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叙事的力量》（美）斯蒂芬·阿普康 著马瑞雪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一本有关影像叙事技艺的“百科全书”，它将引领你在动态影像时代重塑自己的“视觉素养”，使你在人际交往和职业生活中成为“领跑者”。
作者博古通今，从石洞壁画开始，经由古登堡、爱迪生再到希区柯克，追溯了文字与图像在思想表达和人际沟通上的发展演化史；作者还饶有趣味地探索了“电影神经学”这一前沿科学领域，将影像叙事的力量信服地展在读者面前。
基于十几年的影像教育经验，作者向我们坦承，“影像语言”的习得是一个刻意练习的过程，只有通过不断地揣摩和实践，影像技术才能最终转化成我们的“视觉素养”。
《影像叙事的力量》还是一本实用指南和教战手册，它不仅列举了多媒体影像在现代商业生活中的成功后案例，还手把手地指导初学者如何进行案头准备、脚本创作、影像拍摄和后期制作，是你遨游多屏世界不可或缺的入门书。
[作者简介]
斯蒂芬·阿普康
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硕士，美国佩斯大学人文学荣誉博士，世界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和视觉素养教育专家。热心公益事业，倡导“面向21世纪的视觉素养”，并身体力行地进行影像教育实践近20年。
创建了著名的非营利性机构雅各伯恩斯电影中心，发展至今已成为享誉世界的电影传播和影像教育机构，联合纽约州教育部门共同制定了“媒体素养教育标准”。机构的常任理事有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罗恩·霍华德等电影界泰斗。
作为电影制片人和纪录片导演，阿普康还创建了名为Reconsider的影视制作公司，其作品曾荣获罗杰·艾伯特人道主义奖、特拉弗斯城电影节最佳外国纪录片和观众票选大奖，以及柏林国际电影节“和平电影奖”（Cinema for Peace）最佳纪录片等多项大奖。
丹尼斯·马伊卡（Dennis Maika）在纽约州芒特基斯科的一所学校教授美国历史课已有36 年了，随着标准化测试和死记硬背式的教学方式席卷校园，他发现学生们的论文质量几乎每年都在下降。孩子们不再努力去参与，似乎上下求索在美国的教育体系中不再受人重视了，他觉得必须找到其他的方式让美国的高中生重新对历史课感兴趣。
十几个公共学校的老师也对我说过类似的问题：他们被当地教育机构强制推行的2B 铅笔填涂测试束住了手脚。尽管他们知道学生们天资聪慧，也准备好了全力投身于自己向往的项目之中，然而公共学校环境却不利于学生创意的迸发。和许多老师一样，我认为不是他们让学校失望了，而是学校让他们失望了。
我们帮助马伊卡解决了这一问题。他用8个月密集的视频拍摄任务代替了原来的期末论文，这一任务和纸质作业一样都具有学术上的严谨性。
作业没有什么变化——记录某一个总统决策产生的效果，但是学生们必须以视觉媒体的方式完成。学生们必须调研、写作、修改、剪辑，然后制作一段10 分钟长的视频，这比听起来要困难得多。他们必须寻找原始史料，创作自己的作品。这需要一定的文献搜索水平，比我们在20 世纪60 年代利用的杜威十进制图书分类法的要求更高。
马伊卡见证了一代学术潮流的兴起和消亡。但谈到这种方法所带来的影响时，他的双眼亮起来了。“这是我在教学生涯中做过的最激动人心的项目了，”他后来告诉我说，“学生们以前所未有的严肃态度和深度探索了这些话题。因为他们一直考虑着观众最终对此会有什么看法，而不只是提交一篇期末论文，所以他们的作业都经过了多次修改。”
有一名学生制作的视频主题是美国前总统杜鲁门对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的决策。在视频结尾处，他们创作了一首说唱诗歌，将美国历史的这一瞬间和现今的世界联系起来，针对现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一些尖锐问题进行发问。另一组同学创作了一段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式的广播，他们用播音腔完成了作业。这些项目需要学生投入大量的精力和时间，但他们都并不觉得自己是在完成作业。其中一名学生告诉马伊卡，这是他在学习生活中第一次查找图书馆藏书之外的书籍。马伊卡之前从来没见过学生对自己的努力和课堂作业如此骄傲。
