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城之于帽子的喜爱有照片为证。
■1957年8月戴大人帽。
■1986年底毛线帽。■1992年4月在柏林。
■火道村冬天戴毛帽子。
这张照片，可以很分明见出，顾城的帽子上不封顶。
顾城的帽子是个打眼的标签，也是一个惹人误解的话题，还是个一经思考让人有些为难的话题。如果在网上搜“顾城帽子”这个关键词，会发现不少人在关心这个问题，比如：顾城为什么总戴帽子？为什么总要戴一顶奇怪的帽子？为什么要戴白帽子，有什么意义么？为什么他总是戴着一顶用裤腿改造成的帽子？
在《顾城海外遗集》经近十年整理终于要陆续面世之际，我们来聊一聊顾城的帽子，和帽子下那个不一样的顾城。
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
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
关于帽子的猜测
在豆瓣网，不单有顾城诗歌爱好小组，还有一个“大爱顾城的帽子~”小组。针对“帽子”问题，答案丰富多彩。随手摘几组答案来看看：
1.顾城的名字有个“城”字，帽子的形状也很像个“北京城”，他在海外飘泊，很想家，想念北京城，所以戴着它，缓解思乡之苦。
2.有一种说法是，顾城觉得这顶帽子很像苏东坡帽子的式样，这是他的烟囱，有气就从头顶上冒了。
3.因为他的灵魂告诉我们，他的诗歌告诉我们，他眼中的世界，总会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灰尘，而他的高洁却是与生俱来的。那顶帽子，让他远离了世界，也亲近了世界。
4.帽子是白色的，表示很纯洁。那个有着他的象征的帽子是顾城用裤腿做成的，有倒转世界的意思，象征他对于叛逆的标榜和对自由的渴望。
5.据北岛在《失败之书》中所提及的，是因为顾城担心他那些纯净的思想被世俗所污染，所以要戴上一顶自制的帽子，以求自身的独特性质。
以上算是认真回答问题的，有理解，还找了些依据。下面这些可能是恶搞版吧？抖一抖机灵，全然发乎己意，分明要博大家一笑：
6.也许他头上长了个大包，总也不好，于是找个帽子遮着。
7.因为他喜欢穿短裤。
8.现在40岁以下的男人，几乎清一色的都要戴绿帽子，太多了，他要反其道而行之，改戴白帽子了。
这顶帽子究竟是什么？
这的确是个有趣的话题，它之有趣，是有理由的。首先是这顶帽子的面料和做法。
最多的意见是，顾城这帽子是裤腿改造的，是牛仔裤剪下来的裤腿；也有人找来依据反驳，说不是裤腿，是牛仔布自制的，“制作比较简单，只要封住一边的口就可以”。那么，来听听顾城身边的人怎么说——
“初见面时（1987年夏天），最引人注意的是他一天到晚都戴着的一顶布帽子，高高的一个圈圈，总不脱下来。‘这是我的思维之帽，可以把外界的纷扰隔绝。’我听过他这么对人说。‘我怕冷呢，所以总戴帽。’——这是另一版本。谢烨给他缝了好几个一模一样的布圈圈，料子各异，笑眯眯地、温顺地给他戴上。”
这是顾城在新西兰的朋友、奥克兰大学的同事叶宋曼英在1993年10月15日写的《纽西兰的岁月——顾城夫妇生活点滴》里专写了一节“顾城的帽”。按同事的说法，顾城的帽子，是布缝制的，是谢烨给他缝制的。
“顾城总是头戴一顶用牛仔裤裤腿制作的帽子出现在各种场合。我多次说过让他把这破帽子扔了，我觉得晦气，可他却说这帽子是他的烟筒，他有气就能从那里冒跑了。”
这是诗人芒克的说法，他认为是牛仔裤腿制的。
“顾城的帽子并不是裤腿做的，是他用同样的布料做的。当然你愿意这么说就说吧。”
针对诗人芒克的说法，顾城的姐姐顾乡给他写过一封公开信，进行反驳。
这个问题最权威的解答者，还是顾城的妻子——谢烨。她在《游戏——我和顾城》这篇文章里，回顾俩人从恋爱到婚姻的过程，描写了许多充满快乐情趣的细节和场景。关于帽子，她这样写到：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还会摇缝纫机，自己做了个高高的花布帽戴在头上。我吃了一惊，倒挺好看，脱口叫了声：‘可汗！’你老是‘少数民族’，你当可汗吧。他很喜欢这个名字，走来走去。他不再孤独，他有了两个名字。”
