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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VR弄潮儿登陆威尼斯  “VR元年”后前景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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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被称为“VR元年”,在那之前的2015年,无数心怀VR梦的人被席卷进资本大潮中,拿投资容易,但最终也被资本所拖累。

三家2016年才成立的工作室经过VR大潮的洗礼,最终成为留在沙滩上的贝壳。他们在威尼斯的海滩被拾起,走到了全世界的聚光灯下。

2017年,Pinta工作室的《拾梦老人》、Sandman工作室的《自游》和魏唐影视的《窗》成功抢滩登陆威尼斯,入围了VR竞赛单元。

本期“有料”,我们将和这些拍VR电影的年轻人聊一聊,看看他们的创业故事,也一窥2016“VR元年”后,中国VR电影行业的发展现状。

中国VR电影弄潮儿

1492年10月12日,哥伦布带着三艘船航行,其中la pinta号的船员发现了远处大陆上的星火点点,哥伦布就此发现了新大陆。500多年后,三个做VR的年轻人在给自己的工作室取名时,用了Pinta这个名字作为隐喻,意为探索VR这片新大陆。

2017年8月31日9:20,一艘小船驶向了威尼斯丽都岛附近的 Lazzaretto Vecchio岛,把第一批好奇的VR探索者带上了这个大航海时代就存在的古老小岛。

第74届威尼斯电影节组委会的一个决定,让这座曾经关麻风病人的小岛,重新焕发了生命力——威尼斯电影节首次开辟VR电影竞赛单元,今年优秀的VR作品都在这座小岛上展映。

想要探索VR新大陆的中国年轻人也都来了。

·《自游》和Sandman

威尼斯电影节期间,Sandman工作室CEO楼彦昕攒了个七人旅行团,团员还包括《拾梦老人》的导演米粒和制片人雷峥蒙。9月4日上午11:05,一列火车从威尼斯桑塔露西亚火车站出发,七人小分队将搭乘这班列车前往米兰。

今年5月,《肉与沙》曾在戛纳进行小规模的定向邀约放映,口碑甚佳。中国的VR电影人都很好奇,这个执导了《鸟人》《荒野猎人》的奥斯卡大导能拍出怎样的VR作品?

旅法电影人霁月大半个月前把《肉与沙》要在米兰进行公众放映的消息首先告诉了楼彦昕,然而没有很快收到回复。起初以为楼彦昕对此不感兴趣,所以最后在威尼斯火车站看到其他六个团友时,霁月有点震惊。

实际上这很符合楼彦昕的风格。

楼彦昕并非做电影出身,他的上一份工作是在亚太经合组织负责国际合作,曾参与组织过2014年的25国领导人峰会。如今在中国VR电影的圈子里,楼彦昕就像客厅的主人,他发挥自己组织活动的特长,充当着沟通的桥梁作用。

从2016年开始,楼彦昕每个季度都会举办“砂之盒”VR影展,这既是VR电影人团队的小型沙龙聚会,同时也是一个面向B端的推荐VR电影的窗口。

“我其实算是比较系统地去做这件事,因为我从16年开始接触的工作室还蛮多的,尤其是欧洲和美国那边我还经常去交流,他们把作品给我,然后我拿回国内和同行、投资方、发行方去做一些交流,如果有合作的机会我还帮着对接。”

在亚太经合组织工作期间,楼彦昕主要负责对接大型国际科技机构和企业,包括微软、谷歌、因特尔、苹果等等,这为他在圈内积攒了不少国际人脉。

2016年初,楼彦在APEC系统下组织了一次针对VR行业的大型活动。作为毕业于伦敦帝国理工学院计算机系的高材生,楼彦昕与参加活动的嘉宾很自然找到了共同话题。这次活动也让他看到了创业的方向。

2016年9月,Sandman工作室正式成立。

工作室仅有11人,但基本能负责全流程VR作品的制作,只有音乐部分需要外包。楼彦昕坦言,创业第一年,工作室没有收入,全靠他自掏腰包拿出的200万负责了公司起步阶段的所有开支。

