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静 张倩雯 张 攀
作为社交网络中常见的粉丝应援方式之一， 控评是粉丝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控评即控制评论，主要发生在流量明星的粉丝之中， 其初衷是压制社交网络中关于流量明星的负面消息，从而维护流量明星的正面形象。但伴随粉丝应援文化闯入公众视野，这个最初仅为自发形成，如今却呈野蛮生长态势的圈子，越来越引发人们的思考。
社交媒体形成网络话语权层级， 粉丝社群的建立和集体性活动更是拉大了群体间的势力对比， 粉丝对集体话语权“被剥夺”的感知也越发敏感强烈。 本文引入相对剥夺概念，基于社交媒体下的话语权缺失，将控评视作粉丝争夺话语权的高效方式， 围绕其运作提出话语权视角下的粉丝控评策略： 话语权产生于偶像工业下粉丝对偶像符号的建构与解读，控评通过放大粉丝群体话语权相对剥夺感，以诱使其展开行为补偿，外在表现为群体间的话语权争夺。同时关注该策略下的实际效果与隐患， 为粉丝规避控评困境提供合理建议。
一、话语权的产生：文化符号解读和建构
作为文化工业的产物， 现代偶像的本质是 “物化的形象”。[1]过去的明星需要依靠具有大众识别度和影响力的作品才能获得人们的认可，吸引人们的关注，进而形成忠实的粉丝群体，[2]但在偶像工业时代，偶像最重要的作品事实上有且只有一个，那就是以他本人为原型创造出来的、某种可被放置于亲密关系想象之中的形象。[3]
偶像作为符号的象征意义由官方经纪公司与粉丝群体共同建构。 官方从偶像身上提取属性特征， 并贴上符号标签，在长期宣传中建构其媒介形象，打造偶像人设。 与此同时，粉丝群体通过主观解读消费偶像人设，二次加工创作丰富其形象预期， 在社交媒体助力下反向对偶像进行符号解读与建构。
网络公共平台中对某一话语的解读权力由建构者把握。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理论认为，权力是话语的生产者和建构者。 同时，话语是权力， 人通过话语赋予自己权利。 因而在偶像工业的建构逻辑下， 官方与粉丝群体建构了偶像作为文化符号的形象， 传统意义上也应在偶像相关内容中拥有绝对的话语权。
然而，在社会化媒体时代，每名用户却名义上获得了更平等的表达权力，意义表达空间也有所扩展。偶像本为粉丝提供的符号文本，在社交媒体的无尺度传播下，自然无法避免来自对家、黑粉、路人等行为群体的解读。 在文化符号的解读权力方面， 粉丝与其他群体便形成了一重矛盾——本身未参与偶像符号建构的群体， 是否有要求分享解读偶像形象的权力？建构者们是否应该采取行动，抵抗自身权利的消解？从这一角度看，粉丝在社交媒体中的控评更像是一种对集体权力的保护。 粉丝控评行为实质上是对解读话语权的争夺。
二、话语权的争夺：意见压制与群体对抗
粉丝的集体控评行为往往作用于各类偶像相关的热点话题。 粉丝圈层拥有粘性高、战斗力强的特点，能够在话题大面积发酵前迅速聚集，对评论走向进行控制。控评致力于统一话题评论走向，由此压制不利于偶像的负面内容，维护偶像形象。
当下网络环境内对粉丝群体话语权产生威胁的群体主要可以分为两种，即“圈外路人”和圈内的相似群体。路人关注明星动态较少，不了解“饭圈生存法则”，对事件本身不会代入主观情绪，没有明显的态度倾向，更容易受到周边意见的影响。 另一方面，在话题形成之后，即使路人存在一定表达诉求于欲望，粉丝借控评把握评论话语权，对公域流量的层层占领也使得未能通过高效组织形成数量优势的 “路人意见”掩埋，进而被强有力地压制。