这种教学形式正在一些具有前瞻性的学区越来越频繁地为人们所采用，它也启发我们应该在全美范围内普遍推行。在视觉素养发展的时代，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是，公共学校顺应21世纪信息传播发展趋势的潮流，运用主流的媒介形式开设课程，不止教授学生读写，还要教会他们如何听、说。第二是，他们也可以让势不可当的媒介影响力从大家眼前飘过，当课程显然落后到跟不上时代潮流时，再试着找到一个解决方案。
我知道这种以布置任务的方式推广视觉素养显得很强硬，但我相信这会成为教育部门在未来10年内最关键的决策之一。过去10年中我一直在研究公立学校的常规教学方式，同时也在开发自己的教学项目，但我遗憾地看到教育体系中存在着明显的缺陷。
其中最大的缺陷之一是我们对学生的评测方式，我们应该评价孩子是否真正学到了东西，还是浪费时间整日坐在教室中无聊地学着一些不会对他们的生活起到任何作用，也无助于职业发展的内容。我们人类不只是喜欢故事的动物，我们也是会因受奖励而驱动的动物，这可以追溯到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实验。假如有人为我们展示一只鹦鹉，我们便会努力朝着鹦鹉的方向发展。因此，人们自然认为我们测评什么以及如何测评将会指导着我们的关注点和行事的方式。
“视觉素养”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我们需要在新的素养世界中重新考虑如何评测素养及由此取得的进步。教育一直专注于为人们进入职场做好准备，培养出能够充分参与社会生活的公民。当今参与全球经济竞争所需的技巧甚至与几十年前都大不相同，但我们的学校还是陷在过去的旧思维之中。
麻省理工学院称学校的使命应是：“让学生准备做还未存在的工作。”著名的教育家肯·罗宾逊领导着英国国家创新、教育和经济委员会，他也是《让思维自由》一书的作者，他表示我们需要培养学生掌握必要的技巧以解决未来无法预料的问题。麻省理工学院和罗宾逊的观点都围绕着创意、创新、问题解决、跨文化沟通和交流展开。事实上，无论对于哪种学科，在教育的历史中，沟通一直都是课程教学的中心。我们不能学习（或教授）自己不能传播的事物——而今传播在越来越多地通过视觉媒体来实现。
当今世界中，我们的孩子需要的技巧不仅是那些用标准化测试来衡量的死记硬背的信息，还应是批判性地吸收信息的能力，以及分析、综合这些信息并有效表达自我的能力。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抛弃公立教育体系的一切，但我们需要通过视觉传播的角度来审视现行的教育体系。在仔细留心媒体制作的艺术时，我们看到了媒体制作已经极大地促进了我们完善生活技能，而这些技能在职场中也越来越受到重视。如果我们能将对变革素养的关注与高深复杂的数学、科学、社会研究、语言艺术和其他技能结合起来，就能达到教育的目标。
当然，我必须先承认一个问题，如何评测和评测什么内容同样重要。因为评测决定了课程的制定，这也应是评测本来的作用。
当代教育体制的局限性和公立学校教学质量控制的难题，使得我们沉迷于量化的概念之中。如果我们不能用数字对一项事物进行测量评估，那么这个事物就相当于不存在。2001年开始施行的“不让一个孩子落下”（No Child Left Behind）项目的最终结果是，我们的校园更加坚定地贯彻了“科学管理”的原则，该原则是1911年由弗雷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提出的，他将工厂里的工作分成了能够精准评测的重复性动作，从而实现最大产量化。科学管理法的确提升了美国的生产力——据说约瑟夫·斯大林也很欣赏泰勒的主意，这种方法虽然提升了工人的地位，却削弱了工艺大师的地位，而工艺大师与作品之间建立的联系是有机而充满情感的。
奥巴马和前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Arne Duncan）试图摆脱前几届政府采用的低效教育政策，推出了“力争上游”（Race to the Top）计划，该项目为美国各州提供了近几十亿美元用于启动创新性教育战略。然而，他们忽视了用来评估的标准已经过时了。
我们仍然使用着与过去相同的标准，但现在的教师为了实现这些标准面对着更大的压力。这无疑会为教师授课、学生学习和表达自我留下越来越小的创意空间，而且我们很可能在真正重要的事情上落后不前：批判性思考、有效沟通、创新性分析和解决问题、协同合作的能力。