这个1985年出生的青岛大男孩对此并不担心,他看重的是长线发展。

“我还是很看好我们这个垂直方向的,虽然我知道现在离变现还有距离,但是今年明年都是非常重要的积累窗口期,等行业更成熟的时候,我们就有机会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了。在内容可以大量变现的时候,也许满大街都是做VR的了,中国以来都是这样的。”

好在第一部作品《自游》就非常争气,入围了威尼斯电影节VR电影竞赛单元。

入围消息公布后,楼彦昕又攒了一个旅游团,那次的目的地是收费500元一人的北京著名密室逃脱体验馆。

楼彦昕带着全工作室的小伙伴玩了这场三小时的密室体验,说起来是庆祝,其实也是工作。“因为那个密室逃脱是一个沉浸式话剧、沉浸式的游戏体验,主要是让大家感受一下这种交互是怎么设计的。我们都认为VR的内容和故事的表达方式更像戏剧,而不太像电影,因为电影是蒙太奇的方式呈现的,在VR里这些语法已经没有了,反而更像一个一镜到底的舞台剧。我们后面也会跟专业的戏剧艺术家合作去做VR与戏剧结合的尝试。”

·《拾梦老人》和Pinta

今年4月北京电影节期间,楼彦昕在中关村办了一次“沙之盒”沙龙。在那次活动上,楼彦昕把威尼斯电影节开放VR电影竞赛单元的消息告诉了Pinta工作室的CEO雷峥蒙。

“我们有什么消息都互相通气,当时填电影节的表格我们也是互相商量”,楼彦昕说,同为扎根于北京的VR电影内容制作方,Pinta和Sandman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竞争关系,反而是很好的朋友。雷峥蒙也认为,两家公司在行业上的定位并不相同,“他们在展会和海外发行上很有优势,又有活力和创造力,而我们的行业经验更长,团队规模也比他们大,希望尽快进入一个中型制作规模。”

Pinta现在有27个员工,制作《拾梦老人》时是18人。与其他两家工作室相比,Pinta最大的不同是在起步阶段就获得了600万的第一轮融资,第二轮融资也进入了尾声,让创业有了足够的底气。

《拾梦老人》里那条可爱的小狗叫罗小卡,他成为了Pinta工作室的首席卖萌官,不仅陪着雷峥蒙和米粒一起走威尼斯红毯,还蹲在《拾梦老人》的放映台上做活招牌。在今年参赛的所有影片里,只有《拾梦老人》开发出角色周边,并且带来了威尼斯。

雷峥蒙在阿里工作期间,花名叫罗卡。名字来源于葡萄牙西边沿海的罗卡角,这里是欧洲大陆的最西端,这个险峻的小角落因为大航海的波澜壮阔而成为留存千古的地标。“路止于斯,海始于斯”是刻在罗卡角标石上的一句诗歌,是大胆挑战未知的冒险家勇气的象征。

雷峥蒙就是这么一个有冒险情怀的人,他是朋友口中的鸡血阳光少年,在完整经历了阿里数字娱乐事业群、小数娱到大数娱战舰的悲欢离合后,29岁的雷峥蒙放弃了即将到手的数百万期权,以最年轻的P8之一的身份离开了阿里。

“我突然想清楚了我所追求的那一点小小的梦想”,在做数娱期间,接触到了大量的内容提供者,雷峥蒙内心深处做内容的初心一点点被唤醒。

“30岁出来闯一把,也算是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我不能对不起自己。”30岁这年,情感终于战胜了理智,雷峥蒙重新拾回了梦想和初心,与其他两个小伙伴一头扎进了VR这片蓝海里。

Pinta的另一个合伙人是雷峥蒙的初中同学兼高中校友米粒。一个是对内容感兴趣的科技男,一个是对科技感兴趣的动画人,两人毕业之后一直保持着联系。

2016年4月,雷峥蒙把米粒约出来,在五道营胡同和他聊了VR创业的想法。“我准备了好多好多话术想说服他,结果他就说了一个‘好的’,让我没有什么发挥的空间”,如今回忆起当初合伙跳蓝海的过程,雷峥蒙还是觉得非常有意思。