然而，粉丝无法一直实现舆论场内意见的完全统一，其中重要原因是饭圈内存在与粉丝群体性质类似的群体，其中包括其他偶像的粉丝群体和黑粉群体。 流量逻辑下不同偶像存在核心利益上的直接冲突，控评不仅仅是数据之争，更上升到粉圈尊严与实力的对比， 为偶像争夺事件中的核心利益是不同粉丝群体投身控评大战的原动力。黑粉则更为特殊，其对偶像的抹黑言论属于反向控评。粉丝群体抵制黑粉言论，发布并大力传播澄清信息为偶像正名， 通过声量压制覆盖抹黑内容。 在对抗中争夺话语权，实现控评的最终目标。
三、话语权的缺失与补偿：控评行为引导策略
（一）话语权的缺失
社交媒体兴起之初， 人们认为网络使得人人都拥有了“麦克风”、人人都掌握了话语权。 但是，社交媒体和各种应用的普及与深化使我们看到，不同人手上的“麦克风”的音量大不相同，话语权并不平等。[4]对于广大普通网民来说，受账号粉丝数量与权重的限制， 意见往往达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得不到反馈的权力行使无法带来满足感，权力存在的真实性也会遭到质疑，网民对话语权力被“相对剥夺”的感知由此产生。
“相对剥夺感” 来自于对环境的感知及不同群体的对比，指个体或群体通过与参照群体横向与纵向比较，而感知到自身处于不利地位，进而体验到愤怒、不满等负情绪的一种主观感知。[5]在微博这一拥有4.62 亿月活跃用户的多元化信息高速传播公共平台上， 用户自然而然地依照自身立场聚集并开始组织划分，群体间的势力对比逐渐清晰，粉丝对群体话语权“被剥夺”的感知也由此越发强烈。
首先，焦点话题的讨论范围呈现出扩张趋势。现代媒体裂变式的传播特性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与广度， 各类热搜与数据榜单的出现更是给予粉丝群体有意引导， 公共热门话题成为偶像流量的象征。 话题下的人员构成与意见展现更加多元， 甚至连带粉丝言行同样成为网民的讨论对象。粉丝群体的声音在网络公共领域内被分割，难以形成统一话语，个人意见与发声渠道被掩盖的焦灼感相伴而生。
其次，粉丝集体话语权的参照群体不断扩大。传统追星模式不过是零散而小众的集群活动， 与其他群体并不具备绝对意义上的冲突。 社交媒体的诞生紧密了粉丝与各方群体之间的联系。 在新浪微博中，众多明星入驻微博，明星超级话题建构， 粉丝群体开始了频繁的线上集群活动——明星间的利益冲突使得粉丝竞争敌对关系越发明显； 黑粉受到各个粉圈的敌视提防；圈外活跃用户的“路人缘”至关重要；营销号因恶意诱导成为重点举报对象。粉丝群体的声量在微博多个话语集团之间被分化， 在与其他群体的冲突比较中，发觉自身微弱，更加重视话语权的争夺。
再次，负面话题实质上难以补救与消解。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任何信息均有可能被实时覆盖，然而，当下网络信息可以贮存在数据库中，通过与其他信息链接、数据库查询、搜索引擎等方式被用户循环利用。[6]明星的负面信息也将在信息循环过程中被反复搜索提及，与明星的姓名伴生出现，即“黑词条”。 黑词条的破坏力具有延后性，若无法及时反应，很有可能无从补救。2020 年9 月12 日，迪丽热巴发表了庆祝杨幂生日的微博，所配图片为蔡徐坤当选中国NBA 形象大使时网友对其嘲讽的表情包，图片虽被快速替换，却依旧引起蔡徐坤粉丝的不适与不满。 粉丝对自己偶像的负面内容保持着高度的敏感，即时的发声成为粉丝的重要诉求。
（二）话语权的补偿
相对剥夺感是一种对于“缺失”的认识，当感受到实际权力与个人意愿及参照群体的不对等时， 往往会在消极情绪催动下进行补偿行为。与打投、氪金等为争夺资本关注的数据不同，控评是数据工作中唯一突破粉丝圈层，对舆论观感造成直接影响的粉丝行动。 就舆论观感而言已属于最高效的话语权争夺形式。 社交媒体的宣传引导作用更可放大网民的话语权剥夺感，在此形势下，核心粉丝与数据组号召粉丝参与集体控评主要从强化控评对话语权补偿的作用感知而展开， 而补偿感的扩大与深化离不开集体内个体间的相互作用，具体动员策略如下：
