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拍电影的“年轻人”

新浪娱乐 2017年03月23日
他们当中,有张大磊、梅峰这样的学院派,也有毕赣为代表的灵气乡野派,还有曾国祥这类把商业片作者化的兼顾者,他们在获得广泛认可的同时,又给电影市场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票房与口碑是一部电影的两个评价维度。四年前,我们一路细数赵薇、徐峥、许诚毅是怎样以票房的胜仗让张艺谋、陈凯歌相形见绌的。去年的对比则更为残忍,当张艺谋、王家卫对着差评再也坐不住的时候,张大磊、毕赣、曾国祥、梅峰等新导演已经成为奖项的宠儿,进而成为收割观众信任的真正赢家。

  陈凯歌说,“中国是新导演的天堂”,尔冬升感叹惊人的票房增速而“恨自己出生太早”。

  这一切都得益于中国电影市场的高速扩容。盘子做大的情况之下,电影的类型和质量也在逐渐扩充,细分市场之下,观众的观影味蕾也被逐渐打开。新力量势必要打破旧格局。

  以张大磊(《八月》)、毕赣(《路边野餐》)、曾国祥(《七月与安生》)、梅峰(《不成问题的问题》)为代表的新导演正是新阶段下的作者导演新先锋。他们当中,有张大磊、梅峰这样的学院派,也有毕赣为代表的灵气乡野派,还有曾国祥这类把商业片作者化的兼顾者,他们在获得广泛认可的同时,又给电影市场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3月24日,第53届金马奖最佳影片《八月》就将在内地上映。4月,曾国祥将在金马奖六项提名、斩获最佳女演员后征战金像奖,梅峰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也将亮相北京国际电影节。此时不妨回溯他们的来时路,看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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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磊:拿金马,就是能有拍下一部的机会了

张大磊(资料图片)

张大磊(资料图片)

  2016年3月23日,运营近四十年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标准放映厅轰然倒塌。

  “这就等于是我们前二三十年的生活彻底被清理了”,张大磊怅然,说这话的时候,他正带着长片处女作《八月》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后来遗憾铩羽。

  几个月后,这部新导演的处女作、非职业演员出演的小制作黑白片捧回了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剧情片大奖。组委会评价它“举重若轻,若有似无”,有小津安二郎、侯孝贤的神采。

  所谓拍“无事之事”,大概就是张大磊自嘲的“流水账”式剧本,这是他从小写日记和作文就形成的偏好,在俄罗斯学习导演专业时,他曾一度追求先锋,但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击》让他明白不一定要思想先行,有意思的是,张大磊在后来的创作中,形成了音乐先行的习惯,即在音乐中寻找写作的节奏。

  一头乌黑微卷的头发,额前还有一小排温柔的齐刘海,内蒙青年张大磊给很多人的印象竟是害羞,可是你要知道,十几岁时的他可是个rocker。但现在讲起少年时代的叛逆故事时,他会用商量的语气问,可以说吗?

  实际上,他是个太清楚自己要什么的人。出国求学时果断把音乐专业换成电影,毕业后参与几个剧组后看清自己并不适合流程化的工作,为忠实记录八九十年代的感受,他努力去除影片中指向性、说理性过于明显的存在,比如片名,原本是叫《昙花》的,但为避免意图太强,换成了更像散文诗题的《八月》。

  2017年3月24日,《八月》就将在内地上映,这是一个未曾因金马奖而改变的发行计划。至于大奖对张大磊本人有何改变,他坦承,就是能有拍下一部的机会了。

《八月》海报

《八月》海报

  从前慢:那时候的人,简单并且狂热

  张大磊出生在呼和浩特市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大院里,父亲张建华是厂里的剪辑师,母亲是教师。出生于1982年的他,对八十年代有着天然的依恋。

  “那个时候的人都会简单一些,简单并且狂热,很容易对一件事产生兴趣,那时的楼啊、汽车这些工业设计都特大气还摩登,苏联的影子比较重。另外那个时候正是国家改革开放,思想开放的时期,大量新的观念和思潮涌入。每一个人都很理想主义,特别向上。”

  大人们在互相探讨或者交流好的音乐,他们的磁带都是复制的,诗本以手抄的形式流传,厂里有普通群众看不到的进口片,大家有时会专门花一个下午在家欣赏这些。

  《八月》里有一个在阳台上唱歌剧的人,那是张大磊真正见到过的人,“但现在没有了,放到现在,大家会把他当神经病。”

  “那个时候会有大把的时间是空闲的,就是你能感觉到这个一天能看着太阳出来,到了中午,然后有风吹着树叶,直到下午天一点点暗起来,能看到这个变化。不像现在可能每天都一样。”

  因为父亲的职业是剪辑师,常年都会外出拍片,而母亲又常常都在备课,张大磊坦承童年有很多孤独感,但他认为那种孤独感并不是让人痛苦的,“它就是让生活变得很空很大,时间变得很满。”

  1994年开始,国有企业改制序幕拉开,大集体开始瓦解,内地出现下岗潮,“职工开始发不出工资,得自己找钱拍电影,就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贫富分化。那时候人们从迷茫不知所措,到后来逐渐开始改善和适应,前两年内蒙厂开始集团化,成立了内蒙古电影集团,过去的厂就成了集团的一部分”