对于米粒来说,如此爽快地答应,是因为“时间到了”。在成立Pinta之前,米粒已经是动画圈的“老司机”了。

米粒的第一份工作在青青树动画,在那里他参与了《魁拔》的制作,其后在十月数码又参与了《大圣归来》,这让他体会到了创作的乐趣;2013年上旬,米粒前往《摇滚藏獒》在美国的前期部门工作,学到了美国动画人的耐心和经验;回国后不就,米粒加入了追光动画,在那期间他获得的最宝贵的经验是,做别人没做过的事。在那里,他导演了国内首部VR CG短片《再见,表情》。

2016年7月,Pinta正式开始运作。《拾梦老人》从2016年10月开始制作,到今年3月20日完成。“这个日期是一个技术类会议奖项Siggraph的截稿日期,所有的动画人都有一个小情结,因为皮克斯第一次得奖就是在这个会议上。所以就把3月20日当做一个意义非凡的时间点,在最后时间冲刺一把。我们在那里没有获奖,因为那个奖项更看重技术突破,也是冥冥中注定吧,如果我们在那里获奖了,就无法入选威尼斯了。”雷峥蒙说。

·《窗》和VR Times

9月5日22:00,威尼斯VR小岛正式关闭。闭岛前一个小时,《窗》的导演邵晴还在今年最热门的VR装置作品《爱丽丝》门口排队等候,希望能在最后时刻看见这部口碑佳作。和邵晴一起等待的还有他怀孕的妻子陆敏,也是他的魏唐影视(VR Times)的合伙人。

入围威尼斯的消息公布后,网络上关于《窗》的消息依然少之又少,技术出身的邵晴坦言,自己并不懂媒体宣传,光是应付威尼斯电影节的几十封沟通邮件已经占据了他太多时间。相比之下,他还是更醉心于技术,而说起影片的制作和技术,邵晴很容易就打开了话匣子。

等待离岛的船时,邵晴遇到了《家在兰若寺》的技术人员。三言两语,几个数据,两人交换了彼此制作过程中的崩溃和心酸。他们聊起《家在兰若寺》55分钟片长9万多帧,每一帧70兆,渲染的工作量极大;而《窗》里面有一个镜头是深不见底的图书馆,这里的一帧就有1个G的大小,邵晴拜托了几家朋友的公司帮忙渲染,最后都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只能自己花两个星期的时间重新渲染。

陆敏曾切身体会过邵晴每天在工作室熬夜加班不回家的日子。

《窗》百分之七八十的工作都是邵晴一个人完成的,从故事创意到后期制作,邵晴一个人走过了这段艰难的历程。一个人的创作路当然辛苦,但之所以选择创业,邵晴看重的就是在全流程上的话事权。

在成立VR Times之前,邵晴曾在一些动画公司工作,但只能负责流程中的某一个部分,即使有好的创意,最终也难以被团队所采纳,这让他很苦恼。而中国动画行业的大环境和作品质量,也让邵晴怒其不争。

动画行业已经建立起标准化的流程,需要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对于创业者提出了很高要求;于是邵晴把目光投向了VR领域,在现阶段,他完全可以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朋友的帮忙完成一部几分钟的VR短片的全流程。

邵晴的工作室采用的是独立制作人的模式,他负责主导项目,再临时雇佣相关技术人员进行制作,一方面节省了工作室的开支,一方面也保证了多个项目可以同时进行。

《窗》其实是一部低成本的VR影片。一边熬夜渲染一边刷淘宝买设备的日子至今让邵晴难忘,“因为没钱啊”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整部片子其实就是在低成本的前提下,用各种方式省钱。影片中真人实拍的部分其实是使用go pro拍摄的,因为其他设备租金太高;而架设机器的云台等辅助器材,也是从网上淘来自己组装的。