1.去个性化的情绪渲染
在群体性事件中，“情绪共识” 是确认群体行为的第一步。具有相同情绪的个体聚集到一起，容易产生集体认同感并发展为情绪升级。[7]而对于本身具有共同兴趣与情感目标的粉丝群体而言，确认共识的过程更加简易，粉丝群体中的意见领袖通过情感渲染与情感动员确定工作需求，诱导粉丝群体自我表态并参与行动，[8]如在蔡徐坤的生日数据总结中， 便明确用语言号召的方式对粉丝做出了软性引导：
“……而他的20 岁时光，需要你们和我们一起守护！控评组全体成员欢迎你的到来！ ”粉丝确定起维护偶像“为爱发电”的情感共识，成为粉丝自发选择控评行为的先导。
2.格式化的结构规范
“格式化”是控评活动充分发展的一大佐证。起初，控评是一种专注于特殊时期的自发应激性集体活动， 如今已逐步发展为粉丝群体的日常工作实践。 笔者以“控评”、“控评组/小分队/队”、“空瓶组”对新浪微博用户进行检索后发现：当下新浪微博中共存在百人以上规模控评组635 个，有151 个控评组粉丝人数过万， 归属基本与微博各明星势力榜单前排相拟合。 群体组织的建立是粉丝控评有效运行的前提，伴随控评行为扩张，控评规则与组织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以微博@ 蔡徐坤数据站控评组为例，蔡徐坤控评组的置顶微博明确标识了其用语科普、 控评教程与经验总结，“转发卡三”（指一条微博的热门转发第一名的转发内容会出现在评论区的第三名， 可以在无己方有利的前排评论时迅速占领评论第三的位置） 的处理技巧等便是控评组长期摸索的产物。除了更新微博的控评打卡任务，也会组建QQ、微信等群聊，通过更加高效的方式发布控评内容。控评群聊严格把控加入门槛， 甚至内部亦建立起了对异见者的教育打压机制， 严密而同声同气的组织大大增加了控评的工作效率，[9]使得控评组这一组织严密、行动精确的群体成为控评行为的重要保障。
3.自我消耗与补偿
话语权的损耗与补偿是控评行为得以延续的内在动力。在当下的网络环境中，控评行为并不能使粉丝群体感知稳定的话语权的获得感， 大众对控评的不满与声讨甚至可以使粉丝群体清楚地认识到数据工作的杯水车薪。 然而正如同相对剥夺感是在对比中产生的主观感知， 话语权补偿同样可以通过感知获取， 属于主观上的自我心理安慰与情绪补足。
官方数据组通过对粉丝行为的肯定， 补偿粉丝为控评而消耗的情绪，在粉丝“相对满足感”的获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明星数据不理想时，数据组会很乐于与粉丝进行深入交流，2019 年12 月12 日， 微博@ 蔡徐坤数据站发布微博，向数据工作持续低迷的ikun 群体呼吁道：
“数据是聚沙成塔，不是你做不做无所谓，而是真的就差你一个。 数据也不是那么枯燥乏味的，因为心里有爱，每一次送分每一次打榜都是带着温度的， 而这个温度是他能感受到的。 ”
这条博文点明了数据工作的重要性， 对粉丝工作意义做出肯定的同时建立了粉丝与偶像之间的情感连接， 由此鼓舞粉丝继续努力投身至数据工作中， 粉丝不断通过话语权的自我消耗与补偿，在这一过程中调整自身做法，实现两者之间微妙的平衡。
四、困境与规避
（一）控评策略的困境
网络中有无数个虚拟的人存在，随时生产着各种话语。这个空间中话语的生产者是难以确定的大多数， 他们每时每刻参与各种类型的主题讨论， 也轻而易举地发表各自的见解，使这些主题不断地被扩张，迅速蔓延。[10]在这看似平等的话语生产中，粉丝产生话语权被剥夺的感知，采取数据工作中最有效的控评手段对话语权展开争夺。 早期粉丝聚集成群放大声量，在公共舆论场占据优势，但是剥夺感存在相对概念，粉丝话语权的提升，意味着其他群体话语权的被剥夺，双方甚至多方在话语权争夺中实现话语权的消耗，双方效率极低。
