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2006年是周恩来逝世30周年，3月5日又是周恩来诞辰108周年纪念日。重庆出版社日前推出两本有关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和历史贡献的传记图书：《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以及《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
“安天下于覆盂，其功可大。”这句出自宋代变革家王安石宰相的话，其实也是周恩来在“文革”时期历史功绩的概括。虽然未能扭转“文化大革命”这头怪兽的横行和破坏，但他最大限度地把“文革”造成的损失减少到最低的限度，也是功莫大焉。《苦撑危局》将视点聚焦在1967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最为天下大乱的一年，同时也是“文革”中苦撑危局的周恩来最苦最累的一年。该书围绕1967年的重大事件和周恩来在这些重大事件中的活动，上溯下连，将“文革”初期的周恩来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和历史贡献比较全面地反映出来。《重拳出击》围绕的是林彪事件。该事件在“文化大革命”中具有标志性的意义。林彪事件后，周恩来在各个方面大力纠正“左”，重拳出击，大批极左思潮，但也非常曲折和坎坷。围绕周恩来在林彪事件后批判极左思潮的不懈努力和艰难历程，对“文革”后期周恩来的主要活动、思想轨迹和历史贡献进行了勾勒描述。
本书作者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研究组从事周恩来生平思想研究工作十几年，并参加建国后《周恩来年谱》的撰写，具体承担“文化大革命”部分的撰写。年谱的撰写要求撰写者系统、全面地阅看谱主的档案材料，这使得作者得以系统地阅看存放在档案部门的周恩来在“文革”中的大量第一手档案材料。因此，书中大量的材料是来自当年的会议记录、周恩来的书信、工作日志以及对当事人的采访记录等，这也是这两本书与其他一般写作领袖人物的通俗读物的不同之处。也正因为这样，这两本书既可让一般读者了解“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来，同时，对许多研究历史的学者也有相当的资料价值。
据该书责编介绍，两本书中很多材料属首次披露，或者是第一次完整地公布。比如，在《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一书卷三中，周恩来提议召开全军军以上干部会议抓春耕生产，叶群放话说林彪被架空了，周恩来被迫写信给林彪解释。这封带有检讨性的信就是第一次披露。（信的详细内容见该书第84页）。书中还有许多周恩来写给毛泽东的书信是第一次披露。又比如，在《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一书卷十二中，周恩来与缅甸总理奈温回顾中缅关系那段曲折的对话（详见该书第285页至287页），也是第一次披露。
书中还有一些周恩来与造反派短兵相接的对话也是第一次公布。还有，在《重拳出击———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一书卷八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通过载波保密电话试图与毛泽东、周恩来通话时与北京国际电话站接线员的那段对话（详见该书第192页至193页）以及3月22日下午毛泽东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和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几位老帅谈话对北京电话站接线员的态度和我们有关部门的“左”的做法提出批评的那段谈话记录（详见该书第195页），都是第一次披露的。在写作手法上，两本书有意识地采用通俗可读的纪实笔法，力图让历史和人物轻松、形象地进入读者的视野，同时还兼有评述色彩。比如，在《苦撑危局———周恩来在1967》卷二中，作者对周恩来在“大闹怀仁堂”前夕写给陈伯达、江青及中央“文革”小组、旨在把国务院碰头会与中央“文革”碰头会分开的那封信的分析就很有见地；又如，作者对党史界有争议的1967年五一前夕毛泽东请“大闹怀仁堂”的老同志开“团结会”的考证，也很有说服力。重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