尽管设备不是顶级的,但影片的质量却没有因为成本的限制而打折扣;甚至连画面也不是立体的,但邵晴通过整体空间的建构让观众忽略了这一点。9月5日《窗》的最后一场放映结束后,VR剧场里的观众送上了热烈的掌声。

《窗》的最后,一个小女孩坐在轮椅上带着VR眼睛观看,似乎说明了之前几分钟那绚丽的空间都是小女孩的VR世界。镜头慢慢拉远,最后云端浮现出VR Times的字样。因为这最后的半分钟,《窗》看起来很像一部VR宣传片,邵晴坦言,最初制作短片的初衷的确是宣传VR。

关于《窗》,邵晴还有更多想象力想要实现,这部6分钟的短片是他的VR之路的开始,也是一部自身的预告片。入围威尼斯电影节,邵晴并没有特别惊喜。金牛座的他有个更务实的想法,希望找到投资,把《窗》做成长片。

中国VR电影产业初探

“元年”刚过,VR就成了一个迅速冷掉的风口,资本都追到AR上去了。然而仍有像Sandman、Pinta、VR Times这样的团队留下来认真做内容。

威尼斯电影节创立VR电影竞赛单元,是主流电影届对VR电影的接纳和认可。在十天电影节的喧哗过后,回归现实,中国VR电影人仍将在行业冷、融资难、变现渠道不明晰、技术瓶颈制约内容发展等种种不利条件下,继续开拓探索,杀出一条路来。

“认真做内容的团队不超过十家”

楼彦昕曾真切体会过风口期过去的世态炎凉。

2016年VR元年,他作为VR顾问帮助上海电影节策划组织过VR论坛活动,当时VR影展设在上海某商场里,购物满98元就可以赠送一张VR影票。

在威尼斯前往米兰的火车上,楼彦昕和雷峥蒙、米粒聊起这段往事,大家都觉得有点廉价的心酸。然而无论怎样,去年的上影节仍旧给了VR电影一定的关注度。

“今年行业没动静了,就不做VR了,因为他们觉得风口期的关注度过去了,我说电影节你们也太现实了吧。”从高中起就在英国求学的楼彦昕,一直习惯用国际化的眼光看问题,他看到圣丹斯电影节、翠贝卡电影节对VR电影的扶植,再对比国内电影节的“务实”,楼彦昕有些无奈。

比电影节更务实的是资本。

2014年Facebook以20亿美元买下Oculus后,VR热度持续升高。那时人们奔走相告,都说VR的风口来了,2015年下半年资本热情高涨。楼彦昕回忆,那时候基本上只要是做VR,就能拿到投资。

“当时大家就觉得VR是未来,很多上市公司投了VR以后,他们的股价就上涨,所以完全是一个投机性的行为,整个市场属于一个非理性的状态。16年开始,头显发售以后销售量不及预期,包括政府对二级市场的管控,大家发现VR可能离市场化还有一点距离,现在不会马上起来,大家都收手都撤退了。之前的那段时间是一个纯粹的炒作,因为炒作使得行业的关注被无限放大,造成了一个很高的一个预期,但是后来发现市场不符合预期,所以迅速冷下来了。”

楼彦昕在2016年9月进入VR行业,他有时候会想,如果时机再早一些,或许能更容易拿到投资。但他也庆幸自己没有成为那些被资本绑架的内容制作方。

2015年的那些很容易就拿到投资的VR影视公司都去了哪里?

“死了一半。”楼彦昕回答,“如果拿了热钱,就要更快满足资方的预期,就要想办法快速冲业绩去变现,也是一个很麻烦的事。而且好多公司瞎搞,按理说你拿了钱以后,你应该是拼命往前做产品,但是他们有很多人是拼命做品牌,最后还是被市场拖累了。那波钱太容易拿了,很多人完全是冲钱去的,而不是冲VR去的。”

如今在网上还能看到那些拿了热钱的公司曾经雄心壮志发出的通稿,然而风口过后只剩一地鸡毛。很多信誓旦旦说要做VR影视的公司最后都转为做VR广告片或者直接放弃了。

“我觉得中国人做事情都比较务实,眼前有钱赚就做,马上赚不到钱的就不做了。所以现在还在认真做VR影视内容探索的团队,不超过十家。”