  当时才12岁的张大磊也隐约感受到了变化,有此放学回家,他发现父亲没有去上班,空闲时间多了,还会失眠。父母吃饭时候讲话少了,院子里面越来越多的不安出现了,经常有人喝醉酒,发生一些问题。

  《八月》的北京正是这一时期,也反映了父亲要离开国营是片场,去跟着私人的剧组做场工。张大磊有着幸福的童年,也有强烈的家庭概念,即“爸妈都会在家,我的安全感会非常强,这是小家,大集体也是,所有人都会在。”

  “这件事对人会造成比较大的冲击,但我的记忆里,比这还要更残酷一些,但在这部片子里,选取的是坚强的一面。”

  张大磊并没有把人生的第一个分水岭设在1994年,而是1995年,那是他上中学的那一年。“我所回味的人之间的交往、对美的追求和珍惜,是从1995年开始割裂的。上中学后,人就慢慢有社会性。”

导演和三位主演

导演和三位主演

  叛逆者:出走四年重塑电影观和家庭概念

  初升高的第一次,张大磊并没有考过,补习了一年。那一年,他爱上了摇滚乐。张大磊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八月》的男主角张晨的,张晨曾组建火石乐队,在呼和浩特的酒吧夜场表演多年,颇有名气,后在呼市北垣街经营一家汽车修理厂。

  到了高二的时候,张大磊就因练团而不怎么上学了。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摇滚乐正在它的黄金时代,叛逆期的张大磊也开始和长辈、规矩对抗,后来直接离开了学校。十六岁时,张大磊决定去俄罗斯学音乐,“已经都考过试了,但后来觉得,在那种音乐的殿堂里面,所有人都特别有规矩,西装革履,高雅神圣,突然觉得这事儿我不行。”

  张大磊选择了电影,他说,没有什么什么原因,就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在俄罗斯,他学了四年电影。

  这四年重塑了张大磊的电影观和对家的概念。

  在俄罗斯圣彼得堡电影大学,张大磊自认最初是盲目追求先锋,“越看不懂越要看,越觉得有思想,而认为好理解的和生活类似的东西就是肤浅的”。直到他看到弗朗西瓦·特吕弗的《四百击》,“我才真正明白要拍怎样的电影,以我自己的经历来创作一部影片,就像特吕弗一样,不用考虑之前想的说一定要思想。”

  “有些东西就在这,完全没有之前设立的套路,电影完全是自由的。那时我才明白拍电影中,电影语言的自由,才明白这一个方向。”

  另一重改变,是他开始对“家”有了概念。“出去留学时我正好十八九岁,正是定型的时候,常年在国外让我对‘家’的情感特别重。从这些片子里我看到了这样的情绪和情感,他们都在探讨生活中的人,展现建立在生活上的情感,有对生活、家庭、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思考,特别渴望人和人之间单纯交流的感情,这点很触动我。我本人就笨,很反感复杂的交往,也不会应对这种关系,这些电影让我觉得安全、亲切。”

  2005年毕业后,张大磊回到了内蒙老家。开始几年,他参加了一些剧组工作,但都很难与他的想象契合,“大多数是按照一个流程那样,复制式的工作”。张大磊选择自己写点东西,还拍些小短片,婚庆活动也拍过:“我们的婚庆视频是有剧本的,在内蒙没人这么做。”《八月》的女主角郭燕芸就曾是张大磊拍婚庆短片时的客户。

  2008年8月15日——张大磊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记得那么清楚,他在姥姥家的院子里,看见80多岁的姥姥瘫痪在床,母亲用小勺姥姥喂饭,一切与1994年的夏天如出一辙,张大磊决定,拍一部记录性的电影。

  旧模样:我很欣慰,这一幕已经留在历史上了

  2012年,张大磊完成了剧本的第一稿。

  他曾多次尝试找投资,都没成功。包括写剧本在内的前期工作,张大磊和父亲自掏腰包六七万,期间张大磊靠拍摄一些微电影来筹钱。

  “我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的剪辑师,改制之后变成了电影集团,扩建之后老厂房都拆掉了。孩子看到这个就觉得,不能再不拍了,我们就决定自己投入,把厂房的东西都拍到。”父亲张建华说。

  2014年,张大磊拿出了自己手中的60万,又找家人、朋友借了一些钱。影片的制片人张建是张大磊的高中同学,办了六七年的艺考培训班,后来他回到老家呼和浩特市开分校期间,加入了《八月》的团队。

  最初《八月》的片名为《昙花》。1994年的时候,导演张大磊的母亲在院子里养过一株昙花,片中,小雷和邻居们也争相和一株昙花合影。张大磊说,他并不希望有太过指向性的东西,将片名改成了更为诗意的《八月》。

  开拍前,张大磊与张建在几个校友群发信息,说他们要拍电影,很多朋友、同学都来了,所以影片片尾的字幕,很多都是他们身边的人。

  影片的取景大都是模仿八九十年代呼和浩特的旧模样,海报上一家三口乘坐的鸭子船,是剧组特意从呼和浩特市满都海公园的库房里找出来的。

  电影中的小区是张大磊大爷以前住过的工厂小区,一家三口住的房子也是大爷的,基本都保持着90年代的样子。令张大磊遗憾的是,《八月》里全景很少,因为小区停着几十辆车,剧组去协调挪车时,车主叫价一辆三百块,剧组没能展现全景。

