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用彤给汤一介、杨辛讲课。
1957年合影，右起依次是汤一介、汤用彤、汤丹、乐黛云、汤用彤夫人张敬平、汤一介弟弟汤一玄，左起依次为萧萐父、杨祖陶、肖静宁、杨辛。
2002年儒藏第一次会议，前排左一汤一介、左二张岱年、左三季羡林、左四北京大学副校长吴志攀。
当代著名哲学家、国学泰斗汤一介先生的遗稿《我们三代人》将于12月初上市。全书用42万字展现出汤氏一门三代知识分子在中国百年社会动荡变迁中的政治命运，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守望。日前，在北京什刹海书院举行的出版座谈会上，汤先生的妻子乐黛云透露，该书原定10多年前出版，但当时汤先生不同意删改其中的二三十处内容，才拖到现在，“老汤写这个书的时候并没有太多避讳，把自己真实的心态写下来了”。
写祖辈
“素位而行，随适而安”是家训
汤一介的祖父汤霖是清朝光绪十六年的进士，父亲汤用彤是久负盛名的国学大师，曾任北大副校长，与陈寅恪、吴宓并称“哈佛三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这本《我们三代人》总计42万字，全书用三个部分叙述了汤一介的祖父、父亲，以及他本人的身世经历、人物关系、学术著述等内容。
对于祖父汤霖，汤一介的文字记录不多，在他出生前13年祖父已离世。很多事情都是父亲汤用彤告诉他的，比如祖父平时喜欢用湖北黄梅乡音吟诵庾信的《哀江南赋》和孔尚任《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在汤霖的《颐园老人生日游图自序》中写道：“事不避难，义不逃责，素位而行，随适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这也成为汤家的家训。
书中有160多页的文字是写汤用彤的。对于父亲，汤一介一直敬称为“用彤先生”。他全面记录了父亲与胡适、钱穆、熊十力、吴宓、傅斯年等人的交往，展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群像以及学术之争。后半部分，客观讲述了汤用彤晚年的思想变化。
北大英语系教授赵白生看过这部分文字后觉得，汤一介笔下的汤用彤不单一，也不完美，不是那个只会抓“评教授”和“学术选题”的形象，通过跟夫人之间很私人的谈话等内容，使得大家对汤用彤在北大任副校长时期的经历有着全新的认识。
写自己
不回避“梁效”事件的责任
书中第三部分，汤一介从童年写起，直言自己小学、中学时成绩不好，考试只考了58分，学的德语都忘光了，还包括父亲对自己唯一一次责骂等往事。他用客观、自我解剖的态度，讲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学术生涯。其中，首次用一万多字的篇幅对“梁效”（“文革”时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的笔名）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前后后做了详细记录，不回避自己的责任。
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干春松认为，汤一介先生这部分写自己的描述特别真诚，“能看到1949年他首先写的是《在进退两难之间》这样一篇文章，讲他是如何接受马列主义的。还有一篇特别令人震撼，描述了他在‘梁效’班子的那段时间”。干春松表示，他把这部《我们三代人》理解为中国百年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线索，“这本书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的话，也是百年政治史的线索”。
书中《我与“梁效”》这段也让北京行政学院的张耀南教授印象深刻。他说：“现在看回忆‘文革’的一些文字，都是怪我们外面的东西，但汤先生这篇不一样，他是怪自己的，汤先生说了很多这样的话，比如我不能原谅自己，当时我真想一死了之，不如跳入湖中了此余生、投湖自杀，我应该严厉地责备自己等等，他不是怪罪外在环境。”张耀南认为，这和巴金先生的《随想录》有相似之处，中国历史上有“罪己”传统，可以从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来分析。
出版故事
书稿在抽屉里一放十几年
本书的主体部分完成于2003年，当时辽宁某出版社向汤一介约稿，遗憾的是交付书稿后等了近半年，出版社的回音却是必须对二十余处进行删除或修改才能出版。乐黛云在前言中透露：“汤先生不愿违心屈从，宁可将书稿放进抽屉，束之高阁。没想到书稿在抽屉中一放就是十余年，直到先生离世。”
2011年，新华出版社曾出版过一本《汤一介传》，内容有不少借鉴之处。当时京华时报做过《汤一介感慨家风难传》的专题报道，作者李娟娟接受采访时表示，原本定的名字是《汤一介自传》，但是汤先生坚持不署名，而且稿费分文不要。如今，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这本《我们三代人》在2003年汤一介手稿的基础上，补充了“我们为什么要编纂《儒藏》”“最后的七次讲话”等内容。
这部遗稿得以出版，最让乐黛云欣慰的是“这个书没太大的改动，只有两个地方做了比较大删减、修改”。谈到这部书的价值，她说：“首先对我来说是一个事件的真实记载，比如‘梁效’的事情。第二点，我觉得这是一个精神史，这本书是关于他自己的精神和当时同时代人精神面貌的精神史。第三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态史，老汤写这个书的时候并没有太多避讳，把自己真实的心态写下来了。”
另外，乐黛云觉得这还是一部知识分子的交往史，“里面记了很多同学，同时代的朋友，对于他们那个时代交往各种朋友之间来往，这种交往史在别的地方找不到。他对朋友、对别人，要么是褒，要么是贬，把当时的历史很真诚地写下来了”。
节选
父亲对我的唯一一次责骂
我们兄弟姐妹的事多由我母亲来管理，父亲很少过问我们的事，但父亲对我们一向慈爱，在我们小时候，他见到我们总是拍拍我们的头，或者抱抱我们。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常常为哄我妹妹一平睡觉，抱着她来回来去地走，用湖北乡音吟诵着《哀江南》，“山松野草带花桃，猛抬头秣陵重到……”
我和父亲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除了因出版《隋唐佛教史稿》问题他责骂过我一次，我不记得他还因别的事责骂过我，而对我和他的其他孩子更没有打过。1957年春父亲的《魏晋玄学论稿》在中华书局再版以后，书局的编辑曾找我讨论是否也可以把《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我当时想，父亲的身体不好，如果能早出版也好，于是我对中华书局的编辑说：“这当然是好事，但我不能做主，得问我父亲看看他的意思再说。”于是，中华的编辑就找我父亲，并说我同意出版他的《隋唐佛教史稿》。中华的编辑走后，父亲对我大发脾气说：“谁让你来代表我说可以出版《隋唐佛教史稿》的。这样的事你不能管。”我当时不知如何是好，没有敢申辩，后来我就写了一封信，请中华书局的编辑来向我父亲解释一下，这样父亲的气才消了。
父亲生前一直没有考虑出版《隋唐佛教史稿》，这是因为他认为这只是一个初稿，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80年代初，我觉得应把父亲的《隋唐佛教史稿》整理出版，这时我手头有两种《隋唐佛教史稿》的版本：一种是20年代末，在中央大学油印的稿本，一种是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铅印的稿本，于是我就根据这两种稿本整理成书，于1983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节选自汤一介《我们三代人》
京华时报记者 田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