“中国的VR投资环境和美国不一样”

VR电影的商业变现模式,是全世界都在探索的一个议题。

短片《Dear Angelica》是很多VR电影人心中的经典,这部由Oculus的顶级团队打造的影片,甚至开发出了一种绘图工具Quill。《拾梦老人》的导演米粒说,就像《星球大战》系列电影促成了photoshop的诞生,《Dear Angelica》的创举就在于开发了VR领域的绘图工具。然而可惜的是,因为团队顶级,作品烧钱,后期也没有变现方式,Oculus的这个创作团队已经解散。

然而,美国也有一些大型影业公司、企业、政府、新闻集团等愿意为VR电影投资。

楼彦昕介绍,尽管现在VR电影还难以赚钱,但这些愿意花钱赚吆喝的投资方都有自己的逻辑。

“第一种是政府的钱,不求商业回报,就是要社会影响力,这个钱主要是为了支持你去创作更有社会价值的作品;第二种钱来自新闻媒体机构,比如法国国家电影文化中心法国或者是德法公共电视台,他们对于内容品牌有诉求;第三种是像谷歌这样的,他们希望做了这些内容以后,可以到他的平台上去分发;第四类是影业类的公司,亚马逊、索尼哥伦比亚、二十世纪福克斯都有一些钱投资VR,他们主要就是为了作品宣传、实验IP延伸,更多的是在交学费,其实影业公司前期做的一些项目都是为了学习如何利用VR,以及通过这样的方式去链接全球优质工作室。最后一类就是有品牌诉求的广告主了。”

例如今年多个大片如《蜘蛛侠》、《银翼杀手2049》、《异星觉醒》等就制作了VR体验片,作为一种新兴的宣传营销方式,VR影片本身也会在各VR内容平台上播出。福斯现在也有一个in-house团队联合第三方共同制作《人猿星球》的VR版。

“但是中国就几乎没有这些渠道,第一是政府还搞不清楚VR是怎么回事,第二是我们的头显平台都是创业公司,不像谷歌、微软、Oculus那么有钱。还有中国的影业公司,他们有兴趣,但是他们完全不懂。这跟好莱坞六大就非常不一样,六大片厂都有专门的团队研究VR,而我们的影业公司还在传统链条里野蛮发展,让他们投钱也很难。”

“很像用胶片拍电影用剪刀剪辑的时代”

尽管融资难投资难,但雷峥蒙相信,认真的团队没有寒冬,现在是整个行业起步的阶段,也是一个拉弓的过程。

“国内外大家都是一张白纸,还没有特别好的作品出现。生产链条还不够成熟,就像传统电影初期阶段。传统电影找到了蒙太奇,VR电影的镜头语言和剪辑方式也是要寻找的。现在很像用胶片拍电影用剪刀剪辑的年代。”

制作《拾梦老人》时,导演米粒最大的感受是,传统电影的制作工具和方式大部分不能再用了,必须打开全新的思维模式,“像电影最初的创作者一样,去思考我们到底要什么,从其他的艺术形式中学习什么。”

如何在在虚拟环境中让观众舒适、流畅地了解故事,而不至于被过大的信息量束缚,是米粒在制作《拾梦老人》中需要客服的难点。而在交互与叙事之中,如何解决“我是谁”也是VR电影在提供沉浸式体验的同时,需要想明白的一个基本问题。

在米兰看完《肉与沙》后,米粒仍然在思考这个问题。《肉与沙》里,体验者一开始置于沙漠中,看到偷渡的难民被美国警察用枪瞄准,仿佛是旁观者视角;而在影片最后,一把枪又指向了体验者,变成了难民视角。“其实伊纳里图也没有很好地解决‘我是谁’的问题”。

即使是著名导演,在VR这个新领域,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也有基本问题需要解决。