  拍摄半程过去,钱已经用得差不多。后来,内蒙古著名导演、《告别》导演德格娜的母亲麦丽斯参与进来,这部影片才得以继续。

  2015年8月,电影正式杀青。4个月后,张大磊进行拍摄的小区被拆除,再过3个月,张大磊成长的内蒙古电影制片厂也被拆除。

  “我很欣慰的是,这一幕已经留在历史上了。”父亲张建华说。

  昙花开:记录一群主流价值观里的失败者

  这部纯为记录个人情怀的影片,成为2016年台湾电影金马奖的最佳剧情片,击败了冯小刚的《我不是潘金莲》,以及香港、台湾的其他新锐导演之作。

  成为黑马,是张大磊不曾预想过的。他在较有可能的最佳新导演中,已经输给了《一念无明》的导演黄进,颁这个最大奖项时,张大磊已经完全放松,“我都开始嚼口香糖了,之前一直没敢。”

  站上台的张大磊刚开始并不知道该说什么,回到后台时,与侯孝贤说话时还微微颤抖。

  “所有的八月,都将只是过去了,过去了。”金马奖组委会在其获奖词里写道。

  从电影学院毕业十年的张大磊,却才刚刚开始。张建华说,其实他曾暗自思忖,如果这个片子拍完之后没有什么名堂,就让儿子转行。

  《八月》还未正式上映时,张大磊的第二部电影就已有明确的时间轴,剧本正在撰写中,开机时间为明年冬天。这部新片仍然讲述八九十年代的故事,一个虚构出来的小镇,兼有中国与俄罗斯的特点,主角是一群在主流价值观里被认为失败的人们,但他们十分可爱。

  昙花在文学传统里,代表的是“美好但稍纵易逝”的意象,但电影正以另一种形式将消逝的美好永存。

曾国祥: B级不止,文艺不止

曾国祥

曾国祥

  在北京建国门外的国贸商场,少年时代的曾国祥和他的大姐曾宝仪曾度过好几个下午。

  “那时候我和曾国祥陪爸爸来北京出差,结果爸爸不知道去了哪里,我们两个就在国贸那些漂亮的商店间游荡。”说这话的时候,曾宝仪正在为《七月与安生》主持发布会,这部影片是弟弟曾国祥在内地的首部作品,著名导演陈可辛为其担任监制。

  这几乎是曾氏父子的常态,在香港就更是这样了。有几次,曾国祥和从台湾过来的姐姐曾宝仪一起去找爸爸吃饭,去到餐厅,发现他在开会,于是听从安排在外面等着,两人边聊边等,最后发现整个餐厅的人都是在等曾志伟的。

  曾志伟没有出席当天的活动,但许多话题都关于他,这并不意外,好多年前,曾宝仪也走过了一条从“曾志伟的女儿”变成一线女主持人的路。曾国祥最初为一部电影筹资时,人家也跟他说,其实你不用那么辛苦,你就直接找你爸爸,曾国祥气盛,硬着头皮继续去寻找投资,“不希望别人觉得是因为爸爸才有了这个工作机会。”

  凭借导演处女作《恋人絮语》,曾国祥获得了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提名,终于让人们开始明白他在做自己的事情了,随之而来的机会很多,但他却因为没有准备好,而拍了一部连自己都不太喜欢的电影,“其实这也是一种伤害,所以我就想,下一部一定要慢慢挑,因为我不知道,如果再受这种伤害我还能不能继续拍下去。”

  拒绝了很多项目之后,有一天,师父陈可辛给了他《七月与安生》的小说,“我第一次看完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一直在等的那个项目。”曾国祥认真地说。

  《七月与安生》上映三个月后,为周冬雨、马思纯捧回金马奖影史上首次双影后,尽管曾国祥憾失最佳导演奖项,但经此一役,其导演实力已受到肯定。  

  曾国祥并非双子座,但在电影方面有很强烈的双面性。一方面从小与母亲、二姐生活,他喜欢看女性题材的电影,导演处女作《恋人絮语》里的关系,也与他对母亲的依恋有关,带给电影思想启蒙的是文艺的王家卫,领他进门的则是以细腻见长的陈可辛,加上他外形俊朗,言行文雅,是标准的文艺青年。

  但另一方面,曾国祥又在《青春梦工场》、《飞虎出征》、《老笠》里出演了有些咸湿的角色,而且还执导了《水泥》这样让人后怕的惊悚短片,在纯港片市场,曾国祥又似乎是一个活在B级片里的人。

  对于风格问题,曾国祥并没有纠结太多,“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风格很强烈的导演,很多不同的电影我都喜欢,所以我现在还在寻找自己到底最适合拍什么,所以会比较想要每部戏都挑战一个不同的类型。”有媒体同行说,陈可辛带出来的人,怎么会在商业和艺术上多做纠结呢?

曾国祥

曾国祥

  “小时候约爸吃饭 发现整个餐厅的人都是在等他”

  鲁雪婷:你与姐姐曾宝仪各自在香港、台湾长大,为什么会有这么亲密的姐弟感情?