即使仅将视角置于粉丝一方， 控评的投资转化率也并不可观。从投入上看，控评需要拥有一定用户基础的意见领袖进行带动，需要商业化运营及相应指导，对粉丝群体而言更是精力与情感上的双重压榨，经济、时间、情感成本不可估量；而从实际收效来看，控评仅能暂时地对明星形象进行美化，信息的保存仍是足以毁灭明星价值的定时炸弹，控评的固定模式当下已被网民把握，对明星形象持怀疑态度，也使得控评实际收益下跌。
（二）控评困境的规避
为突破话语权消耗闭环，提高投资转化率，粉丝对控评行为也进行了创新与发展， 实现从专业化效率到多样化效率的过渡。专业化效率与多样化效率是两种不同、甚至相反的效率。[11]专业化效率是指，同质性的事情处理的规模化程度越高则效率越高，对应传统格式化、统一化的控评行动。而多样化效率是指，越做异质的、不同的事情效率越高，在转型的控评实践中初见端倪， 具体体现在当下粉丝在集体控评时更加注重账号“客观、第三方”形象的呈现，粉丝先提高自身微博权重的同时掩藏其粉丝身份， 在需要进行集体控评时以路人视角发表对偶像有利的言论， 以此建构表面多样化的公共舆论环境。
多样化效率使得双方甚至多方在话语权冲突中展开表面的身份转换，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话语权的相互消耗。但从长远的角度看， 剥夺感的解决需要挖掘潜藏在表面属性下的冲突。 笔者认为，明星官方作为独立的第三者不能缺席，剥夺感是比较下形成的主观感受， 话语权也逐步从结构变量发展成为心理变量。换句话说，粉丝的话语权实为对话语权的感知， 而此类感知不仅来源于自我表达与话语空间的争夺，同样可以由第三方赋予。 首先，官方宣发符合粉丝期待，与粉丝诉求进行深入沟通，将官方话语权部分过渡于粉丝的解读，利用参与感达成粉丝的相对满足；其次，对恶意舆论攻击进行第一时间抗辩， 必要时采取法律武器才是最有效的控评；最后，在高度威压造成的过分紧张的状态下，看上去微不足道的挑战都将有可能引起体制的崩溃，因而，官方与粉丝都要为公众留下发声的空间，以塑造适度放松、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
注释：
[1]樊葵：《媒介崇拜论：现代人与大众媒介的异态关系》，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2]胡岑岑：《从“追星族”到“饭圈”——我国粉丝组织的“变”与“不变”》，《中国青年研究》2020 年第2 期
[3]高寒凝：《虚拟化的亲密关系——网络时代的偶像工业与偶像粉丝文化》，《文化研究》2018 年第3 期
[4][6]彭兰：《网络传播概论》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5]熊猛、叶一舵：《相对剥夺感：概念、测量、影响因素及作用》，《心理科学进展》2016 年第3 期
[7]王玥、卜凡亮：《群体性事件中活跃人员发展过程的建模与仿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年第2 期
[8]庄曦、董珊：《情感劳动中的共识制造与劳动剥削——基于微博明星粉丝数据组分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9 年第6 期
[9]胡岑岑：《从“追星族”到“饭圈”——我国粉丝组织的“变”与“不变”》，《中国青年研究》2020 年第2 期
[10]李岩：《网络话语的暴力效果——以福柯话语理论解读网络暴力的生成》，《当代传播》2014 年第5 期
[11]喻国明：《互联网发展的“下半场”：传媒转型的价值标尺与关键路径》，《当代传播》2017 年第4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