拍摄真人实拍VR的蔡明亮同样也在面对技术上的难题。如今受限于拼缝技术,实景拍摄的影片往往会出现画面断层、墙壁扭曲等技术bug,需要花费大量的后期时间、人力、金钱才能修复。这也是Sandman、Pinta和VR Times的作品都选择CG制作的原因。

CG制作的VR需要继续突破想象力极限,真人实拍的VR要解决技术瓶颈,这是全世界VR电影人都面临的挑战。产业才刚刚起步,还有足够的时间试错。

三种变现模式

技术上的探索,和商业模式的寻觅,正在同时进行。

邵晴的魏唐影视的业务主要是VR电影和VR教育片两部分,用帮教育机构拍摄VR教学片的收入,平衡VR电影上的支出。邵晴的妻子陆敏是教育行业出身,夫妻俩分别负责两部分的业务。在《窗》打响头炮后,邵晴的计划是为接下来的几部影片找到投资和线上线下播放渠道,让VR电影业务也能有收入。

Pinta在《拾梦老人》这个项目上,已经开始尝试变现了。

雷峥蒙认为,所有内容商有三层商业模式:版权销售,包括线上平台以及线下院线;广告植入;IP授权价值和衍生价值。

《拾梦老人》目前定档9月13日,将在各大内容平台登陆,这属于“版权销售”。IP授权则早早就开始了。“这个片子前期设计的稿子特别多,偶然和朋友聊起,问有没有出版社愿意合作。四月份做完全片,出版社的主任看完,当即就有了合作意向,他们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很适合做儿童绘本。VR很难触及到儿童,但做儿童绘本就很合适,这对我们也是一个启发。”

8月底,《拾梦老人》同名绘本亮相北京图书博览会,还获得了AR/VR图书领域的三等奖。“这完全是无心插柳”,雷峥蒙说。

另一个变现模式可以说是“有心栽花”了。《拾梦老人》以淘宝众筹的方式,与20多个商家合作,发售了广告植入版二锅头、公文包、音响、蛋白粉、坚果、狗窝等等,还有雨伞、手机支架、毛绒公仔、尤克里里等周边产品。

在威尼斯电影节播放的版本中,戏里的这些物品并不会有广告植入,但913上线的国内版本将会尝试发挥广告价值。“其实我们前期就铺垫了要做这事,入围后就笃定了一定要干,要让更多人看到我们的电影。因为威尼斯的加成,我们招了20多个商家,入围威尼斯之前只有四五家。”

雷峥蒙坦言,因为《拾梦老人》是现代题材,比较容易做联合营销和植入,而工作室的第二部作品是古代题材的“神农尝百草”,商业模式还在探索,可能会和一些大的广告主谈一些有趣的联动。

票房收入依旧是传统电影收入的一大来源,对于VR电影人来说,他们也希望VR领域的线上线下发行渠道能尽快建立。

楼彦昕和雷峥蒙介绍,VR影院在线上平台一般是免费播放,内容方把影片提供给线上平台现阶段也基本不收费,主要是资源置换或者以宣传目的为主的合作。大家都把票房收益寄托于线下VR影院的发展。

HTC虚拟实境内容中心副总裁刘思铭透露,蔡明亮导演的《家在兰若寺》也会尝试线下发行。11月将在台湾金马奖作为大师系列的开幕片,和院线合作,进行50-100人的大场次放映。内地部分则交由合作商Jaunt负责,有可能会在美术馆进行放映。

VR影院已经起步

VR影院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新发明。荷兰的一家影院号称是全球首家VR影院,而在北京和上海,VR影院也在逐步建立。

让VR影院成为社交场所

8月27日傍晚,一场暴雨为北京城带来了一丝秋凉。

三里屯四五街上的一家小店里,坐满了冒雨前来的人们。有人在大厅吃饭交谈,一起看投影仪放的老电影;有人坐在窗边,喝着咖啡带着VR眼镜观影;里间还有小朋友在用手柄玩VR游戏。