  曾国祥:很多时候我姐来香港,我们就打给我爸,说姐来到香港,找个机会碰面吧,喝点东西吃个饭或怎样,然后他会约我们去个地方。我们到那个地方,发现我爸跟一桌子的人在开会,然后他跟我们说等他一下,开完会过来找我们,然后发现他跟一桌子人聊完以后,原来另外一桌也是在等他,第二桌聊完了,还有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桌的人,然后发现整个餐厅的人都是在等他的。所以很多时候我跟我姐如果要找我爸聊天的时候,不知要等多久,一个晚上我跟我姐会有聊不完的事情一直在聊,边聊着在等我爸,会有很多很多这种时候。

  鲁雪婷:听说你学生时代是一个愤青?

  曾国祥:我觉得年轻都会经历这个时期,觉得世界上很多事情都不对,很不公平,会有比较愤世的想法,也没有很极端的事。虽然我爸不在我身边,但我还是跟我妈、我弟、我二姐生活。念完高中以后,我特别想离开家,不跟他们一起生活,想要独立一点。大学要报名的时候,其实我瞒着他们只报了在外地的,后来有三个大学收我,我妈还是挺伤心的,但是那时候我就直接跟他们说,要么就让我离开你们去念大学,要么就不念大学了直接回香港工作,有过这样一个短时间跟家人对着干的时候。

  鲁雪婷:大姐宝仪从台湾来香港的时候,你爸只给了她一间房子,连被子都没有,是这样吗?对你也是这样放养的方式吗?

  曾国祥:一直都是这样放养的方式,他真的是一个很开放的父亲,他完全没有管我们,我进电影圈的时候也没管我,只介绍我给陈导认识。其实也跟我姐当初她回来香港工作的情况一样。他其实就这样,因为他觉得你要自己走自己的路,你要碰钉,你才会学懂很多事情,这是他教我们的方法。

  “如果再受这种伤害,我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继续拍下去”

  鲁雪婷:你当时是怎么想要进电影圈的呢?

  曾国祥:我那个时候挺天真的,完全不懂得电影制作是怎么一回事,不知道拍戏有多困难,单纯地觉得自己很喜欢看电影。

  第一次跟他说是大概16岁,他问我快念完高中了,未来想做什么,我就说希望念完书以后可以做电影的事。他很惊讶,因为之前可能会觉得我对运动比较有兴趣,头一回听到我说对电影有兴趣。但我觉得他那个时候比较怀疑,觉得是不是小孩最近有这样一个兴趣,所以那时候听完以后他没有什么反应,对我说等念完大学再说吧。

  到大学最后一年的时候,他又再问我一次,快念完大学了还是想做电影吗?我说对,还是希望做电影的事,他就跟我说那好吧,我知道陈可辛最近要开一个新的制作公司,我介绍你跟陈导认识吧,你就跟着他慢慢学吧。那个时候我挺感动的,因为我还一直以为他没有多理会我的事情,听完我说喜欢电影就算了。想不到他原来其实有帮我留意为我想。

  鲁雪婷:曾志伟先生在圈内有这么多人脉,为什么最终为你请来的师父是陈可辛呢?

  曾国祥:我觉得可能是我小时候是特别偏文艺的,爸爸其实一直在跟我说拍戏要拍商业片,但是我小时候肯定不会听他的,我就一直只是喜欢文艺片。他觉得陈导是一个把文艺和商业平衡得非常好的导演,他应该是想,虽然我喜欢文艺片,未来也希望我能够拍商业片吧,然后就找一个在这两方面都能平衡的导演去慢慢学吧。

  鲁雪婷: 2008年,为什么就觉得那个时候可以开始做导演了呢?

  曾国祥:其实也没有特别觉得自己能当导演了,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要做。08年我快要30岁,就觉得是给自己的一个时限吧。我在大概06、07年的时候就觉得应该是时候要拍到自己的第一部电影,所以在06、07年就推掉很多演员的工作,专心写剧本。

  鲁雪婷:2010年《恋人絮语》出来以后反响还是蛮好的,但是为什么那部戏和《七月与安生》中间隔了那么长时间?

  曾国祥:我拍完《恋人絮语》以后还拍了一部《醉后一夜》,拍了那个片之后其实挺不开心,挺不满意的。很多原因,最大的还是自己的责任,我觉得其实那个时候自己还没准备好,但是因为有很多限制的问题硬要开拍,出来的结果其实我特别不满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因为先不说一个作品它卖不卖钱、口碑好不好,作为一个导演,你自己自己也不喜欢自己的作品的话,其实也是一种伤害,然后拍完那部戏之后,我觉得很对不起我的监制、演员,也对不起自己。

  所以我就想,不要随便地接什么项目就去开拍,下一部一定要慢慢挑,我不知道如果再受这种伤害我自己还能不能继续拍下去,所以就特别小心吧。

  鲁雪婷:那短片《水泥》跟《指甲刀人魔》是在这个片子之前还是之后?

  曾国祥:我是在短短的几个月里面,要把《指甲刀人魔》跟那个《醉后一夜》的剧本从零开始写好,先拍完《指甲刀人魔》,然后开始写《醉后一夜》的剧本,边做《指甲刀人魔》的后期就要开始拍《醉后一夜》了,所以那个时候是有点疯了,时间太短,然后我觉得那个时候自己能力也不能这样去控制两个项目,然后经验也不够,也没有找人来帮忙,所以那个时候整个人都乱的。

  鲁雪婷:那当时有在想自己要走一个什么样的风格吗?