托尼·瓦格纳（Tony Wagner）在《教育大未来》（The Global Achievement Gap）一书中，深入剖析了那些阻碍教学方式变革的混乱观点和行政壁垒。作为哈佛大学教育改革领导小组计划的负责人，他直白地说道：“无尽的州立标准测试对于让学生独自负起责任来说，既缺乏效果又缺乏效率，他们既破坏了学生的士气，也打击了老师的热情。”据称，有些老师每年要为学生组织的标准测试多达15场，许多测试完全是出于行政展示的目的，或者是为真正的州立测试进行演练。这对学生来说简直是折磨，他们既看不到作用也看不到回报。说实话，我并不会将责任怪罪到他们身上。
瓦格纳建议，应该采用一种真正的测试来衡量学生的各种技能，而这些技能是学生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必不可少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分析和创意性表达。他和教育大师罗伯特·斯滕伯格（Robert Sternberg）持相同的观点，即认为我们现行的多种计算训练，包括大受追捧的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都很难真正衡量学生在某一个领域的分析能力。
而我们也知道，能够进入常春藤盟校学习的那些在美国学术能力评估测试中分数耀眼的孩子，不一定获得了恰当的教育。即使某个学区能够教出考试分数尚可的孩子，这也仍然很难看出孩子们是否准备好成为合格的社会成员了。这就像是用温度计测量降雨量一样。
在影像时代，怎样弥合数字鸿沟
当下的学校课程设置并不能让我们获得这样的体验，这么看来，它们称不上现代化的教育，并且显然有被时代抛弃的危险。学校课程要求的能力——数学、语言和科技都很好也很有必要，但交流这些知识的方式却严重滞后。
“我总是想着，”教育理论家海蒂·雅各布（Heidi Hayes Jacob）写道，“许多学生在每天早晨迈进校门时，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穿越时空。随着他们跨过门槛，是否会觉得回到了20 世纪80 年代的生活场景？放学之后，他们是否感觉又回到了21世纪？”
存在缺陷的衡量素养的标准，会让我们的教学甚至停留在里根总统以前的时代（卡尔文·柯立芝总统可能会更喜欢）。升级课程来培养新素养、制定一套衡量学生能力的新标准已迫在眉睫。
目前我们学校设置的基础课程，比如英语、数学、历史、生物、化学和物理也是不久之前教育制度改革的成果。我们习以为常的学科划分原则实际上是1892年美国国家教育协会年会上提出的前沿性改革成果。那时，人们认为学科划分遥不可及，农村校舍经常教授当地老师认为合适的科目，可能会教授莎士比亚戏剧，也可能会教授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的生物观察报告。不同城镇和州际的标准迥然不同，当时的出版商就像现在这样为孩子们提供着各种教科书和读物。
美国国家教育协会组建了一个叫作“十人委员会”的团体，听起来像是宗教法庭或中层经理的超级英雄联盟。委员会由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Charles Eliot）担任主席，目的是解决当时教育者之间的理念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大学生应该接受更多希腊经典和拉丁语语言文学教育，而那些高中毕业后就工作的学生应该接受职业培训，成为更有用的工匠和工人。这会强化学校内不成熟的分班制度，给一些人贴上愚蠢的愣头青的标签，而给另一些人贴上如西塞罗般的审美家的标签。
“十人委员会”采取了折中的方法，建议采取8年制的基础教育，然后是4年的中学教育，并开设英语、数学、生物、公民教育和外语这样的通用课程。因此，我们在公立学校中学到的课程并非是从戴安娜神庙时代原原本本地继承下来的，而是进步的教育者在技术变革和社会变革过程中更新教育系统、推行国家改革的结果。
这些是不是听起来很熟悉？今天我们的教育制度同样需要进行相似的转变，改变我们评测学生素养和竞争力的方式。我的建议是，我们现在应该摒弃所有一百多年前美国国家教育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倡导的通用课程。这些曾经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体系的坚实支柱，它们推动了亨利·卢斯（Henry Luce）所说的，象征着国家成就和声望的美国世纪的到来。为此，我建议进行一场以提升现有价值观为基础的教育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