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谈《聋哑时代》。田超供图
近些年，青年作家双雪涛凭借《平原的摩西》《融城》《翅鬼》《大师》等作品迅速引起文坛的关注。作家张悦然曾这样评价双雪涛，他喜欢写普通人身上的光芒，特别能写到普通人身上的光芒，他对人怀有特别深的悲悯和感情。近日，他的新作《聋哑时代》由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记录了80后群体中学时代的温暖与残酷。
□《聋哑时代》
源自写作本能受《大象》影响
《聋哑时代》的故事会让很多80后觉得亲切，枯燥乏味的校园生活、僵化的应试教育……记忆也随之被翻开。小说以一座东北小城为背景，讲述了中学校园里几个性格鲜明的少男少女的故事。书中的章节直接以刘一达、霍家麟、艾小男、安娜等几个人物的名字划分，他们的生活互相交叉，双雪涛用第一人称“我”将这些故事串联起来。
这部小说动笔于四五年前，那时双雪涛还在银行上班，用晚上时间来写作，“《聋哑时代》这本书对我意义很大，这是我最开始写作的时候，其实更像是本能性的东西。当时也有自己的野心，想写一个校园里的故事，表达一个更宏观的想法。”现在来看，双雪涛觉得当时的写作技巧和文学上的野心已经不重要，最重要是写出了本能的东西、纯真的东西。
每个人的故事独立成章，又像一张“网”结合成一个整体，这种叙事结构跟英国作家奈保尔的《米格尔大街》十分相像。不过，那时双雪涛并没有看过这位诺奖作家的小说，他直言这样写更多是受电影《大象》的影响，“电影中的每个人像带着一条线的蜘蛛一样走过来，另一个人也带一条自身经历的线走过来，他们拼成一张网，在网的中心就是枪击案”。
在小说出版之前，有朋友跟双雪涛建议，“聋哑时代”这个书名是不是太大了，有点扣大帽子，双雪涛也有类似的感觉，但最后还是觉得这个书名更能体现当时的心境，“用这个书名最简单的出发点就是当时没有办法表达，初中的时候满脑子飘浮的都是各种各样的想法，但是没有机会说出来。我的同龄人对成人世界有很多看法，自认为比成人看得更清楚，却没有机会跟成人世界交流”。
□如何看待青春片
相比台湾逊色一点
说到青春、校园题材的小说，就不能不提到韩寒、郭敬明等80后作家。作为同龄人，如何看待他们的作品？双雪涛说：“那批作家的共性是都极其聪明、很伶俐，但是作家有时可能需要点笨的东西，比如耐性。现在已经证明，郭敬明和韩寒他们是非常综合性的人才，他们不屈当作家。他们做商人、导演、经营公司，做媒体人，甚至做公共事业都是很合格的，真正的作家可能干不了这么多事。所以，他们当时的出发点都是真诚的，但是后来有很多事情他们可能觉得更重要，比文学更重要。”
从2013年的《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开始，青春题材的电影一直比较热。聊到对这些影片的看法，双雪涛说：“青春片我最近看了不少，感觉在根基上稍微有一点虚假，包括《左耳》等影片从制作上来说都还可以。但是如果对比台湾的青春片，比如《蓝色大门》《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等，就会觉得真挚程度还是差了一点。比如对自我的表达、对青春的反省、对这些东西的认识出发点，台湾的青春片来得更真一点。”
双雪涛的另一部小说《平原上的摩西》同名电影目前在筹备中，与之前聊的青春片不同，这是一个有些残酷的犯罪故事。据影片导演透露，当初看到故事时很激动，但真拍起来发现里面的线索太多了，很“烧脑”。双雪涛现在的主要精力在写作上，有时也帮着一块梳理下剧本，他觉得《平原上的摩西》就像一个有很多门的房间，推开某一个门背后的故事都会不一样，最重要的就是选择哪个门推进去。
□众人评价
将记忆拉回到懵懂的初中时代
在当天北京字里行间书店举行的《聋哑时代》新书分享会上，评论家杨庆祥、作家张悦然谈到了他们的阅读感受。这部小说让杨庆祥想到了杨德昌导演的电影《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我当年看完这部电影的第一反映是，我的高中时代大概也是那样过来的，我们却没有找到与那个时代对应的书，所以我一直期待在我们的青春写作里面，能够出现一本既有青春纯情，又有对世界残酷现象揭露的作品。”
书中的很多故事也勾起了杨庆祥的回忆，特别是关于初中时的经历，比如《许可》这一章中写到学生看情色录像带，“这关系到我们成长中至关重要的经验，因为中国的性教育或者说爱教育是缺失的，基本上没有，这个教育我们是自我完成的。”
看完这部小说，张悦然在想，为什么双雪涛会写了那么多初中的经历？她说：“我觉得高中的我们对自己认知更多一点，但是初中的时候会在一种更迷茫或者更懵懂的状态里面。所以我觉得《聋哑时代》把我们带回到初中时代，可能是带回到了人生的第一个路口。这里面有很多有血有肉的人物，会让我想到初中时代对应的一个个那样的人。”
京华时报记者 田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