小店的主人是顾斌,曾经他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如今是悦诚科技CEO。除了这家叫做“VR天堂电影院”的小店,顾斌还拥有位于北京马甸桥的“中国首家专业VR影院”,未来他还计划和国美合作,开设100家VR影院。

2015年,顾斌离开央视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9月8日,走在曼哈顿的街头,顾斌给妈妈打了一个电话:“此刻我感觉轻松而幸福,这是我想要的人生。”

放弃央视的高薪和名气,重新开始新的人生,当然需要勇气。顾斌的想法很简单:“我觉得电视作为硬件已经不行了,我在想什么是下一个互联网。”在纽约,顾斌帮教授做了一个名为《资本和科技对于媒体的推动》的课题,顾斌的想法是,“交互是下一步媒体的本质”。

快回国前,一次偶然的机会顾斌得知国美想转型做影院。“国美在线下零售碰到一些困境,希望做电影院帮助零售来转型。我觉得传统电影院不是好的方式,可能需要等两个小时的一场电影,才知道观众愿不愿意在看完电影后逛逛店,但是VR电影只需要15分钟。”

当时教授让顾斌做了一个调查,研究VR影院是不是像十年前的网吧,能成为一个比较好的变现渠道。“我很多时候打了问号,”顾斌当时并不确定VR影院能不能成为一条好的创业之路,他花了很长的时间思考。

“我在美国参加了所有能参加的VR、AR的会,听他们交流。一些前辈跟我说,你喜欢这个行业,即使是所谓的寒冬,又有什么不好,不然轮到你这个新人去做吗?其实做主持人比做VR赚得多也轻松啊,但我想我的人生是不是有更多可能性,可以当一个科技企业的领导者。”

回国后,顾斌很快开始了与国美的合作,首家VR影院在马甸桥国美电器动工。今年6月正式营业后,第一个月免费体验,第二月则是免费与售票结合的方式。报告显示,总票房超过一万块。

“这符合我的预期”,顾斌认为VR影院的业绩不能仅以票房去评估,“国美因为开了VR影院,人流量增强,顾客年龄结构年轻了,股价也提高了。对于我们来说,大大提高了悦诚科技的影响力,这是我花100万也买不来的,我最近都在接待各种内容方,效果是超出预期的。”

对于初期提出的100家VR影院的发展宏图,顾斌认为仍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可能性,“我和国美的老总做过交流,问他们是继续往下还是停一停,他说继续往下啊,为什么要停呢。他们很认可这个创新的东西。”

顾斌认为,未来VR影院的发展方向应该是偏向于社交型的一站式VR高端体验。

相较于VR体验店,VR影院应该具备内容上的优势,“是正式版权和最新发售的优势,我们是在国内有最多正式版权的公司,和全世界68家公司有200个正式的版权合作。中国对版权不尊重,免费下载盗版的很多,可能开一家体验店可以,但在上市公司放盗版,不可以。我相信我们迭代体验店只是时间的问题。”

相较于so real这样的极致VR互动游戏体验,顾斌认为VR影院应该发挥价格低、内容更新快的优势,走高频次消费的模式。“我们每周五晚上更新内容,一次更新十部影片,希望观众一周能来一两次。把VR电影院也当做社交的场所。”

正是基于社交性质的考虑,顾斌又在三里屯开了一家集餐饮和VR体验为一体的“VR天堂电影院”。小店新开,常在三里屯活动的徐克导演一日路过时,还进去和顾斌聊了聊未来VR电影发展的方向。而顾斌透露,悦诚科技也将参与内容的制作,将要和陈可辛导演合作大空间定位的VR电影。

设备商瞄准院线和内容商机

VR头显设备商也开始抢占VR影院和内容制作的先机。

HTC VIVE中国区总裁汪丛青介绍,HTC VIVE给顾斌的VR影院提供设备的同时,也在和数字王国合作。顾斌的VR影院在消费者场所新建,而数字王国则是和传统影院合作,在传统影院外面建VR影厅,以把传统电影观众转化为VR电影观众。这是如今VR影院发展的两种模式,而HTC VIVE希望以后中国的VR影院,都能把VIVE当做主流的头显设备。