  曾国祥:是,我现在还是在寻找,因为我不觉得自己是一个风格很强烈的导演,我其实很多不同的电影都喜欢,所以还是慢慢在寻找自己到底最适合拍什么,所以我每部戏都在挑战不同的类型。

  “我现在很能接受主流的好东西 明年夏天或开拍校园题材”

  鲁雪婷:听说你拒绝了很多其他的项目,为什么就看到《七月与安生》这个项目就答应了呢?

  曾国祥:主要还是故事打动了我,我跟陈导聊了都已经四五年吧。拍完《恋人絮语》以后,他有找我,跟我说“哎我们找个项目合作吧”,但是在四五年里面,没找到一个大家都喜欢的。

  终于在2015年年初的时候,陈导打给我说他手上有一个很好的项目,很适合我拍的,就发了《七月与安生》小说给我看,我第一次看完就觉得,这可能就是我一直在等的那个项目。

  新浪娱乐:这一次与陈可辛导演和监制许月珍合作,有什么变化吗?

  曾国祥:我之前跟着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以香港为主嘛,还没有开始在内地拍戏,然后我在这一次《七月与安生》再跟他们合作的时候,我发现陈导跟许月珍他们最厉害的是现在很了解内地的市场、很了解内地的观众以及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真的很用心的去了解到底现在内地市场需要的是什么,观众喜欢看的是什么,然后他们会慢慢分析给我听。

  鲁雪婷:陈可辛评价窦靖童 “有态度没有刺”,你觉得这个评价适用于你吗?

  曾国祥:我觉得也挺适合吧,以前有可能会比较有刺,有点反要跟主流去对抗的那种,但我现在真的完全没有了,我现在挺能接受主流的好的东西了我觉得。

  鲁雪婷:以前你好像特别不愿意和你老爸在同一个电影里面,这些年好像对这个放开了一些,是什么原因?

  曾国祥:放开了很多了,主要是没有拍我的第一部电影之前特别抗拒,那个时候不希望人家觉得能有戏拍是因为父亲的关系,所以其实我还没拍我第一部的时候,我在找投资方的时候,很多人会跟我说其实你不用这么辛苦,你就直接去找你爸,因为他也有帮很多新导演。但我那个时候特别硬,碰了不少钉子。但拍完第一部,没有那么介意了,我觉得已经能证明自己在做自己的事情,如果你还是说我是因为我爸才会有工作的话,那我也没办法改变你的想法,因为你肯定是对我有偏见,或者是对星二代有偏见。所以这几年真的是越来越放得开了,反而希望能有机会跟他合作,不管是他帮我监制也好,或者是我拍一个戏他帮我当演员也好,我觉得有家人一起在做同一件事,还是挺幸福的。

  鲁雪婷:这部片子确实很受认可,还入围了金马奖,但比较遗憾就是最佳导演最终没有拿到。

  曾国祥:没有遗憾,有提名我已经赢了,跟那些导演在同一个提名名单里面,我已经非常感恩了。我记得当两个女主拿奖的时候,她们两个上了台以后,陈导立刻转身跟我说,千万不要因为拿不到最佳导演而不开心,因为现在两个女主拿到了也是你的功劳。

  鲁雪婷:给《一念无明》的导演黄进颁奖的时候,你跳得很高,好像特别开心的样子,为什么那么开心?

  曾国祥:因为黄进是我的好朋友,我跟他是《水泥》(曾国祥执导的《水泥》与黄进执导的《Good take》出自同一部短片集,后者有曾国祥出演)的那个项目认识的。《一念无明》是政府资助的一个项目,当初我也是评委,这个项目跟我也是很有缘分,在我不知道导演是谁的时候,就很喜欢这个剧本,给了很高分,最后知道是自己的朋友。他在剧本、剪片我也有给意见,一路走来我觉得跟这个电影是有挺大的缘分的。他有提名的时候,我就有立刻恭喜他,大家去金马奖其实每天晚上都在一起喝酒聊天,那天在台上看到是他的名字的时候,我真的按捺不住了,整个人就跳起来。

  鲁雪婷:你以前曾说有可能拍一部像《让子弹飞》这样的男性题材的电影,这个什么时候会实现?

  曾国祥:我不知道,《七月与安生》出来后,有很多制片人跟投资方在找我,现在还没有说定要先拍哪一个。里面有很多不同类型的,也有你刚才说的很男生、很热血的。

  鲁雪婷:最快的会什么时候拍呢,还是你想先休息一下?

  曾国祥:现有有一个有可能最先会拍的,有希望明年的夏天吧。

  鲁雪婷:是什么类型的?

  曾国祥:是校园的,但肯定不是那种青春片,它是比较沉重一点的。

  鲁雪婷:是会用内地的班底和演员吗?

  曾国祥:对对对。故事是在内地的。

  鲁雪婷:非常期待,那陈可辛还是给你做监制吗?

