伦饰）与热爱唱歌的天真女孩安妮·霍尔（黛安·基顿饰）的相识、相爱、相离，但伍迪·艾伦打破线性叙事的手法，即使在如今看来也毫不过时，依然令人惊艳。他不仅频频用打破“第四堵墙”、闪回、意识流等手段，让人物直白地道出内心的波动，让观众直观地感受到他们的喜悦、困惑与焦灼，而且还以导演的身份出镜，对着镜头向观众袒露他对于角色与故事的看法，用布莱希特提出的间离效果，让观众以置身事外的方式体验爱情的美好与脆弱。伍迪·艾伦还在这部影片中，向观众谈及关于原生家庭及其本人的问题。这些谈话结合他效仿费里尼追忆童年记忆的佳作《阿玛柯德》，在1987年拍摄的回忆成长生活的《无线电时代》，让人了解到在布鲁克林一个普通犹太家庭出生长大的他，因为父母随性地过日子、兄弟姐妹众多，从小就敏感多疑，并习惯用喋喋不休的幽默言谈来掩饰内心的不安。这又为他以本人及与他关系亲密的人为原型塑造人物，提供了依据。在以纽约为背景拍摄的《曼哈顿》《曼哈顿谋杀案》《解构爱情狂》《子弹横飞百老汇》《丈夫、太太与情人》等影片中，他镜头下的“纽约客”，往往是作家、导演、编剧、演员等知识阶层，他们基本上都敏感又神叨，是被欲望折磨，在各种人群与情感关系中周旋的爱情狂，时刻在自说自话或与他人唇枪舌剑，为内心的不甘疯狂输出观点。伍迪·艾伦电影中的众多人物，无论男女，看待爱情都有些心猿意马。但他在电影中对待爱情的态度，整体而言并不悲观。《安妮·霍尔》中的艾维与安妮·霍尔分手后，亦能做朋友；《曼哈顿谋杀案》中感情日渐疏离的一对中年夫妻，在联手破获一桩发生在身边的谋杀案后，破镜重圆；《子弹横飞百老汇》中的大卫与女友双双出轨后，发现彼此最爱的人仍是对方，于是重修旧好；《午夜巴黎》中年轻的美国作家，确定巴黎是实现自己写作理想的梦想之城后，决定留下来生活，刚与不理解、更不支持他的女友分道扬镳，就有了与其精神契合的本地新女友。天平的另一端是严肃有喜就有悲。伍迪·艾伦的《开罗紫玫瑰》《蓝色茉莉》等影片中的主人公，便没那么幸运。以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为故事背景的《开罗紫玫瑰》（1985年）中，情感与工作双失意的塞西莉亚，寄情于电影，换来电影中帅气温柔多金的角色汤姆的倾心，汤姆为她“走出”大银幕，让她获得情感慰藉，生活的死水泛起波澜，不久，她又被扮演汤姆的演员示爱。面对实与虚，塞西莉亚选择了真身，放弃了镜像，殊不知演员对她虽有好感，但追求她的真实目的，却是为了把角色汤姆赶回银幕，这一目的达成后，演员情郎便离她而去，“梦女”梦的终是一场空。《蓝色茉莉》（2013年）以贫家女孩嫁入豪门又出豪门，梦想再入豪门却没如愿，人生惨淡收场的经历，道出飞上枝头的不一定都能变成凤凰，还可能会重重跌落到地面。这是他对田纳西·威廉斯的经典剧作《欲望号街车》做出的全新阐释。这两部电影令人感慨的结局，指向的是伍迪·艾伦对于残酷现实的直面，体现出他在创作上的严肃一面。而事实上，多次坦诚自己更为推崇悲剧的他，从来不缺对于人类命运、人性色彩、人世真假的冷峻审视、思考与叩问。只是它们被太过耀眼的喜剧的光芒所遮蔽，常被观众忽视。《西力传》（1983年）虽然请来了美国犹太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贝娄，美国著名学者苏珊·桑塔格等讲述西力（伍迪·艾伦饰）的一生，并用大量图片、影像、新闻报道等文献资料佐证他们的讲述。但西力却是伍迪·艾伦虚构出的人物，这部用真假难辨的访谈与文献包装出的伪纪录片，用堪比“变色龙”的西力轻松模仿环境中其他人的外形、性情与言谈举止，继而融入各种群体，“抹除”真实身份，来隐喻现代人对于身份认同的渴望与焦灼。而他的《罪与错》（1989年）与《赛末点》（2005年），又让人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两部影片中，犯下完美谋杀案的凶犯，因为上帝缺席，或者上帝偶尔打了个盹，都没有受到惩罚。《罪与错》的结尾，功成名就的医生将自己犯下的谋杀案，当作电影剧本的构思，讲给事业不顺的纪录片导演克里夫（伍迪·艾伦饰）听。克里夫说：“如果是电影，结局必须是自首，因为我们要看到悲剧的深度。”但医生不动声色地接话：“那是电影。在现实中，我们合理化一切，我们否认，然后，我们继续生活。”伍迪·艾伦致敬费里尼、伯格曼的电影，除了前面提到的《无线电时代》《爱与死》等，还有《星尘往事》《我心深处》《另一个女人》《解构爱情狂》等。《我心深处》（1978年）压抑的室内剧美学基调，以及片中专横的母亲与三个女儿之间的故事，都带有伯格曼的《呼喊与细语》的影子。可视为伍迪·艾伦版《八部半》的《星尘往事》（1980年），从故事到光影、构图、画面，则都能看到费里尼的痕迹。片中不愿再拍喜剧片的桑迪（伍迪·艾伦饰）对经纪人说：“我感觉不到喜悦，放眼这个世界，我看到的尽是人类的苦难。”但经纪人给出的回应是：“但人类的苦难在堪萨斯城卖不出电影票。”而当桑迪将困惑告诉外星来客，试图从它们身上获得启示时，他得到的答复也是继续拍喜剧。艺术家遭遇困境，可以想办法克服，也可以选择退出舞台回归生活。《子弹横飞百老汇》（1994年）中，坚信自己才华横溢、渴望成名的贫穷剧作家大卫，依靠具有过人编剧才能的黑帮分子契奇的数次倾囊帮助，完成了轰动百老汇，乃至美国剧坛的剧作，在即将名利双收之际，他意识到与真正的天才契奇相比，自己只是个资质平平的写作者，便决定放弃名利场，与女友一起回到老家去过没有鲜花与掌声的平静日子。颇为有趣的是，伍迪·艾伦虽然让大卫回归生活寻找意义，但在以章回式结构剖析普通家庭成员之间复杂关系的《汉娜姐妹》中，却用托尔斯泰的名言，道出“人类能获得的唯一的绝对知识便是：生活无意义”。好在，伍迪·艾伦用电影拍出了生活的意义。2007年伯格曼去世后，伍迪·艾伦在追悼他的文章的结尾写道：“伯格曼在他有生之年完成了60部电影，迄今为止我只拍摄了38部。也许我无法在电影品质上与他比肩，但我至少可以在数量上努力向他看齐。”2022年，伍迪·艾伦完成第50部电影《天降幸运》后，宣布退出影坛专心写小说。现在的他如果不经意间想起这句话，也许会考虑重执导筒。毕竟，他和他心中的大神之一伯格曼，还有着10部之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