事实上，顾城出国之前、结婚之前，就给自己做过直筒筒的高帽子。有顾城自己的话作证：“我小时候就做了这样的一顶帽子，二十年前又做过一顶戴上了。那么出国以后，我想西方是自由的，我就戴着它走到外边去了。”
帽子的意义
读者或朋友因顾城的帽子产生的各样揣测，是有依据的，它们首先来自顾城自己花样翻新的说法：
——有一个生长在美国的朋友，这些天我们天天碰面，直到刚才他才问我，为什么要戴这个帽子。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答案，我就说，这是一个天线，可以收听福音。他听了表示满意，因为帽子是有用处的。我也感到满意，好像我眼睛上头还有眼睛。
—— 呵，你可以告诉他，这是我的castle，一个古堡，我的家，于是我可以随时从家里往外看，这样不会丢了。
——这顶帽子确实是我和外界的一个边界，戴着它给我一种安全感。它像我的家。戴着帽子，我好像就可以在家里走遍天下。
——我很遗憾这个帽子会这样地干扰大家。我好像平生做的唯一一件，完全由我选择的事，就是做了这顶帽子，并且戴到了脑袋上。没想到就被洞察出来。那么我不知道这个帽子是一份贡献呢？还是一个扰乱。人家质问我这个帽子的时候，我不想令人失望——我回答说这是我的家，我老呆在家里很安全；我回答说我生气的时候，这是个烟囱；今天我说，要是谁乐意往里边放钱，也并不太坏。
——北京的城墙拆掉了，我呢，就给它搬到这儿来了。要不然我怎么做梦老在北京城里发愣，出不去呢？我就戴着它走不出北京而走遍天下吧。
——这倒的确是我自己做的帽子，看来它很成功是吧？诗不被看见，帽子老被看见。我的妻子建议我去报上一个专利，再去时装展览转上一趟，也许卖诗不成，可以改行做帽子卖。
……
这些说法，都体现出一种矛盾：一方面故意迎合，拿各种各样、形形色色的“理由”，让听众“误入歧途”；一方面自我消解，发一些牢骚：“诗不被看见，帽子老被看见。”“不过是个说法吧，不必当真。” “找点儿乐子吧”。
给一个简单的帽子，赋予这么复杂的“答案”，顾城是什么意思？帽子之于顾城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存在？
如果说，帽子即个性。一开始，顾城制作这顶与众不同的帽子，可视为一种个人趣味的自我肯定，一种与众不同的个性展示；然而，他走进人与人交流的空间，感受帽子招致的玩笑、批评甚至攻击，他体验着个性的阻碍。戴与不戴、有选择的戴、无所顾忌的戴，帽子成为标签，以近乎对抗的姿势，表明自主选择和自由存在的状态。顾城的帽子，即如他的诗歌，“这顶帽子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我觉得每个人应该做自己的帽子，就像每个人写自己的诗一样”。
1993年10月7日顾城自挂树上的前一天，在他《写给儿子》的第十一节，顾城写道：
Sam，世界上有很多人笑我，笑你爸爸的帽子、样子，也有人恨我，因为我恨他们。Sam，只有你应该这样做，可你不笑我，也不恨我，小时候你只是说：调皮的爸爸。
明了顾城的帽子的各样道理，再看到这样一种惶恐和忏悔，难免有一种悲凉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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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挺进/文 据新京报书评周刊，微信号：ibook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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