  曾国祥:现在在跟他聊,问他有没有兴趣。

毕赣与他的荡麦:电影史的精修工人

毕赣(资料图片)

毕赣(资料图片)

  华山路是上海历史上的洋房区,幽深的宅邸之中,如今有一处名为“荡麦影业”的所在。

  2016年7月25日,号称只上映十天的《路边野餐》如期下片,它并没有成为艺术片的票房奇迹,但其盈利回收比率达到了113%,同时以不卑不亢的姿态打开了许多观众的观影味蕾。

  同日,影片导演毕赣与知名策展人单佐龙创办的荡麦影业获得上海市工商局核准,正式成立。

  “荡麦”一词,正是《路边野餐》的故事发生地,主人公陈升与前妻重逢的地方。此前,早已有报道指出,荡麦影业完成了由华策影业独家领投的天使轮融资,额度近千万。

  “公司并非资本的代名词,资本只是润滑剂,它是一种十分现代化的实现理想的办法。公司是一股当代的力量,影业公司,就是电影史的精修工人。”一个月后,荡麦影业在微博上公布了成立的消息,如此阐释毕赣和荡麦的使命。

《路边野餐》海报

《路边野餐》海报

  手写一个人和一只狗的漂流记

  “凯里”在苗语里的意思是“木佬人的田”,1989年,毕赣在这里出生。

  《路边野餐》里42分钟的长镜头,像极了毕赣去往外婆家的路。亚热带温和湿润气候孕育了丰茂的植被,分布在这片中山、低山地貌区,童年的步步丈量,在毕赣的视野里生长出空间感。

  “小城镇非常有层次,它的地理空间应该被赋予故事,在影院里被人欣赏。这种地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人类活动才产生的,它比你在横店搭个景要漂亮得多,但是我们好像都不太感兴趣似的。”毕赣在受访时曾说。尽管在电影所展现的老旧之外,凯里已经是一个热闹的小城。

  毕赣的妈妈开了间理发店,爸爸在市里开出租车,两个人在一起时老打架,后来就离异了。

  父亲带着毕赣住在一楼潮湿的平房,常常拿个盆子煮面条给他吃。毕赣时常想起当时外出打工的妈妈,她一年才回来一次,“从小你那么孤单,总一个人,你明显知道时间在那儿。”

  在公交只有十几路的凯里,毕赣接触艺术的机会并不多,顶多就是练过画画的基本功,但也没有继续下去,少年时期印象最深刻的书籍是杂志《书城》,但他一直有写作的习惯。

  十五六岁时,毕赣开始写诗,喜欢巴列霍、佩索阿和台湾的痖弦。《路边野餐》的原名《惶然录》,就是佩索阿诗集的名字。

  “我写过一个人和一只狗的漂流记,手写的,已经找不到了。”

  小学到初中,毕赣的爱好是打篮球,他自认为在小团体中类似领袖。高中的时候,身边的同学们开始认真思考将来干什么。在那之前毕赣曾梦想打NBA,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身高并没有勾勒出篮球员的影子,毕赣并不知道自己未来想干什么。

  “突然有一天就看到《导盲犬小Q》,才知道有电影这个事情,可以去拍拍电影。”高考选专业时,他选择了去山西传媒学院读编导专业。

  三年的大学时光,毕赣主要靠自学钻研电影,专挑学校放映室没人看的艺术电影看,去图书馆学习电影史、美术史。

  在那段时间,他看到了塔可夫斯基的《潜行者》。开始几分钟,毕赣觉得实在是很难看,但想到批评的前提是看完,他就坚持每天看几分钟。等到终于看完了,毕赣打算先去食堂吃饭,再来好好展开影评,却在吃饭时,倏然感到被塔可夫斯基的电影美学撞击。

  “我的电影观就这样被颠覆了。”

毕赣拿下2015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毕赣拿下2015年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曾怀疑自己,无法实现电影的美

  大二时,毕赣拿着姑妈给的一万块钱,试着实践自己的学习成果。没有剧本,不会调度,最后出来的素材,一半没有声音,好多镜头穿帮,他很沮丧地认为,自己根本不是拍电影的料。

  毕赣非常伤心,暑假没有去电视台实习,而是去了旁海县城的加油站工作。

  加油站的晚上,有很多卡车司机过夜,第二天一早又有很多青年骑着摩托来加油,他们不耐烦地按着喇叭、凶神恶煞地喊“加油加油”,毕赣不由产生错觉:“当时我每天想的都是《老虎》的剪辑,我怀疑自己,无法实现电影的美。然后突然在加油站里,每天早上有人喊加油,很梦幻。我当真受到很多鼓舞。”

  剪辑阶段,毕赣尝试用诗来组接镜头,以文学性填补了影像上的不足,反而生成了个人风格。这部作品被命名为《老虎》,入选了2011年的南京独立影展。

  22岁的他在平均年龄40岁左右的前辈中间,显得格外稚嫩。《老虎》边放时边有人离场,最后只剩下十几个人,其中的七八个人都是想看看这个导演为什么拍得那么难看而留下的,其中有一个成为了他的影迷。

  2011年毕业以后,毕赣回到了凯里,按照正常轨迹,他需要寻找一份工作。在朋友介绍下,他去了一家广告工作室,“其实老板人不错,但是老对我拍的东西指手画脚,我很烦,就和他吵起来了,然后他就让我滚,我当时走到电梯,电梯门快关上的时候,他还在里面喊着,狗屎,他说有才华有个屁用,有才华可以当饭吃吗,我想回答一句,但是电梯门又关了,所以就算了。”

  2012年,毕赣和好友梁凯有了打算,毕赣妈妈给了儿子一万块,梁凯的爸爸则把家里的货车卖了,再加上一位师妹,三个人在贵阳偏僻的地点租了个毛坯房,开了一个婚庆工作室,给婚礼拍短片。