HTC台湾区则有另外一种发展逻辑。今年HTC台湾和蔡明亮导演合作拍摄的《家在兰若寺》入围了威尼斯主竞赛单元。其虚拟实境内容中心副总裁刘思铭介绍,从前期制作到后期发行,HTC都全程参与,希望通过这部影片提供一个示范。

“希望其他文化界科技界的伙伴,能通过我提供的制片模式和设备,创作更多属于他们的内容。我们是发挥桥梁的作用,我来整合资源,让有心拍创作VR电影的人可以参与进来。我们自己的内容部每年计划出品四到五部VR作品,这个是first-party的部分,是自己的孩子,但一定要有second-party,自己继续生孩子,也教别人生孩子,别人生的孩子我们也要照顾到,这样才能转动整个VR电影的生态圈。”

VR影院在台湾地区还未建立起来。刘思铭认为HTC也可以参与VR影院业务,主要是开发VR影院管理系统,而非在线下买铺子做实体。同时也会和传统影院、或者有意建立VR影厅的大型百货公司或者消费者场所,在设备层面进行合作。

VR院线分账模式仍在探索

VR影院正在起步,VR电影分账模式也在探索中。

楼彦昕透露,在国外内容方和影院通常的合作方式是保底加分成,保底费因片而异,每部影片放映的票房大约是四六开。

已经购买了多部国外VR电影版权的顾斌介绍,引进外片的分账模式很多样。作为影院方,他更倾向于分账的模式,因为前期投入少;而内容方也很少选择卖断版权的方式,因为要通过更多放映渠道获取利润。全球播放权、中国播放权、播放权+销售发行权的几种购买模式,都会导致不同的分账结构。

一切都在探索阶段。

台湾地区也同样如此。刘思铭说,可以确定的是制片方、场地方、设备商、系统服务商都能分到钱,但具体什么比例还要细谈。

如今传统电影的43/57的制片方与影院的分账比例是经过长期的谈判才确定下的规则,刚刚起步的VR电影分账模式当然还需要时间来慢慢探索。

结语:“进了VR这行,我们就不会回去了”

“进了VR这行,我们就不会回去了。”在米兰回威尼斯的火车上,楼彦昕说了一句破釜沉舟的话。雷峥蒙和米粒也都表示同意。

就像几个小时前看的《肉与沙》的故事一样,历经艰辛穿越沙漠想要寻找一片新天地,既然已经到达了彼岸,谁又愿意回去呢?

VR给这群年轻人开启了一个新世界。尽管他们拿最近的网络段子调侃自己都是“三四十岁的老企业家”了,但一旦聊起创作,个个都是打了鸡血精力充沛的少年。没有人趁着威尼斯电影节的给自己放一个假,电影节过半就飞走了。

米粒和雷峥蒙一回去就投入了第二部电影的收尾制作,打算加班加点赶上圣丹斯电影节的截止日期。楼彦昕的团队也一直留在北京制作第二部作品《太极》,同样瞄准圣丹斯。邵晴把接下来四部戏的宣传手册带到了威尼斯,希望找到合适的创作团队和投资方,回到上海后又立刻开始了《面》《宝塔的婆娑世界》的前期开发。

楼彦昕飞到了多伦多,继续参加刚刚开幕的多伦多电影节。今年上半年他飞了很多趟,去了圣丹斯、GDC、戛纳,抓紧一切时间拓展海外渠道。他的计划是明年在青岛举办一次上千人规模的、时长五天的VR聚会,涉及论坛、展映、创投、工作坊等多方面内容,为需求方和供应方搭建桥梁。楼彦昕频繁往来于各大电影节,希望把国外的VR佳作带到中国,他也计划邀请好莱坞六大的VR部门、美国的主流VR工作室来到中国,与中国VR电影人交流。

“我是希望在中国做一个标杆式的活动,让大家每年都可以来参与这样一个聚会。美国、欧洲都有电影节花精力去推广VR,但是中国没有,那么我们就自己做一个。”

(杨晋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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