  “你会看到他们之前还特别正常地聊天,一进场就变得仪式化,很神圣,大家都会哭。我觉得这个过程很戏剧。而且每一场都是这样,就像复制的。”

  拍婚庆的这一年,毕赣拍了一部《金刚经》,那是他在拍《老虎》时的灵感。“我去我姑父家,地上刻了两个字‘老歪’,我问老歪是谁,姑父说老歪是他一个很好的朋友,很早年就死了,他为了纪念这个朋友,就刻在了水泥地上。所以我就加进去老歪这个角色。姑父后来说,老歪要是能看到就好了。我就又拍了个电影《金刚经》。”

  一年过去,工作室已经无人问津,家人开始帮助毕赣寻找别的出路。当时,姑妈为他找了一份在客运站的工作,应聘考试后,他想到自己已经24岁,想到《金刚经》为他在香港影展赢得的奖,第二天就逃到了母校所在的太原。

  在太原的日子里,毕赣开始酗酒,和大学老师丁建国每天都喝。后来他拿着剧本去北京到处找投资,“这个过程非常消磨人,我没办法找到任何的一笔钱,就这样24岁就这么无情的过去了,我没有拍出我说的最好的电影。我觉得我死心了,于是我回到凯里”。

  后来,毕赣差点成为炸山的爆破员,丁建国老师找到他,说愿意自掏腰包让他拍电影,“他说上班没问题,但不能失去热情”。接着毕赣又从妈妈那里借了两万块,承诺“如果28岁没有任何你们看得到的成绩,我就随你们处置吧”。

  带着孤注一掷的心情,毕赣开始筹备《惶然录》,一部后来被命名为《路边野餐》的电影。

  荡麦,就是自己的节奏

  在瑞士洛迦诺电影节的影厅里,《路边野餐》的男主角陈永忠第一次流下眼泪。他是毕赣的姑父,也一直是毕赣镜头前的男主角,这一次,他才明白毕赣在做什么。

  参加影展之前,《路边野餐》的剪辑师秦亚楠说,她的信用卡欠了6万块。

  当年年底,影片在金马奖为毕赣捧回最佳新导演奖,毕赣意气风发地回到凯里,跟朋友们吃饭,“我听到一个朋友向他的新女友介绍我,说我拿过金马奖,我心里很高兴,觉得这下你们终于知道了,然后他接着介绍说,他拍微电影拍得很好。”

  与主流市场的触动有限不同,“大师的雏形”、“天才的光环”等业内赞誉纷至沓来侯孝贤在金马后台接受采访时,毕赣正好经过,记者问起对这位后生的评价,他说:“将来了不得。”,《纽约时报》称这部电影充满灵性,精心安排的结构充盈着情感的震颤。

  但毕赣却说:“你被时代定义为什么样子,有没有引导时代,有没有被时代抛弃,真的对个体来说,特别地不重要,我每天吃什么饭,我每天去哪儿乘凉,那种感受是最真切的,至于《电影手册》、《纽约时报》怎么写我,真的就高兴几分钟,那几分钟过后,家里面闹矛盾,我心情又不好了。那个事情没有办法让我变得心情好,变得很纯粹,反而是那些令我一头雾水的生活,保持着我的节奏。”

  “荡麦,就是自己的节奏。”影业如此自述。

  毕赣担任董事长兼CEO,他的合伙人是大学时期就参与策展的单佐龙。“很多人希望我快一点,这个是正常的态度,但是我现在有小孩,真的没办法快起来,我又老拖,所以有了公司以后就自己做决定,有了公司就会有自己的节奏。”

  据了解,荡麦成立后的首部长片为《地球最后的夜晚》,计划于今年六月份开拍。其实荡麦的第一个项目,是去年为金马奖拍摄的短片《秘密金鱼》,在影业首发的文案上,有这样一段话:“心甘情愿,继续做好电影。”

梅峰:编剧前辈,导演新人

梅峰(独家图片,鲁雪婷/摄影)

梅峰(独家图片,鲁雪婷/摄影)

  坐落在戛纳小城蓝色海岸的电影宫,于2009年迎来了李安、蔡明亮、杜琪峰、娄烨新作组成的豪华华语片阵容,但最终得奖的华人,只有一位。

  他是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春风沉醉的夜晚》编剧梅峰。

  由于是毕业班班主任,他的学生下周就要毕业答辩,梅峰因此并未亲赴戛纳。面对剧组狂欢、媒体求访,梅峰被采访者评价“过于淡定”,他得体又性情地说:“没能亲自领奖我并不遗憾,但是没有能够在大银幕上欣赏自己的电影着实让我感到很遗憾。”

  那时候他说:“今后我的重心还是会在教学上,但如果有导演或者计划找到我,我也感兴趣的话,还是会参与,做编剧和导演都不一定。”

  七年过去后,梅峰带着导演处女作《不成问题的问题》,来到第29届东京国际电影节,首场放映的影院外,露天的场地上已经列出长长的队伍,观众正等待导演梅峰的签名合影。此后,《不成问题的问题》先是在东京拿下最佳艺术贡献奖,随后在台湾电影金马奖上一举夺得最佳改编剧本奖,并将范伟送上金马影帝的宝座。

  在容量已经达到400多亿的内地市场里,载誉归来的《不成问题的问题》仍然没有确定适宜发行的档期。不过,在今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它将以展映形式亮相。

梅峰(独家图片,鲁雪婷/摄影)

梅峰(独家图片,鲁雪婷/摄影)

  只与娄烨合作

  “要是不认识娄烨的话,我可能到今天一个剧本也不会写。”

  1998年梅峰从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毕业后留校任教,当时校友娄烨已经成名。据闻两人在某论坛相识,聊得投缘之际,娄烨说有个剧本给梅峰看看,就这样,梅峰成为了《紫蝴蝶》的文学顾问。

  “他是一个很有诗情的导演。我记得当年我看《苏州河》就有这种感觉。”梅峰很看重电影里的诗情,“这部影片里带出的那种节奏完全是诗歌的节奏,好像空间感繁杂和时间感的无常,这是诗歌才会用的表达方式,娄烨很巧妙地把这种东西通过电影的视听表达出来了,所以我就特别希望能够和他合作。”

  “诗电影”是一种不重视影响也不重视叙事结构的影片,主要是强调一种氛围、一种情绪。当然,梅峰的叙事能力也相当之高超。

  《紫蝴蝶》之后,梅峰参与了《颐和园》的编剧工作,但由于这部影片未通过审查就参加境外影展,娄烨被电影局处罚“五年内禁止拍片”。

  这段时间,梅峰前往美国的IOWA大学,参与了聂华苓主办的写作计划,他和被禁拍的娄烨耗时三个月,完成了《春风沉醉的夜晚》的剧本,影片虽然在南京拍摄,但却是以外资运作,也并未在内地上映。

  一举成名天下知,但梅峰却说:“我以前只和娄烨合作过,接下来也主要只是和他合作。”

  两个人以“诗情”合拍,但从《春风沉醉的夜晚》开始,梅峰给编剧工作增上了课题研究性质。娄烨曾在透露他们的课题方向:“即对所谓中国影像气质的找寻。比如什么比较贴近2009、2010年的中国城市状况,其实还是一个电影语言的技术问题。”

  在创作娄烨解禁之后的首部影片《浮城谜事》时,梅峰谈到了这个课题:“我希望有效的组成一个故事,它可以更多层次,更丰富,能传达出当下我们所体验到的世俗状态。”

  梅峰在网络社区找到了五六个故事,娄烨从中挑选了三个,热帖“看我如何收拾贱男和小三”就在其中,后期为了构建剧本故事,又做了大量素材搜集,并增加了复杂的意外和算计。剧本的完成度之高,令演员齐溪叹现场几无即兴创作,台词都是来自剧本。

  在北京电影学院,梅峰教授的课程是《世界电影史》,在他的学习和创作阶段,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日本导演沟口健二和今村昌平的作品。在写《浮城谜事》时,他一直反复观看今村昌平的作品,“启发我如何用社会观察的视角去描述人情伦理。在社会秩序里,人面对感情和命运的戏剧性的时候,怎样用一种方法把它表现出来”。

《不成问题的问题》海报

《不成问题的问题》海报

  首部导演作品

  其实早在2009年,梅峰就透露过当导演的意向。当时他刚刚凭借《春风沉醉的夜晚》拿到戛纳电影节的最佳剧本奖。接受采访时,他说:“今后我的重心还是会在教学上,但如果有导演或者计划找到我,我也感兴趣的话,还是会参与,做编剧和导演都不一定。”

  尽管态度开放,但当时的梅峰明显更醉心于剧本创作,他透露给娄烨写剧本的时候就心想不要做导演,认为面对剧组那么多人“头都大了”,“做编剧多好,坐在屋子里做各种蒙太奇尝试,多过瘾”。

  “进入导演行业,成功的喜悦和挫败感都是匹配的,不是只有一种美好的情绪等着你。”梅峰说。

  2014年6月,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公布“新学院派”计划,包括梅峰在内的八位在校教师有项目入选,文学系教师梅峰的方向定为老舍著作改编电影,计划2016年问世,以纪念老舍去世五十周年。

  梅峰在现有读书量的前提下,再次阅读了老舍的作品,《不成问题的问题》让他感觉与其他篇目有不一样的感觉,而且还能“与现代对话”。

  就是它了。

梅峰(独家图片,鲁雪婷/摄影)

梅峰(独家图片,鲁雪婷/摄影)

  梅峰很早就想到邀请范伟出演,“小说里面描写丁务源,圆润又不让人讨厌,脸上的油光,笑起来都让人喜爱,范伟老师就特别适合。” 剧本邀请递出后,范伟约导演梅峰见面,上来第一句就问“是不是有点静水流深的感觉”,与梅峰一拍即合,两人越聊越多。开机前,他们只见了这一次面。

  影片完成后首次亮相,是在入围东京电影节之后。作为一部“新文人电影”,它继承了《小城之春》等文学改编电影的传统,影像风格上也充满了经典气息。在文学高度上,它几乎完美地传递了老舍在原著中的批判精神,让观者如芒在背。

  随后,该片在东京电影节上勇夺最佳艺术贡献奖,又在台湾电影金马奖捧回最佳男主角和最佳改编剧本两项大奖。

  多个奖项及电影节期间流出的口碑,使《不成问题的问题》在一段时期内备受关注。但该片至今仍未有具体的定档消息出来。

  不过,梅峰表示这部分不是他将参与和忧虑的事。目前,他正搜集素材,可能做一个“形态不太一样的青春片”。

  (阿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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